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相对过剩产业结构偏差与城市化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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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相对过剩、产业结构偏差与城市化发展.txt我爸说过的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孩子，好好学习吧，爸以前玩麻将都玩儿10块的，现在为了供你念书，改玩儿1块的了。”经济增长与发展 2000年第 8期中国工业经济市场相对过剩、产业结构偏差与城市化发展陈其林 家的产业结构作横向的直观静态比较 ,不仅与发达国家而且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为了便于观察与比较 ,我们在表 1中列入中国与其他一些国家的产业结构状况与城乡人口的分布情况。可见 ,我国第一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仅低于缅甸 ,与泰国、巴基斯坦基本持平 第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仅高于缅甸 1. 77个百分点 (1997年统计数字 ),却低于泰国与巴

2、基斯坦;第二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在表中所列出的 24个国家中最高 ,第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仅高于缅甸 1个百分点 ,与罗马尼亚持平。三次产业间的结构偏差十分突出。表 1中国与世界上 23个国家的就业结构、产值结构和城市化水平情况(一)偏差长期得不到有效纠正的一个必然结果。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次产业结构偏差更为突出所致。如果将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其他国政府部门十分棘手的市场相对过剩目前 ,令经济学界、,其实是我国三次产业间严重结构因而与其说有效需求不足阻碍了经济增长,还不如国家劳动力结构 (% )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 )人口的城乡分布 (%,1992年)年份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年份第一次

3、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城市乡村中国 1998 49. 8 23. 5 26. 7 1998 18. 4 48. 7 32. 9 30. 4 69. 6美国 1987 0. 27 24. 74 74. 98 1997 2. 0 29. 2 68. 8 76. 0 24. 0日本 1997 5. 34 33. 09 61. 57 1991 2. 3 42. 0 55. 7 77. 0 23. 0德国 1997 2. 92 34. 22 62. 86 1991 1. 3 34. 9 63. 8 86. 0 14. 0英国 1997 1. 85 26. 76 71. 39 1991 -89. 0 1

4、1. 0法国 1994 4. 74 26. 57 68. 69 1991 3. 1 28. 8 68. 1 73. 0 27. 0意大利 1995 6. 84 37. 97 55. 19 1991 3. 3 31. 2 65. 5 70. 0 30. 0加拿大 1997 3. 85 23. 18 72. 97 1989 2. 4 29. 1 68. 5 78. 0 22. 0澳大利亚 1997 5. 19 22. 13 72. 67 1991 3. 0 29. 7 67. 3 85. 0 15. 0俄罗斯 1995 15. 72 33. 72 50. 56 -66. 0 34. 0捷克 199

5、7 5. 77 41. 16 53. 07 -78. 0 22. 0波兰 1997 20. 53 31. 92 47. 55 -63. 0 37. 0匈牙利 1997 7. 90 33. 10 59. 0 1991 10. 0 29. 9 60. 1 66. 0 34. 0罗马尼亚 1997 39. 02 30. 50 30. 48 1991 18. 5 48. 6 32. 9 55. 0 45. 0印度 1989 5. 50 36. 3 58. 2 1991 28. 6 24. 8 46. 6 26. 0 74. 0印度尼西亚 1996 41. 66 19. 23 39. 11 1991 1

6、9. 5 41. 3 39. 2 32. 0 68. 0菲律宾 1997 40. 37 16. 71 42. 92 1991 21. 2 34. 3 44. 5 44. 0 56. 0泰国 1997 50. 33 19. 72 29. 95 1991 12. 8 38. 7 48. 5 23. 0 77. 0 19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续表 1资料来源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注: 1998年的人口城乡分布情况;前联邦德国的统计数字;原苏联1990年

