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精读.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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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精读第一讲殷本纪14第二讲六国年表（节选）35第三讲河渠书49第四讲越王句践世家66第五讲伯夷列传89第六讲刺客列传102第七讲刘敬叔孙通列传133第八讲太史公自序150总序陈思和汪涌豪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必须研读的经典，作为该学科全部知识的精华，它凝聚着历代人不间断的持续思考和深入探索。这种思考和探索就其发端而言通常极为艰苦，就其最终的指向而言又经常是极其宏大的，所以能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对读过并喜爱它的人们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进而它还进入到文化，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又由于它所讨论的问题大多关涉天道万物之根本，社会人生的原始，且所用以探讨的方法极富智慧和原创的意味，对人的物我认知与反思觉解有

2、深刻的启示作用和范式意义，所以它又被称为“原典”或“元典”。原者，源也；元者，始也、端也，两者的意思自来相通，故古人以“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又说“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正道出了经典之构成人全部成熟思考与心智营造的基始特性。汉语言文学这门学科自然也有自己的经典或原典。由传统的文史之学、词章之学的讲求，到近代以来西学影响下较纯粹严整的学科意识的确立，它一直在权衡和汰洗诸家之说，在书与人与世的激荡互应中寻找自己的知识边界。从来就是这样，对有志于这门学科的研究者来说，这些经过时间筛汰的经典是构成其全部学问的根柢，所谓入门正，立意高，全基于对这种根柢的掌握。就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3、学生而言，虽然没有这样严格的要求，更不宜过分强调以究明一字或穷尽一义为终身的志业，但比较系统地了解这些经典的基本内容，深入研读其中重要的部分，做到目诵意会，心口相应，从而初步掌握本专业的核心知识以为自己精神整合和基础教养的本原，应该说是当然和必需的事情。再说，汉语言文学学科有其特殊性。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许多时候并不是用职业培养一句话就可以概尽的。对大多数从学者而言，它是一种根本性和基础性的人文精神的培养。它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并从人立身行事的根本处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受它的滋养，学生日后在各自的领域内各取所需，经营成家，并不一定以汉语言文学的某部分专门知识安身立命，因此，它尤注意

4、远离一切实用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诱引，并不放弃对知觉对象的本质体认和根源性究问。那么，从哪里可以得到这种本质上的体认，并养成根源性究问的习惯呢？精读原典，细心领会，就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然而，受历史条件和社会需求变化的影响，还有陈旧的教学观念的束缚，长期以来，我们只注重史迹的复现、概念的宣教和理论的灌输，一个中文系学生（其他文科专业的学生大抵同此）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和基本教养，并未被当做重要的问题认真讨论过。课程设置上因人而来的随意，课程分布上梯次递进的失序，使这一学科科学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结构位序至今还不能说已经成形，更不要说其自在性和特殊性的绾聚与凸现了。也就是说，它的课程安排在一定程度上

5、是随机的偶合的，因此既不尽合理，带连着学科品性也难称自觉与独立。在这样情况下，要学生由点及面，由浅入深，形成对汉语言文学相关知识的完整认识几无可能。即使有大体上的认知，也终因缺乏作品或文本的支撑而显得肤泛不切，不够深入。正是鉴于这种情况，三年前，我们开始在中文系本科教学中实施精读经典作品的课程改革。调整和压缩一些传统课程的课时，保证充足的时间，让学生在大学的前两年集中精力攻读一二十种经典原著。具体做法是选择其中重要的有特色的篇目，逐字逐句地细读，并力求见迩知远，举一反三，然后在三四年级，再及相关领域的史的了解和理论的训练。有些比较抽象艰深的知识和课程被作为选修课，甚至放在研究生阶段让学生修习。

6、我们希望由这种“回到读书”的提倡，养成学生基本的专业教养。有感于脱离作品的叙述一直占据讲坛，而事实是，历史线索的了解和抽象义理的铺排都需要有大量的作品阅读做支撑，没有丰富的阅读经验，很难展开深入有效的学习，学生普遍认同了这样的教改，读书的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调动，有的就此形成了明确的专业兴趣与方向。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而再引导他们“回到感性”，在经典阅读中丰富对人类情感与生存智慧的体验与把握，最终“回到理性”、“回到审美”，养成清明完密的思辨能力，以及关心人类精神出路和整体命运的宽广心胸，关注一己情趣陶冶和人格修炼的审美眼光，由此事业成功，人生幸福。我们认为这样的教育理念，庶几比较切近“通识教育”

