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公司投资管理及财务知识分析决策.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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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绪和投资决策后悔 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常出现后悔的心理状态。在大牛市背景下，没有及时介入自己看好的股票会后悔，过早卖出获利的股票也会后悔；在熊市(bear market)背景下，没能及时止损出局会后悔，获点小利没能兑现，然后又被套牢也会后悔；在平衡市场中，自己持有的股票不涨不跌，别人推荐的股票上涨， 自己会因为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而及时换股后悔；当下定决心，卖出手中不涨的股票，而买人专家推荐的股票， 又发现自己原来持有的股票不断上涨，而专家推荐的股票不涨反跌时，更加后悔。 张三持有A公司股票， 去年他曾经考虑把这部分投资转到B公司，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现在他发现如果当初做的话，他就可以多

2、赚10000元。 李四持有B公司股票， 去年他把这部分投资转到A公司， 现在发现如果当初保留B公司股票的话， 他就可以多赚10000元。 问谁更后悔?Exercise 对同样不利的决策结果，人们体验到的由 “ 做（action）却做错”导致的后悔与由“不做（inaction）却失去机会”导致的后悔，哪一类后悔程度更强？ 后悔是一种耗费精神的情绪，它是比损失更大的损失，比错误更大的错误。 - 拿破仑。希尔后悔厌恶后悔厌恶(Regret Aversion) 后悔厌恶后悔厌恶(regret aversion)是指当人们做出错误的决策时，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痛苦。为了避免后悔，投资者常常做出一些非理性行

3、为，如：趋向于等待一定的信息到来后才做出决策，即便这些信息对决策并不重要；投资者有强烈的从众心理，倾向于购买大家追涨的股票，因为当考虑到大量投资者也在同一投资上遭受损失时，投资者后悔的情绪会有所降低。 在投资上人们也有后悔厌恶的心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 一、在投资决策时，后悔厌恶的投资者会比较保守，比如过去遭受损失的投资者，不敢去尝试新的大胆的投资，会比较墨守成规。 二、后悔厌恶的投资者会远离表现不佳的市场。如果此时他们选择投资，而市场又持续低迷，他们会对自己的选择感到非常的后悔。 三、后悔厌恶也会导致投资时的羊群行为。与其他投资者保持一致，并做出相同的投资决策，会减少人们在遭受损失时所

4、感受的痛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对错误决定的责任感会相对减轻。 四、投资者会长期坚持持有表现不佳的股票，而不愿意卖出，因为一旦卖出，就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败，从而寄希望于将来价格会上涨来扳平。另一方面投资者又会长期持有业绩表现好的股票。因为投资者担心，过早的卖出会失去将来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收益。这种投资策略是不理性的，除非有充分的、合理的依据证明赔钱的股票下跌趋势已经改变，可以翻本，而赚钱的股票已经丧失上升的动能。当遇到大级别的熊市或牛市的时候，容易造成大熊市亏大钱，大牛市赚小钱的不良后果。 Hersh Shefrin和Meir Statman在一个研究中发现：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除了避免后悔以外

5、，还有一种追求自豪的动机在起作用。害怕后悔与追求自豪造成了投资者持有获利股票的时间太短，而持有亏损股票的时间太长。他们称这种现象为卖出效应。他们发现：当投资者持有两只股票，股票A获利20 ，而股票B亏损20 ，此时又有一个新的投资机会，而投资者由于没有别的钱，必需先卖掉一只股票时，多数投资者往往卖掉股票A 而不是股票B。因为卖出股票B会对从前的买人决策后悔，而卖出股票A会让投资者有一种做出正确投资的自豪感。 羊群效应 Herd Effect 在一群羊前面横放一根木棍，第一只羊跳了过去，第二只、第三只也会跟着跳过去；这时，把那根棍子撤走，后面的羊，走到这里，仍然像前面的羊一样，向上跳一下，尽管拦

6、路的棍子已经不在了，这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也称“从众心理”。 Asch Experiment (1958) 它是指由于对信息不充分的和缺乏了解，投资者很难对市场未来的不确定性作出合理的预期，往往是通过观察周围人群的行为而提取信息，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于舆论（即市场中的压倒多数的观念），而不考虑自己的信息的行为。 在这种信息的不断传递中，许多人的信息将大致相同且彼此强化，从而产生的从众行为。“羊群效应”是由个人理性行为导致的集体的非理性行为的一种非线性机制。 来自金融市场中的大量证据显示，参与羊群行为对于主体不利，积极参与羊群行为的投资个体在市场中获得的收益率比

