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英语三课本学习知识翻译.doc

-! Unit 1 Changes in the Way We Live 在美国，不少人对乡村生活怀有浪漫的情感。许多居住在城镇的人梦想着自己办个农场，梦想着靠土地为生。很少有人真去把梦想变为现实。或许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正如吉姆多尔蒂当初开始其写作和农场经营双重生涯时所体验到的那样，农耕生活远非轻松自在。但他写道，自己并不后悔，对自己作出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决定仍热情不减。 Mr. Doherty Builds His Dream Life Jim Doherty 有两件事是我一直想做的――写作与务农。如今我同时做着这两件事。作为作家，我和EB怀特不属同一等级，作为农场主，我和乡邻也不是同一类人，不过我应付得还行。在城市以及郊区历经多年的怅惘失望之后，我和妻子桑迪终于在这里的乡村寻觅到心灵的满足。 这是一种自力更生的生活。我们食用的果蔬几乎都是自己种的。自家饲养的鸡提供鸡蛋，每星期还能剩余几十个出售。自家养殖的蜜蜂提供蜂蜜，我们还自己动手砍柴，足可供过冬取暖之用。 这也是一种令人满足的生活。夏日里我们在河上荡舟，在林子里野餐，骑着自行车长时间漫游。冬日里我们滑雪溜冰。我们为落日的余辉而激动。我们爱闻大地回暖的气息，爱听牛群哞叫。我们守着看鹰儿飞过上空，看玉米田间鹿群嬉跃。 但如此美妙的生活有时会变得相当艰苦。就在三个月前，气温降到华氏零下30度，我们辛苦劳作了整整两天，用一个雪橇沿着河边拖运木柴。再过三个月，气温会升到95度，我们就要给玉米松土，在草莓地除草，还要宰杀家禽。前一阵子我和桑迪不得不翻修后屋顶。过些时候，四个孩子中的两个小的，16岁的吉米和13岁的埃米莉，会帮着我一起把拖了很久没修的室外厕所修葺一下，那是专为室外干活修建的。这个月晚些时候，我们要给果树喷洒药水，要油漆谷仓，要给菜园播种，要赶在新的小鸡运到之前清扫鸡舍。 在这些活计之间，我每周要抽空花五、六十个小时，不是打字撰文，就是为作为自由撰稿人投给报刊的文章进行采访。桑迪则有她自己繁忙的工作日程。除了日常的家务，她还照管菜园和蜂房，烘烤面包，将食品装罐、冷藏，开车送孩子学音乐，和他们一起练习，自己还要上风琴课，为我做些研究工作并打字，自己有时也写写文章，还要侍弄花圃，堆摞木柴、运送鸡蛋。正如老话说的那样，在这种情形之下，坏人不得闲――贤德之人也歇不了。 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第一年的冬天。从12月一直到3月底，我们都被深达5英尺的积雪困着。暴风雪肆虐，一场接着一场，积雪厚厚地覆盖着屋子和谷仓，而室内，我们用自己砍伐的木柴烧火取暖，吃着自家种植的苹果，温馨快乐每一分钟。 开春后，有过两次泛滥。一次是河水外溢，我们不少田地被淹了几个星期。接着一次是生长季节到了，一波又一波的农产品潮涌而来，弄得我们应接不暇。我们的冰箱里塞满了樱桃、蓝莓、草莓、芦笋、豌豆、青豆和玉米。接着我们存放食品罐的架子上、柜橱里也开始堆满一罐罐的腌制食品，有番茄汁、葡萄汁、李子、果酱和果冻。最后，地窖里遍地是大堆大堆的土豆、西葫芦、南瓜，谷仓里也储满了苹果和梨。真是太美妙了。 第二年我们种了更多的作物，差不多就靠着从自家树林砍斫的木柴以及仅仅100加仑的燃油过了冬。其时，我开始认真考虑起辞了职去从事自由撰稿的事来。时机选得实在太差。当时，两个大的女儿肖恩和埃米正在费用很高的常春藤学校上学，而我们只有几千美金的银行存款。但我们一再回到一个老问题上来：真的会有更好的时机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于是，带着老板的祝福，口袋里揣着作为累积津贴的半年薪水，我走了。 那以后有过一些焦虑的时刻，但总的来说，情况比我们料想的要好得多。为了写那些内容各不相同的文章，我为《体育画报》爬进过黑熊窝；为《史密森期刊》替参赛的一组组狗套上过雪橇；为《科学文摘》调查过尚普兰湖水怪的真相；为《终点》杂志在明尼苏达划着小舟穿越美、加边界水域内的公共荒野保护区。 我挣的钱远比不上担任全职工作时的收入，可如今我们需要的钱也没有过去多。我挣的钱足以应付每月600美金的房屋贷款按揭以及一家人的日常开销。那些开销包括了所有支出，如音乐课学费、牙医账单、汽车维修以及大学费用等等。至于保险，我们买了一份低收入者的主要医疗项目保险。我们需要为每一位家庭成员的任何一项医疗费用支付最初的500美金。