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水浒传》忠义观念(4页).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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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水浒传忠义观念-第 4 页 浅析水浒传忠义观念 水浒传是一部杰出古典小说，塑造了许多生动的艺术形象，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曾说：“水浒传这部著作是伟大的，并且满含着全人类的意义，尽管它问世以来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今天本人拟对他们的忠义观念作一浅析。从历史时代背景看水浒传的忠义思想解读一部古典名著应该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 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作者在以“忠义”为武器来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时，对传统的道德无力扭转，这个乾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悲哀。以致于“忠义”这一批判武器自身也表现出了一种深沉的迷惘。水浒故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一、义江湖义气在当今社会中，相信很

2、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做到一个“义”字。一个“义”字，包括的内容太多了。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了一个“义”字。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

3、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全文开篇第一回既是对结义的描写：朱武向史进夸说他与陈达、杨春的结义“虽不及关、张、刘的义气，其心则同”。事实上，这个义就是后来水浒英雄们所有行动的一面旗帜，它渗透了好汉们的社会理想。先以鲁达为例来分析,他一听说金老汉被人欺负,丝毫不理史进和李忠的劝告,就想去打死郑屠夫第二日有又找到金老汉住处，在门口坐了两个时辰看住店小二，以防不料金老汉被其拦截随后他径直赶到状元桥，设法狠揍了郑屠夫，不料却真的把人打死，自己被逼流落江湖，做了和

4、尚为了一个素不相识之人，从此变得一无所有他的一言一行，无一不时为了替他人谋利益，帮别人抱不平再看义字当头的山东呼保义宋公明，江湖人称及时雨，乃郓城县押司，江湖中颇有声望，书中是这样评价“ 挥金似土”、“ 排难解纷”、“ 扶人之困”，凭借自身公务员身份和富裕的家庭以及良好的交际，在小郓城实在是混得风生水起好不快活。可是因晁盖等好汉在黄泥冈贩卖枣子劫生辰纲事发，宋江把官军何涛追捕的消息告知晁盖。及晁盖等上梁山后，遣刘唐送来书信及一百两黄金酬谢。不料，此信落入其妾阎婆惜之手。宋江要信不回，无奈之下，怒杀阎婆惜，去官府自首后发配江州，与李逵等相识。却又因在浔阳楼题反诗而被判成死罪。幸得梁山好汉搭救，在

5、刑场把宋江救上梁山，做了副头领。 再看已经上山的好汉们行军途中，他们做到丝毫不损害百姓的利益；攻下城镇，他们不忘把官家、地主及恶霸的财务拿来救济百姓。此外，作者还通过对村民、渔民接待义军各种隆重场面的描写，侧面烘托了好汉们的形象，热情讴歌了他们打击封建势力的义举。在这里，梁山好汉们头脑中义的内涵可概括为两个方面：兄弟友爱，誓同生死和济困扶危、劫富济贫。梁山早期头领晁盖就曾说过，他们与官府、地方作对，只是为了“施恩德于民”。从作品的描述可以看出，当革命性内容在好汉们义的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时，他们各项行动如火如荼，作者写得畅快淋漓，读者读来荡气回肠，比如三打祝家庄、攻取高唐州等。反之，整个梁山事业

6、都回受到影响。小说后半部分写朝廷前往招安时，义军队伍中虽然有李逵等极少数将领的坚决反对，吴用月独自作主，调动军队，把东京闹得人仰马翻，最后依然迫于宋江之义，屈服招安，正是明显例证。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当前，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任务。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

7、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明人郎瑛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讲义，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二、 忠愚忠 在宋江身上，如果说“义”使他结交江湖，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反抗现实，那么，“忠”则使他认为造反是大逆不道，虽然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勉勉强强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梁山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改邪归正”，效忠朝廷。“义”的反

8、抗性和“忠”的妥协性的矛盾，早在第18回宋江刚一出场时就表现了出来：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事发，案子落到宋江手里，为了“义”，他冒着生命危险，“执法犯法”，先给晁盖通风报信，暗中放走七条好汉，使其在石碣村消灭了前来捕捉的五百官兵，从而正式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七条好汉上梁山，又成了义军的基础和骨干。 不过，事后宋江又想，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工的，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接着，为了维护自己和梁山的关系，他一气杀死了企图出卖他的阎婆惜，不得不开始亡命江湖的生涯，但这时他既想逃避官府的缉拿，又不愿与官府直接对立而投奔梁山，结果只是暂居在孔明、孔亮、花荣等处，直到清风寨刘高欲陷他于死

