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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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研究 摘 要：借鉴成本收益理论，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经济理性的微观视角，构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理论模型，并根据在重庆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及其社会网络、文化程度以及农业生产成本和农村建房成本与转户迁移人数正相关，而城市劳动力素质、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与转户迁移人数负相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定就业后，根据转户迁移的收益与成本评估进行市民化决策，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才进行转户迁移；否则会继续“流而不迁”或返回农村。因此，仅仅拆除城乡户籍制度的藩篱并不能促成农业转移人口的快速市民化，还必

2、须有效提高农民转户迁移的收益，并降低其成本。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农民工；转户迁移；流而不迁；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差异；成本收益理论 中图分类号：F24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3000108 一、引言 重庆市在2007年就建立了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住房、社保、教育培训等制度，但重庆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中“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指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即通常所说的“农民工”）的市民化（为研究的方便，本文的“市民化”主要指农民将其户籍从农村迁到城市，并放弃其在农村的土地权益，即成为“城市人”）意愿还是不高，很多进城农民还是处于“人来了、融不

3、进”的无序状态，但“无序市民化”不能简单归罪于户籍制度（徐爱东，2012）。国务院于2014年6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我国开始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户籍制度藩篱将被拆除。然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是否就一定会遵循政府安排的路径推进？ “无序市民化”是否就会快速转变为“有序市民化”？事实上，农业转移人口是经济理性的，其外出就业、转户市民化等行为总是带着各自的动机与愿望（单菁菁，2014）；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不仅受户籍制度的约束，还受转户前后的收入、转户成本及其知识技能等条件的约束，因此，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决策机制，对经济新常态下政

4、府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制定新型城镇化战略和配套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国内外关于人口迁移决策行为的研究文献较多。在国外，较早的研究是莱文斯坦的“人口迁移法则”，他认为人口迁移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因素，人们追求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而迁移。赫伯尔（1971）、Herbe（1938）、Mikell（1946）等人的“推拉”模型是最具代表性的乡城人口迁移理论，认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行为是原住地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共同促成的；Lee（1965）进一步将影响推力和拉力的因素扩展到迁移量、迁移流向、迁移者的特征等，认为以往的迁移者把有关信息传回农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迁移成本，为后来的迁移

5、者提供方便。Lewis（1954）和Todaro（1969）等认为城乡工资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Wolpert（1960）、Brown（1982）和Moore（1973）等的人口迁移决策模型认为人口迁移是对压力（stress）做出的反应，迁移者并不是盲目追求地点效用最大化，而是根据实际可行性来调整自己的迁移行为。舒尔茨（1961）的成本收益理论则把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归结为预期收入和迁移成本，认为只有当迁移收益大于成本时，劳动力迁移才会发生。 徐爱东，吴国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研究 在国内，朱杰（2010）研究了长三角的省际人口迁移格局及影响因素，认为人口迁移过程中的

6、“推力”作用大于“拉力”作用，空间可达性指标是影响迁移决策的首要因素。李斌（2008）认为我国城市住房价值结构化形成了人口迁移的一种筛选机制，在一线城市，房价过高，入住成本递增，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人口的迁入。辜胜阻（2007）、盛亦男（2013，2014）、王春蕊（2012）、李强（2014）、周皓（2007）等也对我国的人口迁移机制做了实证分析。但以上研究多基于西方的有关理论对人口迁移决策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对我国人口迁移的预测有效性总体上较低。 意见中规定农民只要是城市常住人口，哪怕不转户，子女也能获得城市优质教育，因此，优化子女教育将不再是农民转户市民化的主要动力。从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随着

7、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城乡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深入，农民和市民身份差别逐渐缩小，融入城市的心理需求、获得城市生活环境、对城市生活的认同等社会性诉求已不再是农民转户市民化的主要动力。95%以上的农民只要有土地就有生存保障，外出就业主要因为农村生产生活成本提高而农业收入增长有限，缓解经济压力是农民外出创业就业的主要动力。因此，农业转移人口进城打工的初忠就是为了挣钱，经济因素决定了他们是否外出打工。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即转户）行为是其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适应城市生活后，对现实状况进行理性评估后做出的决策，而这种市民化决策机制并不能完全用西方的人口迁移理论来分析，需要结合我国农业转移

