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教育的几个问题——教育学者杨东平谈教育-中国教育学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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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谈中国教育的几个问题教育学者杨东平谈教育:中国教育学者 中国的教化，我个人的看法，最近几年是发展最好的时期。但是，在老百姓的感受中，却是最负面的，成了“众矢之的”。据有关统计，在价格投诉中，教化是仅次于医疗和房地产的。 基础教化：变更“应试教化” 从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起，希望通过教化实现富国强兵这可以叫做百年中国“教化救国梦”。这个梦，我们今日仍旧在做着。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头，教化的问题主要是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叫做“片面追求升学率”；到了九十年头，最终发觉了问题的实质，原来是搞的“应试教化”。 产生应试教化的缘由，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对义务教化基本原则的违反。集中表现在教化行政部门“制造差距

2、，扶助重点”。在客观上，形成了教化利益集团。其实，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是教化行政部门是在缩小还是增大这种差距。 二是愈演愈烈的择校热、奥校热。各种学校都纷纷举办难度特别高的奥数班，甚至连学龄前的小孩子都上这班那班。 三是出口不畅高等教化是个“瓶颈”。现在，的高校毛入学率，是扩招前大约的倍。全国的高考升学率，已经提升到以上了，北京、上海甚至在到了以上。但从整体上看“供求关系”的冲突、优质高教资源的短缺，使应试教化的局面难有根本改观。 愈演愈烈的应试教化带来的后果是严峻的：首先是教化中人文价值的阙如。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对现下功利性的无限追求、教化整体上的剧烈的功利主义，都是这种后果的表现

3、。其次是教化质量整体的低下。 农村教化：被忽视的“角落” 有两句话，叫做“基础教化不基础，义务教化不义务”。 第一句是说基础教化讲解的学问，偏深偏难。中国小学生，即使是学习成果差的，到了日本、美国，都是成果特别好的，因为同样年级甚至高年级的学问他都学过。 其次句，义务教化不义务。“义务教化”中的“义务”，首先和主要的是国家的义务。其含义，一是强制的作为公民，必需接受这些教化；二是免费的既然你强制他必需接受教化，就应当免费。而不是首先是公民的义务，更不能从这里去谋利。必需想方法加大对农村义务教化的转移支付，实现义务教化的完全、真正免费。 农村教化问题，还不完全是钱的问题：一是辍学和生源流失。教化

4、部公布的数字是，全国平均失学率左右。据我们的一项实证调查，在农村，比较严峻的失学状况是。二是农村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不少指责者把“板子”打到家长和学生身上，这是不公允的，这是教化自身的问题造成的：现行的教化，不适应学生和农村的实际过深过难的教学内容，学生不能感到学习的乐趣；科目的设置，比如初中后计算机和英语口语的要求，在农村难以实现；升入初中后，不少学生门门功课不及格，立刻就会被淘汰。 教化向农村供应了一种无用的东西：学生升不上高校，学了多年的东西，一点儿用都没有。无用的教化导致了教化无用论，是教化内部、教化自身的问题导致了学生的辍学和流失。我认为，中国农村教化应当担当起“三重使命”：为升

5、学的教化这是很多农村孩子变更命运的唯一通道；为城市化的教化；为农村的教化即使到了年，中国实现的城市化程度，到那时亿的人口中还将有亿左右的农村人口，他们不能被教化抛弃。这一点我们都应有充分的相识。 民办教化：春天还没到 有这样一组数字。民办学校在校生的比重，年小学是，一般中学是，职业中学是，颁发文凭的民办高校是。民办教化所占的比重是特别之低的。 我认为，限制民办教化发展的，首先是法律的“瓶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化促进法是一个“突破”。在这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年月通过的法律中，对民办教化由“限制”“管理”“限制”变更为“大力扶植”，并“可以获得合理回报”。“瓶颈”在于民办教化促进法实施条例（草

6、案）该实施条例（草案）回到了民办教化促进法制定、颁布之前的观念。本应与民办教化促进法同时于年月日实施的，但是至今还没实施。不少民办教化家认为它与民办教化促进法不一样。 这里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民办学校私人财产权的法律爱护。民办学校的私人投资，在目前是没有任何法律爱护的。我的看法，这是比追求民办学校与公立学校的同等法律地位还要迫切的事情。我们是“穷国办大教化”，“政府无力办，民间无法办”的状况必需变更。 关于“教化产业化”，我认为，不必囿于言辞之辩。赞成者和反对者有一个重要的共识是：教化是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供应的。这就足够了。国家必需变更传统的办教化的模式，最大限度地汲取社会资金，使之成为全

7、民可以参加的事业。思路是两个“放”：一个是解放，思想的和观念的；一个是开放，不是对外的，而是对民间的、对社会资本的。 选择：效率还是公允？ 教化的价值，不在于它培育出了多少杰出人物，而在于它是否使每个人都受到了他所能受到的、充分的教化。我们的教化理念却是与此相反的。对一个国家的教化来说，国民素养整体上的提高才是教化的根本目标和价值所在。 “效率优先，兼顾公允”的口号，先是在安排制度改革上，后来成为整个经济领域都运用的口号，直到最终被未加考虑、不加论证地引入教化和更多的领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的口号。我认为，这产生了很严峻的问题。 多年来在教化上始终奉行的国家功利主义、精英主义的教化，重

8、视高等教化轻视基础教化、重视理工教化轻视人文教化。上世纪八十年头的一个统计数据说，文科高校生只占左右的比例，而世界上的一般状况是：文科高校生通常占的比例。 关于高校，关于专才和通才，清华的梅贻琦校长曾经有过特别精辟的论述：“高校之道，在于亲民，”“通识为本，专识为末。”而我们现在的状况呢，就说“专家”吧，甚至被人讥为“特地害人家”。 教化公允方面有些基本差别：城乡的，地区（区域）的，层次的，性别的，等。这些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无视这些差别，只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是办不成事情的。我们应当警惕的是，教化中缺乏公允维度的考虑将会造成特别严峻的后果。 教化改革：以制度为中心 对于上世纪八十年头教化领域的改革，我认为，那种以学校“创收”的数额和实力为目标的改革是“财政视角”的改革。这种改革不但无助于教化领域问题的解决，反而会生出新的问题来。现在已经转入到了教化的自身和内部，须在制度层面上进行改革：变更教化行政化、官员化的现状，复原教化多元化、社会化的原来面目和自下而上的生长活力，以及复原教化的基本价值，例如学术自由、儿童中心，等等。 要复原教化的民主性和公共性。首要的是建立教化经费的财政独立，用法律和制度来保障教化的投入。要变更当下的教化投入方式，那种靠谈判，靠教化行政部门与财政部门讨价还价争取教化经费的做法不变更，教化的民主性和公共性就难以实现。这对教化是没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