医疗保险则支付超出部分的80％。虽然我们仍要支付小部分医疗费用，但我们的保险费也低——每年只要560美金——而我们给自己生大病保了险。除了这一保险项目，以及两辆汽车每年400美金的保险，我们就没有其他保险了。不过我们每年留出2000美元入个人退休金账户。 我们通过节约开支而又不明显降低生活水准的方式来弥补收入差额。我们每个月仍出去吃一两次饭，不过现在我们光顾的是当地餐馆，而不是城里的高级饭店。我们仍去密尔沃基听歌剧看芭蕾演出，不过一年才几次。我们肉吃得少了，酒喝得便宜了，电影看得少了。铺张的圣诞节成为一种回忆，我们把完成稿约作为度假的一部分…… 我想，不是所有热爱乡村的人都会乐意过我们这种生活的。这种生活需要一些特殊的素质。其一是耐得住寂寞。由于我们如此忙碌，手头又紧，我们很少请客。在作物生长季节，根本就没工夫参加社交活动。吉米和埃米莉虽然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但他俩大多数时间也呆在家里。 另一项要求是体力――相当大的体力。小范围里实现自给自足的途径是抵制诱惑，不去购置拖拉机和其他昂贵的节省劳力的机械。相反，你要自己动手。我们仅有的机器（不包括割草机）是一台3马力的小型旋转式耕耘机以及一架16英寸的链锯。 没人知道我们还能有精力在这里再呆多久——也许呆很长一阵子，也许不是。到走的时候，我们会怆然离去，但也会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深感自豪。我们把农场出售也会赚相当大一笔钱。我们自己在农场投入了约35，000美金的资金，要是现在售出的话价格差不多可以翻一倍。不过现在不是出售的好时机。但是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对我们这种农场的需求又会增多。 但我们主要不是为了赚钱而移居至此的。我们来此居住是因为想提高生活质量。当我看着埃米莉傍晚去收鸡蛋，跟吉米一起在河上钓鱼，或和全家人一起在果园里享用老式的野餐，我知道，我们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求的生活方式。 Part B 唐娜巴伦描述了美国家庭生活近几年来的变化。她指出有三种力量在起作用。是哪三种力量？请读本文。读后问一下自己，同样的力量在中国是否也在起作用。中国的家庭生活最终是否会朝着同一个方向变化？ American Family Life: The Changing Picture Donna Barron 美国家庭生活：变化中的景象 唐娜巴伦 这是美国家庭一个寻常的傍晚。 门在5：30准时推开。“嗨，亲爱的！我回来了！”亲爱的老爸走了进来，他在办公室上了一天的班，肚子饿了，人也累了。迎接他的是系着围裙的妈妈，3个快乐的孩子以及炖肉诱人的香味。 全家人从容地吃完饭后，妈妈就刷洗碗碟。反正这是她的活。接着全家人聚在起居室。一个晚上大家玩玩牌，看看电视。 随后各自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爸爸和孩子们在妈妈准备早餐发出的声响和薄饼、香肠散发的香味中醒来。 什么？你说那听起来不像你府上的生活？其实，不仅仅是你一个人这么想。事实上，大多数人很可能都跟你一样这么想的。 上面描述的家庭可以说在美国曾一度相当典型。如今你仍能见到这样的家庭――不过得在电视里。只要看一看那些重播的情景剧老片子。例如，《交给比弗吧》一剧中妈妈带着珍珠项链、穿着高跟鞋做家务。爸爸整个周末都穿着西装，戴着领带。但像比弗克立弗那样的家庭越来越少了。那样的家庭正在消失，因为我们生活中的三个部分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工作方式，餐饮方式以及娱乐方式。了解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也许有助于我们改善家庭生活。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工作方式的变化。今天，“嗨，亲爱的，我回家了！”这句话可能不是出自亲爱的老爸之口。亲爱的老妈也同样可能说这句话。在上一代，大多数家庭可以靠一份工资――爸爸的工资维持。妈妈呆在家里，至少在孩子上学前是如此。但今天，一半以上有幼儿的母亲外出工作。在职人员中有大孩子的母亲的比例更高。而单亲家庭的数量在过去30年中急剧增长。 工作方面的这些变化影响着家长以及孩子。当父亲一人外出上班时，孩子们放学回家有妈妈在。（在情景电视剧里，他们回家有妈妈在，还有家里做的饼干）如今，我们会在晚托班或邻居家里见到他们。