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经济学：反推式变革的七个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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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目标明确下的本钱-有效性分析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的活动冲击了原有碳循环系统中碳源（碳排放）和碳汇（碳吸收）的平衡，化石能源的使用 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引发温室效应，带来地球气候变暖。大多数科学家认同过去一个世纪的气候变暖 和人类的行为有关。尤其是过去50年，从冰川融化到海平面提升，从海洋生态的毁坏到日益紧张的水供应压力， 从极端天气（洪水、干旱、飓风）到疾病传播等，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的担忧。按照政府间气候变化组织（IPCC）的预测，到2100年全球平均温度将比工业革命之前的水平高1.5度-4.8度。 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按照现在的趋势，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冲击将日益

2、严重。碳减排、碳中和将给人类 社会带来长远的收益。另一方面，碳版排在短期需要付出本钱，经济可能受损。碳排放是经济活动的结果，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活水平 大幅提升，化石能源起到重要作用。降低碳排放有两大类方式，一是经济活动的电气化，比方工业、交通运输、 家庭取暖等，二是发电从传统能源转化为可再生能源、核电、或者化石能源配上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现在的问题 是，清洁能源本钱比化石能源高，同时需要建设配套的新的基础设施，这些本钱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早期的应对气候变化经济研究是本钱-收益分析，即比拟碳减排的长远收益与短期本钱，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但给气候变化的长远影响予以货币价值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容易

3、低估控制措施的收益，导致政策力度不够。首先，经济分析往往只捕捉到有市场交易的经济活动或者可以货市化的经济影响，而气候变化的一些冲击超越传 统的经济分析或者难以货市化，比方海平面上升、海水酸化、生态失衡等。其次，本钱是当下的，收益是长远的， 人们包括公共政策部门往往更注重短期的本钱和经济压力，而忽视后代人的利益。随着气候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受到关注，应对气候变化渐成共识，讨论的重点不再是是否应该采取控制措施, 而是确定目标后，如何以最小的本钱有效到达目标。研究的重点从本钱-收益分析转到本钱-有效性分析，即给定 政策目标，根据不同落实措施的本钱，分析实现目标的有效路径和具体措施。就中国的目标而言，

4、一个重要问题是2030年的峰值在什么水平，高峰值那么峰值前10年调整压力较小，但峰值 后30年降到零排放的压力大，反之那么反是。研究文献一般是依据中国政府宣布的碳强度（单位GDP碳排放）下 降目标，即2030年比2005年下降至少65%,结合2005年的碳排放量基数推算峰值目标。但不同数据来源给 出的基数差距较大，带来不确定性。好在不同数据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收敛，到近几年已经较小。我们依据2017 年的碳排放量，按照已经实现的碳强度下降和65%下降的总体目标，估算2030年净排放的峰值在108亿吨。如何理解108亿吨的峰值？从总量来看，中国的峰值显著高于欧盟、美国（分别在41亿吨、61亿吨），

5、而从达 峰到中和的时间比他们短，显示中国达峰后的调整压力大，另一方面，较高的峰值似乎意味着前10年的压力没 有那么大。从人均碳排放来看，中国在2030年是7.4吨，美国总量峰值时人均在19.6吨，欧盟在9.9吨，显示 中国在达峰前进一步上升的空间较小，未来10年的调整压力大。现实中，总量和人均两个视角结合起来才能提 供较全面的图景，总体来看，中国在达峰前和达峰后的调整压力都很大。二、纠正外部性：碳价格的能与不能到目前为止，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效果有限，或者说和理想的要求相距甚远。为什么是这样？人口老龄化促进机 器替代人的创新，为什么气候问题没有促进减排的创新？ 一个关键因素是所谓的负外部性：碳排

6、放经济活动让私 人受益，由此带来的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等损害由全体社会承当。这种负外部性使得自由市场形成的商品和服务 价格不符合社会利益，表达为化石能源的市场价格太低、消费量太高。人类经济活动有很多外部性，大局部的外部性是局部的，在一定范围之内，比方金融风险，比方土壤污染。但气 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影响所有国家和人群。一个可比的例子是应对新冠病毒，接种疫苗不仅保护自己，也限制病 毒的传播，后者具有全球性的正外部性。每个国家接种率到达70-80%就可能到达全球的群体免疫，如果只顾自 己，单个国家即使100%人群接种也难以保证根除疫情，因为其他国家的病毒传播可能导致病毒变异，使得疫苗 失效。但应对气候

