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兼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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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 兼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内容提要】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科举束缚天下英俊，使之归于一途，使举国沉溺于时文，使士子除科名外，对其他则“集体冷漠”;科举制度的严密和完善，使任何哪一个人都无法直接决定士子的命运，于是，“科名前定论”产生了，科名主于“神”，甚至连考题都主于“神”;在此前提下，士子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乞神、求巫、乞“先师”;这种科名前定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宋人志怪小说的创作。【关键词】 宋代;科举制度;社会心态;志怪小说 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如何?这无

2、疑是个值得关注、也令人感兴趣的问题。“社会心态”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且不同时期的社会心态不尽相同，情况极为复杂，而科举带给每个士子的际遇和感受又千差万别，甚至悬若天壤，欲进行考察，只能从形形色色的“心态”中寻找共同点。于是我们发现，在极重“科名”的宋代，由“科名至上”衍生出的“科名前定论”，是宋代科举制度下社会心态的凝结点。一个无论是“金榜题名”者、还是“名落孙山”者，甚至是与科举毫无干系的人都要接受或不得不接受这个理念，即便是时过境迁，也还会津津乐道。故本文从“科名前定论”切入，研讨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而由于反映社会心态的材料多来源于笔记和志怪小说，因而略及“前定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

3、影响。 一、宋代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命运 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是由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命运决定的。刘壎答友人论时文书曰: 夫士禀虚灵清贵之性，当务光明远大之学。然为昔之士，沈霾於卑近而不获超卓於高远者，盖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於一途，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虽有明籍之材，雄杰之士，亦必折抑而局於此，不为此不名为士，不得齿荐绅大夫。是以皇皇焉，竭蹶以趋，白头黄册，翡翠兰苕，至有终老而不识高明之境者，可哀也。 1（卷11） 刘壎是由宋入元的士人，他的这段话，可谓是对有宋科举制度的深刻反省。习时文，取科名，然后入官治民，虽然一生“皇皇焉”，“不识高明之境”，但却心甘情愿，不仅获得了心理平衡，而且得到

4、社会价值观的普遍认同。南宋人项安世曾作拟对学士院试策，论科举在宋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略曰:“科举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兴国以来，科名日重，实用日轻，以至于今。二百余年，举天下之人才一限于科目之内，入是科者，虽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虽周公、孔子必弃之。习之既久，上不以为疑，下不以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则上蓄缩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复论矣。” 2（4之43） 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决定士人的命运，原因是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仕进之途。也就是说，“科名”成为官场的唯一“准入证”，“含金量”极高。在唐代，先是明经科，后是进士科，虽也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地位，但有此科名

5、者不过是做“美官”，成“清流”，而入仕门径却不少，不像宋代这样“出是科”者就“必弃之”。科举决定士人命运的严酷事实，给社会心态带来强烈的冲击。 首先，如上引刘壎所说，“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同样的话，早在北宋就有人说过，如孙觉在熙宁元年（1068）六月所作上神宗论取士之弊宜有改更中就曾写道:“今有道德之士，不由科举，则无以进仕于朝廷。是使天下之才，皆汨没于雕虫篆刻之技，弃置于章句括帖之学也。”由宋入元的赵孟也说过:“宋以科举取士，士之欲见用于世者，不得不繇科举进，故父之诏子，兄之教弟，自幼至长，非程文不习，凡以求合于有司而已。” 3（卷6第一山人文集序） 这种“科名”至上的后果，是使科举

6、始终处于社会舆论的中心和公众关注的焦点。有些宣称“绝意科举”或所谓“隐士”，也是在经历了多次下第痛苦之后，才不得已而放弃的，并非天生高尚或有“隐德”。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举不失为选拔人才的有效方式;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宋代科举制度也最大限度地做到了相对公正，可它的唯一性指向所造成的社会弊端，也为有识者所共嗟，如刘壎所感叹的:“可哀也!” 二是举国沉溺于时文。欧阳修曰:“是时（按:指仁宗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 4（卷73记旧本韩文后） 宋元之际，舒岳祥回顾两宋时文盛而诗歌衰时，说:“方科举盛行之时，士之资质秀敏者，皆自力于时文，幸

7、取第一，则为身荣，为时用，自负远甚。惟窘于笔下，无以争万人之长者，乃自附于诗从之列，举子盖鄙之也。” 5（卷12跋王矩孙诗） 前引刘答友人论时文书，曾说“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他又在隐居通议卷21写道:“宋初承唐习，文多偶俪，谓之昆体。至欧阳公出，以韩为宗，力振古学，然朝廷制诰，缙绅表启，犹不免作对，虽欧、曾、王、苏数大儒，皆奋然为之，终宋之世不废，谓之四六，又谓之敏博之学，又谓之应用。士大夫方游场屋，即工时文;既擢科第，舍时文，即工四六，不者弗得称文士。大者培植声望，为他年翰苑词掖之储;小则可以结知当路，受荐举，虽宰执亦或以是取人，盖当时以为一重事焉。”既