要不他们就回到空无一人的家。在各社区，孩子们都自己照管自己，直到父母下班回家。这些孩子会不会失去童年时期本应有的一些重要的东西？还是会因此培养起一种健康的自立意识？这些问题是克立弗太太过去从来不用操心的。 此外，爸爸，如今还有妈妈，在外的时间常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不多久前，大多数男人还就近工作。办公室或者工厂就在市区。爸爸经常走着去上班，或者顺路搭友好邻居的车。但现在不一样了。 今天的上班男女都是坐车来回的。他们上班距离之远会让他们的父母惊讶得倒抽一口凉气。45分钟或1小时的车程是常见的。上班族坐公共汽车、地铁，或开车行驶在交通拥挤的公路上。不少人一清早就离开位于郊区的家，一直要到天黑了才回来。今天的通勤族不再赶回家吃午饭。 说起午饭，那正是美国家庭生活的第二大变化。要是父母都长时间不在家，那谁在厨房里忙着准备美味的菜肴呢？越来越多听到的回答是没有人做饭。 如今，很少人有时间采购、烹制“家常”饭菜。克立弗一家常常吃炖肉或炖鸡，除主菜外还有土豆、色拉、蔬菜，甜食是馅饼或蛋糕。但烧这种饭菜要花几个小时。要是人们5：30才回到家，就无法在厨房里呆上几个小时。 那么双职工家庭吃什么呢？他们选择容易烹制或已经烹制好的食品。快餐，外卖食物，加热即食的菜肴构成了当今美国食谱的很大一部分。爸爸可能带回家一大包巨无霸汉堡包和饮料。妈妈可能电话定购中国菜，或让附近的比萨店外送。越来越多的人依赖微波炉在几分钟内把冷冻食品解冻。 这些烹制简易的菜肴造成的后果之一是，一家人一起坐下吃饭的时间少了。传统的快餐，如汉堡包，炸薯条，是让人匆匆忙忙吃的，而不是坐在餐桌旁慢慢享用的。现代家庭不再一起享用晚餐。其结果是，大家不再相互交流一天的事，也感觉不到合家团聚的气氛。 最后一点，晚饭之后又如何？晚上的家居生活总该跟克立弗家多少有几分相似了吧？ 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我们不必走出家门去看有什么变化。当今美国家庭的娱乐方式是克立弗家无从想像的。 三十年前，家家户户每天晚上围坐着听收音机。后来电视机取而代之。大多数家庭只有一台电视机，全家人一起收看。如今，电视机和电脑将多得令人眩目的娱乐活动带入家庭。有线电视播出的节目从有氧操到莎士比亚戏剧无所不有。录像机更是扩大了选择性。要是网络电视或有线电视没有中意的节目，录像制品商店可提供好莱坞制作的品质迥异的各种节目：新近发行的电影、动画片、"成人"电影、体育锻炼节目、旅游、体育以及入门指南录像带。让收看人参与其间的电脑游戏也提供了相当的刺激。游戏者能在奥运会上施展身手，寻找外星人，或者在小小的屏幕上摧毁整个文明国家。 有了那么多的选择，拥有一台以上的电视机也就合乎情理了。过去很少有人家拥有一台以上电视机。如今，妈妈在看她的有线电视销售服务节目的时候，爸爸可能想租一部动作片。而在女儿想看《辛普森一家》时，儿子却在玩《让我们炸毁土星》的电子游戏。何不多买几台呢？那样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可以互不干扰地看各自喜爱的节目。 当今家庭的这一景象有何弊端呢？ 只有一个弊端。今天的克立弗一家晚上各自守着自己的电视机。随后他们各自上床。第二天早上，他们匆匆忙忙各奔各的岗位（上班或上学）。他们在各自不同的时间回家。他们分头吃饭。最后，他们又各自回到自己的电视机前，各自进行晚上的娱乐活动。在所有这些时段当中，他们什么时候相互交谈或见面呢？家人什么时候才相聚呢？ 现代生活的某些现实无法改变。其一是大多数家庭需要父母两个人的工资收入。其二是许多人必得去较远处上班或上学。可是，非得为此改变一切吗？我们非得在这一过程中丧失原有的家庭结构吗？ 没有人说我们应该回到五十年代去。克立弗家庭即使在当时也只是虚构而非现实。但我们或许能从这一人家获得一个重要的借鉴，即家庭生活和工作、娱乐同样重要。如果我们同意这一看法，我们就能设法找到更多时间聚在一起。我们就能找到共同的兴趣。那样的话，我们家庭生活的情景就颇为美妙了。 Unit 2 Civil-Rights Heroes 2004年，一个纪念“地下铁路”的中心将在辛辛那提州成立。这条铁路不同寻常，它不出售车票，也无火车行驶。然而，它将成千上万的乘客送往他们梦想中的目的地。 The Freedom Givers Fergus M. Bordewich 给人以自由者 弗格斯M博得威 我步出这幢两层小屋，加拿大平原上轻风微拂。我身边是一位苗条的黑衣女子，把我带回到过去的向导。那时，安大略省得雷斯顿这一带住着美国历史上的一位英雄。