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混沌群体”的报告】-混沌大学骗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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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来自“混沌群体”的报告】 混沌大学骗局【来自“混沌群体”的报告】 混沌大学骗局 “精神病患者”一个被填充了排斥、歧视，甚至是暴力色彩的词汇。所有以正常人自居的人都认为这个词汇离自己很遥远，那是另一个陌生的世界。而事实上，一方面我国70%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得不到治疗，他们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有些甚至危及家人、社会和自身安全；另一方面是正常人因社会纠纷乃至家庭矛盾而“被精神病”。现实生活中，关于精神障碍的热点话题越来越多，引起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 在酝酿了26年之后，精神卫生法（草案）日前已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揭开中国精神病从“乱象”走向“法治”的序幕。迈出这艰难的第一步之后，从疯癫走向文明的希冀

2、已隐然若现 混沌迷失的庞大群体” 过去的一年，国内发生了数起精神病人杀人案件。也发生了多起精神病人被杀事件，公开报道的就超10例，“凶手”多是他们的亲人。 20XX年5月12日，南京市六合法院城东法庭，开庭审理杨某杀人案。被害者是杨某的婶婶。 事情发生在20XX年7月17日。杨某后来跟警方讲，当晚他看电视节目非诚勿扰，看着看着浑身燥热，觉得美女都在勾引他，有点“飘”。他觉得母亲不是母亲了，于是去看个究竟。吵闹起来，母亲吓得往外跑，他拿起菜刀就追。追到堂叔家门口，看到婶婶，他觉得婶婶是20岁的女子，觉得奇怪：“到底是鬼还是那24个美女？”接着殴打、刀砍，致婶婶死亡。 事发后，精神病司法鉴定显示，

3、杨某属于短暂性精神障碍，作案时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此案尚未宣判。 调查发现，杨父也患有精神分裂症。因家庭贫困，父子都没医治。 20XX年7月3日，吉林梨树县农民白小涛杀死了患精神病的妻子刘影。白小涛称，刘影十多年来看病花费巨大但无好转，病发时会拿刀砍人，还多次举起儿子要摔死。20XX年7月初，刘影又抓伤白小涛，还用菜刀剁死了鹅，吓得女儿不敢回家。白小涛称，7月3日半夜，刘影起来烧衣服，他一狠心从后面用绳子勒死了她。 “他们如果及早得到(入院)治疗，或许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黄雪涛，通过对100多个案例和300多篇新闻报道分析，归纳出这些病人的共性是：家庭监护责任过重

4、，社会救助严重不足。 由于精神病治疗周期长、易复发，有些要终生服药，对于许多家庭都是沉重的负担。据中国精神卫生中心在20XX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其中70%得不到治疗。意味着这个群体已经庞大到无法用界限来划分，也容不得任何抗拒与疏离，他们融合在无数的家庭和人际关系网中，与“正常人”血脉相连、肌肤相亲 谁成了“被精神病” 近年来，各地“被精神病”案例屡被曝出。在有关精神卫生立法的报道中，“被精神病”也是最为火热的话题。 案例1 几乎每一位“被精神病”者，都对自己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的情形记忆深刻。20XX年7月，陈德明在北京某公园

5、上演行为艺术，模仿着当初被家属强制送进精神病院的情景。 陈德明没病。医生诊断：“患者目前无精神病性症状”，可以出院。但一条在精神病院实行多年的不成文规定“谁送来谁领走”阻挠了他的离开妻子拒绝领人。 住院56天后，在姐姐的努力下，陈德明离开医院。等待他的，是一纸离婚诉讼的法院传票。他和妻子一起经营的黄金珠宝店已经关门，价值400多万元的珠宝不知所踪，股票账户上的80万元被套现，家中的保险柜空空如也。 20XX年6月20日，在一个由律师和法律学者组成的小型论坛上，陈德明平静地讲述着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 案例2 53岁的上海某机械厂老工人周鸣德，回忆起自己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的过程时仍然心有余悸：20

