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中心主义.pdf

《论侦查中心主义.pdf》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侦查中心主义.pdf（33页珍藏版）》请在淘文阁 - 分享文档赚钱的网站上搜索。

1、 第 35 卷第 2 期 2017 年 03 月 Vol 35，No 2 Mar 2017 论侦查中心主义* 摘 要: 通过对嫌疑人人身自由的自行剥夺以及对涉案财物的自行处置， 也通过对案件系属 犯罪案件、 嫌疑人构成犯罪等问题的公开披露和实质化定性， 侦查机关与案件的结局发生了 利 害关系; 通过侦查案卷移送制度的设计， 法庭审判成为对侦查结论的形式审查和确认过程; 通 过各种法定的程序倒流机制， 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有所疏漏的案件进行必要的拾遗补漏和 程 序补救， 对法院作出有罪裁决施加重大的影响。侦查中心主义构造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后果， 但 迄今为止， 我国的司法改革并没有对此产生实质性的触

2、动。要彻底解决庭审形式化问题， 真 正 推动审判中心主义改革， 就必须对侦查中心主义给予认真的对待， 并逐步抛弃这一问题重重 的 诉讼构造。 关键词: 侦查中心主义; 庭审形式化; 庭审实质化; 审判中心主义 一、 引言 自 2014 年以来， 有关确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的设想成为我国司法改革框架的组成部分。 所谓“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设想， 又可以简称为“审判中心主义”， 主要意图在于突出审判程序在 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 强调所有定罪的证据和事实都要经过法庭上的举证、 质证和辩论， 裁判理由 形成 于法庭上， 将侦查、 审查起诉的证据标准统一到法院裁判的标准上， 确保侦查和

3、审查起诉的案件事 实证据 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简而言之， 审判中心主义的基本要求是以法院裁判的标准来审查侦查和审查起诉 的质量， 从而对侦查和审查起诉活动形成一种倒逼机制， 以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 按照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 研究者应尽量研究已经发生过的经验事实， 而少去对一种尚未实现 的改革目标做过于主观性的判断。在审判中心主义改革问题上， 研究者与其动辄“研究” 其实现的路径 和保障机制， 倒不如脚踏实地分析困扰这一改革目标实现的制度因素。过去， 笔者曾对我国刑事诉讼的 纵向构造问题做出过有针对性的研究。根据这种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之所以没有形成审判中心主义的格 局， 是因为存在着一种“

4、流水作业的纵向构造模式”， 使得公检法三机关在各自的诉讼程序中具有权威 裁判者的地位， 并通过一种接力比赛的方式推动着刑事诉讼的进程。 不仅如此， 我国刑事诉讼之所以 没有形成审判中心主义的格局， 还是因为刑事法庭中存在一种“案卷笔录中心主义” 的审判方式， 公诉 方通过移送侦查机关制作的案卷笔录， 使得法庭审判变成对侦查机关案卷材料的审查和确认过程， 而 作者简介: 陈瑞华， 法学博士，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 本文是国家 2011 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资助的研究成果。 参见周强: “必须推进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载 2014 年 11 月 14 日 人民日报

5、。 司法实务界对此所做的权威解读， 可参见沈德咏: “加快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载 2015 年 6 月 12 日 法制日 报 ; 沈德咏: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载 中国法学 2015 年第 3 期。 有关刑事诉讼纵向构造的研究， 可参见陈瑞华: 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 上册) ( 第 5 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277 页以下。 4 政 法 论 坛 2017 年 失去了对案件事实进行实质审查的能力。 作为近年来法律改革的成果， 证人、 鉴定人已经开始出庭作证 ， 言词审理原则逐步得到贯彻， 但是， 刑事法庭仍然通过庭前阅卷和当庭审查侦查案

6、卷笔录来形成对 案件 事实的认定， 法庭审判仍然具有一种“新间接审理主义” 的形态， 这是导致法庭审理流于形式的主要原 因。 对于上述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笔者至今仍然予以接受。不过， 随着观察和研究的深入， 笔者也发现， 审判中心主义之所以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难以得到确立，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相对于审判程序而 言， 侦查程序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居于中心地位， 侦查机关所收集的证据以及所认定的案件事实， 既是公 诉 机关提起公诉的依据， 也是法院作出裁判的根据。在一定程度上， 法庭审判无非是对侦查结论的审查 和 确认过程而已， 而失去了对案件事实的重新探究能力。相对于我们正在努力推进的“以审判

7、为中心的 诉讼制度”而言， 我国实际存在着一种“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构造”。对于这种“以侦查为中心的诉 讼构造”， 我们可以简称为“侦查中心主义” 。 在我国法学研究中，“侦查中心主义”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 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这一概念已 经开始使用 1。但迄今为止， 很少有人对这一问题作出系统的分析和评论。在笔者看来， 不对侦查中 心 主义做出尽可能准确的解读和分析， 我们就无法理解审判中心主义何以成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目 标， 也无法解释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根本原因。在本文的讨论中， 笔者既将侦查中心主义视为一种诉讼 构造 ， 也将其视为一种诉讼理念。笔者将揭示侦查中心主义的基本特征，