我们前往一座普普通通的灰色教堂，芭芭拉卡特自豪地谈论着其高祖乔赛亚亨森。“他坚信上帝要所有人生来平等。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争取这一自由权利的奋斗。” 卡特对其先辈的忠诚不仅仅关乎一己之骄傲，而关乎家族荣誉。因为乔赛亚亨森至今仍为人所知是由于他所激发的创作灵感使得一个美国小说人物问世：汤姆叔叔，哈丽特比彻斯陀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那个逆来顺受的黑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人物所象征的一切在亨森身上一点都找不到。一个不愿奋起力争、背叛种族的黑人？卡特对此颇为愤慨。“乔赛亚亨森是个有原则的人，”她肯定地说。 我远道前来亨森最后的居所――如今已成为卡特曾管理过的一处历史遗迹――是为了更多地了解此人，他在许多方面堪称黑人摩西。亨森自己摆脱了黑奴身份获得自由之后，便秘密帮助其他许多黑奴逃奔北方去加拿大――逃奔自由之地。许多人和他一起在得雷斯顿这一带定居了下来。 但此地只是我所承担的繁重使命的一处停留地。乔赛亚亨森只是一长串无所畏惧的男女名单中的一个名字，这些人共同创建了这条“地下铁路”，一条由逃亡线路和可靠的人家组成的用以解放美国南方黑奴的秘密网络。在1820年至1860年期间，多达十万名黑奴经由此路走向自由。 2000年10月，克林顿总统批准拨款1600万美元建造全国“地下铁路”自由中心，以此纪念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民权斗争。中心计划于2004年在辛辛那提州建成。真是该建立这样一个中心的时候了。因为地下铁路的英雄们依然默默无闻，他们的业绩依然少人颂扬。我要讲述他们的故事。 听到轻轻的敲门声，约翰帕克神情紧张起来。他开门窥望，夜色中认出是一位可靠的邻居。“有一群逃亡奴隶躲在肯塔基州的树林里，就在离河20英里的地方，”那人用急迫的口气低语道。帕克没一点儿迟疑。“我就去，”他说着，把两支手枪揣进口袋。 20年前，即19世纪20年代，生来即为黑奴的帕克才8岁就被从母亲身边带走，被迫拖着镣铐从弗吉尼亚走到阿拉巴马，在那里的黑奴市场被买走。他打定主意有朝一日要过自由的生活，便设法学会了铸铁这门手艺。后来他终于靠这门手艺攒够钱赎回了自由。现在，帕克白天在俄亥俄州里普利港的一家铸铁厂干活。到了晚上，他就成了地下铁路的一位“乘务员”，帮助人们避开追捕逃亡黑奴的人。在他正前往的肯塔基州，当局悬赏1000美元抓他，活人死尸都要。 在那个阴冷的夜晚，帕克渡过俄亥俄河，找到了十个丧魂落魄的逃亡者。“拿好包裹跟我走，”他一边吩咐他们，一边带着这八男二女朝河边走去。就要到岸时，一个巡夜人发现了他们，急忙跑开去报告。 帕克看见一条小船，便大喝一声，把那些逃亡黑奴推上了船。大家都上了船，但有两个人容不下。小船徐徐驶向对岸，帕克眼睁睁地看着追捕者把他被迫留下的两个男人围住。 其他的人都上了岸，帕克急忙安排了一辆车把他们带到地下铁路的下一“站”――他们走向安全的加拿大之旅的第一程。约翰帕克在有生之年一共带领400多名黑奴走向安全之地。 黑人去当乘务员常常是由于本人痛苦的经历，而那些白人则往往是受了宗教信仰的感召。在北卡罗来纳州长大的贵格会教徒利瓦伊科芬解释说：“《圣经》上只是要我们给饥者以食物，无衣者以衣衫，但没提到过肤色的事。” 在19世纪20年代，科芬向西迁移前往印第安纳州的新港（即今天的喷泉市），在那里开了一家小店。人们传说，逃亡黑奴在科芬家总是能得到庇护。有时他一次庇护的逃亡者就多达17人，他还备有一组人员和车辆把他们送往下一段行程。到后来有三条主要路线在科芬家汇合，科芬家成了地下铁路的中央车站。 科芬经常由于他做的工作受到被杀的威胁，收到焚毁他店铺和住宅的警告。几乎每一个乘务员都面临类似的危险――或者更为严重。在北方，治安官会对帮助逃亡的人课以罚金，或判以短期监禁。在南方各州，白人则被判处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监禁。一位勇敢的循道宗牧师卡尔文费尔班克在肯塔基州被关押了17年多，他记录了自己遭受毒打的情况：总共被鞭笞了35,105下。 至于那些黑奴，逃亡意味着数百英里的长途跋涉，意味着穿越自己极易被人辨认的陌生地域。没有路标，也几乎没有线路图，他们赶路全凭着口口相告的路线以及秘密记号――比如树上钉着的钉子――是乘务员用来标示北上路线的记号。 许多黑奴在夜色掩护下赶路，有时脸上涂着厚厚的白粉。贵格会教徒经常让他们的“乘客”不分男女穿上灰衣服，戴上深沿帽，披着把头部完全遮盖住的面纱。