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青史凭谁定是非--小议陈寅恪与梁启超的一场学术争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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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年青史凭谁定是非 -小议陈寅恪与梁启超的一场学术争论陶渊明是我国古代闻名诗人，也是一个出名的隐士。他的生平出处，在晋、宋易代之际，是否与当时政权不合作，即关系到所谓名节问题，长期引发争辩。 如闻名学者梁启超与陈寅恪，就曾发表迥然不同的见解。对这场学术争议进行深化 探讨，对我们的学术探讨工作，我认为会有所启迪。 这场学术争议是从宋书隐逸传中一段话引起的。文中说到陶渊明自以 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指刘裕)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 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与子书以言 其志，并为训戒，又为命子书以贻之。其后萧统著陶渊明传及南史隐逸 传均

2、有类似的记述。 宋书这段记载，引起后人争议。梁启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行一文 中说：萧统作陶渊明传谓自以高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复肯仕。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若说专对刘裕吗?渊明辞官那年，正是刘裕拨乱反正的其次 年，何以见得他不能学陶侃之功遂辞归，便料定他二十年后会篡位呢?本集(指陶渊明集)感士不遇赋的序文说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竞，廉耻扫地，是渊明最痛心的事。他纵然没有力气移风易俗，至少也不愿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丧掉。这是渊明弃官最主要的动机，从他的诗文中到

3、处都看得出来，若说他所争在什么姓司马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 梁启超这段论述，引起陈寅恪的剧烈反对。他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除阐述自己的观点外，还对梁氏干脆提出指责。 取魏晋之际持自然说最著之嵇康及阮籍与渊明比较，则渊明之嗜酒禄仕，及与刘宋诸臣王弘、颜延之交际往来，得以考终牖下，固与嗣宗相像，然如咏荆轲诗之慷慨激扬及读山海经诗精卫刑天之句，情见乎词，则又颇近叔夜之元直矣。总之，渊明政治上之主见，沈约宋书渊明传所谓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最为可信。与嵇康之为曹魏国姻，因而抗拒司马氏者，正复相同。此嵇、陶符同之点实与所主见之自然说互为因果，盖探讨当时士

4、大夫之言行出处者，必以详知其家世之姻族连系及宗族信仰二事为先决条件，此为治史者之常识，无待赘论也。 近日梁启超氏于其所撰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行一文中谓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 若说他所争在什么姓司马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及宋以后指责陶诗的人最恭维他耻事二姓，这种论调是我们最不赞成的。斯则任公先生取自身之思想经验，以说明古人之志尚行动，故按诸渊明所生之时代，所出之家世，所遗传之旧教，所独创之新说，皆所难通，自不足据以疑沈休文之实录也。 梁、陈对陶渊明思想的评述，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唯陈氏指责任公取己身之思想经验以说明古人之志尚行动，这唯恐不

5、是单指对陶渊明的评价问题，也是他对梁氏本人的看法。 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陈寅恪深表痛惜，他写了一篇王观堂先生挽词，其中有下面几句：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这几句诗明显是指责梁启超的。 陈寅恪对梁启超的指责，他们清华的学生周传儒有点不同看法。他在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一文中，认为梁氏有尊师重道的美德。说在1926年，康 为逝世，新会(指梁启超)于法源寺设祭坛开吊，率门弟子致祭。自己披麻戴孝来会吊者，叩头行礼，有如孝子。然而复辟之役，则义正辞严，加以讨伐，公私分明。 从陈、周师生两代的不同评价中，可以看出时代的演化，以及道德观念的改变。寅恪先生终

6、归是生于清末的人，对于三纲六纪的伦理，尤为重视。但他又是具有深邃的史学观念的人，已经懂得从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中来考察纲纪之说，无所凭依，明知其作为中国文化之抽象志向境界很难实现，只能坐视其销沉沦丧王国维的悲剧，也是他心头的隐痛，这应当是他在各种文字中常常流露出悲感惆怅的缘由。 我认为了解上述梁、陈二人的思想文化背景，对他们评论渊明不出仕当世问题 现分歧的缘由，就比较简单理解了。陈氏指责任公取己身之思想经验，以说明古人的志尚行动，这样分析是对的。梁氏说宋以后指责陶诗最恭维他耻事二姓，这 论调我们是最不赞成，无疑是夫子自道。梁氏本人无论从政还是从教，都不在乎在清朝还是在民国，都不存在什么耻事二姓问