7、的人口城乡分布情况;原捷克斯洛伐克1991年人口城乡分布情况;只包括国营部门和10人及10人以上的非农业私人企业。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结构偏差会进一步突出,并从根本上制约着宏观经济的运行与经济增长速度?1190年代之前 ,中国的各项政策基本上是围绕着“放权让利”这一基本思路展开的 ,带有比较明显的“渐进式”改革的特征。“渐进式”改革方式所具有的积极效应具体表现为 ,通过刺激和调动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积极性 ,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 ,以补偿的方式来调节原有利益格局分化时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 ,减缓了改革的阻力 ,使改革的起步阶段可以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顺利地发展。但是 ,这种以“放

8、权让利”为主要思路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甚至没有触动原有经济体制中一些深层次的实质性问题。这些往往会引起巨大摩擦与社会矛盾的深层次问题或者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而被耽搁下来 ,或者是因为担心引起较大的社会阻力而向后拖延 ,或者是因为当时社会还不具备完全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的基本条件而放弃 ,等等。这些沉积下来的深层次问题所衍生的各种矛盾与困难与渐进式改革中所产生的新的矛盾与困难逐渐纠缠在一起的 ,使改革在深化阶段中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 21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下机制性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 ,是第二次产业内部工业潜在产出能力大于实际产出能力 ,实际产出能力大于市场需求现状的直接原因。整个

9、 80年代 ,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下的作为主要投资主体的各级地方政府 ,在争相发展本地经济的强烈驱动下 ,盲目投资、重复建设 ,形成了较大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而此时 ,无论是市场还是计划 ,都无法对地方政府的这一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的行为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其实 , 90年代初期这一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的后果已初显端倪。只是紧接其后的又一轮投资热潮将其迅速掩盖起来。在这一轮发展中 ,由投资创造出对能源、交通、基础原材料的极度需求 ,而这些部门或行业产品的供给短缺 ,又引发了旨在缓解短缺的投资。工业内部一些部门或行业间的互相拉动形成了一种短缺在不断加剧的表象。在经济过热、泡沫不断加大、中央政府不得不

10、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来整顿经济时 ,经济增长的速度逐渐降低下来 ,但泡沫并未随之消失 ,而是以固化的形式沉淀下来 转化为由低水平重复建设所引起的供给重叠与供给过剩的现有局面 ,其中 ,无效供给成为 9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31与供给能力不断增长、供给规模不断扩大相对应的则是需求增长的逐步下滑。自 1991年之后 ,国内最终消费率从 60%以上的水平上开始下滑 , 1992 1995年,国内最终消费率分别为 59. 9%、58. 3%、57. 3%、57. 5% , 1996年之后消费率略有上升 ,分别为 59. 9% (1996年)、 20 . 1994-2006 China Aca

11、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58. 5% (1997年)、58. 4% (1998年),但均没有恢复到 90年代以前的水平。导致国内需求增长幅度下滑的主要原因 ,除了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外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滞后 ,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所致。有学者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农业的迅速增长和农业产值份额的显著提高 ,用相对国民收入度量的我国二元结构强度 ,从 1978年的 6. 03缩小到 1984年的 3. 58。不过自 1984年之后 ,二元结构强度不

12、仅没有继续减弱,反而出现复归趋势 ,由 1984年的 3. 58上升到 1988年的 3. 89, 1991年为 4. 14, 1994年为 社会有效需求不足 ,导致市场的相对过剩。 4. 48。 1990 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510元增加到 542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 升到1998年的52. 1%。城乡消费比重的这种变化反映了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在不断下滑。由于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8亿多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增长幅度下滑,必然会引起686元增加到 2162元。两者的比差 9% ,而城镇居民的消费比重则从1994年的35结构强度拉大紧密相关的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

13、了显著的变化。农村居民的消费比重从(以后者为 1)从 2. 21扩大到 2. 51。与城乡二元1984年的 64. 9%下降到 1998年的 47. .1%上(二)市场相对过剩根源于长期以来的三次产业间严重的结构偏差以及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逐渐淤积。然而 ,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 ,市场相对过剩又为解决上述各种问题增加了较大的难度和复杂性。 11使改革与发展之间的协调性大大降低 ,两者间的摩擦面会不断地加大。 90年代后期以来,原来的放权让利的改革实践已走到尽头 ,中央政府已无权可放、无利可让。此时新推行的每一项改革都涉及到社会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更是需要通过经济