7、较低。同时，羊群行为程度和股票价格波动 之间形成一种正反馈机制，这使得许多学者认为羊群行为是导致市场价格波动过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羊群行为的成因 从众的本能 从众心理(Conformity)指人们具有的与他人保持一致、和他人做相同事情的本能。研究发现，这种心理特征并不是人类所独有的。在自然界中，动物们也具有明显的从众行为。例如，动物之间在居住地域选择、交配，觅食等方面存在模仿的行为。自然界动物群体这种一致行动的趋向性是长期进化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的进化优势。和别人做相同的事可以节约大量时间和精力。 对报酬、声誉的需要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某种行为，最直接的原因是获得某种报酬。羊群行为的产生一个很

8、重要的原因就是报酬(Pay off)或者声誉 (Reputation)模型。由于提高声誉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提高报酬。因此，其实可以将两者理解为同一原因。这种羊群行为的根源是代理关系的存在，即决 策者自己并不是拥有投资资产的所有权，他们趋向于使得自己的利益(代理人)最大化而不是使得被代理人的收益最大化。典型的例子是金融市场中的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者所管理的资产的所有权并不属于自己，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很容易导致下面涉及的声誉羊群行为。 “共同承担责备效 应”(BlameSharingEffect)的存在导致了羊群行为。如果某决策者逆流而动，一旦他失败了，这一行为通常被视为是其能力不够的表现，

9、并因此而受到责备；但是如果他的行为与大多数人一致，即使失败了，他会因看到其他许多人与他有相同的命运而不那么难过，而他的上级(委托人)也会考虑到其他的人也同样失败了而不过分责备他。这样，决策者具有与别人趋同的愿望，以推卸自己承担决策错误的责任。 决策者模仿他人的选择，而忽略自己的私人信息。虽然这种行为从社会角度看是无效率的(这里的无效率表现在因羊群行为的存在，信息和决策之间的联系而被削弱)，但从关心个人职业声誉的决策者的角度来看却是理性的(这里的理性是指决策者的行为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 信息的相似性。 同样处于同时代背景下的人，接受到的信息相近似也是自然的，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几乎接近的判断，

10、也就可以理解了。关于这点，Froot,Scharfstein和Stein（1992）针对于投资市场所做的研究很有价值：机构投资者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他们通常关注同样的市场信息，采用相似的经济模型、信息处理技术、组合及对冲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机构投资者可能对盈利预警或证券分析师的建议等相同外部信息作出相似反应，在交易活动中则表现为羊群行为。 Scharfstein和Stein(1990)建立了声誉羊群行为模型，该模型中有A，B两个决策者，依次作出决策。他们可能是聪明的(Smart)，也可能是鲁笨的(Dumb)。聪明的决策者接受到关于资产价格的信息，而鲁笨的决策者只能接受到噪音。委托人，包括决策者本

11、身并不知道A，B的类型，但在A，B做出决策后，委托人可以根据结果和决策修改。 A接受信息，并以此为依据作出决策；B则是模仿A的行为，而不管他作出的决策是否与自己的信息吻合。 如果B作出与A一致的选择，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他很可能获得了信息，从而更可能是聪明的；如果他采取与A相反的策略，他很可能被认为没有受到任何信息，因而更可能是鲁笨的。 信息不确定或者信息成本太高 信息不确定能够导致羊群行为。投资者如果能掌握市场中的所有信息，那么他是不必通过观察他人的决策来决定自己的决策的。但是由于金融市场是完全开放的， 而且不断有信息流入市场中，信息变化速度很快，信息变得十分不确定。此时投资者容易产生跟风行为

12、，而且市场条件变化越快，羊群行为越容易产生。 信息成本过高也将导致羊群行为。在理想的市场中，信息是无成本的，人们可以获得任意想获得的信息。但是在实际市场中，信息却是必须付出成本才能得到的， 有时，这种成本太大，以至于投资者虽然认为该信息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该价值并不一定超过必须支付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采取一种他们认为的“简捷”方式，从他人的交易行为中获取信息，这样很容易导致羊群行为。 从行为经济学研究社会公平问题从行为经济学研究社会公平问题现象和比较现象和比较来源：美国美林集团，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 收入富人穷人财富比例7030人口比例0.0299.98消费富人穷人消费比例504