8、人口的自身行为特征以及现实国情来进行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经济理性的微观视角，构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决策机制理论模型，并依据在重庆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验证，以深化和拓展有关研究，并为经济新常态下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提供政策参考。 二、理论假设与分析框架 1.市民化决策行为过程假设 从农业转移人口的行为过程来看，农业转移人口首先要对其原来所在的农村与目标迁入城市的经济、环境、制度以及自身的特征进行评估，进而对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做出比较，再决定是否进行转户迁移（即市民化）。假设市民化决策过程如下（如图1所示）：若没有家庭、制度、自身等因素的阻碍，农

9、业转移人口因经济压力、从众心理等，为实现自身知识技能的价值进城创业就业，但不迁户口并保留土地；进城创业就业后，如果认为其在城市的收益（扣除转户成本后的收益）比在农村的收益高，则决定转户市民化，即迁移户口并放弃土地。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这种户口迁移是不可逆的，农村迁往城市容易，而从城市迁回农村则很难。 图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过程假设 2.市民化决策模型 本文借鉴和发展Chiswick、Sjaastad、Becker等人的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从经济收益角度描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决策过程。假设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城市就业创业收入为： Wa=A+H（1） Wi=m（I+H），m（0，1

10、）（2） （1）式是对Chiswick模型的继承，（2）式是本文对原始模型的扩展。其中，Wa、Wi分别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城市的就业创业收入；A、I分别为农村、城市的基础性收入（IA）；H、H分别为农村、城市的知识技能附加价值，、分别为农村、城市的知识技能附加价值系数（），H为知识技能水平（取决于文化程度、性别等个体特征）；m为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经济、环境、制度等信息了解程度系数，m1时信息完全。 农业转移人口要市民化，还需要考虑转户成本的抵消作用，假设农业转移人口转户成本为： C=（Ci-Ca）+，CiCa（3） =（n-H），nH，0（4） 其中，Ca、Ci分别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城市

11、就业创业的生产生活成本。一般情况下，城市的生产生活成本高于农村，成本之差（Ci-Ca）为市民化的基本成本壁垒。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抬高成本壁垒，是农业转移人口为适应城市生产生活而提高知识技能水平所付出的成本，抬高成本是农民原有知识技能水平H与迁入地城市市民平均知识技能水平n之差的函数，为知识技能水平提高的难度系数。 综上所述，农业转移人口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如在城市就业创业的亲戚朋友）了解城市信息进行初步估计，预期进城收益大于0时，决定到城市生产生活；进城后，感觉收益确实比农村有所提高（即转户迁移收益V大于0）时，才决定转户迁移，即实现市民化。 V=Wi-Wa-C0（5） 3.模型讨论 对农

12、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收益分析如下： 将（1）（2）（3）（4）式代入（5）式： V=（mI-A）+（m-）H-（Ci-Ca）+（n-H）（6） 市民化所带来的收益差异（Wi-Wa）由农村与城市的基础性收入差异（mI-A）和知识技能附加价值差异（m-）H两部分组成，这两项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决策既可能起正向作用，也可能起反向作用，取决于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网络（m）和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异。根据我国目前的城乡差异实际，一般情况下，会起正向作用；但如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带来的非农权益收入以及农业生产和补贴收入较高，甚至高于城市工资收入时，市民化的收益可能为负；当社会网

13、络很小（m0），农民无法知道城市信息，且在城市获得就业创业的机会很小时，市民化的收益也可能为负。 市民化的成本包含基本壁垒成本（Ci-Ca）和抬高壁垒成本（n-H）两部分，都对市民化决策起反向作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吃、穿、行、社保等将按照城市标准来开支，并付出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的成本；若在农村，则按照农村生活标准开支，付出农村生产所需的化肥、饲料、收割等农业生产成本。目前，我国城市购房成本与农村建房成本差距以及城市与农村生产需要的知识技能差距（如中关村的平均技能水平n很高，农民基本不可能进入就业）较大，抬高了市民化成本。 只有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收益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时，转户迁移行为才能

14、发生。（6）式可分解为（7）式和（8）式，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收益曲线和成本曲线。 命题1：转户迁移的收益越大（即城乡就业创业收入差距越大）、转户迁移的成本增量越小，则市民化决策的门槛越低，转户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越多。 由图3可知，市民化决策的门槛来源于转户迁移收益能不能抵消其成本。若转户迁移收益（mI-A）增大，转户迁移收益曲线截距增大，曲线向上移动，E向左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降低；若转户迁移成本（Ci-Ca+n）减小，转户迁移成本曲线截距减小，曲线向下移动，E向左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降低。在农业转移人口总体知识技能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将有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转户迁移。 命题2：“流而不迁