7、变化和控制疫情相比有一个重要差异，后者的影响是当下的、效果也比拟明确，前者涉及的是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以后的影响，效果的表达形式和程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跨时空的负外部性使得在应对气候变化 上，私人部门参与的动力尤其小，自由市场调节机制作用很有限，纠正外部性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那怎么纠正负外部性？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预。一个关键的概念是碳价格，衡量的是碳排放的社会本钱，其作用机 制是通过付费把碳排放的社会本钱转为使用者本钱，促使经济主体降低能耗，同时从化石能源向清洁和可再生能 源转换。相关的政策讨论和执行涉及两个问题：碳价格的水平和具体落实形式，两者相互联系但不是一回事。理论上讲，碳价格水平确实立

8、应该基于碳的社会本钱，需要把碳排放的长远损害折现成当下的本钱。但估算未来 几十年气候变化的影响有很大不确定性，而贴现率反映的是社会在当代人与后代人利益之间的选择，容易产生争 议。美国奥巴马政府倾向使用的贴现率是3%,意味为了防止50年后一美元的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今天愿意 付出0.22美元，为了防止100年后1美元的损失，今天愿意付出缺乏5美分。由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教授Stern在2006年主持撰写的气候变化问题评估报告，后来成 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经典之作，这份报告使用的贴现率比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Nordhaus教授使用的贴 现率低，也就是赋予后代人利益更大的权重

9、。按照Stern主张的贴现率，碳价约在每吨266美元，Nordhaus的 估算是37美元。奥巴马政府的估算是每吨42美元，而特朗普政府的估算是每吨低于10美元。这些都显示了估 算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碳价在执行层面有两种形式：碳税和碳交易形成的价格，前者是政府通过税收直接设定一个碳价格，以弥补碳的 市场价格的缺失,后者是创造一个交易市场，在政策设定的排放总量限制下由交易双方形成价格(cap and trade)o 两者有各自的优劣势。碳税的优势是透明、价格可预期，有利于经济主体的长期规划，但缺点是与减排目标的关 系不直接、不稳定，也就是减排量的可预期性差。碳税可以使用现有的征收机制，征收本钱较低

10、，但引进新税种 有社会接受度的问题。价格波动容易过大，对企业等经济主体的经营规划产生大的冲击。碳税和碳交易作为纠正外部性的工具，都有其价值，两者之间也不是相互排斥的，如果设计得当，两者都可以发 挥有效作用。难点是确定碳税的水平和排放配额分配，太松难以起到约束和激励作用，太紧对经济活动的冲击太 高，根本的问题还是如前所述，赋予每一吨排放的碳以货市价格，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碳中和目标确定的情况下，关键问题已经从评估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转为如何有效、低本钱实现目标。在本钱 -有效性分析框架下，碳价格如何确定呢？经济主体的决策取决于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使用本钱的比拟。使得清 洁能源和化石能源本钱相等的碳价

11、，被称为转换价格或者平价，国际能源机构（IEA）就是使用转换价格而不是 传统的碳价概念来描述碳中和的路径。BiU Gates在最近出版的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书中提出绿色溢价（green premium）的指标,绿色溢价实际上就是转换价格的概念。三、绿色溢价：更具操作性的分析工具具体来讲，绿色溢价是指某项经济活动的清洁（零碳排放）能源本钱与化石能源本钱之差，负值意味化石能源的 本钱相对高，经济主体有动力向清洁能源转换，从而降低碳排放。绿色溢价和碳价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联系 的概念。但绿色溢价作为一个分析工具，相较碳价有三个优势。首先，绿色溢价是比碳价更

12、广的概念。如果说碳税和碳交易等狭义的“碳价格”缺乏以纠正超时空的外部性，需 要公共政策在更大范围的干预，绿色溢价可以提供一个包含碳价在内的综合考量。降低绿色溢价可以碳税和碳交 易为载体，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比方公共部门在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增加投入，行业和产品的绿色 标准制定，建设降低清洁能源使用本钱的基础设施等。其次，绿色溢价衡量的是现状，而估算碳价涉及对长远不确定因素的评估。估算碳价是由远及近的方法，把碳排放 导致的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折现为当下的本钱，绿色溢价是由近及远，估算当下的本钱差异，以此为基础分析未来 可能的演变路径。在长远的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已经确定的情形下，绿色溢价

13、作为分析工具的可操作性更强。第三，碳价格是一个整体划一的概念，绿色溢价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由于技术条件、商业模式、公共政策的 差异，各行业的绿色溢价不同,甚至有很大差异，对不同行业绿色溢价的估算有助于评估政策措施在不同领域的 可行性。依据对新技术、新模式、以及规模效应门槛值的假设，绿色溢价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在实施路径上的一些 关键时间点与指标。本报告的一个重要创新就是把绿色溢价的概念应用到中国，发挥中金研究对相关行业的深刻理解，通过估算不同 板块的绿色溢价，作为我们分析碳减排路径的抓手，并以此为纽带和参照体系，把自上到下的宏观分析和从下到 上的微观分析结合起来，提供一个系统性研究。我们的行业研