13、.97人口比例2020中国贫富差距另外：校园里的不公平什么是公平? 收入，分配的均等? 机会的均等?-不公平的体制会造成经济代价。-如果中间和较贫困的群体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社会就丧失了创新和投资的机会。 -“不平等的陷阱”，即，“不能充分实现潜力的周期不断延续”。-“公平性，赋予每个人相同的生活机遇，对于实现经济增长和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世界银行 “年世界发展报告”: 公平与发展 -据我们估计，我国居民“对社会感到不公平”的占到22.45%，约二亿人；其中“非常不公平”的在7-8%。董志勇 行为经济学对社会公平问题的研究,2005后果人们的公平心理受经济、教育、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不

14、同会有怎样的差异？在不同环境下，人们基于公平心理所作出的选择会有何不同？在何种情况下，它会转化成为风险情绪，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带来极强的破坏性呢？现代男性与女性在社会角色中的公平心理有何不同？问题 两个人A与B一起分享一笔100元的“外财”，A（分配者）提出一分配方案，B（反应者）选择接受或拒绝。如果B接受，两人将按A提出的方案瓜分这笔钱；如果B拒绝，两人都将一无所得。（A卷）那么你会分_元给这个人。（B卷）A要分给你_元，你才不至于拒绝。最后通牒博弈 (Ultimatum Game)设计综合了公共物品游戏(Public Goods Game)和惩罚性风险游戏(The Game With A

15、Punishment Opportunity)的博弈 传统经济学假设人类行为都是理性(Rationality)且自私的(Self-Interested)，因此会导致个人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最大化。因而公平和效率并重的社会价值，在许多情况下都不能兼容。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不会为了公平的目的而牺牲自我利益。 传统经济学公平偏好结果结果1 1：83%的A给出的分配方案基本上介于50:50到63:37之间。相当一部分A给出了50:50的方案,92%以上的B接受如果A提出给B低于50但高于25的方案,被拒绝的概率约为50;如果低于25,被拒绝的概率将大幅度增加两种心理：（1）一种是“

16、公平人”，认为大家应该机会均等，平均分才能体现公平； “纯公平人”“普通公平人”；（2）另一种导致公平分配的是由于“理性人”出于惩罚规则的考虑或道德因素影响，愿意牺牲一部分利益使得分配的结果显得公平。人们都期望得到公平对待。公平地对待别人和被别人公平对待是人的基本社会要求。结果结果2 2：有3.3%的人在即使面临被惩罚得一无所有的风险情况下，仍然选择了一分钱都不分给对方，完全独自占有，我们称为这种人为“纯自私者”，但是他们所承担由惩罚带来的“风险损失”也最大 。有3.7%的人选择将100元全都分给对方或给对方很多，他们这样处理主要是基于自身经济状况的考虑，既然他们自身的经济状况不差，而对方要求

17、分钱又可能是出于需要,我们把这种行为列入“（纯粹）利他行为” 第一个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是由德国经济学家Gth, Schmittberger, and Schwarz (1982)来进行的. 发现通常的提议者提议在40%-60%之间,少于20%的分配比例的提议会遭到拒绝. 有的学者雄心勃勃地在横跨四大洲的15个小型社会中，做了跨文化的研究。结果显示，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在最后通牒游戏中的表现果然有明显差异。在亚马逊的马奇圭噶部落，实验对象提议分给对方的钱平均只有26%，远低于西方文明社会的45%。相反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阿乌部落的居民则愿意拿出一半以上的奖金给对方。某些部落中，送礼是很重要的文化传统，而

18、且接受了别人的馈赠之后，相对的也必须感恩图报。阿乌人就是如此，他们对太过慷慨或太过吝啬的馈赠，通常都会拒绝。尽管有文化差异，实验结果仍然和理性分析所预测的自私行为相去甚远。 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原因与性质研究（1776）中假定个体行为被他们的自私自利所驱动，这种自私自利的假定构成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但他又在其道德情感的理论（1779）里认为个体也关注其他人的行为，也就是说他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偏好并没有产生怀疑，只不过长期以来被主流经济学遗忘了而已。 传统经济学假设人类行为都是自利的，这一自利的行为还会导致个人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最大化。但行为经济学认为