8、然“科名”重于一切，而要猎取科名，又必须靠“时文”，那么士子全力投入到时文的学习和写作，也就理所当然了。 三是士子除“科名”之外，对其他则是“集体冷漠”，甚至“爱文而不爱国”。身历亡国之痛的刘在答友人论时文书中感慨良深地写道:“南唐书载:金陵被围，亡在旦夕，后主犹命伍乔于围城中放进士孙确等三十八人及第。史臣反覆哀痛，谓其不识事势，每读使人殆无以为怀。而比岁襄围六年，如火益热，即使刮绝浮虚，一意救国，犹恐不，士大夫沈痼积习，君亡之不恤，而时文乃不可一日废也。痛念癸酉（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之春，樊城暴骨，杀气蔽天，樊陷而襄亦失矣。壮士大马如云，轻舟利楫如神，敌已刻日渡江吞东南，我方放解试，明

9、年春，又放省试。朝士惟谈某经义好，某赋佳，举吾国之精神工力，一萃於文，而家国则置度外。是夏又放类试，至秋参注甫毕，而阳罗血战，浮尸蔽江。未几上流失守，国随以亡，乃与南唐无异，悲夫!爱文而不爱国，恤士类之不得试，而不恤庙社之为墟。由是言之，斯文也，在今日为背时之文，在当日为亡国之具。夫安忍言之!” 1（卷11） 科举制度对士人乃至全社会人格的扭曲，真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 洪迈容斋四笔卷8得意失意诗记曰:“旧传有诗四句夸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好事者续以失意四句曰: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此二诗，可喜可悲之状极矣。”金榜题名，举子下

10、第，成了人们公认的大喜大悲的两个极端。当人们还在咀嚼或喜或悲的滋味时，三年一个周期的贡举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悲喜剧重又拉开帷幕。这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整个被扭曲了的人格，就是科举制度下宋人社会心态形成的背景，也是“科名前定论”产生的土壤。 二、“科名前定论” 那么到底这些悲喜剧是谁导演的?是知举官?科举制度看起来是那么严密和完善，并不是哪位考官说了算，何况上有“御试”。是皇帝?皇帝只不过是“御试”的挂名“主考”，阅卷、定等都是由御试班子集体决定的，何况谁敢将矛头上指?在这里，任何理性的解答似乎很难消除人们的迷惘。于是，人们只有另求答案。柳子文在元间任考官时，曾作未试即事杂诗二首，第一首就是回答这

11、个问题的:“徒劳争墨榜，须信有朱衣。万事前期定，升沉不尔违。” 5（同文馆唱和诗卷3） 他所说的“朱衣吏”，代表的是“神”。 王安国曾在举士一文中，指出“有道德者往往耻于求举”，但同时又说:“贫者又多困于不售。夫不售者，古以为有司之罪，而今之操升黜者反咨嗟叹息，以为彼有所制，而吾亦无如之何。”什么叫“有所制”?据他说，那就是“有司不得行其志而归之于”。原来，是“神”与“命”在冥冥中主宰着士子的前程，是悲喜剧的幕后总导演。 “神”与“命”决定一切，宋人归纳为“科名前定”。上引柳子文诗，有自注道:“朱衣吏事，见登科前定录。”崇文总目小说类著录登科定分录七卷，张君房撰。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作科名分定录七

12、卷。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小说类作科名前定录一卷。麈史卷中亦作科名定分录七卷。郡斋读书志卷9著录元符中无名氏唐宋科名分定录三卷，引其序云:“己卯岁（元符二年，1099），得张君房所志唐朝科场故事，今续添五代及本朝科名分定事，迄于李长宁云。” 由此可知，科名前定录（或作科名定分录）七卷，虽记唐人事，却是宋人著作，后又有人补入“本朝科名定分事”，重纂为唐宋科名分定录三卷。按:张君房，安陆（今属湖北）人，真宗景德二年（1005）进士，官至著作佐郎，曾编道藏、云笈七签等书。他是位笃信道教的官僚。从上述可以得出结论:所谓“科名前定”，虽社会上早有此说， 但把它总结并上升到“理论”高度，著书公开宣扬，始作俑者则是张君房。 无论是登科前定录或唐宋科名分定录，都已久佚，我们无从获见收在两书中的包括前述“朱衣吏”在内的全部故事，但两书之外的同类作品，却仍在不断地创作，至今还大量保存在宋人文献（主要是小说、笔记）之中。考察这些“科名前定”故事，大约可分两大类。小编滑膜炎偏方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