14、的发展 ,从利益调整或补偿的角度来支撑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而市场相对过剩所导致的大部分企业处境艰难 ,效益滑坡 ,经济增长速度趋缓 ,自然会引起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的突显 ,进而会对改革产生相当的、不可低估的阻力。 21使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协调性降低。 90年代后期以来 ,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增大 ,投资的目的由原来的侧重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为主转变为以侧重争夺中国市场份额为主。由于市场相对过剩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市场空间变得越来越狭小 ,民族企业之间、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为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激烈程度加剧。不仅如此 ,在一些竞争性部门或行业 ,由于民族企业在包括企业规模、技术装备水平、资本支持条

15、件、产品品种与质量等在内的诸多方面 ,很难与外商投资企业相抗衡 ,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加之外商投资为克服“水土不服”的不利因素 ,往往通过兼并民族企业 (尤其是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 )或与民族企业合资、合作的方式 ,利用民族企业原有的营销网络 ,实施以自己的品牌来取代原有民族企业品牌的经营策略 ,争夺或扩大自己品牌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民族企业原有市场份额丧失或不断缩小 ,民族品牌消失的现象四处出现。 31使产业结构纠偏的难度加大。发展乡镇工业是在现有的历史背景条件下降低第一次产业劳动力相对比重 ,用“离土不离乡”的形式解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出路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提高的一个重要举措。 8

16、0年代下半期至 90年代上半期 ,乡镇工业一直是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市场相对过剩的出现 ,从根本上改变了乡镇工业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 21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一方面 ,大多数乡镇工业集中在技术层次较低的行业 ,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原子型的市场结构导致企业之间过度竞争 ,乡镇工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市场空间在减少 ;另一方面 ,市场相对过剩“提高”了产业进入壁垒 ,乡镇工业在规模经济、必要资本量、产品差别化、政策法律制度等方面自然会受到

17、现有企业的狙击。比如国家关于保护环境、资源、以及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诸项立法 ,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或以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来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现象。因而 ,以往在农村曾十分流行的“无工不富”的口号在市场相对过剩的条件下受到质疑和挑战 ,往往变成了“无工不亏”。乡镇工业发展受阻的这一现实无疑为农村剩量调整往往会通过扩大就业规模来缓解社会上存在的就业压力 ,避免各种社会问题的聚集和的调整中 ,增量调整的效果往往会好于存量调整。尤其是在劳动力充分就业不足的情况下 ,增余劳动力的转移从而为纠正三次产业结构偏差增加了复杂性和困难。的潜在产出能力大于实际产出能力,工业品普遍过剩,

18、并存在大量的无效供给的条件下,如果仍然依靠增量的投入,通过大量建设新项目、纠正产业结构严重偏差的另一个基本任务是调整工业内部结构 工业内部结构,一般说来 爆发。因而 ,增量调整的实施过程也较为顺利。但是 ,在现有的第二次产业产值比重过高 ,工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 ,必然会带来生产能力的进一步过剩 ,结构的进一步扭曲。因此 ,在市场相对过剩的条件下 ,调整的方式必须由以往的增量调整为主转变为存量调整为主。从理论上说 ,最有效的存量调整方式是加大对那些有竞争实力和发展优势企业的技术改造力度 ,通过市场竞争与资产重组 ,淘汰一批缺乏市场竞争力与发展潜力的劣势企业 ,使生产和销售向优势企业集中 ,在提高

19、市场集中度的同时 ,加快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专业化协作分工的进程。但是无论如何 ,存量调整都必然触及到目前一个最为敏感、也令大多数地方政府十分担心、避之不及的就业压力问题。实际上 ,自 1996年以来 ,下岗工人逐渐增加 ,有人测算 , 1997年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为 1151万人 ,城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富余人员为 3000万 4000万人。一方面 ,乡镇工业的发展势头受挫 ,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 ;另一方面 ,城镇下岗工人逐年增加 ,第二次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收效不大。工人要下岗 ,农民进不了城 ,这一现实困难从根本上制约着第三次产业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在政府有关政策的大力扶持下