15、”比转户迁移门槛低，转户迁移收益不能抵消其成本时，农业转移人口将选择“流而不迁”。 由（9）式和图3知：（mI-A）（Ci-Ca+n）时，H*0，转户迁移开始有门槛，在农业转移人口知识技能水平不能越过门槛时，其只能选择不迁移户口保留土地，只是在城市工作，挣取比农民更多的收入，避免转户迁移带来的购房等重大迁移成本，同时还会选择从事简单体力劳动以避免提高劳动技能的成本。由（9）式知，选择进城务工而不转户（“流而不迁”）的成本比转户迁移（市民化）的成本低，相应的门槛也比市民化的门槛低，农业转移人口得以在城市务工生存。 命题3：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人社会网络越大，其转户迁移的可能性越大。 由（9）式不难证

16、明H*m0，即m越大，市民化的门槛越低，越有可能转户迁移。同时，由图3可知，m增大，转户迁移收益曲线截距增大，曲线向上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点E向左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降低，农业转移人口转户迁移的可能性越大。 命题4：迁入城市（迁入目的地）的劳动力平均素质越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可能性越小。 由（9）式不难证明H*n0，即n越大，市民化的门槛越高，越不可能转户迁移。同时，由图3可知，若n增大，转户迁移成本曲线截距增大，曲线向上移动，E向右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转户迁移可能性变小。 三、模型的验证 1.检验方法 由于本文因变量和自变量为个体水平的调研数据，因变量是二项反应的定性变

17、量，且水平之间不存在等级递减或等级递增的关系，因此采用二分类变量逻辑回归模型（Binary logistic）来分析各种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采用stata12软件作逐步回归，根据变量的显著水平值、回归系数、Odds Ratio值分析影响程度，模型如下： logP=lnP1-P=a+b1x1+b2x2+bmxm（10） xm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因素；P为农业转移人口转户迁移的概率，P有“转户”和“不转户”两种选择，关键看农业转移人口是否迁移户口并放弃土地，即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若“转户”，因变量取值为1；若“不转户” 因变量取值为0。采用5

18、级李克特量表法对自变量进行测量，自变量有农村和城市生产生活收入和成本变量、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网络变量、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知识技能变量、城市劳动力技能知识变量等。各变量的设计与测量见表1。 2.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本文采用课题组对重庆市渝北、万盛、黔江、万州等区县的调研数据，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模型进行验证。调查地点的确定主要考虑四地分别在重庆市的城市核心区域、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保护区域，其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状况体现了重庆市的主要特征。共调查498人，其中男性316人，女性181人，剔除缺省值，共有可用样本408份。 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收入、知识技能以及转户迁移成本表现出以下特征（见表1）

19、：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与在农村生产生活的年平均收入差别较大。在城市就业平均年收入达2万左右，而在农村生产年收入在6 000元左右，收入差距形成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务工的主要动力。二是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劳动力之间的知识技能差距大。农业转移人口平均文化程度处于初中与高中之间，而城市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处于高中与大学之间，形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壁垒。三是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的转户迁移成本高。购买城市住房价格高出农村建房成本3 000元/平方米，大约是农村建房成本的1陪以上，高出的住房成本需要农民在城市至少奋斗15年以上；城市生活成本高出农村6 000元/年，大约是农村生活成本的2陪

20、以上。转户迁移成本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障碍。 从以上数据可知，重庆农业转移人口如果转户市民化，则平均年收入提高1万左右，而生活成本高出6 000元左右，住房成本高出1万2万。农民选择“流而不迁”，进城能赚取一定的经济收入，且不需要完全支付住房成本增量；而若选择“转户迁移”则转户收入增量不能抵消转户成本。因此，83%的农民选择“流而不迁”（见表1），验证了命题2中“流而不迁”比“转户迁移”门槛低，转户迁移收益不能抵消转户迁移成本时，农业转移人口将选择“流而不迁”的假设。 3.检验结果分析 模型（10）估计结果显示（见表2），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因素中，城市就业创业收入、社会