9、地，他才带领燕顺、花荣、秦明等投奔梁山。但中途突然接到石勇给他的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信，他便立即改变了初衷，丢下大队人马，回家奔丧。这里，“孝”的观念不取代了“义”的观念而占了上峰。其实，“孝”与“忠”作为道德伦理观念是二而一的东西。在“教”“义”面前，他以“孝”为先。这时官府对他正缉拿得紧，他明知回家不会有好结果，但他宁愿被抓坐牢也不想再上梁山背叛朝廷。“忠”的观念又支配了自己的行动。到家后，果然被捕，于是他服服帖帖接受了官府断配江州。临行前，父亲叮嘱他：“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迫过。倘或他们下山劫持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叫人骂做不忠不孝”。因此，刺配途中经过梁山泊地界，他宁可多走几里，也要抄小路

10、，为的是梁山好汉拉他入伙。然而，事与愿违，梁山的刘唐、花荣果然来接宋江了。刘唐要杀两个押解公人，把宋江救出来，宋江立刻就急了。忙说：“这个不是你们第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我不如死了。”说着就把刀放在喉咙下要自刎。花荣要给宋江打开枷锁说话，宋江却说“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到了聚义厅，拒绝晁盖援救，同样也振振有词说：“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都到刺配入狱的分儿上了，他口口声声还讲的是忠孝一套，可见忠孝观念在宋江的头脑中多么的根深蒂固。直到江州服刑，在浔阳楼题了两首诗，其中有“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和“他年得遂凌云志

11、，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句子，被人告发为反诗，判刑当斩，梁山英雄冒死劫法场，把他救了出来后，实在无路可走，他才说：“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奔哥哥去”这才上了梁山。 宋江上了梁山后，和晁盖一起积极斗争。晁盖死后，他便接任了整个山寨的头领。作为梁山的第三任寨主，宋江一改当初一任寨主王伦的不仁不义、二寨主晁盖的有义无忠，独立推行了“全忠全义”的路线。他虽然武不如晁盖，文不如吴用，社会地位不如柴进，却能使“众虎同心归水泊”，就因为他“义胆包天，忠肝盖地”。“义”，是他连接李逵一流人物思想的纽带，“忠”，是他沟通关胜一流人物思想的桥。“义”，是他深得人心的基础，“忠”，是他结英雄于水泊的目的。忠，即是对祖

12、国、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尽，这也是忠。 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悲惨而死。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成于“义”，败于“忠 ”。“义”的社会理想层面是要梁山义军反抗黑暗，替天行道；而“忠”的伦理道德规范是要梁山义军拥戴朝廷，维护现实的政治秩序。正因为“忠义”内涵不一，相互对立，所以二者很难两全。要“忠”就要舍“义”，要“义”就会不“忠”。宋江的性格，就是在“忠”和“义”的相互矛盾中曲折发展的。作为绿林中人，梁山英雄信守“义”的价值理

13、念。“义”既是他们标举的理想人格和行为准则，又是团结他们的精神纽带，评判是非的价值尺度，同时也是造成“众虑同心归水泊”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里忠义作为封建道德伦理是同构互补的。对于宋江来说，接受招安、报效朝廷是实现忠的途径，那么对于梁山群雄而言，屈从首领宋江的招安路线以及实现招安后一连串叛卖性行为则是“义”的表现。梁山英雄之间的“义”的道德规范限制着并且不允许对作为首领和兄长的宋江不忠。于是，尽管梁山群雄的义、对宋江的忠和宋江对皇帝的忠之间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但冲突的结局则是以对宋江的“忠”的屈从而告终。梁山聚义初具规模时，乃是“打家劫舍”的绿林草莽，后来挂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帜，由“打家劫舍”向“替天行道”的转变，昭示出他们行动上的自觉。“替天”隐有“忠”的意义。宋江成为梁山首领后，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标志着梁山义军思想上的演变和自觉，实现“忠”与“大一统”的终极目标。梁山义军接受朝廷招安后，便受朝廷派遣去打方腊义军，这时的“义”已经臣服于“忠”之下了。 水浒传忠义观的形成由来已久。“忠”和“义”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范畴，自宋元以来在社会上尤其流行。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性质，有待历史学家去慎重讨论，但它作为“重谈巷语”在民间流行，显然越来越清楚地涂上了“忠义”的色彩。小说作者施耐庵就是沿着这一长期形式的思维格局，把水浒传写成了一部“忠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