19、，纯粹的自利已无法解释自愿捐献、干旱时的自愿节水、储蓄能源以解决能源危机以及牺牲金钱从而对不公平的待遇进行报复等社会现象，无法解释人类生活中许许多多的“非物质动机”和“非经济动机”。因为人类经济行为的动机不仅仅只是“自利”，也有情感、观念导引和“社会目标”引致的成分。因此，很有必要将社会动机的一种形式利他或是人们对他人福利的关心纳入经济分析中。 行为经济学家在实验中发现，由于人们偏离了狭义的自利，他们会选择那些不会最大化自身收入的行为，当这些行为影响他人收入时，人们会在交易中牺牲金钱以惩罚那些对他们不利的人，或是与那些没有要求分配的人分享金钱，以及自愿为公共物品做贡献。对此，从已经建立了的“社

20、会偏好”模型来看，它们都是假设人不仅有一种自利的愿望以得到高收入，而且也会关心他人的收入。 这种关注其他人福利的社会偏好也被Becker(1974),Arrow(1981),Nouth(1990),Samuelson(1993)和Sen(1995)注意到了，而且指出这种关注其他人行为的社会偏好可能导致重要的经济结果。现在，随着实验经济学，特别是诸如最后通牒博弈， 独裁者博弈独裁者博弈, 礼物交换博弈，公共物品投资博弈，具有惩罚和不具有惩罚的市场博弈及信任博弈等可控实验博弈的发展，发现实验中绝大部分参与者显示出了诸如非公平规避、互惠等社会偏好，而且这种关注其他人行为的偏好是对自私自利假设的系统偏

21、离（Camerer,2003;Fehr&Schmidt,2003）。 Exercise 若你是分配者A (100元)，而B没有否决权，他只能接受任何方案。 你会分 _ 元给B。独裁者博弈独裁者博弈 (Dictator Game) 对最后通牒博弈进行修改，取消响应者对提议者（分配者）所提要求的否决权，那么，这个分配者就可以被叫作“独裁者”。这种严格不平等条件下的谈判博弈被称为“独裁独裁者博弈者博弈”。在这里，响应者没有拒绝的选择，主要是考察提议者（独裁者）如何分配。 通常的做法是将独裁者博弈与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结果进行对比。Forsythe et al.(1994)首次对两个实验进行了对比，他们的

22、结果表明在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给响应者的钱数要比独裁者的实验大许多，但是独裁者游戏中，独裁者给回应者的钱数大于理性预期（大于零）。再一次推测公平和利他观念是人们决策的影响因素。 信任博弈 Trust Game Berg et al.（1995）进行了第一个信任博弈实验，在整个实验中，信任双方都不直接接触，而是通过电脑或者实验组织者来传递信息。主持人把一笔钱y 交给提议者。提议者可选择0 到y 之间任何数额的钱z 交给接受者。提议者付出z,接受者能得到3z,然后他选择一个从0 到3z 的数额还给提议者。根据博弈论中的逆向归纳法，在最后一阶段，接受者知道这种博弈是一次性的，他如果是理性的话，就应该持

23、有所有的钱，而不还给提议者任何部分。这样，提议者事先也能估计到，所以他就不会借任何钱给接受者。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双方不信任。而实验结果是，一般提议者会借出他手头一半的钱，而最后接受者也会返回比借钱稍多的回报，类似于利息。礼物交换博弈礼物交换博弈 礼物交换博弈礼物交换博弈是对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的委托代理问题进行标准化的一个实验。同时，这个实验对研究劳动经济学中的“效率工资”问题有重要的意义，这是由阿克洛夫(Akerlof,1982)首先提出来的。 在由费尔（Fehr，1993）等人所做的著名的“礼物交换博弈”实验中，提议者(雇主)提供一份要约，也可以被理解成工资。每个接受者(雇员)可以不接受这份

24、要约，这样双方的收益都为0。如果接受者接受要约，他可以选择提供有成本的努力。选择的努力水平愈高，则企业的利润就愈大，而工人的效用就愈低。 实验结果是工人的努力水平与工资水平呈正相关。所以，现有的委托代理模型就不能解释这些现象。 实验结果发现，提约者提供高要约(效率工资，efficiency wage)和接受者提供高努力程度的互惠行为广泛存在。如最后通牒博弈一样，在礼物交换博弈中同样存在着两种表现完全不同的参与人。大约有40%(在有的情况下超过50%)的接受者，在收到较高的要约时回报以较高的努力。但也存在一部分雇员，无论收到何种要约，都只付出最低的努力。提约者通常会提供远高于最低水平的工资，这也