8、分析检察权对于侦查中心主义 的影 响， 反思这一诉讼构造所造成的消极后果， 并对近年来刑事司法改革的局限性做出评论。笔者所要 论证 的结论是， 只要我国刑事诉讼继续保持着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 那么， 审判中心主义的设想就 将是不 可能实现的。 二、 程序内的侦查中心主义 按理说， 法院审判才是决定一个刑事案件结局和被告人命运的场合。但是，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在实 施过程中却出现了异化现象， 将本来仅仅带有公诉预备性质的侦查程序视为刑事诉讼的中心， 而审查起 诉和审判都变成对侦查结论的审查和确认过程。具体而言， 侦查机关所收集的犯罪证据， 经过检察机关 的移送， 最终大都被法院采纳为定案的根据

9、; 侦查机关所认定的犯罪事实， 经过检察机关的确认， 最终被 法院采纳为最终的裁判事实; 侦查机关所查获的犯罪嫌疑人， 经过检察机关的提起公诉， 最终被法院认 定为犯罪人。 我国刑事诉讼既然形成了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格局， 那么， 这种诉讼格局究竟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在笔者看来， 侦查中心主义的主要特征既体现在诉讼程序内部， 也体现在诉讼程序外的社会、 政治、 文化 等方面。这里首先讨论程序内的侦查中心主义的特征。 在刑事诉讼程序内， 侦查中心主义主要体现在侦查机关对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处置、 对涉案财物的强 制处分以及对追诉证据的封闭式采集， 对法院的裁判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反过来， 法院在对案件作

10、出裁 判时， 会考虑侦查机关已经进行一段时间的未决羁押、 已经处置了嫌疑人的涉案财物等情况， 并对侦查 机 关制作的案卷笔录进行“接力比赛” 式的审查和加工， 最终接受侦查机关所认定的结论。在很多情况下， 即便侦查机关所得出的结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证据支持， 甚至案件存在明显的矛盾或者疑点， 法院 也会 对此加以迁就， 而作出所谓“留有余地”的裁决。 ( 一) 侦查机关对嫌疑人的未决羁押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 侦查机关对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剥夺， 主要是通过刑事拘留和逮捕来进行的。刑 关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研究， 可参见陈瑞华: 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 下册) ( 第 5 版) ，法律出版社 201

11、6 年版， 第 519 页以 下。 关于“新间接审理主义”的研究， 可参见陈瑞华: 新间接审理主义 “庭审中心主义改革”的主要障碍 ， 中外法学 2016 年第 4 期。 第 2 期 陈瑞华: 论侦查中心主义 5 事拘留和逮捕属于最重要的刑事强制措施， 一旦采取， 会使嫌疑人受到长时间的未决羁押。由于没有确 立司法审查和令状主义的审批机制， 无论是刑事拘留还是逮捕， 都不是由中立司法机关加以审查批准 的。不仅如此， 刑事拘留和逮捕后的羁押期限的延长， 也没有被纳入司法审查的领域， 而主要是由侦查 机 关自行审查、 自行批准的。另一方面， 侦查机关一旦对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 逮捕和延长羁押等措施

12、， 就 会追求使嫌疑人、 被告人受到定罪的结局， 因为错案责任追究和国家赔偿制度的存在， 会使侦查机关 和 侦查人员因为违法羁押而承受不利的法律后果。 1. 公安机关自行采取拘留和通缉措施 作为一种在紧急情况下对嫌疑人采取的临时性羁押措施， 刑事拘留是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的， 不存 在中立司法机关的审查和授权。通常， 刑事拘留可以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加以审批。本来， 刑事 诉讼法要求一般的刑事拘留期限为 14 天， 而对那些涉嫌“流窜作案、 多次作案、 结伙作案”的嫌疑人， 才 可以拘留 37 天。但在司法实践中， 公安机关对于所有案件的嫌疑人的拘留期限都可以延长到 37 天。 不仅如此，

13、对于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 住址， 身份不明的， 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在其身份没 有查明之前， 可以不计算羁押期限， 也就是可以无限期地进行拘留。 对于“应当逮捕”的在逃嫌疑人， 公安机关可以直接发布通缉令， 采取追捕归案的措施。目前， 县级 以上公安机关在本辖区内可以直接发布通缉令， 超出本辖区的， 可以报请上级公安机关发布。公安机关 所拥有的这种将嫌疑人自行缉拿归案的权力， 使得侦查权与强制到案权高度集中， 经常导致通缉权力的 滥用。经验表明， 在没有中立司法机关加以审查和授权的情况下， 发布通缉令的权力经常成为公安机关 任意干预经济纠纷案件、 随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手段。 2.

