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阅读指导(7页).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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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演义阅读指导-第 7 页三国演义背景介绍 一提起三国,大家恐怕都会脱口而出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诸葛亮、关羽、赵云、刘备、张飞、曹操、周瑜的确,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智谋、权术、机变、口才、勇气在三国鼎立的舞台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虽然中国历史上并不乏这样的英雄时代,像春秋战国、隋末唐初、元末明初,但惟独这一时代特别让人难忘,也特别让人热血沸腾。这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三国演义这本书的传播带来的影响。三国故事很早就开始在民间传播,据记载,隋炀帝观水上杂戏,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节目;而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也提到,唐初时有些三国故事已“得之于道路,传之于众口”;李商隐骄儿诗云:“或谑张
2、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到了晚唐,三国故事已经普及到小儿都知的程度。到了宋代,市民文学兴起,一种称为“说话”的民间技艺逐渐发展并流行开来,一直到元代。“说话”主要有四家:小说、说经、讲史、合生。其中“讲史”最为流行,三国故事也因为民众的熟悉而成为“讲史”中最流行的内容之一,当时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苏轼东坡志林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此时三国故事已有明显的尊刘贬曹倾向。宋代这一类故事的话本没有流传下来,现存早期的三国讲史话本,只有元代刊行的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其故事已粗具
3、三国演义的规模,突出蜀汉一条主线,但情节与史实出入颇多,民间传说色彩较浓,叙事性强,文笔粗糙。与此同时,戏剧舞台上也大量搬演三国故事,现存剧目即有40多种,桃园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赤壁之战、单刀会、白帝城托孤等重要情节皆已具备。在长期的民间传说和民间创作的基础上,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创作出了杰出的章回体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它是文人素养与民间文艺的结合。一方面,作者充分运用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以及其他史籍所提供的材料,重要历史事件力求与史实相符;另一方面,作者大量采录话本、戏剧、民间传说的内容,在细节处多有虚构。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年间(1522)刊刻的,该书2
4、4卷,240则,每则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标题)。后来,有一种假托的“李卓吾评本”将原书的240则合并为120回。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以此为基础,对回目和正文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增删,去掉了原书的论赞,加上自己的评论,在艺术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正统的道德色彩更加浓厚,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本子,近人常将它简称为三国演义。但遗憾的是,对于罗贯中,我们所知甚少,只有一些零星的资料:他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祖籍东原(现在山东东平),大约生活在1315至1385年之间。除了三国演义之外,也参与了水浒传的创作,是作者之一。同时他还是一个杂剧作家,今存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传世的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
5、传和三遂平妖传,也署着他的名字。内容提要三国演义用“依史以演义”的独特的文学样式,描写了起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的近百年历史。“依史”,就是“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对历史的事实有所认同,也有所选择,有所加工;“演义”,则渗透着作者主观的价值判断,用一种自认为理想的“义”,泾渭分明地去褒贬人物,重塑历史,评价是非。统观全书,作者显然是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这也就是三国演义的主旨。作为明君良臣的主要标志,就是能在政治上行“仁政”,人格上重道德,才能上尚智勇。自从孟子精心设计出一套“民
6、为邦本”“仁政王道”的社会政治蓝图之后,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一直为之奋斗不息,也为广大的百姓向往不已。小说在以蜀为中心,展开三国间的错综复杂的争斗故事时,就把蜀主刘备塑造成一个仁君的典范。刘备从桃园结义起,就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当他被吕布打败,匹马逃难时,“但到处,(村民)闻刘豫州,皆跪进粗食”。后曹操大举南下,竟有十数万百姓随同刘备赴难,虽然情势万分危急,他亦不肯暂弃百姓。他爱民,也爱才。待士以诚信宽厚,肝胆相照,故如诸葛亮与五虎将等一代英豪,都能终生相随,君臣间的关系“犹
7、鱼之有水也”。刘备就是作者理想中的“仁德”明君。他手下的大臣也都有“救国救民之心”,如赵云就明确表示过:“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诸葛亮在临终前,还手书遗表教后主“清心寡欲,薄己爱民;遵孝道于先君,布仁义于寰海”。这都寄托着作者仁政爱民的理想。与刘备相对照的是,作者又塑造了一个残暴的奸雄曹操。刘备入川时,曾对庞统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曹操也是一个“人杰”,小说中王粲就说他“雄略冠时,智谋出众”。有时为了笼络人心,也略施权术,以示有“宽仁大德之心”,因而能平定北方。但他心灵深处所信