7、和“全人教育”的本义。现在，我们把集本系老中青三代教师之力编成的原典精读教材，分3辑、每辑10种成系列推出，意在总结过往的教学实践，求得更大更切实的提高。教材围绕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涉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理论”、“比较文学”和“古代文献学”等七大学科点，选择三十种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做精读，其中既有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史哲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构成整个中国文学的言说背景，本身就极富文学性，同时也包括国外有关语言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如此涵括古今，兼纳中外，大概可以使中文学科的专业知识有典范可呈现，有标准可考究。在具体的体例方面，教材不设题解

8、，以避免预设的前见有可能影响学生自主的理解；也不作注释，不专注于单个字词、典故或本事的说明，而将之留给学生课前的预习。即使必须解释，也注意力避“仅标来历，未识手笔”的贫薄与单窘，而着重隐在意义的发微与衍伸意义的发明。也就是说，但凡知人论世，不只是为了获得经典的原义，还力求与作者“结心”和“对话”。为使这种发微与发明确凿不误，既力避乾嘉学者所反对的“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的主观空疏，又不取寸步不遗、不明分际的单向格义；相反，在从个别处入手的同时，还强调从汇通处识取，注意引入不同文化、不同知识体系的思想观念和解说方法，以求收多边互镜之效。即使像文本批评意义上的“

9、细读”（close reading），也依所精读作品性质的不同而适当地吸取。尤其强调对经典作品当代意义与价值的抉发，从而最大程度地体现阐幽发微，上挂下连，古今贯通，中外兼顾的特色。相信有这种与以往的各类作品选相区隔的文本精读做基础，再进而系统学习文学史、语言学史以及文学、美学理论等课程，能使本专业的学生避免以往空洞浮泛的知识隔膜，从而对理论整合下的历史与实际历史之间的矛盾有一份自己的理解，进而对历史本身有一种“同情之了解”，并从内心深处产生浓郁而持久的“温情与敬意”。如前所说，原典精读教材的编写目的，是为了给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一个基础教养的范本，它们应该是这个专业的学生知识准入的基本条件

10、和底线。但是“应该”与“能够”从来是一对矛盾。如何使教材更准确简切地传达出经典的大旨，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真正得体新生命，得入新世界，是我们大费踌躇的问题。好在文学的本质永远存在于文学作品的影响过程中，学术的精神也永远存在于学术著作的解读当中。既如此，那么从原典出发，逐一精读，既沉潜往复，复从容含玩，应该不失为一种合理可行的思路。我们期待基于这种思路的努力能得到丰厚的报偿，也真诚地欢迎任何为完善这一思路提出的建议与批评。本套教材的出版，得到校教务处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导论一史记是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之际诞生的一部总字数达五十二万余字的中文巨著。它的作者，是西汉时期杰出的史学

11、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司马迁于公元前145年抑或前135年，出生在一个名叫夏阳的地方【1】，其地位于九曲黄河那硕大的“几”字字心的右下侧，相当今天的陕西韩城南部。不过大概还在少年时代，他就随父亲迁居到了距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不远的茂陵那是汉武帝生前为自己修建陵园而特设的一个新城镇并从茂陵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司马迁晚年曾自称：“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报任安书）可见他天生是个不受羁绊的人。大约二十岁前后，他开始浪迹天涯，游历南北。不久他得到一个充任汉武帝低级侍卫“郎中”的任命，并在该职的任上，奉使远征西南的巴蜀等少数民族。而他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仕途升迁，是在汉武帝的元封三年（前108），接