有一次，利瓦伊科芬运送的逃亡黑奴实在太多，他就把他们装扮成出殡队伍。 加拿大是许多逃亡者的首选终点站。那儿1833年就废除了奴隶制，加拿大当局鼓励逃亡奴隶在其广阔的未经开垦的土地上定居。其中就有乔赛亚亨森。 还是孩子的亨森在马里兰州目睹着全家人被卖给不同的主人，看到母亲为了想把自己留在她身边而遭受毒打。亨森非常认命，干活勤勉，深受主人器重。 经济困顿最终迫使亨森的主人将他及其妻儿送到主人在肯塔基州的一个兄弟处。在那儿干了几年苦工之后，亨森听说了一个可怕的消息：新主人准备把他卖到遥远的南方腹地去农庄干活。这名奴隶将与自己的家人永远分离。 只有一条路可走：逃亡。“我会认北斗星，”许多年后亨森写道。“就像圣地伯利恒的救星一样，它告诉我在哪里可以获救。” 亨森和妻子冒着极大的风险带着四个孩子上路了。两个星期之后，饥饿疲惫的一家人来到了辛辛那提州，在那儿，他们与地下铁路的成员取得了联系。“他们为我们提供了食宿，非常关心，接着又用车送了我们30英里。” 亨森一家继续往北走，最后来到纽约州的布法罗。在那儿，一位友善的船长指着尼亚加拉河对岸。“‘看见那些树没有？’他说，‘它们生长在自由的土地上。’”他给了亨森一美元钱，安排了一条小船，小船载着这位黑奴及其家人过河来到加拿大。 “我扑倒在地，在沙土里打滚，手舞足蹈，最后，在场的那几个人都认定我是疯子。‘他是个疯子，’有个沃伦上校说。” “‘不，不是的！知道吗？我自由了！’” Part B 只有极少数有人能说自己的行动改变了国家的面貌，这里就有这样一位人士——罗莎。 让我们看一下她的一生吧。她坐了下去，因而她的美国同胞能够站立起来。 Rosa Parks:the Mother of the 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 ——Nancy Steinbach 罗莎：美国民权运动之母 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许多地方的黑人不能像白人那样享受一样的民权。美国南方的法律把两个种族分割开来，这些法律让黑人上不同的学校，居住不同的区域，公共汽车上坐不同部位的座位。 1955年12月1日，在南部城市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一位42岁的黑人妇女坐上公共汽车。那里法律规定坐在某些部位的黑人必须把座位让给想要坐这个位子的白人，但那个妇女拒绝让座于是她被捕了。 这一和平的不服从行为引起了蒙哥马利的黑人抗议。最终使少数民族权力在法律上发生了变化。开始了美国民权运动的新阶段。而引发这次抗议的妇女名字就是罗莎。 她1913年出生在特斯基，取名罗莎。11岁前一直在本地上学， 后来她去蒙哥马利上学。她很早离开父母去照顾生病的祖母。后来她也照顾母亲。直到 21岁她才中学毕业。 她1932 年与帕克斯结婚，他是理发员也是民权积极分子。他们两个人一起为美国有色人种协会在当地的一个部门工作。43年帕克斯成为了当地小组的一位干事，后来成为年轻人的领导。 从20世纪30年代到55年，罗莎是当地的一个女裁缝，但后来她成为千百万美国黑人争取自由的代表。 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南部许多地方，公共汽车前排座位是专门为白人所留，黑人坐后面，中间部位白人黑人都可以坐。但是如果白人想坐中间的坐位黑人必须让座。 当时一个白人想坐这里的时候，罗莎和另外三位黑人坐在那里。司机要求所有黑人都起立离开，这样白人坐下后就不会有黑人在旁边。但是罗莎拒绝起立于是她被捕了。 一些流传的故事还包括下面这点，罗莎拒绝的原因是她的脚累了，但是多年后她自己说不是这样。她说她真正感觉厌倦的是她遭受不公平待遇。后来她解释说，这儿似乎是她结束受人摆布，弄清楚如果有的话究竟有何人权的地方。 蒙哥马利的黑人妇女积极分子团体叫妇女政治联合会，该联合会致力于反对黑人公共汽车乘客遭受虐待。黑人因违背司机命令被捕甚至被杀。罗莎不是第一个在公共汽车上拒绝让座位给白人的黑人。但是蒙哥马利的黑人团体认为应该团结在她周围组织抗议活动。她是适合担当这一任务的公民，因为她是该市最优秀的公民之一。 这个妇女组织马上号召城里所有黑人在12月5日周一罗莎受审那天拒绝乘坐市内汽车。结果那天有四万人步行或使用其他交通工具。 那天晚上在全市各个地方召开的会议上，蒙哥马利的所有黑人都赞成继续拒绝乘坐公共汽车，直到停止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他们还要求市内雇佣黑人驾驶员，要求任何人都可以坐中间部位座位。不必起身让座。 蒙哥马利的抵制坐公共汽车一直持续了381天。