6、XX年4月23日清晨，刚走到上海火车站大门口，忽然感觉到身后有人，来不及反应，就被硬物袭击后脑勺，当场昏倒在地。苏醒过来时，双手已被反剪，身上也被约四寸宽的白色布带捆绑。两个便衣男子将其塞进路边停靠的120救护车，强行送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下车后，没有办理任何入院手续，他被两名男子直接带上十楼的病房。七八个穿着蓝色制服的护工围着他，给他换上病服，然后把他的衣物、手机、钱包等全部拿走。从病房到楼梯间，渐次有玻璃门、铁门和木门三重封闭的大门，均需要医院的工作卡才能打开。从此他与精神病患者共居一室，却无从知道自己入院的原因。 此后的病历显示，20XX年3月18日，周鸣德的妻子、儿子及普陀区桃浦镇

7、妇委相关人员曾到医院叙述称，周鸣德“到处上访，行为异常，怀疑妻子有外遇，殴打妻子等”。医生诊断：根据病史，考虑偏执状态，登记住院。 周鸣德遭遇的关键点在于：医生在未见到他的时候，仅凭其妻和儿子的一面之词就给出诊断，并强制其入院。 面对调研精神卫生工作的全国政协专题考察组，湖南省邵阳市精神病医院院长吕春江心中五味杂陈。 在一些重要时刻，地方政府的管理压力大增。每年都有一些人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少的时候三五个，多的时候十来个。吕春江印象最深的是20XX年，当年地方政府送来了十多个“精神病人”。 这些人因各种问题反映情况，“有些偏执，有心理问题”。但吕春江坦承，他们不算精神病。 这些人被强制送到医院后

8、，坚决不愿意就医。 吕春江说，这些人有部分自知能力，原则上不能接收；但他们是当地政府送来的，能不收吗？这类病人通常是被收治一周或半个月左右，当重要时点结束后，他们就出院了。这种类似“被精神病”的状况，因为操作的“短平快”，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却也印证了对于“被精神病”现象。专家们很少提及的另一事实是，精神病院常常难以摆脱政治力量的左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界人士指出，精神病专家“误诊”病人背后，除了利益瓜葛，往往是某种政治压力。一些地方当局出于维稳需要，将精神病院作为维稳工具，精神科医生也被迫成为制造精神病人的工具。 据了解，中国非自愿住院的比例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曾高达70%以上。当前即便按

9、照50%来算，仅20XX年就有30万以上的患者被非自愿地收治。基于种种现实，尽管对于“被精神病”的观点分歧巨大，精神科医生也和法学者一样，希望“建立一个严谨、细致、操作性好的非自愿住院制度”。 哲学家笔下的“愚人船” 精神病院，一个人们熟悉而又倍感神秘、惶恐的场所，躁狂、妄想、歇斯底里与抑郁人们所害怕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在那里，他们得到治愈，或面对死亡。 “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这就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笔下的“愚人船”。在精神病院出现之前，精神病患者往往被视为需要“清理”和驱逐的社会多余累赘

10、而被城市交给船工，任其流浪 在古代中国，严重的病患也会被视为家族的耻辱而被囚禁或流放。直到113年前，第一所精神病院在中国建立。1898年，清政府风雨飘摇，在广州，美国传教士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精神病院。虽然比起欧洲晚了5个世纪，但也正因为起步较晚，所以在建立之初，这所医院就有着相对正规的管理体系，在权益、规范、康复等诸多方面都烙下了“文明”的印记。这所医院在我国精神卫生领域投下了第一道曙光，自此，“应治尽治”作为精神病治疗的基本原则被确立下来。 百年后，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但精神病院床位和执业医师的数量与之的比值却只有1：121和1：842，显然是杯水车薪。况且，仅有的资源还集

11、中在发达的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很多区县、甚至地市级城市都没有一家精神疾病医疗机构。求医的愿望无法实现，排斥的心态得偿所愿，在一些地方，人们把精神病患者用高墙铁锁“囚禁”，任其自生自灭。即使在一些发达城市，情况也不容乐观。 精神病治疗机构数量不足，经费也往往入不敷出，还面临着人才的困境。巨大的歧视与排斥，使精神病院看起来更像是让病人远离现实世界的避难所，却又让医护人员陷入了来自社会歧视的焦虑之中，更何况，同为医者，他们的待遇还不及综合类医院的三分之一。社会康复体系的缺失，更让已难负重任的精神病院成为了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在这里，很多人住了几年、十几年，至几十年，无