20、,第三次产业仍不能得到充足的补偿性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依据发展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的理论 ,人们一般把城市化看成是工业化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但是 ,在实际的发展中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城市化率一般都高于工业化率。依据钱纳里等人的世界发展模型 ,在低收入区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已经超过工业化率 ,但差异不大 ,在人均 GN P大于 300美元以后 ,则城市化率明显高于工业化率 ,出现发展中国家的“超城市现象”。相比之下 ,中国 1998年的城市化水平为 30. 4%。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 1998年中国人均 GN P750美元的水平 ,中国城市化的水平与钱纳里发展模型中的标准参数相

21、差甚远,甚至低于人均 GN P300美元的水平近 13个百分点。不能说政府没有意识到加快城市化进程对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最近颁发的关于做好 2000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强调了加快过去相对滞后的城市化进程的现实意义。让农民自由地进城 ,加速城市化进程 ,在现有的条件下 ,意味着城市需要面对在就业、住房、社会 22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基础设施等问题上所形成的比以往更大的社会压力。因而 ,从稳定大局出发 ,考虑到一些因素的限制 ,中央政府一

22、直对提高城市化水平不太敢放手 ,总是希望在城乡现有利益格局基本不变的前提下 ,凭借时间因素 ,另辟空间 ,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途径 ,解决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和新的增长动力问题。在现实中 ,具体到各个城市 ,总是在或明或暗地 ,不同程度地“构筑”一些壁垒 ,尽量延缓和缩小农民进城的速度与规模。所以 ,已经形成的民工潮主要是在南方的一些城市间左冲右突 ,呈无规则流动状态。如果说 20世纪 90年代上半期之前 ,我们还有空间和时间来观察和寻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去向问题的话 ,那么 , 1995年之后相对过剩的市场运行态势 有很多理由证明,发展小城镇不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最优选择,相反地,发展

23、大城市乃至特大城市比起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乡镇工业在其发展中既遇到市场空间的制约也遇到自然资源与环境不以往的那种在城市化适应性的调整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对矫正产业结构严重偏差市场相对过剩的出现已经使调整城乡布局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在时间上具有了明确的约束性。加快城市化进程断亮起红灯警示的现实表明 :,从而拓展经济增长空间 进程中所采取的被动式、的客观要求。建设小城镇来 ,无论在经济、资源和环境方面的成本还是在时间和所产生的正向的积极效应方面 ,都具有较明显的优势。 (1)城市化进程与市场化进程是同步同方向发展的。以往 ,我们常常强调市场经济发展对城市化以及大城市产生的积极作用,却忽视了城

24、市化进程尤其是大城市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生产要素能否自由流动虽然取决于经济体制的性质 ,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既定的前提下 ,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不同分布会对其流动的自由程度产生重要的影响。一般而言 ,生产要素在城市或城市间流动的自由程度会远远高于农村和小城镇。 (2)市场经济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城市规模愈大 ,它的聚集效应和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愈强。更重要的是 ,由于城市是各种资源在空间上聚集的产物 ,城市的发展往往是一国产业组织结构改善、市场集中度提高的必备条件。同时 ,城市规模代表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力 ,不同地区乃至不同国家间的经济竞

25、争成败得失往往是与城市规模的水平与经济实力的强弱密切相关的。 21世纪的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不同城市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 (3)比起小城镇 ,大城市无论在硬件设施比如交通、运输、供电、供水、供气、排污、环保等方面 ,还是在软环境比如城市管理水平、官员素质及其经验积累、治安、教育、文化等 ,都有明显的较大优势。因此 ,继续在大城市扩充基础设施、充分利用现有的软环境来接纳和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在资金、资源、环保等方面所付出的成本会相对小于建设小城镇在以上诸方面所必须付出的成本。 (4)与所付成本比较起来 ,发展大城市所获取的正向效应比起小城镇在时间和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上显得更