25、说明他们预期通过付出高工资，预期收益也会提高。 公共品供给博弈 公共品博弈实验是现实生活中公共资源供给问题的一个模拟。Toshio Yamagishi（1986，1988），Fehr and Gchter（2000，2002）仔细研究了公共品博弈实验。该实验中几个人为一组，组中有一个公共池（public pool）。每个人收到一笔收益y，如果他向公共池捐赠一定数量的收益，则他可以得到更多的奖励。但由于存在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存在，该博弈的纳什均衡是所有人都不捐钱。的确，如果我们把这个实验设计成一期的，那么一些研究表明约有75%的人对公共池毫无贡献，其他人也仅贡献一点。 影响较大的公共品实验中，

26、Fehr and Gchter（2000）研究了具有惩罚条件的公共品博弈并进行了10轮有惩罚的实验和10轮没有惩罚的实验。对比结果显示，惩罚条件的引入大大提高了公共池的捐献水平，从而证实了强互惠的趋社会性对合作产生了影响。第三方惩罚博弈实验 Fehr and Fischbacher（2004）为了探讨社会规范（social norms）的稳定性，在独裁 者博弈实验（可以与公平规范相对应）和公共品博弈实验（可以与合作规范相对应）中加入了一个第三方（third party），这个第三方可以对违背社会规范的一方进行惩罚，但这种惩罚会给第三方自身带来成本。 按照自利人假设，第三方不会进行对偏离社会规范

27、的行为进行惩罚，但这个实验的结果分析说明，很多人具备一种利他惩罚的倾向，正是这种利他惩罚行为，在维护社会规范和人类合作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Fehr and Fischbacher（2004）同时把第三方惩罚与独裁者博弈实验和公共品博弈实验中的第二方惩罚机制的相对力度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无论在合作规范还是公正规范的维护背景中，第三方惩罚都比第二方惩罚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基于这些实验现象，Camerer与Thaler(1997)和Camerer（2003）提出：应以这些实验证据为基础，把行为经济学和行为博弈理论的成果结合起来，发展出新的理论模型，这些模型应该把诸如公平和互惠偏好等有关特

28、征合并到标准效用最大化分析框架中，使该分析框架偏离了自私自利的假设。 认知心理学对社会偏好的新认识主要包括这么几类：第一类利他主义（altruism）除了简单的利他主义（simple altruism）之外，还有一种互惠式利他主义（reciprocal altruism）；第二类是人们的社会偏好具有“行为分配公正”（behavioral distributive justice）的特征人们对资源分配的公正性和公平性的关注胜过对资源分配带来的总体福利的关注；第三类是在与他人的相处中，人们更加关注其他人行为、动机和意图，从而会采取相应的利他行为。 第一种是所谓的简单利他主义，即经济行为人将对别人的

29、偏好或效用纳入了自己的效用函数，换言之，这种利他行为的付出能达到经济行为人利己目标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利他行为是手段，而利己才是目的，因此，这种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并不矛盾 ，这也是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的那种利他主义 ，心理学家对此也没有太多的微词。 从数学表达式来看，只需将原来的效用函数稍做扩展就可以将简单利他主义纳入原先的效用分析框架。其形式是 U1(x)=(1-r)u1(x)+ ru2(x)， 其中，u1 (x)和u2 (x)分别代表个人1和个人2从x中获得的物质享受，r代表个人的利他倾向，相应地1-r代表该人的利己倾向，这样，当r较大时，该人是利他大于利己，当r较小时，该人更多的是利己主义

30、。特殊的情形是当r=0是，该人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而当r=1是，该人是完全的利他主义。互惠式利他 另一种类型的利他主义被行为经济学家称之为“互惠式利他主义” 。互惠式利他主义表明：行为人的社会偏好函数并不仅仅只取决于其消费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变化，而且还取决于他所感知到的他人所采取的行为及其内在的动机和意图等因素。因此，在这种情形下，行为人是否以一以贯之地执行利他行为，往往就会因时因地而不断发生变化，这时，行为人的社会偏好函数就不稳定，而往往成为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和作用的产物。 比如，某个路人路遇街头的乞丐，当他发现该人衣着体面、皮肤白皙时，他猜测该人肯定动机不良，其行乞的目的也许只是欺骗钱财，于