12、形的囚锁困住了他们的心灵，他们远离人群、社会、正常的生活，直至他们完全康复，也无法找到归途。 “飞越疯人院”的念想 在北京回龙观医院财务科科长郭敬源的眼中，精神病院“越来越人性化”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整个社会都在发展，和国外的交流也在增多。”就这家精神病院而言，除了医护人员的态度，最明显的变化是窗户。回龙观医院新盖的病房楼弃用了在精神病院风行多年的铁栏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式大玻璃窗，从外观上看来，它与普通玻璃窗无异，但能抵御极强的外力冲击，“连大铁锤都敲不碎”。 不过，即便建筑的外观、医护人员的态度都在变化，封闭式精神病房也实非令人愉悦的场所，“飞越疯人院”的念想潜藏在无数精神障碍患者心中

13、。 韩丽云的丈夫发病时没别的症状，就是“乱花钱”。最近的一次，他在两周内花了十几万元，“家里的家具、电器也几乎被扔光了。现在家里连个趁手的锅碗瓢勺都不齐全。韩丽云的丈夫目前正在住院。在前一次的探视中，丈夫递给她一张纸条，中心内容是：“想办法让我出院。”他给韩丽云出了好多主意，写满了一张A4纸，比如：“告诉医生，我甲亢复发，需要尽快出院看病。”当然，他对局势仍有清醒的判断。最后一条是，“如果你没本事把我弄出去，就来看我。” 初入医院的病人或许还将面临另一种折磨。20XX年被亲哥哥送入精神病院的“被精神病者”甘国辉，在博客中详细记载了他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当天，那种压抑、惊恐、度日如年的感觉： “

14、容不得我思考，病床前已有七八个穿白大褂的人将我围住，分不清是医生还是病人。反抗，已经是毫无意义的，刚一躺下，四肢即被按住，膝盖压上我身体，出于本能，我的四肢开始收缩发力，但七八人围住我，他们的目光或严厉、或凶狠、或欲得之而后快。后来我才知道，除了护士，这里面好几个都是病人。很快，我的双腿分开呈八字绑在床尾，双手绑在床的两侧。完全固定住四肢后，手机、家门钥匙、衣服、鞋子都被悉数搜走。我已经彻底丧失了抵抗的能力，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因为不能动弹，几个小时后，身体越来越不舒服，鼻子瘙痒想抠抠鼻子都不可能，又不敢寻求帮助，我只能侧着头在旁边的被子上擦蹭。大约晚上12点，护士终于给我解开了双脚，这

15、时才可以勉强屈屈腿来缓解身体的极度不适。” 精神障碍的治疗，目前仍以药物为主，在药物作用下，睡眠成了病人最主要的活动。长期服药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研究显示，病人可能出现帕金森综合症；还会出现迟发性运动障碍，常常可以影响面部活动、肢体运动和吸吮进食等。 除了抗精神病药物可能存在的治疗风险，我国精神病医院必不可少的治疗手段就是电疗。这是目前被认为对精神疾病最为有效的治疗手段之一，但也是争议最大的治疗方式。一位张姓大夫这样描述关于电疗的作用：“电休克主要治癫痫和抑郁严重者，包括躁狂症”，“疗效特别好，再有，对拒绝合作的病人、打人的病人，电休克同样有效而且相当明显。” 电疗广泛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抑郁

16、症和其他不确定的精神疾病。但事实上，电疗自诞生至今仍是饱受争议的精神疾病治疗方法。而几乎成为共识的是，电疗对精神疾病短期疗效显著，但极易复发。 入院难出,欠费难结 已在精神病医院呆了6年的袁小军威胁医护人员：“要么送我出去，要么我就死在这里。”20XX年7月7日，邵阳市精神病医院封闭病房内，袁小军（化名）再次要求出院。他手指头顶的伤疤，意指要撞墙去死。伤疤是他此前为求出院而两次撞墙后留下的。袁小军在医院已经6年，从病情上讲，完全可以出院了。但是，没人愿意接他。事实上，袁小军入院时，其父母、哥哥已举家外逃，再无联系。 20XX年秋，27岁的袁小军突然提刀连砍5人，其中3个是孩子。后果是，3人死亡