14、究团队估算了 8个碳排放量较大的行业的绿色溢价,当前场景下非乘用车交运以及建材行业（水泥、 玻璃等）的绿色溢价分别是141%、138%,即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本钱比化石能源高1-2倍。技术相对成熟 的造纸、有色、钢铁、乘用车和电力行业也有3%-17%的绿色溢价。这说明仅依靠市场价格提供的利益驱动机 制，绿色转型的动力欠缺，而这8个行业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88%。隐含的碳价在377元人民币/吨碳。这个水平在国际研究文献估算范围（37-266美元/吨碳）之内，但如上所述 两者在概念上有差异。基于可获得的数据，我们也估算了 2015年以来的8大行业加权平均的绿色溢价，由此形 成的中金绿色溢价指数显示，

15、清洁能源转换价格在近几年明显下降（但背后不同行业的差异大）。降低绿色溢价有两个载体，降低清洁能源的使用本钱和增加化石能源的本钱。如果降低绿色溢价完全靠增加化石 能源本钱，其所要求的幅度可能对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理想的方法是降低清洁能源本钱，或者降低单位GDP 的能耗，这些要求技术进步和社会治理方面的创新，对经济是一个正面的供给冲击,给开展带来新机遇。值得一提的是，绿色溢价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随着清洁能源价格下跌，绿色溢价下降，经济主体对化石能源需 求减少，其价格下降，反过来会提升绿色溢价。由此清洁能源价格从现在的水平下降到化石能源价格当前水平之 下，并不一定符合碳中和的要求，我们需要动态地看绿

16、色溢价的变化及其含义。最终来讲，公共政策需要通过直 接或间接干预为化石能源价格、从而碳价格设立一个下限。作为分析和政策操作工具，衡量碳排放社会本钱的碳 价和衡量私人部门利益驱动的绿色溢价两者应该并行不悖，互为补充。、技术进步与社会治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Nordhaus和Romer两位教授提供，前者因其对气候变化经济研究的贡献，后者因 其对技术进步研究的贡献。诺贝尔奖同一年颁给这两个领域似乎有偶然性，但应对气候变化技术进步确是关键, 而技术进步也有外部性。研发投入和失败的风险由个体承当，成果可能使整个社会受益，导致私人部门的研发投 入低于社会福利要求的水平。碳排放和技术进步都有外部性，前

17、者是负外部性，后者是正外部性，都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预和扶持。中国的绿色 溢价在过去几年显著下降，最大的贡献来自电力行业。但有些行业的绿色溢价仍在高位，而且现有的技术条件难 以在可预见的未来显著降低其使用本钱，需要重大的创新和技术突破。比方制造业的非电力排放局部包括水泥、 化工，现有技术条件下只能通过高本钱碳捕捉来减排。电力行业从发电环节看，绿色溢价已经为负值。清洁能源的应用有制造业属性，包括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 随着使用人数或产量的增加，单位本钱下降，工程的可行性增加，这是制造业的规模效应。中国在早期对光伏产 业的补贴扶持，促进了其起步开展，随着规模的扩大，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相辅相成，商业可

18、行性不再需要政策 补贴，这是公共投入促进技术进步的成功例子。创新不仅涉及自然科学和技术，还有社会治理方面。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和路径依赖等因素，绿色溢价 和碳减排的关系不一定是线性的，碳价在促进能源转换的门槛值可能比拟高，短期内对经济的影响大，而技术进 步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共政策的行政性干预以及社会治理方面的改革有助于在需求端促进节能减排，包括更健 康的生活方式。比方减少食品浪费可以把局部土地腾出来做修复、增加碳汇，或者生产生物能源。在一些领域，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推广需要一个学习过程、规模效应需要时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规那么和五、绿色金融是与非金融如何促进碳减排、碳中和？这涉及金

19、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第一，金融是实体经济运 行的结果，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金融体系有效地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说是金融跟随实体经济开展。第二, 在实体经济不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情形下，金融在一些方面可以起到纠正市场失灵的作用，比方开展普惠金融, 可以说是金融引领实体经济开展。绿色金融在以上两方面都可能有表达，前者的情形是绿色溢价已经降到零以下，实体主体有经济动力使用绿色能 源，金融为相关绿色工程提供融资。后者的情形下，金融本身助力降低绿色溢价。对绿色工程融资数据的统计往 往涵盖这两方面，但从公共政策的视角看，金融引领实体经济开展可能更重要。具体来讲，金融可以在三个方面发挥作