14、 侦查机关自行延长逮捕后的羁押期限 在检察机关做出批准逮捕的决定后， 侦查机关就可以执行逮捕措施， 并使嫌疑人受到较长时间的未 决羁押。而未决羁押的延长也没有中立司法机构的审查和授权。侦查机关发现嫌疑人“另有重要罪 行” 的， 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 可以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这就意味着侦查机关对于每 一 项新发现的罪行， 都可以将原来的羁押期限归零， 重新羁押 2 个月， 还可以报请上级检察机关批准， 延长 羁押期限。不仅如此， 遇有被逮捕的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 住址， 身份不明的， 侦查机关还可以在查清 其 真实身份后计算羁押期限。这就意味着侦查机关对身份不明的嫌疑人可以无限期地

15、进行羁押。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确立“最高羁押期限”， 侦查机关根据侦查的需要， 可以较为随意地延长逮 捕后的羁押期限。加上未决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并没有得到严格的区分， 侦查机关可以在办案期限延 长 的同时， 自动地延长羁押期限。例如， 在需要异地取证、 委托鉴定等特定的场合， 侦查机关可以通过诉 讼 中止等方式来延长办案期限， 但对嫌疑人的羁押期限也得到了相应的延长， 而这种延长既不需要办理 任 何审批手续， 也根本没有经过中立司法机关的审查。结果， 侦查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 那些被拘 留、 逮捕的嫌疑人普遍受到长时间的未决羁押。这种未决羁押期限动辄达 6 个月以上， 甚至可以达到一 年

16、甚至数年以上。 3. 侦查机关与未决羁押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 由于错案责任追究和国家赔偿制度的存在， 侦查机关为避免被追究错案责任， 或者为避免承担国家 赔偿责任， 证明其刑事拘留和逮捕的合法性， 会竭力追求使嫌疑人、 被告人被定罪的结局。结果， 侦查机 关就与其所采取的刑事拘留、 逮捕和未决羁押措施发生直接的利害关系。 根据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侦查机关在作出刑事拘留决定后， 案件最终被撤销、 不起诉或者法院宣告 无罪的， 都会承担一种特殊的“错案责任”。这种错案责任要么会导致侦查人员受到某种程度的惩罚， 要么会影响侦查机关在绩效考核中的排名和业绩。而根据国家赔偿制度， 侦查机关在作出违法拘留的

17、 决 定后， 案件最终被做出撤销、 不起诉或者被宣告无罪的， 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赔偿责任。由于侦查机关属于违 法拘留的“赔偿义务机关”， 它们可能因为做出拘留决定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而负责办案的侦 6 政 法 论 坛 2017 年 查人员还可能受到追偿， 因此， 这些机关连同其工作人员就与拘留发生了一定的利害关系。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 经常发生法院根据被告人受到未决羁押的期限来确定刑期的现象。这种 被 俗称为“实报实销” 的现象， 可以显示法院为避免侦查机关承担错案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 而对那些本 来尚未达到定罪条件的案件做出了“留有余地的有罪裁决”。这也足以说明公安机关为避免承担错案 责

18、任和国家赔偿责任而对法院施加了程度不同的压力， 以迫使其做出违心的有罪判决。可以说， 侦查 机 关通过掌握对嫌疑人的未决羁押权力， 就拥有了追求使嫌疑人、 被告人受到定罪的强大动力， 也促使 其 对法院的审判活动施加积极的影响。 ( 二) 侦查机关对涉案财物的强制性处分 与对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剥夺措施一样， 侦查机关可以自行对涉案财物进行查封、 扣押、 查询和冻结， 也可以对那些不宜长期保存的涉案财物进行变卖、 拍卖、 出售或者变现。在很多情况下， 侦查机关可以 随意拒绝随案移送， 甚至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自行处置。结果， 侦查机关就与案件发生了经济上的利害关 系， 并强烈追求对嫌疑人、 被告人加以

19、定罪的诉讼结局。在侦查机关、 检察机关的共同压力下， 法院经常 迁就侦查机关事先处置涉案财物这一事实， 对那些本来不具备定罪条件的案件作出了有罪裁决。 1. 侦查机关对涉案财物的查封、 扣押、 查询、 冻结 按照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 侦查机关可以自行决定对涉案财物的查封、 扣押、 查询和冻结。公 安 机关、 检察机关根据侦查的需要， 既可以查封、 扣押涉案的土地、 房屋等不动产， 也可以查封、 扣押诸如 船 舶、 航空器、 机器、 设备、 文物、 金银、 珠宝、 字画等动产。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或者各级检察机 关 检察长批准， 侦查机关就可以制作查封或者扣押决定书， 由侦查人员实施查封