12、替去世不久的父亲司马谈，担任主管天文历法、兼涉文书档案的太史令。司马迁在太史令任上主持过修造新历法（后来称为太初历）的工作，但他最重视的，却是一项由他父亲草创、主要由他个人从事的非官方事业。这事业的最终成果，便是大约完成于征和二年（前91）的太史公书，也就是后来通称的史记。而此时的司马迁，已经在汉武帝的机要秘书、当时叫“中书令”的任上了。不过史记的撰述，对司马迁而言，其实是经历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顿与危难的；而司马迁最终的死，或许也跟此书不无关联。所谓困顿与危难，是指史记撰述到一半时发生了著名的李陵事件，司马迁因替出击匈奴兵败投降的将军李陵辩护，结果被汉武帝钦定下狱，判处死刑，最后以接受腐刑也就

13、是割除生殖器为条件，被免一死，时在天汉四年（前97）。而司马迁之所以宁可屈辱地生，也不从容地死，据他后来在报任安书里的自述，完全是为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撰述史记。报任安书是司马迁晚年写给曾任益州刺史的任安的一封回信，据考写信的时间，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的十一月，当时任安已经卷入汉武帝后期爆发的巫蛊案，被判死刑，行将处决。由于前此任安给司马迁写信，表达了希望老朋友“慎于接物”、以“推贤进士为务”的愿望【2】，而司马迁因故未能及时作复，这时考虑到朋友即将诀别，故特草此信，以表心迹。其中直接关涉当年他自己宁受腐刑而不就死的，是如下一段：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

14、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百三十篇”指史记的总篇数，“此祸”即李陵事件，“极刑”自然是指腐刑。而也就是在这封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再度提出了前贤因“发愤”而著述的说法，以暗示自己的撰述史记，与前者实有同样的内在缘由【3】。而直到二十世纪都非常流行的“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一语，亦出自该信，其中表达的，显然是一位已经超越生死荣辱的哲人的深邃的人生思考。报任安书按常理推断，是应该送至任安所在牢狱的。但已被判处死刑的任安，是否有幸在临终前读到老友的这封回信，则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司马迁写了

15、报任安书以后，便神秘地失踪了。由于东汉时期就有司马迁任中书令后“有怨言，下狱死”的传说【4】，联系史记的部分篇章曾被汉武帝抽阅，因其大怒而遭削除【5】，又报任安书暗示史记乃“发愤”之作，且其中颇有“怨”语等史实，研究者推测司马迁很可能在汉武帝的淫威下，死于非命。而我们看汉书司马迁传，其中虽然不提司马迁的卒年和死因，而篇末班固的赞语里，却殿以“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一句，似乎话里还有不便明说的话语在，则上述的推测，恐怕不无道理【6】。二司马迁的卒年和死因虽不能确证，但他以生命写就的史记一书，却几经曲折，流传了下来。这是一部从形式到内涵都具有独特面貌的巨著。其中叙写的，是上起传说中的

16、黄帝时代，下讫汉武帝统治时期，以中国为中心，以当时的世界知识为背景的人类历史。全书一百三十篇，按如下五种标明名称的体裁，依次分为五大部分，构成一个纵横交织、相互呼应的完整的历史叙述文本“本纪”十二篇：以天下时势变迁为依据，以史事编年为形式，顺次叙录历代传说或实际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者的事迹。起于谱系传说中上古帝王的五帝本纪，终于记载作者当时天子汉武帝事迹的今上本纪【7】。“表”十篇：综合传统的“历”与“谱”，以表格的形式，按年月国别纵横谱系历史事件的出没与重要人物的浮沉。其中又按记载的详略，分为粗阔的世表（三代世表）、较精致的年表（如十二诸侯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和颇严密的月表（秦楚之际月

17、表）三类，而以年表为主。十表的排次顺序，与十二本纪大致相当，而所登录的事件与人物，要比本纪更多，也更概括。“书”八篇：以专题的形式，系统地叙录一事的制度及其变迁。其中既有论礼乐制度的礼书和乐书，也有述天文、历法与宗教的天官书、历书与封禅书，还有记兵制、水利和经济的兵书【8】、河渠书、平准书。“世家”三十篇：以编年、传记或二者结合的形式，叙写历史上各重要诸侯大姓的家族史；同时为表彰历史地位特殊的人物，也破例安排了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这样的篇章。“列传”七十篇：以传记的形式，传写古今各式独具代表性的人物、民族的事迹。按其性质，可分为以人为纲和以事为统两大类。以人为纲者中，又可按其传主的多寡，分为个人