31、是，他便分文不给；可是，当他发现另外一个乞丐时，见该乞丐衣衫褴褛、老态龙钟，于是，他猜测该乞丐可能真是为生活所迫，于是，便慷慨地拿出10元钱给他。在这种情况下，该路人是否选择利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该乞丐的行乞行为以及行乞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意图是良还是不良的主观判断。 另一个“交互式利他主义”的典型例子是囚徒困境当中的合作与不合作行为。当别人合作时，我也采取合作对他进行回报，当别人损人利己时，我宁可遭受损失也要对他的损人利己的行为进行报复。 简单利他主义和交互式利他主义的区别十分明显，前者的利他是手段，利己是目的，后者的利他是在自己感知对方的动机和意图善良和公正的时候，对对方施行的纯粹利

32、他行为，而在感知对方的动机不公正、不善良的情况下，自己宁愿选择利己的一种利他主义。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公平配置（fair allocation）是另外一种利他主义，它又称“行为分配性公正”（behavioral distributive justice），它说明：在面临资源分配的情况下，人们在主观上存在对资源分配公正性和公平性的关注。 决定和影响人们有关公平和公正的因素主要有这样几个：一个是人们心理对公平和公正的参考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公平和公正的偏好。Thaler (1980) Kahneman，Ketcher，和Thaler（198

33、6a,1986b）发现损失规避在形成人们的公平和公正观念中起重要作用。 另一个发现是，人们公平行为的态度会随着时间而发生戏剧性的变化。Kahneman，Ketcher，和Thaler（1986b, p.730）发现，在开始的时候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交易条件很可能会及时地达到参考交易的状况，从而，人们会认为它是公平的和公正的，因此，在一个竞争的现货市场上，人们往往认为市场价格就是公平的。但是，由于人们对公平的判断调整的不及时，因此，人们出于公平的考虑常常可以用来解释宏观经济中的工资、价格等粘性。 现存的“社会偏好”模型可以分为两个范畴，分别是厌恶差异偏好和互惠性偏好，厌恶差异偏好模型假设人们只关心收

34、入分配，他们试图减少自己与他人收入的差异，当他们盈利时会做出牺牲以帮助他人，而当他们亏损时则会不帮助任何人，甚至伤害到一些人，也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损害的牺牲，这种偏好称之为“厌恶差异”。而在互惠性偏好模型中，一方是基于他对另一个人是否公正对待他的信念来增加或降低另一方的收入的 Brief History 根据Kohler（2003）的论述，社会偏好概念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Veblen (1934), Duesenberry (1949),Leibenstein (1950), Pollak (1976)等人的文献。Rabin (1993)被公认为创造性地正式化了社会偏好理论的第一个基于动机公平的

35、“互利”模型，著名的行为经济学家Camerer（1997）首次完整地提出了“社会偏好”概念，Fehr and Schmidt (1999),Boltonand Ockenfels (2000)则把社会偏好和实验经济学完整地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模型上的构造和分析，标志着社会偏好理论的逐步完善。社会偏好理论基于动机的互利模型- Rabin（1993）的互利模型 Rabin 曾因对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而获得2001 年美国经济学会的克拉克奖章。他根据近年来心理学实验的发现概括出人们普遍表现出的“互惠互损”行为准则，把“公平性”（fairness）定义为“当别人对你友善良时你也对别人友善，当

36、别人对你不善时你也对别人不善，而且将这种概念给予明确的规定，即“如果你在损失自己效用（收入，利益等）情况下去损害别人的效用（收入，利益等），就被定义为你对别人不善；如果社会福利你在损失自己效用（收入，利益等）情况下去增进别人的效用（收入，利益等），就被定义为你对别人友善。” 。 更重要的贡献是，Rabin（1993）开创性地利用Geanakoplos et al.(1989)的心理博弈框架构建经济学模型来具体分析了人们生活中广泛存在的这种互利行为。Rabin（1993）模型中的博弈称为心理博弈(psychological games)，而不是一般的物质博弈(material games)。在标