20、用：降低融资本钱，增加融资的可获得性，创造新的交易市场。一个直接 干预的方式是提供优惠融资，比方贷款利率补贴、指定贷款领域等。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工程早期融资中可以发挥 重要作用。其他方式包括通过金融工具平衡投资者对绿色工程和棕色工程的风险认知，以及创新市场交易来增加 绿色工程的融资可获得性。在现阶段，为有效降低碳排放，绿色金融应该重点支持哪些领域？用什么工具？我们的估算显示，碳排放占比超 过40%的电力行业的绿色溢价只有17%,这还是考虑到相关资产整个生命周期的固定本钱的分摊，按可变本钱 计算的绿色溢价已经是负值,也就是用清洁能源的可变本钱比化石能源低。鉴于经济的可行性高和碳排放占比大, 现阶段

21、重点支持的一个领域应该是电力行业以及其他行业的电气化转型。基于这些工程的回报和风险可预期性较高，信贷和债券等固定收益工具应该是主要的支持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 属于前述的绿色金融第一种方式。但有些低碳技术的应用要求较高的初始投入，第二种方式可以通过降低初始投 入的资金本钱或者提高其资金的可获得性来降低绿色溢价，促进私人部门经济主体的参与。绿色能源实际上是制 造业，作为制造业大国，其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尤其突出，所以绿色金融也促进中国经济的整体开展。绿色溢价高的行业，比方航空、建材、一些化工领域等，主要是受限于当前的技术条件，比方需要碳捕捉来抵消 碳排放。对这些行业来讲，通过技术创新来突破瓶颈是关键

22、，这需要相对长的时间，更需要资金投入。从资金支 持来看，基础性研究的公共投入包括财政和开发性金融是一个方面，另外，有效的资本市场尤其股权融资促进高 回报、高风险的创新，也有助于加速资源再配置使用。对照现实，从近几年的开展来看，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融资量快速增长，ESG投资也成为热门话题。全球有超过 40万亿美元的投资是按照环境、社会和治理原那么(ESG)进行的。一些研究显示ESG投资回报平均来讲并不比 传统的不受限制的投资回报低，绿色信贷、债券的利率并不比普通的产品低，说明对于投资者而言做好事和私人 利益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这和一般的直观感觉似乎不同。有三个可能的解释，代表不同的政策含义。第一、金

23、融反映实体经济运行的结果，碳排放外部性在实体经济层面已经得到纠正，所以回报率没有差异，这样 的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起码不是完整的。推进绿色金融开展的重要短板。比方什么构成ESG,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相信企业发布的ESG数据，并没有受 到广泛认同的标准。由此当务之急是改进绿色标准的认定和衡量体系，这是绿色金融的基础设施。第三、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绿色工程未来开展的认知正面，降低了对风险溢价补偿的要求。这是因为金融工具一 般是用于建立新资产的投资，是做加法。但这不代表存量资产不重要，金融也有路径依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 与传统能源相联系的资产可能受到侵蚀，其对应的负债是金融机构的资产。如何平衡金融体

24、系的增量资产和存量资产，不仅涉及对绿色经济的支持，也关乎金融稳定，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公 共政策问题。央行和监管机构应该要求金融机构及时充分披露棕色工程资产的风险，对相关的资产要求更严格的 资本和流动性覆盖，从而鼓励金融机构降低对高碳排放相关投资的支持，促进绿色工程投资。另一方面，建立有 关棕色资产的风险暴露和处置机制，有利于在绿色转型过程中维护金融稳定。六、国际合作与竞争新格局气候问题具有全球外部性，需要在国与国之间的协同应对，如何平衡效率和公平是关键。理论上讲，在全球范围 内实行统一的碳价，不管什么地方，本钱低的领域先减排，总体的减排效率是最高的。结果是开展中国家的减排 力度较大，因为收入较低

25、的消费者负担碳消费的能力较低，由此导致的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兴旺国家向开展中国家 转移支付来弥补。但现实中，效率和公平很难平衡。对低收入国家来讲，碳减排对消费的边际影响大，而国家之间的财政转移难以 实现，在短期降低贫困比减缓气候问题更重要。工业革命以来，大局部碳排放来自兴旺国家，对开展中国家来讲， 能源贫困是经济贫困和开展不平等的一个重要表达。另一方面，如果低收入国家重复兴旺国家过去的开展路径, 对资源尤其能源的需求在全球范围来讲是不可持续的。如何看待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两个方面的价格差异有重要含义。首先、收入水平差异使得开展中国 家碳减排的价格弹性系数较大,即同一水平的碳价带来的减排量