18、传记的“独传”，和数人合为一篇的“合传”两种，前者如孟尝君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后者像屈原贾生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之类便是；以事为统者亦称“汇传”，其代表，则有游侠列传、货殖列传、匈奴列传等。尽管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9】，但一般认为，根据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在生前已经完成了这一体大思周的巨著的撰写，并且分写两部，“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也就是正本自家妥为收藏，而副本送到了当时的首都长安。但是司马迁死后，这部一百三十篇的大书中的部分篇章，却佚失了；幸而未失的部分，也出现了后人添改的痕迹。最早提到史记已有缺失的，是汉书的司马迁传，其中节录史记太史公自序后，有“十篇缺，有录无书”一句附记。所谓“有录无

19、书”，是指十篇的篇名，在太史公自序的全书目录部分有，而到班固的时代所见的史记中，这些篇章已经亡佚了。后来唐代的颜师古给汉书作注释，在班固的那句话下，又引证了三国时代魏国张晏的如下一段说明：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据此一般认为，到东汉时期，史记已经有所佚失。现在我们看到的史记之所以还是一部完整不缺的书，是因为在汉元帝（前48前33年在位）、汉成帝（前32前7年在位）之际，一位名叫褚少孙的儒生，对史记进行了补撰事实上据考先后参与补撰的，绝非褚氏一

20、家，而那些被张晏定为褚少孙补撰的篇章，也未必全都出自褚氏之手【10】。不过褚少孙倒确实在司马迁已完成的某些篇章后面，添加了他自己的文字。这些文字均以“褚少孙曰”起首，以跟史记原文相区别，而文辞倒也未必“鄙陋”【11】。又我们翻阅今本史记的其他一些篇章，如司马相如列传末的“太史公曰”，其中还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的话，那恐怕既不是司马迁的原稿，也不是褚先生的补笔，而很可能是后人取汉书司马相如列传末的班固赞语补缀进去的了【12】。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流传到今天史记，其中羼杂有后人补撰添改的文字，但就总体篇幅而论，司马迁的原文，在全书中仍占绝对主导的地位

21、。所以我们依然可以根据这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文本，去探讨司马迁当年的著述心曲。三司马迁撰述史记的终极目标，无疑是我们上面已引过的报任安书里的那句名言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其中所谓“通古今之变”，当即以贯通古今人事的方式，探讨人类历史的变迁大势，其中特别强调的，是一个“变”字。关于这点，我们在下面第三、第七和第八讲的讲解中，多有讨论，此不赘述。但“究天人之际”与“成一家之言”两条，或意深难明，或容易误解，有必要在此作稍微详细的解说。按“究天人之际”的说法，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篇末，讲到八书的撰述宗旨时，也曾提及。只是那里“天人之际”四字指代的，是天官书一篇的大要。而作为全书的撰述

22、目标之一，据现代学者研究，它实与古奥的天文历法计算有关，其中又牵扯着司马迁个人特殊的天人感应观念【13】。其关键，则在天官书的如下一段话：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基于当时制定历法时，谐调阴阳合历中的太阳年和朔望月两个基本周期的实践，而得出的半科学半神学的结论。说其中有科学，是因为它背后支撑的理据，包含了如下一类精密的计算结果：在制定历法的计算周期时，若小于“一统”（1539年），太阳年和朔望月两个基本周期相除所得的总日数便无法除尽；而要使回归年、朔望月和干支六十周期等相会合，最少需要“三统

23、”（4615年）。研究发现，上引司马迁话中的“一纪”（传统天文学术语，等于1520年），和“一统”的年数大致相当，相应地“三纪”（4560年）则跟“三统”的年数大致相当。如此“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也就是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自然变化规律的有效发言。说其中有神学，是由于司马迁接着所说的“为国者必贵三五”，也就是当国执政者一定要尊崇三个五百年（即一纪）的大变周期，其最终目的乃在附会现实政治。尽管由于天文历法学的发展，当时已经了解五大行星的运动规律，知晓木星、土星和火星每隔五百余年将会合一次，而同一年金星与水星也会转至会合点附近，出现所谓“五星毕聚”的天文奇观，但司马迁等具有占星术信仰的知识者更看重

