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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70年代末开始,西方各国出现了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如重塑政府运动、再造政府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推动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因素,除了丹尼尔贝尔所预言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危机之外,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前沿理论出现了相互融合、渗透,相得益彰的局面。影响较大的如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博弈论等;与此同时,热情洋溢的“真正创新的思想家”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以及热衷于缔造“数字神经系统”的比尔盖茨等大胆地预测了关于公共行政改革和未来政府的构想。这些理性的思维和大胆的构想相结合,为公共行政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一、关于西
2、方公共行政的理性思维自科学管理之父弗里德里克泰勒开创科学管理理论以来,西方公共行政一直注重吸取相关理论和社科成果的养分,相对重要的如公共选择问题、科斯定理、组织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公益物品使用方案等,很值得我们深入地进行研究。(一)公共选择问题的探讨公共选择,简而言之是通过非市场的方式解决与社会成员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公共选择问题的本质是对各种公益物品的供给做出决策,一般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在探讨公共选择的方式以前,首先就要涉及公共选择的理论参照系:福利经济学。由庇古、马歇尔等人发展起来的福利经济学最早建立在“基数效用论”的基础上,而现今广为应用的福利标准是“帕累托最优标准”
3、或“帕累托原则”,即设存在A、B两种经济状况,若从B转变为A,使至少一人获益,而其他人都至少没有受什么损失,则A好于B,作由B到A的改进,能够导致社会福利的增进。作为检验、判断备选方案优劣与否最能普遍适用和所含价值判断最少的标准,帕累托原则被普遍接受,但同时,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帕累托原则本身仍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价值判断,它暗含着社会偏好秩序必须建立在个人偏好基础之上的规则,因此只要有一人蒙受损失,我们便不能说一项改革符合帕累托最优标准,并且,它似乎只能告诉人们“馅饼”增大(效率提高)是好事,而无法告诉人们如何分配和再分配一张既定大小的“馅饼”。因此,帕累托原则本身又是一个限制性很强
4、而在福利经济学中普遍应用的判断标准,这就势必给以福利经济学为理论参照系的公共选择问题带来了隐含的相关弱势。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步探讨公共选择的方式和面临的问题。现实中常见的公共选择方式有:1独裁或集权方式。因为程序简单而成本最低,但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偏离公共利益的要求。2“直接民主”方式。即对每项关系到公众利益的政府行为都通过公民投票决定,这在制度预设上保证了公民表达个人偏好的权力,但却又无法避免“合乎理性的无知”:因一个人的选票无足轻重而且收集信息消耗个人成本导致个人“理性”地保持“无知”状态、“选民冷淡”和“倒霉的少数”等问题。3代议制方式。减少了“直接民主”方式的投票成本,但又可能出现议员或
5、政府官员为了个人的私利在竞选中采取“最多选票原则”和当选后追求私利的问题。然而,不论公共选择采取何种方式,其决策的结果几乎都要由公共部门来执行。因此,公共选择理论在理性的个人都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核心论点基础上,对公共选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如何妥善地处理私欲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如何应对阿罗提出的在每个人的偏好排序基础上进行的“社会排序”与民主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合理的道德准则互不相容的“不可能定理”?似乎公共选择问题和公共选择理论在提供给我们理性的全新视野的同时,也留给了我们尚待开发的无限空间。(二)科斯定理及其批判科斯定理的提出对于与公共行政紧密关联的产权、外部效应、资源配置等一系列环节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科斯定理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果不存在交易费用和收入效应,那么,无论产权如何分配,在产生外部效应和受外部效应影响的私人之间所达成的自愿协议,将导致同样的资源配置和产出组合。也就是说,只要产权是明确的,私人之间的交易活动不存在交易成本,则私人之间达成的契约同样可以解决外部效应所引起的问题,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结合案例分析,假设一条河流旁有一钢铁厂和渔业公司,那么,钢铁厂向河流中排污必然产生外部效应,影响渔业公司的利润;传统的理论认为只能采用政府干预办法,实行对钢铁厂的税收、罚款、制定排污标准和对渔业公司补贴等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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