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门医派的精髓——温病学说(5页).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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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门医派的精髓温病学说-第 5 页吴门医派的精髓温病学说温病学说可以说是吴门医派的精髓中的精髓,正因为温病学说的创立,吴门医派一脉传承的灵与魂才得以完美统一。温病学说明确提出温病不同于伤寒,从理论到治法上都拓出了一条新路,温病学说的创立是对中国医学发展的一项巨大贡献,是整个中国医学发展里程碑式的事件,是继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之后中医又一大发展创新。而今,运用温病学理论,雷允上药业的六神丸、香菊感冒颗粒等中成药,在对抗非典和预防禽流感等方面都起到独到疗效,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医传统医学在明清时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而温病学的兴起与发展是清代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最耀眼的亮点。可能正是因此,范行准
2、说:“传染病在各历史时期,一向占重要地位,因它占各病中十之九。清代三百年来医家的聪明才智,几乎都尽于此。所以清代医学上最重视传染病,也是中国医学历史上最突出的一个现象。”而且,温病学是在江南或其周边区域发展起来,温病学的中心在江南。温病学说作为吴门医派的精髓,是在吴地中医理论研究者与临床医学专家的思考与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温病学派的诞生,促进了中国中医药史的巅峰。 自古以来,旱涝、风蝗、地震、海啸各种灾害往往都会增加疫病暴发或流行的机会,历史上继发于灾荒之后的疫病屡见不鲜,所谓“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大荒之后,必有大疫”。据文献记载,汉唐以来,尤其是明清之际,苏州及邻近地区先后发生过数百次的疫病流
3、行。明代二百七十六年中有六十四次疫病流行,清代二百九十五年中大小疫病流行不下三百多次。 由于干旱、水涝、海啸等灾害摧毁了城镇村落,生活环境恶化,饮水被污染,淹溺、受伤、冻馁及病死的人畜众多,尸体浅埋处理或暴尸荒野道旁,形成污染源,造成了疫病流行的条件。因此,对瘟病的关注和研究,向来是医家们关注的焦点。 相传先秦时的黄帝内经,曾提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可见华夏先民们已注意到这种对人类危害极大的疫病。东汉时河南张仲景亦曾痛感建安以来疫病的流行,他的家族原有二百多人,然而未满十年,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死于伤寒病的就有七十人。于是他“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
4、采众方”,写成伤寒论一书。张仲景很自负地认为,“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自伤寒论问世后,历代医家无不奉为圭臬。伤寒病是一切外感热性病的总称,以伤寒病命名,列治法三百九十七条,组方一百一十三首,用药九十七味,历经千百年,中医藉此治病,屡治不爽。可贵的是伤寒论继黄帝内经之后曾提到温病,但有症状而无治法,语焉不详。这与张仲景身处中原,所见所闻以伤寒为主有关,说明张仲景在临床中发现过有别于伤寒的温病,而他只是注重了伤寒的研究。但亦足以说明在张仲景丰富的临床中,或他同时期的医学信息中,也发现过有别于“伤寒”的“温病”。或许与伤寒相比仅见一二,但他仍然忠实的记录下来,使后
5、人能有脉络可寻。王履,温病学派的先驱者。元末明初之际,昆山人王履(朱丹溪的学生),在临床研究中承袭了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思想,但以感邪的即病与不即病指出了伤寒与温病的不同之处。王履在他的医经溯洄集中说:“夫伤于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发于所感之时;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也。即病谓之伤寒,不即病谓之温与暑。”其病因虽不殊,但施治不得混淆,王履明确提出了“温病不得混称伤寒”的观点,澄清了当时对温病、伤寒的模糊看法,指出温病是与伤寒不同的一类疾病,在治疗上应“治以辛凉苦寒”,有异于伤寒的“辛温解表”,使温病在名称和治法上摆脱了伤寒的羁绊,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因此,王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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