24、的，却是这一会合所寓示的天人感应、人间五百年必有大变的政治预言。然而对于“天人之际”所作的这番穷追深究，既带有如此浓烈的宿命色彩，则其最终结论的无法切中实际，又是必然的了。相比之下，“成一家之言”似乎最容易理解，而事实上又最容易被误解。按通常的解释，“成一家之言”，就是司马迁企图借史记发表他个人的独一无二的见解。但如果我们联系太史公自序，更合乎逻辑的解释可能是，这里所谓的“一家”，并非单指司马迁个人，而是指与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论阴阳、儒、墨、名、法、道诸家可以分庭抗礼的别一家【14】。这别一家言论的现实发言者，以史记的文本实际而论，自然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且司马迁的笔墨，可能要比乃父的多

25、得多。但这别一家的精神所寄，也就是其隐含的发言者，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恐怕不仅包括他们父子，还应当涵盖所有曾在历史中显示了其存在价值的司马氏家族成员。因为司马氏家族乃天官世家，周史后代，近世又执掌太史令之职，负有沟通天人关系的崇高使命，而职守所及，又熟悉并掌握了相对完整的历史文献【15】太史公自序有“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语，即其证所以他们有资格也有可能，以神情遥接的方式，共同在特定的撰述领域里“成一家之言”。对于史记“成一家之言”的撰述目标，当作如上的理解，还可以从司马迁当初给他的著作所定的书名太史公书，得到旁证。按“太史公”一词，在史记中出现频繁，有时指代司马谈，有时又指代司马迁，历代

26、研究者因此亦有多种解释。在我们看来，诸家说法中，史记正义释太史公自序时所引虞喜志林一说，最为合理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属仍以旧名尊而称也。这意思是说，上古时候主管天官事务的地位都很高，有“公”的头衔。从周朝到汉朝，这官职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但表面上朝廷朝会的时候，天官的座位还是排在“公”一等的位置上。因为人们尊崇上天，所以还是常用旧式的“太史公”这一尊称，来称呼在天官任职上的官员。据此，“太史公”显然不是司马谈或司马迁当时任职时的正式官名（正式的官名是太史令），而只是一个与之相关的古称。在很多的情况下，它还是一种泛指，但凡曾任天官的，即可以此

27、旧名来称呼。所以史记里有些明显出自司马谈的话，仍标“太史公曰”。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司马迁完成史记，在最后的太史公自序里郑重写下“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一句时，他已经不在太史令的职位上，而是中书令了【16】。则他依然以太史公书名其作，显然是向世人与后人昭告，他这一部巨著中所叙写的，不单是个人的心曲，更是他的家族也就是所谓天官世家、周史后代的共同心声。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终极目标下，司马迁撰述史记的具体方法，则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述故事，整齐其世传”（见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其程序，不外乎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搜

28、集尽可能详备的资料（包括文献记录和口述史料），一是对所得资料加以排比、整理与传写。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史记中，司马迁及其父亲司马谈多次将孔子删削春秋的话头提出来，似有意似无意地作其撰述史记的对比。虽然表面上司马迁曾声称史记无法与春秋相提并论，只是“述”而非“作”，事实上他却已经超越孔子，以述为作；他还在报任安书中声明，自己身遭腐刑而坚持著述不辍，原因之一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可见他对自己著述的“文采”，也是十分看重的。如果我们把这一系列的事实，与上面讨论的司马迁自述其撰述史记的终极目标，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么史记一书，正如梁启超所说，其实是“借史的形式”来发表的“一家之言”【17】

29、。这一家之言，以实现天官世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崇高职业理想为旨归，以全方位地搜求、整理文献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系统完整地描绘丰富的历史现象为结撰方式，同时又以充分显示司马迁个人的独特文采为书写策略。在当时的现实世界中，这样的一部书，肯定不被视为是“史记”，因为这名称即使到西汉时期，依旧主要是指那些枯燥零碎的诸侯历史编年档案；这样的一部书，自然也不会被看作是游戏笔墨的文学辞藻集，因为其中显然负载着太多太沉重的人生痛楚与感慨。它在记录历史这一点上，似乎接近于当时已经流行的春秋及左传，但既不像春秋那般为“大义”而牺牲事实，也不像左传这样仅满足于以编年形式谱叙史迹，而更多地凸显了作者的超