8、奉的人生哲学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热情款待他的吕伯奢一家,竟被他心狠手辣地杀得一个不留。他为报父仇,进攻徐州,所到之处,“尽杀百姓”,“鸡犬不留”。对部下,更是阴险、残酷,如在与袁术相持时,日久缺粮,就“借”仓官王垕的头来稳定军心。其他如割发代首、梦中杀人等等,都表现了他工于权谋,奸诈、残忍,毫无惜民爱民之心。与此相类的,如董卓、袁绍、袁术、曹睿、孙皓、刘禅等,既无曹操的雄才大略,却似曹操那样轻民、残民,因此必然走向灭亡。如董卓就将“民为邦本”之说视为“乱道”,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他专肆不仁,杀人如麻,闹得“罪恶贯盈,人神共愤”。最后暴尸之时,“百姓过者,手掷董卓之
9、头,至于碎烂”,“城内城外,若老若幼,踊跃欢忻,歌舞于道”。这种对于蔑视黎元、残杀无辜的乱臣贼子的愤恨,正反映了广大民众对于仁政的渴慕。三国演义在人格构建上的价值取向,是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全书写人论事,都鲜明地以此来区分善恶,评定高下,而不问其身处什么集团,也不论其出身贵贱和性别,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都一律加以赞美。特别是对诸葛亮的忠,关羽的义,作者更是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把他们塑造成理想人格的化身。诸葛亮的一生,连他的敌人也佩服他“竭尽忠诚,至死方休”。如第四次伐魏时,形势大好,后主却听信谗言,将他召回。此时,“如不从之,是欺主矣;若从之而退兵,祁山再难得也”,在“正
10、好建功”与完善道德的两难之中,他还是为了维护“忠”的人格而放弃了千载难逢的建功良机。关羽死守下沛,身陷绝境时,就决心为义而死。后来又是从大义出发,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为曹操的金钱美女所动心。当他一旦得知刘备的消息,便挂印封金,夺关斩将而去。他们的忠义观念、道德品格显然是属于封建性质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小说通过赵云投刘备、徐晃归曹操、田丰为袁绍所忌等故事的描写,反复强调“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思想,说明这种“忠”并不是忠于一姓之天下,也不是仅忠于“正统”的刘蜀,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灵活性。他们的“义”,又包含着“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民”的精神。因此,三国演义中以“忠义”为核
11、心的道德标准,又与渗透着民间理想的政治标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映着当时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至于关羽为报昔日之恩,而在华容道上不顾一切地放走了曹操,也被小说的作者称之为“义重如山”。关羽的“义”在本质上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回报和温情,与江湖上流行的道德精神是息息相通的。关羽这个形象在民间越来越被神化,反映了广大民众对他的崇敬,而不仅仅是由于历代的统治阶级不断地予以尊崇、追封的结果。走出乱世,还得凭借军事上的实力和谋略上的成功。小说对于智与勇,都是予以歌颂的。比较起来,在描写三国间政治、军事、外交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小说更突出了智慧的重要性。司马徽曾对刘备说:“关、张、赵云之流,
12、虽有万人之敌,而非权变之才;孙乾、糜竺、简雍之辈,乃白面书生,寻章摘句小儒,非经纶济世之士,岂成霸业之人也!”他说的经纶济世之士,就是指诸葛亮。小说中的诸葛亮,不但是忠贞的典范,而且也是智慧的化身。他初出茅庐,就为刘备提出了据蜀、联吴、抗魏的战略思想。在通晓天时地理,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火烧博望”“草船借箭”“借东风”等,克敌如神;在深切地掌握敌方心理特点的情势下,巧妙地使用了骄兵计、疑兵计、伏兵计、反间计等,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其中如“空城计”“陇上妆神”等就是心理战成功的著名范例。特别是在对周瑜和孙吴方面,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随机应变、趋利避害,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魏国的曹操、
13、司马懿,吴国的周瑜、吕蒙、陆逊,蜀国的庞统、姜维等,尽管也都长于计谋,但与诸葛亮一比,就都相形见绌。三国志诸葛亮传曾说:“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小说却一反其说,把他的谋略胜算写得出神入化,这无疑是寄托着人民的理想。诸葛亮的惊人智慧和绝世才能,实际上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斗争经验和智慧的总结。三国演义把蜀国的刘备、诸葛亮、关羽等君臣作为理想中的政治道德观念的化身,仁君、贤相、良将的典范,而把魏国的曹操等作为奸邪权诈、推行暴政的代表,至于孙吴方面只是陪衬而已,因而具有明显的“拥刘反曹”的倾向。在历史上,曹、刘孰为正统的问题,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在正宗的史学著作中,大致自朱
14、熹的通鉴纲目起,一般都奉蜀国为正统,以魏、吴为僭国。至于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中,从来就有尊刘贬曹的倾向。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刘备是“帝室胄裔”,多少有点正统的血缘关系;二是刘备从来以“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著称,容易被接受。特别是在宋元以来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人心思汉”“恢复汉室”,正是当时汉族人民共同的心愿,因而将这位既是“汉室宗亲”,又能“仁德及人”的刘备树为仁君,奉为正统,是最能迎合大众的接受心理,符合广大民众的善良愿望的。作者从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出发,融合着千百年来人民大众对于明君贤臣的渴望心理,把刘备、诸葛亮等人作为美好理想的寄托。根据儒家的思维逻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或“天下土地,
15、唯有德者居之”。但历史的发展恰恰是事与愿违:暴政战胜了仁政,奸邪压倒了忠义,全能全知、超凡入圣的诸葛亮竟无力回天!诸葛亮临终时哀叹:“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亡矣!”小说最后也用了这样的诗句作结:“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作者无可奈何地将这一场历史悲剧归结为“天意”或“天数”。所谓“天数”,与其说是肯定了客观历史进展的理则,还不如说是流露了作者对于理想的幻灭、道德的失落、价值的颠倒所感到的一种困惑和痛苦。一部三国演义表现了作者在理想与历史、正义与邪恶、感情与理智、“人谋”与“天时”的冲突中,带着一种悲怆和迷惘的心理,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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