由当地的黑人领袖尼克森和年轻的黑人马丁-路德金领导。在南部的一些其他城市也举行了些类似的抗议活动。最终美国最高法院对罗莎的案件作出最后裁决。裁定公共汽车在车上隔离是非法的。这一裁决56年11月13日作出，这几乎是罗莎被捕一年后，蒙哥马利抵制活动在12月20日法院的裁决下来第二天结束。 罗莎和马丁路德金在美国南部采取了非暴力抗议活动，这个活动永久性的改变了美国人权状况。路德金成为这一运动发言人，但是他自己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成果。而罗莎看到了。 在抵制公共汽车日子里，罗莎和家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她被解雇，无法找到工作。 因此帕克斯一家离开了蒙哥马利。 一开始到佛界尼亚随后搬到迪特里65年之前她一直是位裁缝，后来密西根州议员科尼尔给了她一份工作，让她在议会办公室工作88年她从这 个岗位上退休。 多年来罗莎一直为全国有色人种协会工作。出现在民权运动各种场合，她是个文静的女子，常常对自己名望感觉不安。但是她说她曾帮助别人，尤其是年轻人。使他们过有意义的生活，并去帮助别人。87年她成立了罗莎发展学院，用以改善美国黑人孩子的生活。 罗莎因为从事民权活动而得到两项最高荣誉，96年克林顿总统授予她总统自由勋章，99年她获得国会荣誉金质奖章。 在她晚年人们经常问她，自从20世纪60年代通过民权法案以来种族关系改善了多少，她认为还有很长路要走。但是她仍然是美国争取种族平等的代表人物。 罗莎05年10月去世，享年92岁。她遗体安放在华盛顿国会大夏，受到公众瞻仰。她是享有这个荣誉的第一个美国女性，有三万人默默从她身边走过，表示敬意。 众议院议员科尔斯曾谈起这位温和而坚强的女性对国家意味着什么。他说，只有极少数人能说自己行动和行为改变了国家面貌，罗莎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Unit 3 Security 许多年前，在美国，家家户户白天黑夜不锁门是司空见惯的。在本文中，格林叹惜人们不再相互信任，不得不凭借精密的安全设备来保护自己和财产。 The Land of the Lock Bob Greene 锁之国 鲍伯格林 小时候在家里，我们的前门总是夜不落锁。我不知道这是当地的一种说法还是大家都这么说；"不落锁"的意思是掩上门，但不锁住。我们谁都不带钥匙；晚上最后一个回家的人把门关上，这就行了。 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乡下，在城里，门不再关着不锁上，哪怕是傍晚一段时间也不例外。 在许多方面，郊区和农村甚至比巡查严密的城市街道更易受到攻击。统计显示，那些据称是安宁的地区的犯罪率上升得比城镇更为显著。不管怎么说，前门虚掩不落锁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取而代之的是防盗锁、防护链、电子报警系统，以及连接警署或私人保安公司的报警装置。郊区的许多人家在露台上安装了玻璃滑门，内侧有装得很讲究的钢条，这样就没人能把门撬开。 在最温馨的居家，也常常看得到窗上贴着小小的告示，称本宅由某家安全机构或某个保安公司负责监管。 锁成了美国的新的象征。的确，一家大保险公司最近的一则公益广告没有用图表表明我们所处的危险有多大，而是用了一幅童车的图片，车身上悬着如今无所不在的挂锁。 广告指出，没错，确是保险公司理赔失窃物品，但谁来赔偿互不信任、担心害怕这种新氛围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影响呢？谁来对美国从自由之国到锁之国这一蜕变作出精神赔偿呢？ 因为那就是现状。我们已经变得如此习惯于保护自己不受美国生活新氛围的影响，如此习惯于设置障碍，因而无暇考虑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出于某种原因，当我们觉得防范周密时就感到心满意足；我们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非得把自己与邻居和同住一城的居民相隔绝，这一切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主宰我们生活的？ 这一切确是主宰了我们的生活。如果你在一家大中型公司上班，你上下班很可能不好随意进出。你可能随身带着某种出入卡，电子的或别的什么的，因为这卡能让你进出工作场所。也许前台的保安认识你这张脸，平日一挥手让你进去，但事实明摆着，你所任职的公司深感面临威胁，因此要借助这些“钥匙”不让外人靠近。 