20、或者扣押。与此同时， 根据 侦查的需要， 侦查机关还可以前往金融机构， 对嫌疑人的存款、 汇款、 债券、 股票、 基金份额等财产进 行查 询、 冻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或者各级检察机关检察长批准， 侦查机关制作协助查询或者 协助 冻结财产通知书， 侦查人员即可通知金融机构对上述有价证券实施查询或者冻结。 对涉案财物的强制性处分， 很容易侵犯嫌疑人的财产权， 也容易对有关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程 度不同的妨碍。尤其是对嫌疑人存款、 汇款等财产的冻结， 动辄可以持续 6 个月， 对债券、 股票、 基金份 额的冻结还可以达到两年， 而且还可以连续延长冻结期限。但是， 对嫌疑人财产权造成如此严重

21、侵犯的 强制性处分措施， 竟然交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 自行执行， 而不经受中立司法机关的审查， 也没有司法机 关的授权。这使得法院对涉案财物的强制性处分处于失控的状态。 2. 侦查机关对涉案财物的实质性处置 对涉案财物的查封、 扣押、 查询、 冻结尽管是临时性的强制性处分措施， 但是， 在涉案财物可能发生 腐 败变质或者不宜长期保管的情况下， 侦查机关还有权对相关涉案财物进行变卖或者拍卖。而对那些 权属 明确无争议的被害人财产， 侦查机关假如认为有关犯罪事实已经“查证属实”的， 还可以在登记、 拍照、 录像或者估价后， 及时返还被害人。不仅如此， 对于查询、 冻结的有价证券， 在有关权利人提出

22、要求 或者 有关有价证券有效期即将届满时， 侦查机关还可以将其直接加以出售或者变现， 并将所得价款继续 冻结 在专门银行账户之中。 侦查机关对涉案财物的变卖、 拍卖、 发还被害人或者出售、 变现， 意味着它们拥有自行处置涉案财物 的权力。但是， 在案件尚处于侦查环节、 嫌疑人是否有罪尚未确定的情况下， 侦查机关对涉案财物的自 行 处置， 势必造成一种“涉案财物即为赃款赃物”的态势， 从而对法院的审判施加积极地影响和压力。不 仅如此， 侦查机关对涉案财物的处置， 由于处于不公开、 不透明的状态， 非常容易发生高价贱卖、 贵重 物 品低价出售的情况， 并给个别侦查人员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机会。而且，

23、 这种不透明的处置通常都是 不 可逆的， 涉案财物的所有人难以获得任何有效的司法救济， 而只能听任侦查机关随意地造成既定事 实， 并对法院的司法裁判施加影响。 3. 侦查机关对涉案财物的自行控制。尽管法律和司法解释再三要求侦查机关应将涉案财物随案 第 2 期 陈瑞华: 论侦查中心主义 7 移送， 但是， 侦查机关似乎更为看重上述涉案财物的经济价值， 而忽略了这些财物的证据属性， 普遍将这 些 涉案财物进行自行控制， 而拒绝随案移送。在司法实践中， 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只有对那些需要作为 证 据使用的财物， 才会随案移送， 并交由检察机关移送起诉， 后者交由法院作出最终处理。但是， 侦查机 关

24、假如认为有些动产或者不动产“不宜移送”的， 还可以自行控制， 而只将清单、 照片或者其他证明文件随 案移送。这样， 是否随案移送以及对哪些涉案财物随案移送的权力， 就几乎完全掌握在侦查机关手 中。 结果， 在法院开庭审判中， 大量的涉案财物都无法被移交到法院， 更难以出现在法庭上， 接受当庭举 证、 质 证和价值审查， 法院就连对犯罪所得、 犯罪工具或者其他违禁品的追缴都难以顺利开展， 有时甚至形成所谓 的“空判”， 以至于失去了基本的权威性。 4. 侦查机关通过“收支两条线”的涉案财物管理方式， 获得财政部门“按比例返还”的收益 本来， 自 1998 年以来实行的“收支两条线” 的控制机制，

25、 是对法院、 检察机关、 公安机关等处置涉案 财物的一种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有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被视为加强廉政勤政建设以及 公正执法的制度保证。“收支两条线” 机制的重心在于将“收” 和“支” 加以分离， 使得公安机关、 检察机 关 和法院所获得的涉案财物一律上缴国库， 而这些机关的财政开支则由财政部门独立支付， 而与他们所获取 的财物不发生直接的联系， 避免“自收自支” 2 。 但是， 由于受政法经费拨款制度的限制， 这种“收支两条线” 的机制在司法实践中发生了变形和扭 曲。各级财政部门在侦查机关拨付经费时， 再一次将“支出” 与“收益” 密切联系在一起， 也就是根据这 些机关