21、网络、文化程度、城市劳动力素质、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农业生产成本、农村建房成本8个变量的影响具有显著性，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并且其对市民化决策的影响方向基本与本文的理论分析（命题1、2、3、4）一致。农村收入、农村日常生活开支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不大。可见，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在进行市民化转户决策时，主要考虑的是城市就业创业收入的提高、转户迁移成本以及自身的知识技能能否适应城市等因素。 在转户迁移收益变量中，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平均就业创业收入的Logistic回归系数为2.14，比数比（Odds Ratio）为8.50（见表2），表明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每

22、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增加8.50倍。在城市劳动力日趋短缺的情况下，劳动力工资普遍上涨，农民在农村生产的收入非常低，被忽略了。验证了命题1中“转户迁移收益越大，转户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越多”的假设。 在转户迁移成本变量中，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农业生产成本、农村建房成本的Logistic回归系数分别为-1.29、-1.47、0.91、1.20，比数比分别为0.28、0.22、2.48、3.32（见表2），表明在城市购房和生活的成本对转户迁移有负作用，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市民化的人数减少30%；农村的建房和生活成本对转户迁移有正作用，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迁移的

23、人数增加3倍；而农村日常生活开支只有城市的1/3，被忽略了。验证了命题1中“转户迁移成本越大，转户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越少”的假设。 农业转移人口社会网络变量的Logistic回归系数为0.21，比数比为1.23（见表2），表明城市社会网络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迁移的人数增加1.23倍。验证了命题3中“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人社会网络越大，其转户迁移的可能性越大”的假设。 农业转移人口文化程度、城市劳动力素质变量的Logistic回归系数为0.05、-0.04，比数比为1.05、0.96（见表2）。表明农业转移人口文化程度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迁移的人数增加1.05倍；城市劳动力素质每增加一个等级

24、，愿意转户市民化的人数减少96%；验证了命题4中“迁入城市（迁入目的地）劳动力素质越高，转户迁移的可能性越小”的假设。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必定选择经济效益最大化，选择更美好的生活。随着我国户籍制度藩篱被拆除和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政府在推进新型城市化的进程中，政策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吸引农业转移人口自愿从农村走进城市，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势所趋。但是，农民的转户迁移决策过程遵循经济理性原则，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决策取决于其对在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和生活状况的评估和比较，并非完全遵循政府政策的路径安排。 本文通过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过程的分析，总结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

25、模型（图4）。总体上看，农民的市民化一般分两个阶段：一是“流而不迁”阶段，农民根据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及生活成本差距以及自己拥有的社会网络和知识技能，评估其进城就业创业是否能使其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如果能改善就去城市就业创业（即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否则留农村。二是转户迁移阶段，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就业创业稳定后，开始评估转为城市户籍并放弃在农村的土地在城市长期生活是否会比在农村生活得更好，如果能改善生活就转户迁移；否则，还是不转户，只在城市就业创业挣钱（即继续“流而不迁”的状态），或返回农村生产生活。 图4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 经济新常态要求保增长、调结构、创新驱动，在效益质量和可持续上见实

26、效。要适应经济新常态，就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市场中人、财、物的流动规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迁移规律就是一种人的流动规律。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制度时，应着力于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提高城市就业创业收入、降低转户迁移成本、提高就业创业知识技能以及获取就业信息等需求：一是在城市做到“同工同酬”，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逐步有序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特别是建立保障蓝领工人工资与GDP同步增长的机制；同时，应对进城农民就业创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等予以扶持，以增加农民在城市就业创业的收入。二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农民工就业培训，加大投资和扶持力度，确保每个农民家庭至少掌握一门以上实用

27、的专业技术。三是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对进城农民工的住房实行“应保尽保”，降低农业转移人口转户迁移成本；严格落实中央有关农民经营性建设用地以及宅基地出让政策，提高农民征地补偿标准，以尽可能地对冲农民转户迁移成本。四是依托现有农村社保和就业服务平台，加快形成“市县乡社区”四级就业信息网，形成城乡统一的就业服务体系，确保农民能够快速、便捷地获得城市就业信息。 参考文献： 国务院办公厅.2014.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Z. 李斌.2008.城市住房价值结构化：人口迁移的一种筛选机制J.中国人口科学（2）：5360. 李克强.2004.关于劳动力迁移决策的模型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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