这一现象并非向来有之。即使在十年前，大多数私营公司仍采取自由出入的做法。那时管理人员根本没想到过恰当的手段是不信任他人。 且看各地机场。过去家长常常带孩子去登机口看飞机起飞降落。这种事再也没有了。机场不再是一个有趣的学习场所；它们成了拥有最精密的安全检查系统的场所。 凭借着电子透视装置，我们似乎终于想出妙计让恐怖分子无法近身，无论是真的恐怖分子还是凭空臆想的。能解决这一问题真是如释重负，于是我们不去多想这种状况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意味着什么。如今我们走过这些电子搜查器时已经看都不看一眼了，这些装置，还有它们所代表的一切已经获胜。 我们的居住区处在强光源的照射下；我们连哪怕像阴影这样小小的享受也不想给自己。 越来越多的商人正购置连接在电话机上、能剖析来电者声音的新机器。据说那种机器能让商人知道他的朋友或客户是否在撒谎，其出错概率很小。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安全”的名义实施的：我们是这么跟自己说的。我们害怕，于是我们设法把害怕锁在外面，我们认定，那就是安全的意义。 其实不然；我们虽然有了这一切安全措施，但我们或许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不安全的国民。还有什么更好的字眼能用来描述我们被迫选择的生活方式呢？还有什么更为可悲地表明我们在这个令人困惑的新时代所感受到的惶恐之情呢？ 我们不信任任何人。郊区的家庭主妇在客货两用车钥匙链上挂着防强暴口哨。我们在自我防卫方面变得如此聪明，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或许是把邪恶锁在了门外，但在这么做的同时我们把自己锁在里边了。 那也许是我们将来回顾这一时代时记得最牢的精神遗产：在对付我们中间无形的恐惧之时，我们成了自己的囚徒。在我们这个问题重重的时代，所有的人都是囚徒。 Part B 在美国，许多人拥有手枪。有人为了自卫买枪，如盖尔巴卡尔特。另外一些人则拒绝这么做，比如她的许多朋友，因为他们认为，枪支引发的问题比解决的更多。以前盖尔与她的朋友们持有相同的观点，但后来她改变了看法。读一读她所说的一切，并判定她的选择是否明智。 Why I Bought A Gun Gail Buchalter 我为什么买枪 盖尔巴卡尔特 我在曼哈顿一个相当不错的社区长大。我的中上阶级的社会背景从来与枪支无涉。我的父母要是觉得有威胁存在，他们仅仅是在门上再加把锁。 高中时，我用一件开司米羊毛衫跟人换了个黑色的臂章。我参加人权游行，反对国防演习，抗议越南战争。作为妙龄18的少女，当一名反战分子，真是轻松自在。那时我还没有一个11岁的孩子要抚养。 时至今日，我成了一个典型的被枪支制造商看重并视为其潜在买主的那种女人——成了成千上万个采取这种行动的人中的一员。 一个万圣节的晚上，在我婚后移居的凤凰城，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和平主义信条。一辆车与我的车差点迎头相撞时，我几乎都到家了。我以纽约城出租车司机的敏捷，快速摇下车窗高声咒骂那位开车的。他当即掉转车头，几乎撞上我的车后保险杠。这时，他和两个同伴从车窗伸出头来，嚷嚷着要强奸我，砍我，杀了我。 我开进车道才想起丈夫不在家。这下我进退两难。那辆车尾随着跟了进来。我把车开到后门廊停下，冲进厨房，我家的那两条狗站在那儿等我。那三个家伙从汽车里一拥而出，进了院子。 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抓起杰克和斯露西的颈圈――一条是200磅重的爱尔兰狼狗，另一条是它的伙伴，140磅重的北极犬。随后我一脚踢开后门――我吓坏了，变得暴躁好斗――事实上我要激那三人过来。有狗相助，局势变得对我有利，他们退回安全的车里，嚷嚷着说要明天来宰了我。总算幸运，他们没再露面。 几年后，我离了婚，带着3岁的儿子乔丹前往洛杉矶（那两条狗也死了）。几个星期后我送他去幼儿园，老师发现我是个单身母亲，马上提醒我，我刚搬入的居住区里有个强奸犯。 我给警察局打了个电话，他们证实了这一情况。那个强奸犯没有什么特别的作案规律。有时他在受害者家里等候，有时他趁人入睡时潜入。当时正是夏天，可夜间我还是谨慎地锁住窗户，然后躺在床上，吓得浑身是汗。谢天谢地，那个强奸犯被逮捕了，可那是在他又强暴了两名女子之后。 不久，报纸上又报道起另一个丧心病狂的恐怖人物的事来。此人名叫理查德巴米里，人称“入室杀手”，被抓获前，一连几个月残害、杀死他人。