26、“收益”的多少来确定“支出”的规模和数量。结果， 一种“按比例返还”的做法就逐渐成为财政 部门对政法机关进行财政拨款的潜规则。假如这些国家专门机关没有任何办案收益的话， 那么， 财政部 门对它们拨付的经费其实就是少得不能再少的“人头费” 而已， 根本不足以维持这些机关的正常办公开 支需要。再加上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 法院通常都靠自身力量来筹集资金， 进行诸如办公大楼、 办案装 备、 员工住房等的建设和更新。而这些远远超出正常财政经费的费用， 也需要从“按比例返还” 的收益 中去获取 3。 在这种“按比例返还”政策的激励下， 侦查机关成为刑事司法活动的“创收部门”， 它们为了尽可能多 地获得正

27、常财政拨款之外的财政收益， 就不可能不将查封、 扣押、 冻结的涉案财物作为“开源节流” 的 对象 。在侦查阶段， 对于这些涉案财物以及被拍卖、 出售后的资金， 侦查机关惟有将其牢牢地控制在自 己手 中， 才能防止被其他专门机关作为“按比例返还” 的对象。正因为如此， 侦查机关不仅尽量减少随案移送 的涉案财物， 而且就连法院通过生效判决加以追缴的涉案财物， 也不会真的“上缴国库”， 而只会自行提交 给财政部门， 使其算作本部门所获得的办案收益， 并要求财政部门根据提交的涉案财物数量， 按照比例提 取本部门应得的经济收益。也正因为如此， 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就与案件发生了经济上 的利害关系。 案件

28、一旦进入法院审判程序， 法院假如要作出无罪判决， 就等于将侦查机关所可能获得的 经济收益加以 否定。因此， 对法院施加积极地影响， 要求法院作出有罪判决， 并将涉案财物加以追缴， 这 是侦查机关的 必然选择。 ( 三) 作为法院裁判根据的侦查案卷笔录 我国刑事诉讼中， 侦查机关无论是对言词证据的获取， 还是对实物证据的采集， 几乎都采取了一种 封闭进行的方式。侦查人员单方面地讯问犯罪嫌疑人、 询问证人， 自行实施勘验、 检查、 搜查、 扣押、 查 封 、 冻结等收集证据的行为， 甚至秘密采取各种技术性侦查措施。在这些侦查活动过程中， 侦查人员不 仅不 受检察官的指导、 引导或者指挥， 而且也排

29、除了辩护律师参与的机会。通过这些封闭式采集证据程 序， 侦 查人员制作了案件的侦查案卷笔录。这些侦查案卷笔录通常包括有关诉讼文书、 书面证据笔录以 及记录 侦查行为过程的书面材料等， 基本反映了侦查机关对案件的侦查过程以及所认定的侦查结论。 1. 侦查案卷笔录的庭前移送 随着案卷移送制度的恢复， 检察机关在开庭前将侦查案卷移送法院， 刑事法官在阅卷的基础上进行 8 政 法 论 坛 2017 年 庭前准备活动。由此， 侦查机关所收集的证据材料和所认定的侦查结论就对法官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刑事审判中的一些固有缺陷也重新得到暴露。诸如法官“庭前产生预断” 、 “ 对侦查结论产生认同” 、 “ 法庭

30、 审判流于形式” 等问题， 再一次在我国刑事审判中显现出来。案卷移送制度不仅造成了庭审的形式化， 而且还使得辩护律师与法官处于直接对立的状态。经验表明， 那些查阅过侦查案卷的法官， 就像一名参加 “接力比赛”的运动员一样， 接过了检察机关传递过来的“接力棒” 侦查案卷笔录， 继续进行查明案件 事实、 惩罚犯罪、 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的事业。在此情形下，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无论是作无 罪辩护， 还 是做程序性辩护， 就都会与刑事法官发生观点的冲突甚至对抗。那些事先审查并初步接受了 侦查结论的 刑事法官， 很难接受辩护方所提出的“被告人不构成犯罪” 的观点， 对于辩护方所提出的“公 诉方提出的证 据

31、应被排除于法庭之外” 的观点， 也通常会置若罔闻。对于刑事法官来说， 通过审查和研读侦查案卷笔 录， 他们对案件证据的调查和案件事实的审查已经初步结束， 对于被告人构成犯罪这一点已经形成大体的 内心确信。所谓的“法庭审理”， 无非是要进行完这一法定的“程序仪式”， 或者最多再听取一下控辩双方 是否还有新的证据或者观点。对于辩护方来说， 要到达无罪辩护或者程序性辩护的 成功， 最主要的工作 是要推翻法官庭前通过阅卷所形成的内心确信。而这一辩护工作要想取得成功， 将 变得极为困难。 2. 侦查案卷笔录的证据能力 2012 年以来， 证人、 鉴定人、 专家辅助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初步得到了建立。但刑事诉