26、较高，意味开展中国家的碳价应该比兴旺国家低。 但碳价的差异也容易导致高排放的行业从兴旺国家转移到开展中国家，带来碳泄漏问题。作为应对，一些兴旺国 家在讨论对进口商品征收边境调节税,但多高水平是合理的，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容易变成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第二、开展中国家的利率比兴旺国家高。较高的贴现率意味着改善未来气候的正面影响的折现值较低，对新兴市 场来讲资金使用的其他领域有较高的回报率，需要在碳减排和其他投资之间平衡。同时，较高的利率意味金融发 挥作用的空间更大，需要资金从高收入流向低收入国家。这是国际层面的绿色金融问题，纠正市场失灵需要双边 和多边合作，其中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参与可以降低有关投资工

27、程的风险，促进私人部门的投资。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必将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建立一个比巴黎协议约束力强的 机制是一个挑战。二战后形成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需要 在新形势下改进治理机制。中国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本身实现碳中和是全球应对气候问题的重要一环，也需要 在新的国际治理体系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是大势所趋，这对中国来讲不仅是挑战，也有先行优势。七、滞胀还是开展新机遇：反思现实市场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从根本上来讲是开展模式变化、经济结构转型，背后是相对价格变化的驱动。无论 是碳税、碳交

28、易形成碳价格，还是行政性监管和绿色金融等措施，其促进碳减排的传导载体都是提升化石能源的 价格和降低清洁能源价格。在新的模式下，清洁能源将成为人类社会健康生活、可持续开展的一个基础。但从旧 均衡到新均衡的转型过程中，相对价格变化作用于经济是有摩擦的，对经济来讲是一个供给冲击。具体来讲，碳价格在供给端表达为生产本钱上升、需求端表达为实际收入下降，有点类似石油供给减少的影响, 在宏观经济上有滞胀的特征。滞胀的压力有多大？我们的CGE模型估算显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形下，中国 在2060年难以实现碳中和。技术进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碳价格上升是一个利益驱动力量，由此对GDP增长有 负面影响，同时带来价格

29、上升。我们的行业研究显示如果在现阶段把绿色溢价降到零，对建材、化工等制造业将 带来很大的本钱上升压力。就结构影响来讲，一些经济活动、技术、甚至行业将被新的模式替代，传统能源尤其煤炭行业受到的冲击大，相 关的基础设施、制造和服务部门的就业将下降，清洁/再生能源及相关部门的就业上升。化石能源的分布基本是 自然禀赋，对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来讲，转型必然带有区域特征，化石能源生产大省和地区受到的冲击较大, 而这些一般是经济相对欠兴旺地区。同时传统能源价格在一段时间上升，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比中高收入人群大。应对这些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问题，需要公共政策尤其财政发挥作用。深层次来讲，碳中和给经济活动施加了影

30、响各个层面、但自由市场难以定价的单一数量限制，这是市场经济和公 共政策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问题。在这个硬约束下，如何在纠正市场机制缺失的同时防止政府过度干预，如何平衡 短期与长期、局部和整体利益，没有先例可循。这个过程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将如何呈现，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 根本可能在于对社会主流思维的冲击。如何看这个问题？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想象三个情形：（一）碳中和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或者成功来得太迟，全球气候变化将对人 类社会带来重大损害；（二）碳中和的努力取得成功，但主要靠增加能源使用本钱来实现，全球经济在长时间内 面临滞胀的压力；（三）公共政策包括国际合作促进技术和社会治理创新，碳中和带来新开展格局

31、，人类享受更 高水平、更健康的生活。这三个情形都意味着对过去40年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对于气候问题这样的超越时空的外溢影响 来讲，用外部性来弥补新古典的完整信息、确定性、充分竞争的基础性假设，是不是足够？怎么解释碳排放这样 单一、数量指标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开展的一个统一的约束因素？在实现碳中和过程中，公共政策、社会治理机制 与市场机制之间的互动将怎样演变？估计只有时间能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碳中和的过程将促使人们更深刻认识 现实市场经济和新古典的理想市场经济的差距。我们需要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偏差，向古典经济学回归。古典经济学家像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认知到人类活 而自然资本没有自由市场形成的价格，需要公共政策和社会治理发挥作用。在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中，对公平的重 视将增加。走向碳中和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这篇报告是我们认知这个问题的努力，偏差和错漏难免，中 金研究将紧跟形势开展，及时更新我们的分析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