据称他的犯罪行为非常野蛮，他加害于人的欲望非常强烈，这使我开始对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杀人的信念产生了怀疑。取人性命的想法令我憎恨，但成为他人受害者的念头更可怕。我开始问自己，你怎么跟一个杀人犯或强奸犯来谈论和平呢？ 最后，我决定要自我防卫，哪怕这意味着杀死他人。我意识到，自己曾积极提倡的一厢情愿的和平主义会为害自身，更糟的是，会为害我的儿子。于是我极不情愿地决定：为了我们的生存，我必须确保有一个最佳选择方案。我的选择：依靠警察，或拥有一支枪。 我给不久前认识的一个人打电话，我记得他有好几支枪。他告诉我，他有一支史密斯－韦森0.38口径特种枪要出售，建议我买下，因为那支枪小巧好使，又有必要的威慑力。 我买下了枪。在同一天，我弄到了6发包着塑料头、一撞击就崩碎的特别的子弹。这些子弹不是打靶练习用的，是防身用的。 花了大约50美元，我还买了个金属安全盒。如果知道正确的暗码，它的按钮式锁一碰就开，大概比伸手去床头柜抽屉取他只慢一两秒钟。我知道儿子乔丹拿不到它，但我拿得到。 我把枪拿回家，乔丹兴奋得不得了。他不停地拿起来看，我紧张地瞧着。但我相信，知识仍是我们最有力的防范手段。由于我主张对孩子进行性知识教育，艾滋病知识教育，以及让孩子学会开车，我不能不赞成教儿子关于枪的知识。 随后，我携枪带儿子去射击场。我给乔丹租了一支0.22口径的手枪。（0.38口径的他摆弄不了。）10分钟后他放下了枪，我不禁松了口气――他不喜欢握枪的感觉。 但他并不因此不来问我，如果我不在家时有人闯入，他能不能用枪。我大喝一声“不行！”，喊声响得把我们都吓得跳了起来。我解释说，要是真有人闯入，他人小，又灵活，完全可以跳窗逃生。 如今他对那支枪早没了兴趣。两人在我的卧室一起看电视时，我常常练习开启安全盒，乔丹替我计时。我已经快到只需要3秒钟了。我会问他，拿枪时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他像看傻瓜似的看着我，说：“要看看子弹是不是没上膛。不过我是不会去碰它，也不会跟朋友们说的。”乔丹对枪已经厌倦了。 而我则盼着每个星期一――射击场的“女士专场”――我可以免费练习射击。我在柜台上买一盒子弹，几个靶子，戴上护眼罩和护耳罩，穿过双层门，来到射击区。 到了那儿，我把子弹装上膛，看着枪管上的瞄准器调整瞄准方向。我对着25英尺开外的真人大小的靶子的胸部连发6弹。随着一发发子弹洞穿对面画着的图像，我意识到，自己正在习惯拥有枪支，拿枪时不再害怕了。枪的重量在手上已觉得挺舒服。我坚持练习。太多的人由于不知如何使用枪而死在自己的枪下。 我花了好多年才决定买枪，又花了好几个星期才学会把子弹装上膛。枪让我恶梦不断。 一天夜晚，我梦见自己醒来，发现有人闯进屋子。我一把抓起枪，坐在床脚处等着。最后我看着他拐过墙角朝我走来。他很高大，把过道都堵住了――根本不可能击不中。我不想开枪，但我知道生死在此一搏。我手指扣住扳机，最后用力一扣，准备在亲手结束侵入者性命的同时庆幸自己没有成为牺牲品。就在我决定开枪时我醒了。 我如释重负，不由得热泪长流，幸亏这只是个梦。 我从来没有像在买枪一事上对某种行为的后果如此反复权衡――可是，我也从来没做过后果如此严重的事。我的大多数朋友甚至不肯跟我谈论这事。他们认为，暴力只能导致暴力。 他们或许是对的。 Unit 4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Was Einstein a Space Alien? ——Tony Phillips 爱因斯坦是一个外星人吗？ 艾伯特爱因斯坦被搞得筋疲力尽。连续第三个晚上，他的宝贝儿子汉斯，哭泣，让家人清醒直到黎明。当艾伯特终于睡着了却是时候起床去工作了。他不能跳过一天。他需要工作来养活家人。 他轻快地走到专利局，在那里他是一个“技术专家，第三级，”艾伯特担心他的母亲。她越来越虚弱，她不赞成他与米列娃结婚，关系紧张。艾伯特看了一眼路过商店的橱窗。他发现他的头发是一个烂摊子，他忘了梳一遍。 工作，家庭，使收支平衡。艾伯特感受到任何年轻丈夫和父亲的所有的压力和责任。 放松，他彻底改变了物理学。 1905年，在年龄26时，四年前他找到了工作作为一个物理学教授，爱因斯坦出版了五个最重要的论文在科学史——所有在他的空余时间写的。他证明了原子和分子的存在。1905年之前，科学家们不清楚那些。他认为光是小块，后来被称为“光子”，从而奠定了量子力学的基础。他描述了他的狭义相对论理论，空间和时间是同一个织物的线，他提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