32、讼法并没有限 制侦查案卷笔录的证据能力， 侦查机关所收集的证人证言笔录、 被害人陈述笔录、 鉴定意见， 仍然可以畅 通无阻地出现在法庭审理之中。在大多数案件的审理中， 证人、 鉴定人并没有出庭作证， 法庭允许公诉 方 直接宣读侦查机关制作的证言笔录和书面鉴定意见。而在证人、 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 法庭仍然 准 许公诉方宣读侦查机关所做的证人证言笔录和书面鉴定意见。既然侦查案卷中的证人证言笔录、 鉴 定意 见始终具有证据能力， 那么， 它们就可以无障碍地成为法庭调查的对象。 对于侦查案卷笔录的证据能力，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固然可以通过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来提出挑战， 但 是， 这种挑战连同其对侦查

33、行为合法性的质疑， 要想获得成功， 还是非常困难的。辩护方要想申请法院 将被告人有罪供述笔录予以排除， 就必须证明侦查人员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 辩护方要想申请 法院将证言笔录、 被害人陈述笔录排除于法庭之外， 也需要证明侦查人员存在暴力、 威胁等非法取证行 为。这种对排除非法言词证据所设置的极为苛刻的限制性条件， 体现了一种价值倾向: 无论是被告人有 罪供述还是证人证言笔录、 被害人陈述笔录， 其证据能力原则上是不受挑战的， 只有在极为罕见的例外 情 形下， 法院才可以将明显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笔录加以排除。不仅如此， 对于侦查人员所制作的其他 笔 录证据， 如勘验、 检查笔录， 搜查、

34、 扣押笔录， 辨认笔录， 侦查实验笔录以及鉴定意见材料， 辩护方即使 提 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 法院要么给予公诉方进行程序补救的机会， 要么可以这类非法取证行为“没 有 达到影响司法公正的程度”为由， 拒绝辩护方的申请。 3. 侦查案卷笔录的证明力 在侦查机关移交的案卷笔录普遍具有法庭准入资格的情况下， 法院究竟对其证明力是如何判断的 呢 ? 原则上， 在证人、 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情况下， 证言笔录、 书面鉴定意见只要不遇到强有力的挑战， 都 会被法庭采纳为定案的根据。与此同时， 在被告人当庭作出有罪供述的情况下， 侦查机关提交的被告 人 供述笔录的证明力也会得到确认。但在证人出庭作证并作出

35、与庭前笔录不一致的陈述， 或者被告人 当庭 推翻原有罪供述的情况下， 法庭究竟是如何采纳证据的呢? 根据我国现行的证据相互印证规则， 证人当庭所作的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笔录发生矛盾的， 除非证人 能够做出合理解释， 当庭证言有其他证据印证， 否则法庭不得采信其当庭证言。这显示出证人当庭证言 的采信是有条件的， 而对庭前证言笔录的采信则容易得多。与此同时， 被告人在庭审中推翻有罪供述， 但 不能合理说明翻供原因， 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发生矛盾， 而其庭前供述有其他证据印证的， 法庭可 第 2 期 陈瑞华: 论侦查中心主义 9 以采信其庭前供述笔录。其实， 要使庭前供述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 并不是

36、很困难的。只要有证据 在形式上印证了被告人供述笔录的部分内容， 就足以显示该供述笔录得到了印证。这也足以说明被告 人即使当庭翻供， 法庭仍然可以较为容易地采信庭前供述笔录的证明力。 对侦查机关制作的证言笔录、 被告人供述笔录的证明力的强调， 显示出我国法院在同时面对证人当 庭证言和证言笔录的时候， 更倾向于采信证言笔录的证明力; 法院在面对被告人当庭翻供或者作出不一 致陈述的时候， 也更愿意采信庭前有罪供述笔录的证明力。这种对侦查案卷笔录证明力的推崇， 说明法 院的言词审理也罢， 书面审理也罢， 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形式， 而不具有实质的意义。既然侦 查 机关所制作的案卷笔录都被认为比证

37、人当庭证言、 被告人当庭陈述更为可信和可靠， 那么， 证人何必 还要 出庭作证呢? 被告人当庭何必接受讯问呢? 甚至再往前追问一句: 法庭何必要对证据进行所谓的 “法庭调查”呢? 法庭通过审查和确认侦查机关移送的案卷笔录， 照样可以对这些证据笔录的证明力作 出鉴别和判断。 三、 程序外的侦查中心主义 侦查中心主义的理念不仅体现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内， 还广泛地存在于我国的政治、 社会、 经济、 文化 等领域之中， 成为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些领域中， 侦查机关可以通过对嫌疑人的公 开逮捕、 对侦查人员的立功嘉奖、 对侦破案件的新闻报道、 授以政治称号等方式， 造成有关案件属于刑事案