26、为及时、明显。第三次产业发展所要求的在生产和消费上的同一性更多地依存于人口的密度与产业密度。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和产业密度明显高于小城镇 ,而且要素的投入产出率和主要经济指标的人均水平也比小城镇高出许多。 (5)改革开放以来 ,发展小城镇一直是中国推进城市化的主流观点。在现实中 ,中国的城和镇的数量超常增加 ,但规模普遍偏小 ,平均规模则越来越小。若将现有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由 32万人扩大至 50万人 ,就可以吸纳约 1. 2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若在此过程中 ,再有所侧重地发展一批 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则可吸纳更多数量的农村劳动力。因此 ,如果无视现有的城市数量规模 ,仍然把发展小城镇

27、当作推进城市化的主要措施 ,则违背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的、迫切的要求。 23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重点发展大城市 ,推进城市化进程 ,既是我们缓和与解决当前以及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人口规模与自然资源、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逻辑使然。环境之间矛盾与冲突的主要出路 ,也是矫正产业结构严重偏差 ,以推动目前在城市存在着劳动力充分就业不足的情况下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城必然会在一段时期内使就业问题更加尖锐和复杂。不过 ,城市化发展既不是造成中国隐性失业

28、的原因 ,更不是为解决我国就业问题增添了障碍和阻力。它在使农村已经存在的隐性失业问题加速显性化的同时 ,却从长远的发展和更大的空间方面缓和了中国的就业问题。人口在城市的相对集中可以打破目前城市劳动力市场相对封闭的格局 ,在充分竞争中降低了社会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的平衡点的高度 ,为我国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完成劳动积累过程提供必需的基础 ;同时 ,人口的相对集中与产业密集度的提高 ,为第三次产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据有的学者研究 ,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四国 20世纪 70年代初期至 90年代初期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时 ,第二次产业每增加 1个就业 ,第三次产业就增加

29、 1. 5到 2. 5个就业岗位。 发展中国家的这一现实经验表明 ,城市化进程本身会带来就业门路的扩大和就业岗位的增多。中国经济发展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首要问题是超大规模的人口总量。人口问题的核心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如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村问题一样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中国经济建设中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此外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 ,我们不应忘记一个已经存在的重要事实 :向外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在各超大或特大城市间或城市内无规则流动的人口群。可以预计 ,随着市场相对过剩态势的延续 ,这个流动人口群的规模还会增大 ,对城市的冲击力还会增

30、强。对于各城市而言 ,这已不是一个是否愿意吸纳而是如何吸纳的问题了。是在继续维持现有城乡相对隔离的利益格局中处理与解决经济发展中人口规模与自然资源、环境间矛盾与冲突的出路环境间的剧烈冲突和矛盾 在充分利用和继续扩大城市现有基础设施的基础,还是打破城乡隔离,让城乡要素自由流动 ,让农民自由进城 上,从全局性的高度 ,寻求解决人口规模与自然资源、从结构调整与转换的角度看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于产业结构日益严重的偏差状况。源自于这一偏差的相对市场过剩 ,由超大人口总量规模和经济发展中因在环境与资源上的过度开发和低效率利用所造成的严重生态失衡和资源短缺 ,以及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具有的特征

31、等 ,都从不同的方面迫使我们不得不把发展城市化作为矫正结构偏差的主要出路。然而 ,这条发展道路也是矛盾多多、荆棘丛生的。同时 ,还需指明的是 ,城市化不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转换的全部任务 ,而是矫正结构偏差的基本出路。在结构调整与转换过程中 ,还有许多具体、复杂和艰苦的困难。种种迹象表明 ,在上述诸多因素相互交织的共同制约下 ,中国的经济发展极有可能会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时期。改革与发展间不协调的一面可能会更加突出,就业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会更加尖锐、复杂。对此 ,我们应该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积极的应对措施。 (作者工作单位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厦门市 361005) (责任编辑 :李海舰 王京生 :我国还是短缺城市 ,载经济学消息报 1999年 3月 26日。 24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