7、题。所以他认为争辩渊明是否出仕，要说争在什么姓司马的姓刘的，就未免把他小看了。同样对梁氏的出仕，要是争辩在清朝还是在民国，也未免把他小看了。 这里话也得说回来，陈寅恪这样指责梁启超，其实也应当反躬自问，自己是否也是这样。陈氏引王国维为同调，但两人际遇本不相同。王氏曾受清室知遇之恩，而陈氏13岁起即往外国留学，从未在清政府中任职受禄，他所以有怀旧之情，可能 他家世有关。他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曾授吏部主事。父子二人均参加变法维新活动，也是洋务派中的重要人物。戊戌变法失败，陈家曾受到清廷的处分，但他们恪守封建社会中臣子的道德规范，清室易代后，不再出仕新朝，陈寅恪也许受到他先世家风的

8、影响。 关于耻事二姓问题，陈寅恪是通过王国维的例子，并提高到理论上说明。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到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志向最高之境。他认为王国维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志向之通性，而非详细之一人一事。这里是说，王氏殉道成仁，并不是为某一个人或一件事，他要遵守的是所谓三纲六纪的封建纲常原则，并被升华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一种表现。但当时忠君的纲常原则已走向没落，陈氏亦承认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所以他最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合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9、 陈寅恪所痛惜王国维的死因，对封建文化中纲常伦理精神的没落，确是有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慨，但是对于气节他始终还要坚持。从中国历史上看，宋代积贫积弱，比汉、唐全盛时期的文治武功，相差甚远。但崇尚忠君气节，确为宋明时期的特色。由于陈氏以这样的指导思想来评价古人，所以对渊明不复肯仕 问题，认为沈约在宋书中的记载最为可信，这是投入他的思想感情所得出的结论。与梁启超的最不赞成说，恰成显明的比照。青史凭谁定是非，不是使人徒增迷惘吗? 上面对渊明思想的争议，主要围围着他的出仕问题。从沈约、陶澍到陈寅恪，都是把渊明不复肯仕的缘由，归结为晋宋易代。陈氏还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联系起来：他认为魏末晋初名士嵇康、阮籍叔

10、侄是自然而非名教，何曾之流是名教而非自然，山涛、王戎兄弟以自然名教为两是。是自然者或避世，或禄仕，对于当时政权皆持抗拒或不合作之看法。是名教者则干世求进，对于当时政权持主动赞助之看法。自然名教两是之徒，则前日退隐为高士，晚节急仕至达官，名利双收，实最无耻之巧宦。与此对比，陈氏说东晋之末叶犹如曹魏之季年，故说陶潜生值其时，既不尽同嵇康之自然，更有异何曾之名教，且不主名教自然相同之说如山、王辈之所为。盖其自身之创解乃一种新自然说，与嵇、阮之旧自然说殊异，惟其仍是自然，故消极不与新朝合作，虽篇篇有酒，而无沈湎任诞之行及服食求长生之志。 陈寅恪的论述是有它合理的一面，渊明确是不与刘裕新朝合作，但这里有

11、个漏洞，对名教的理解亦不全面，因而仍引起争议。我这里所说的漏洞是指，渊明不是在刘宋新朝代晋后才避世不仕的，他是早在20年前从彭泽令辞归后就终身不仕了。假如再追溯他这方面的思想，那就更早了。他29岁时初次入仕，任江州祭酒，就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他自己在诗中也说：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可见他很早就有不仕归田的思想，很难说是由于耻事二姓才引起的。梁启超就是抓住这一思想，不承认他由于耻事二姓才隐居不仕，这是对的。不过话也得说回来，渊明入宋以后，不复肯仕，这里也有耻事二姓的思想因素，沈约的记述亦非完全没有依据。渊明前期几次辞官，说是不堪吏

12、职，不为五斗米折腰，正如梁启超所说：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并非所争在什么姓司马还是姓刘的问题。那些说渊明对刘裕必定篡位，十年前已有逆知，当然难有劝服力。但是刘裕位后，渊明后期的思想对新朝不满，对晋室有怀旧心情。如在他写的诗歌中，就有饥食首阳薇、忽值山河改。天人革命，绝景穷居，采薇高歌，慨想黄、虞。矧伊代谢，触物皆非、狡童之歌，凄矣其悲等诗句，就是例证。特殊是刘裕篡位的次年，杀害已逊位的晋恭帝司马德文，引起渊明的义愤。他的述酒诗中有山阳归下国之句，是用曹丕篡汉故事，为晋逊帝致哀。在此时期，明是属意姓司马还是姓刘的朝廷，倒是会有点计较了。 因此我认为，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是会受到社会环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条件的制约和影响的。就以渊明不仕当世的缘由，其前后期的思想感情就不一样，梁启超和陈寅恪各执一端，以一个片面来反对另一个片面，这样的笔墨官司是恒久打不完的。 我还觉得不同观点的双方，简单将自己的思想经验、思想感情带到古人身上，梁启超是这样，陈寅恪也是这样。当前在历史相识论探讨方面，有学者认为，历史相识不行避开地带有非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