38、件、 嫌疑人构成犯罪的“既定事实”， 从而对法院的裁判施加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使得法院不得不接受 侦查机关所确立的结论。而在一个法院无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司法体制下， 那些承受极大政治、 经 济、 社 会压力的法院， 经常会迁就侦查机关的要求， 对一些本来尚未达到定罪条件的案件作出有罪裁决， 并在量 刑上作出一些折中式的处置， 以避免因科处重刑或者极刑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 一) 对嫌疑人的“公开逮捕” 迄今为止， 我国一些地方仍然保留了“公开逮捕” 的做法。这种被冠之以“公开逮捕” 、 “ 公捕公判” 或者“公拘公捕公判” 的做法， 还被一些地方视为在特定时期内严厉惩罚特定犯罪行为、

39、提高刑罚威慑 力 的有效手段。这类“公开逮捕大会” 不仅有公检法三机关的负责人亲自参加， 而且还会邀请当地党、政、 人大、 政协负责人参加。在这类带有“政治集会” 性质的大会上， 公安机关负责人会对那些因涉嫌犯 罪而 被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 当场宣布“依法逮捕”。与此同时， 法院院长也随后对那些已被判决有 罪的 被告人当场做出有罪宣判， 并宣读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和结论。 这种“公开逮捕” 的做法引发了很大争议。反对者通常认为， 这种对尚未被判决有罪的嫌疑人公开 宣告逮捕的做法， 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 造成对嫌疑人名誉权的侵犯， 造成“嫌疑人已经构成犯罪” 的社 会影响， 导致法院判决受到“民

40、意” 的左右甚至绑架， 无法维护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当然， 坚 持公开逮捕的人士也会辩称， 这种做法有助于营造强大的社会舆论， 使已经被逮捕的嫌疑人受到惩戒和 教训， 并使得那些潜在的犯罪人受到有效的威慑。这在特定时期内对于遏制特定的犯罪行为， 具有积极 的社会效果。 所谓“公开逮捕”， 其实是一种公开宣告那些被批准逮捕的嫌疑人构成犯罪的一种政治仪式。通过 这种仪式， 侦查机关借助于党、 政、 人大、 政协等部门的权威， 一方面宣告有关案件的侦查活动取得了积 极 效果， 造成“批准逮捕即等于案件告破” 的印象; 另一方面则宣告嫌疑人已经构成犯罪， 对于嫌疑人应当 视同犯罪人， 并对其进

41、行严厉惩罚。这一仪式势必对检察机关和法院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 无论是审查起 诉还是审判， 都只能是对侦查结论的确认过程， 而不可能推翻侦查机关所确定的“有罪结论”; 在嫌 参见扬帆: “公捕公判、 游街示众之痛”， 载 2010 年 8 月 4 日 人民法院报。 参见刘炜: “公捕公判: 三令五申下回潮逆袭”， 载 2012 年 4 月 16 日 民主与法制时报。 参见高亚洲: “惩罚犯罪不是公捕的借口”， 载 2012 年 11 月 5 日 检察日报; 另参见魏文彪: “质疑公开宣布逮捕: 公捕 可能侵犯名誉权”， 载 2001 年 8 月 3 日 中国青年报。 10 政 法 论 坛 201

42、7 年 疑人已被批准逮捕的情况下， 即便侦查机关所收集的证据在证据能力或证明力上存在问题， 即便侦查机 关所认定的犯罪事实还存在着一些疑点， 检察机关和法院都应对其加以迁就， 或者进行拾遗补漏， 或者 做 出留有余地的处理， 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推翻侦查机关的结论。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法院， 推翻侦查机 关 的结论， 就意味着否定那种有党政、 人大和政协部门参加的政治仪式， 这显然会使检察机关和法院承 受 程度不同的政治代价。因此， 公开逮捕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检察机关和法院独立行使职权的 原则 ， 强化了“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 ( 二) 对“侦查破案”信息的公开披露 在我国侦查体制中，

43、一直存在着所谓“侦查破案” 的机制， 也就是在侦查机关成功地查获犯罪嫌疑人 、 获取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之后， 案件就被宣告为“破案”， 侦查随即被宣告为获得成功。与此相适应，侦 查机关在自认为“侦查破案” 之后， 就对外发布相关信息， 或者发布新闻通稿， 或者邀请新闻媒体进行 全 面报道。这一方面对侦查人员的成功破案做出宣传， 另一方面也对嫌疑人及其“犯罪事实” 做出了 “妖魔化” 的渲染， 给社会公众造成该嫌疑人“已经构成犯罪” 的印象。这种在侦查阶段公开披露破案信息的 做法， 被认为“将犯罪嫌疑等同于犯罪认定”， 极易让社会各界产生先入为主的有罪认知， 严重影响后续 的审查起诉和审判工作 4