17、，2人重伤。而被害者跟他无冤无仇。精神鉴定结果显示：袁小军患精神分裂症。20XX年10月，他被警方送至精神病院治疗，两个多月后，其精神分裂症基本治好。为了袁小军出院一事，医院作出了很多努力，联系警方，民警说这事得找政府；医院联系当地县、乡政府和村委会，说明袁小军只要坚持服药，病情复发的可能性极小。但是，没有一处愿意接收他。 病人的“只进不出”影响着医院的接诊能力。袁小军住院的费用，由有关部门按最低标准支付。另有一类病人，不出院并欠费，让医院更为难。病人欠费到一定程度，医院的办法是在其病情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将其“遣送回家”。医院院长吕春江说，每年送回去的病人有50多个。这些病人少的欠费一两千元，

18、多的欠费5000多元。为能将欠费病人送回去，医院特批每个科室可免费使用救护车3000公里。因为如果住在医院里，“要吃饭，要吃药”，欠费会越来越多。这有些不近人情的举措，其背后是吕春江的困局，医院每年获得当地政府财政拨款190万元，只够给全院300多名员工发3个月工资，其他的支出都要靠自筹。如果不能从病人身上收取费用，医院就要关门。 患者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杨女士从儿子16岁患病起就生活得如履薄冰。儿子在北京工作后，杨女士和丈夫办了提前内退，追随他来到京城，“我们不照顾他，监督他吃药，防止他出事，谁来管他？” 39岁的韩丽云曾在丈夫的要求下离婚，但她选择了复婚。“我必须管他，否则没人管；而且我不能

19、让儿子觉得我抛弃了他爸爸。”这个曾经拥有一家利润可观公司的女人在采访中数度哽咽。 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得了精神病，其家庭就无可避免地陷于悲剧。由于精神病复发率高，病人需要长期服药，“因病致贫”是普遍的现象。另外，由于缺乏政府扶持和社会救助，精神病人完全依赖家属照顾。家属的人生和工作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调查显示，目前中国40岁以下的患者主要由父母、40岁以上的患者主要由配偶、成年子女或兄弟姐妹承担看护职责；由家属或监护人护送入院治疗的患者比例达40.3%59.5%。照料负担不仅体现在经济和体力上，也体现在心理上。一项对精神病人配偶的调查显示，他们在生活质量的许多方面远低于同龄人。 将个体与家庭捆绑

20、在一辆战车上，是中国的传统。这一传统既可释放出积极的力量，也会导致消极的后果。在精神障碍患者的照料问题上，两股力量都是惊人的。历史学家杨念群称，在传统中国，“疯癫禁闭的最终目的都是从社会安全与稳定的角度出发而实施的，与医学意义上的疾病治疗无关。”家庭看护的优点是，“疯癫病人至少在亲情监护的环境下，仍具有实质性的家庭成员的地位。”但缺点也显而易见。 20XX年3月3日，大河报报道，“24岁的龙龙（化名）脖子上套着一个手腕粗的铁链子，另一头则系在房梁上。在自家这间土坯房里，他已被锁了半个月了。每天他的活动范围就是这五米长的铁链允许的地界。原来，他是一名重症精神分裂患者。为了防止他犯病时惹事，家人只

21、有无奈地把他锁住。3月1日，河南省精神病院实施的解锁工程帮他打开了囚禁锁链。”而在几年前福建的一次“解锁行动”中，厦门的两位医护人员描述了一个精神障碍患者生活的空间：“那个屋子非常臭，大便都在里面，他吃饭的饭碗就是在他的铁门底下挖了一个小洞，我觉得好像这是给狗喂饭的饭碗一样。 据报道，西方国家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例约为20%，而中国仅有1%。如此有限的投入，却要负担起占所有疾病20%的精神疾病。公益律师黄雪涛主笔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披露，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广东省，仍有七个地级市没有地市级精神病院。与此同时，在国家与家庭之间，社会力量更是一片空白。有关专家指出，西方成规模的社会

