农村民主制度升级村民自治更开放——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詹成付解读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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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琳以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规范化、制度化为标志，农村基层民主质量将大大提升“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等，一并列入农村六大制度建设，是对十七大关于基层民主建设新要求的贯彻，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在农村的具体化。”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詹成付近日兴奋地说，此时，他手里拿着新华社10月19日受权发布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颁布实施仅仅10年时间，村委会换届选举也只进行了3届，农民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的养成，基层干部的民主素质和对基层民主的认识，仍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磨练和成长。在

2、新的发展形势下，面对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如何保障农民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民主权利；面对乡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的增多，如何改进农村民主管理方式，合理提高老人和妇女在村民代表会议中的比例，进而增强基层民主参与的公平性和合理性；随着农村社会利益和阶层分化，如何使行业协会、产业协会等新兴的社会组织有效参与村内事务的协商、决策和管理，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也有待于在实践中加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只能回到实践中加以解决。那些认为基层民主问题太多，主张放弃民主的激进观点，以及对现实问题采取放任、回避态度的懒汉做万方数据法，都是不负责任和不可取的”，詹成付说，。这就是为什么决定不惜文字成本，在民主选举、民

3、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个词后面全部加上实践二字的原因。其目的就是在于强调实践，强调在实践中解决问题。”事实上，各地的基层民主实践也正在不断推进。比如今年，山西省纪委、组织部、公安厅和民政厅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严肃选举纪律、保障村委会换届选举秩序，对农村党员干部群众提出了。六个做到、六个不准”的要求，对换届选举中出现的贿选等行为“有报必查”、“露头就打”。此前，浙江省也曾发出过类似的红头文件，并严肃查处了多起换届选举中出现的违法违纪案件，以警后人。村民自治更加开放决定关于“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的内容，对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政策

4、的指向十分明确，希望以此推进村民自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比如“以直接选举、公正有序为基本要求的民主选举实践”。这一方面指明了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必须是“直接选举”，对一些地方存在的乡镇政府、党委或村党组织指定村委会主任的做法作出了正面规制。另一方面，也对民主选举作出了“公正”和“有序”的基本要求。“村委会选举是中国唯一采取以一人一票方式进行提名、选举和罢免的直接选举，因此绝不能是无序的。有序有两方面含义，一是要符合法律规定的选举程序；二是要符合社会秩序。那些在选举前滥发小广告、抹黑竞争对手、殴伤其他候选人等方式，就不符合社会秩序”，詹成付表示。在民主决策实践方面，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是民

5、主决策的传统形式，但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一些新的民主决策形式不断涌现。比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将村民“民主恳谈”作为村级民主决策的前置程序，通过村民的平等对话、研究讨论、民主协商，广泛汲取村民意见建议，由此实现村民对村内重要事务决策的广泛参与。“村民议事是一个新的概念。这表明了高层对农民民主恳谈会、民主议事会、民主协商会等临时性的、较为松散的民主决策形式的尊重和认可，将这些形式吸纳入制度范围，其核心目的在于更好地集思广益，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增强村级组织的凝聚力，提高决策的执行力”，詹成付说。从“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管理实践”的要求看，与政府管理相区别，农

6、村基层的民主管理以自我管理为特点。在传统意义上，村民的民主管理主要体现在制定村规民约方面。但是，随着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诸如“蔬菜协会”、“手工艺协会”、“旅游协会”、“老年协会”、“禁赌协会”等新的社会组织逐渐增多，对村民各方面行为产生了规范和约束作用，实际上已经成为民主管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以村务公开、财务监督、群众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则点出了村民民主监督的重点和难点。2008年，我国仅中央支农资金就超过了5000亿元，随着公共财政阳光普照农村力度的不断增强，农村基层财务监督的重要性较之以往进一步提升。以新农合、大病救助、义务教育、救灾、低保、各类农业补贴为代表的各类转移支付

7、项目的“进村入户“，小水电、沼气改造等清洁能源建设的账目，部分地方集体经济的经营状况等，都呼唤着“财务监督”力度的加强。“这对于搞好干群关系、提高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效，都具有很强的现实作用”，詹成付指出，“将村务公开、财务监督、群众评议列为民主监督的主要内容，在现实中也更具有可操作性。”协商民主扩展至乡镇一级事务参与?健全议事协商”是决定关于农村协商民主的一个新的提法，其中包含着广阔的制度空间。权威人士认为，通过。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农民在基层民主中的政治参与程度将进一步增加，农民的民主协商层级有望提升至乡镇一级，这将大大提高农村议事协商的含金量。

8、根据此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农民对乡镇一级事务的协商、参与范围将被大大扩展。“比如乡镇政府的办公会议、乡镇人大会议让普通农民旁听、评论；乡镇的预算对农民公开、听取农民意见：农民评议乡镇公务员的政绩；甚至原来由乡镇政府就能拍板的某些政策，也要在全乡范围内征求意见，这些形式都可以探索”，詹成付说，“这就在乡镇人大制度之外，又开辟出一条基层农民的诉求表达渠道”。可以想象，如果这一制度精神在现实中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将使农村基层的民主管理产生两大变化。一是，乡镇政府将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来自基层的“协商压力”和“监督压力”，促动乡镇政府加快转变工作方式、提高工作质量，建设服务型政府。二是，农民的政治参与需求将得到更大程度上的满足，各方利益诉求得到更好的表达、各方利益更加均衡地体现在政府决策之中，使更多矛盾化解在基层，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农村的议事协商，在理论界和实践中都不乏思考和争论。但是这一提法正式写入党的文献，这还是第一次，体现了扩大协商民主、落实农民民主权利的改革方向”，詹成付说，“当然，这一新机制的内涵、外延，以及实现形式，仍然要靠各地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一7一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