44、。 这种公开披露破案信息的做法等于承认侦查机关所认定的结论具有权威性， 强调侦查机关认定的 “案件事实等同于最终的裁判事实”， 侦查机关认定的“犯罪嫌疑人等同于犯罪人”， 侦查机关认定的“涉案 财物等于赃款赃物”。既然如此， 无论是检察机关所进行的审查起诉活动， 还是法院举行的法庭审判活 动， 都只是对侦查结论的确认而已， 而不具有实质上的价值。而在客观上， 侦查破案信息的公开披露， 会 使检察机关和法院都承受程度不同的社会压力， 甚至迫使这两个国家机关最终屈从于社会舆论的渲 染 和新闻媒体带有倾向性的炒作， 影响其检察权和审判权的独立行使。 ( 三) 对参与破案侦查员的“公开嘉奖” 与所谓的

45、“侦查破案” 观念有关的是， 侦查机关还经常举行对参与案件侦查侦破的侦查人员的立功 嘉奖活动。尤其是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 在刚刚查获嫌疑人、 获得嫌疑人有罪供述之后， 即举行所谓的 “破案立功授奖大会”， 对那些参与案件侦查、 对侦破案件有功的侦查人员， 进行公开的表彰和奖励。这种 表彰和奖励动辄采取记功、 晋升职务或者经济奖励的措施， 在当地党政、 人大、 政协负责人的参与下， 在公 检法三机关负责人的亲历下， 通过当地新闻媒体的报道， 在全社会进行传播和宣传。这种做法同样 受到 各界的质疑， 被视为违反法院统一定罪原则的不当做法， 否定了法院审判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在云南杜培武案件中， 当

46、地公安机关在案件“告破”后就举行过这种立功嘉奖大会， 对参与侦查破 案的侦查人员记集体立功， 对领导侦查的两名侦查员单独记功， 对立功的侦查员职务晋升一级， 并做了 金 额不等的经济奖励。但是， 在法院经过审判发现侦查人员存在刑讯逼供现象， 案件系属事实不清、 证 据不 足的情况下， 公安机关以对侦查人员进行过立功受奖为由， 对法院施加强大的压力， 迫使法院做出了“留有 余地的裁判”， 也就是宣告有罪但做出较为宽大的刑事处罚。而在真凶落网、 杜培武案被认定为冤假错 案之后， 当地公安机关相继取消了侦查人员的立功嘉奖， 并对两名实施刑讯逼供的侦查员做出了定罪判刑 5( P. 195) 。 侦查机

47、关对侦查人员的公开嘉奖， 容易造成一种既定事实: 侦查人员不仅成功地破获了刑事案件， 而 且还属于“有功之臣”， 应当受到政治上的表彰和肯定， 可以成为其他侦查人员效仿的榜样。这种嘉奖由 于发生在侦查阶段， 再加上主流新闻媒体的渲染， 党政、 人大、 政协负责人以及公检法三机关负责人 的亲 自参与， 容易给检察机关和法院造成另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于是， 侦查机关通过公开立功授奖制 度， 不 仅绑架了检察机关， 而且对法院造成一种挟持状态， 侦查机关所认定的结论就对察机关和法院产 参见杨涛: “破案立功授奖能否等到判决后”， 载 2014 年 5 月 13 日 中国青年报。 第 2 期 陈瑞华:

48、 论侦查中心主义 11 生了决定性影响。 ( 四) 对遇害公务员“烈士”称号的授予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 遇有被剥夺生命的被害人是国家公务员的， 还有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 只要公安机关宣告案件告破， 被害的公务员被认定属于在履行职务过程中遇害身 亡的， 经过政府民政部门的批准， 就可以被认定为“革命烈士”， 从而享有一定的政治待遇和社会福利。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案件刚刚被宣布告破， 还处于侦查过程之中， 有关政府部门就匆匆忙忙地授予被害 人这一“政治荣誉”， 这势必对后来的审查起诉和审判活动带来消极的影响。比如说， 既然本案的被害人 已经被授予“烈士”称号， 那么， 本案嫌疑人、 被告人就等于“杀害革命烈士”的凶手， 不仅应当 被予以定 罪， 而且还应受到严厉的惩罚。假如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起诉， 发现侦查机关存在刑讯逼供行 为， 或者法 院经过审判， 发现侦查机关所认定的事实没有确实、 充分的证据加以支持， 案件根本没有达到 定罪的标准 ， 那么， 检察机关和法院还怎么坚持法律底线呢? 其实， 在“烈士”称号的授予过程中， 有关政府部门仅仅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侦查结论， 即认定受害 的 公务员系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受害身亡。但这一结论既没有经过检察机关的审查， 也未经法院通过法 庭审 理程序的确认。假如这一结论经过检察机关和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