22、服务历史自工业革命以后就已蓬勃兴起。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多数欧美国家更把精神卫生服务的重心全面转移到了“以社区为基础”。即便患者流落街头，其照料也只是社会的责任而非家庭的义务。美国精神卫生专业社会工作者人数，在20XX年就已超过11万。而中国目前专业从事精神卫生的社会工作者人数，还不到100名。 回归社会，他有恍如隔世之感 “何必奢谈告慰死去的亲人，你告慰一下我们这些死不能瞑目的亲属吧！患者和家属期盼好心的医生为他们解急救难。”不久前，一个近乎绝望的母亲给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疾病全程干预中心写信，建议北大六院建设全科型的康复医院。日渐年迈的她忧心自己去世后，谁来照顾患精神分裂症的儿子？该

23、中心的主任姚贵忠告诉记者，那封信让他以及中心的医护人员，心情都非常沉重。那是中国绝大部分精神病人家属共同的难题。 长期研究精神病人康复的姚贵忠说，病人必须回归社会，在正常的环境下康复，在专业人士和社会工作者等人的帮助下，逐渐恢复社会功能。能不住院就不住院，甚至也不必要让家属长期照顾，在症状没有发作的时候，他仍然有工作和生活的能力和权利。这不仅仅是保护患者人权，也是保护家属的人权。 这样的观点在国际上已获得共识。世界卫生组织（WTO）在20XX年提出了理想的精神卫生服务的组织框架。该框架呈金字塔分布，最底层是病人自我照料；再上一层是主要的模式，即非正规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由基层医务人员提供的基于

24、社区的精神卫生服务；随后，才是正规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和综合性医院中的精神科服务；最后，才是精神卫生专科机构和专科人员的服务。 王诚是意大利社区服务模式的极力拥护者。20XX年，与北大第六人民医院合作，他所在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将意大利精神卫生预防、治疗、康复的整个链条搬到了北京海淀。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的封闭式病房如今和综合医院的普通病房无异，以前和病人用铁栏杆相隔的护士站完全对病人开放，病人的生活半径不再局限于狭小的病房，他们可以去户外打球，还可以上网、唱卡拉OK。为锻炼病人的职业技能，帮助病人重返社会，多种职业技能训练也被搬进了精神病院。 更重要的是，和海淀区政府合作，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

25、院在各个街道为散居在家的病人建立了康复站，还与意大利的一家NGO合作，成立了一个叫做“玫瑰园”的精神障碍患者日间居住站。在“玫瑰园”，十几名病情稳定的精神障碍患者不再是丧失一切能力的被照顾者，他们住在一起，在几名志愿者的帮忙引导下，自己做饭、自己洗衣。 尽管刚刚开始，这种模式已经受到了欢迎。王诚认为，以此种模式来配置资源，更合理，也更经济，“因为家属不愿接，现在许多本应进行急性病治疗的精神病院中有一半是老年精神病患者，他们应该去住精神病养老院；而青壮年病人一旦病情稳定就应该去康复机构或者日间居住站，那样才能更好地回归社会。” 一位患者在住进“玫瑰园”的第二天，写下了这样的日记：“玫瑰园有树：石

26、榴树、柿子树、樱桃树、花椒树、桃树等；有花：扶桑、老来少、月季、仙人掌等；有蔬菜：白菜、葱、香菜、西红柿等。在庭院里散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心旷神怡之际，不禁想起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想这里的花园庭院使我们可以过一种回归自然的康复生活。回想起在医院的生活，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可喜的是，在酝酿了26年之后，精神卫生法（草案）日前已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草案说明中指出，要“合理分配各方责任，建立政府、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负担适度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精神卫生工作机制”。此外，还规定了财力保障措施，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精神卫生工作需要，将精神卫生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费用，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无基本医疗保险的，国家给予救助。对于无生活来源的患者，民政部门应当予以养护、救济。” 精神卫生法（草案）终于揭开了中国精神病从“乱象”走向“法治”的序幕，闪耀着从疯癫走向文明的曙光。 （据中国经济周刊、新世纪、新京报、京华时报等）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