37、准的物质博弈模型中，参与者的最优反应函数是一阶信念或对方战略选择的函数，没法刻画意图因素。 Geanakoplos et al.（1989）首次提出心理博弈模 型用于分析意图对均衡的影响。在心理博弈中，人的反应函数不仅取决于对方的战略选择，而且取决于自己的二阶信念。参与者根据自己的信念结构判断对方的意图，进而决定反应战略，所以善意函数的设定是互利模型的关键。差异厌恶模型 与基于动机的互利模型不同，差异厌恶模型假设参与人无论对方对他是否有善意，参与人只关注结果上的公平与否，这就意味着参与人不仅需要关心自身的利益，而且还需要关注他人的收益，而且人们有减少他与别人收益差异的动机。当他领先于别人时，他

38、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别人，而当落后于别人时，他会去损害别人。厌恶差异模型Inequality-aversion 为了解释这类社会偏好的行为，行为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包含社会价值的模型。其中一个简单实用，较受欢迎的是费尔和施密特 (Fehr and Schmidt 1999) 的不平等厌恶模型(Inequality-aversion)。 在一个两人世界里，甲方i的效用函数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货币收入xi ，也取决于乙方j 的货币收入xj ，简单记为：Ui(x) = xi - imaxxj - xi, 0 - imaxxi - xj, 0, i j 其中，0 i i, i 1 。当两人收入相等时(xi

39、 = xj )，效用函数取最大值，大小完全由自己的收入决定。当别人收入高于自己(xi xj，称有利不平等)时，效用减少。效用减少的幅度取决于个人主观感受。系数 刻画对不利不平等(Disadvantageous inequality)的敏感度 (嫉妒心理，红眼病)， 刻画对有利不平等(Advantageous inequality)的敏感度 (歉疚心理)。 一般来说，不利不平等导致的效用减少大于有利不平等引起的效用减少。Exercise 如何解释“最后通牒”博弈? 比如乙方提议50元中给甲方10元，甲方同意。 问甲的 (嫉妒系数)临界点是多少? 不平等厌恶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最后通牒”博弈中，为

40、什么甲方份额不为零时也会拒绝乙方的提议。比如乙方提议50元中给甲方10元。甲方的效用函数要么为：10-(40-10)，要么为零。如果甲方接受交易，则说明其对不平等的敏感系数 小于 1/3。也就是说，任何对不平等的敏感系数大于1/3 的人都会拒绝这个交易。在实证研究中可以根据收集的数据直接检验 和 是否大于零。由于便于处理的优点，不平等厌恶模型被研究者广泛采用。例如前面提到的对15个小国和地区的实证研究项目，采用的就是费尔和施密特的模型。Andreoni & Miller(2002)的社会福利偏好理论 社会福利偏好则指人们不仅关心自身的利益，还关心社会总福利的大小，特别是社会群体中处于最弱势人群

41、的利益，Andreoni and Miller（2002）并没有把这一思想正式化为一个模型，他们独特的贡献在于用实验充分证明了经济人具备这一社会福利偏好. Andreoni and Miller （2002）设计了一个独裁者实验，其本意在于说明人们的利他行为并不是不符合理性的。在他们的实验中独裁者对一财富代币进行不同组合的分配，分配完毕后根据不同的转换率代币可以转换为货币。，结果发现，30%的人具备平均主义倾向，即愿意增进最小支付人的利益；而20%具备功利主义倾向，即愿意扩大所有参与人的支付总和；50%则呈现出完全意义上的自私性。Summary 社会偏好理论的发展路径显出经济学家为找到一个简约

42、综合的效用函数在逐步做出自己的努力，这充分体现在上述的理论发展图中，Falk and Fischbacher(2006)综合了动机上的互利模型和分配结果上的差异厌恶模型 ，Charness and Rabin(2002)综合了社会福利模型和互利模型，而Kohler(2003)则弥补了最后一条链条缺陷，它结合了前面的差异厌恶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两个模型，我们不妨可以预测，未来的社会偏好模型可能会进一步走向融合。 社会偏好理论的各个模型虽然表现形式多元化，但正如前面理论图表示的那样，各模型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也必然存在很多的共性。它们都与实验相对应，应实验而生，最原始的目的就是解决实验出现的与理性自利假设相左的悖论；从表面上来看，各个模型都是扩展了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加入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偏好，且均以博弈论为基本的分析工具；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偏好理论虽然放弃了自利的假设，但仍然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