30、越性史观，和出色地状摹人情百态的文字功夫。所以从合乎司马迁本意的角度考虑，史记在当时最合适的归类，恐怕还是跟声名显赫的吕氏春秋、淮南子大致近似的百家言中的别一家【18】。只是司马迁的这部力图“成一家之言”的著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实在是太独特了。诸子百家著作所特有的思辨色彩，在司马迁的笔下并不显著；书中从头至尾充溢的，倒是对具体事件与人物的既感性又系统的描述。以此现实的情形，是早期但凡读其书的，更多地是从中获取当时不易得的历史知识。所以到了东汉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宫廷藏书，编纂图书目录时，只能依循彼时儒家已经独尊的现实，参照其一般为人理解的内容要旨，将它安排在“六艺略”的“春秋”一类里，尽管事实上史记

31、和春秋的刻意笔削历史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四“史记”二字成为司马迁太史公书的专名，大约始于东汉末叶。在此之前，由于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宣布”也就是公开了史记的全部文本，也由于由班固主撰、获得官修地位的汉书，从形式到内容对史记多有承继，史记逐渐流传开来，并逐步确立了在史学上的地位。到了魏晋时期，它已经跟汉书、东观汉记一起，被并称“三史”，成为学者们的常备书了。史记文化地位的大幅度提升，始于唐代。其标志之一，是出现了两部在史记传播史上非常著名的史记注释本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两部注本，和前此南朝宋代学者裴骃所撰史记集解一道，被后世称为史记三家注。三家之中，一般认为集解和索隐较好，而正义稍

32、逊。三家注原本各自成书，不与史记正文合写或合刊。到北宋开始出现将一家乃至三家注分别散入史记一百三十卷正文下的本子，其中现存刊刻年代较早的而又颇有名的，是南宋福建黄善夫刻三家注本。不过宋代虽然书界刻印史记很热心，文化名流对史记却不无微辞。欧阳修便颇轻视史记，谓之“务多闻以为胜”【19】；苏辙干脆直接攻击司马迁“为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20】。而循其缘由，当是史记显示的西汉儒术独尊以前的疏放自由的价值取向，与宋人循规蹈矩的礼教原则，多有冲突。使史记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中获得广泛赞誉的，是明朝人。明人承续宋人之举，大规模翻刻覆刻史记，客观上为史记在各阶层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而以评点的方式推举

33、史记的文学价值，更显现出明代士人阶层的独到眼界。尤其是晚明时代，以万历年间凌稚隆编刊史记评林为代表，明代文学界与出版业联手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评点史记之作，流风余韵，至清代仍未消歇。清代以来，由于位于官方钦定的正史系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更受到了极高的推崇。而学术文化界对于史记的最大贡献，则是以朴学的方法，对史记的文本与司马迁的事迹做了全方位的细致考辨，诞生了像张文虎校刊金陵书局本、张元济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本那样既严谨又实用的史记新版本，以及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那样的专题研究名作。二十世纪上半叶著名作家鲁迅的一句赞辞“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21】，又因其对史记整体的灵性把握，而获得了广泛

34、的认同。与此同时，史记早在公元七世纪以前就已经传到朝鲜半岛，稍后又由遣唐使带回扶桑之国。由于持续的翻刻和研究，直到今天，在韩国和日本，史记仍是为人熟悉的汉文经典读本；1934年出版的日人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则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史记研究名著。在西方世界，德国于1875年翻译出版过史记，是为欧洲最早的史记节译本；而最著名的西文史记译本，当数由同样著名的法国汉学家沙畹（E. Chavannes）选译并注释的五卷本，该书于18981905年间初版于巴黎【22】。如今史记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名著，其跨越国界、种族的人文魅力与影响，由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耶鲁大学中国史教授Jonathan Spenc

35、e，将其中文名字取为“史景迁”，可见一斑。五本书是在笔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一年级同学开设的史记精读课讲义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考虑到一学期每周2课时的限制、低年级同学阅读古籍原文的实际能力，以及史记名篇流传广泛等因素，当时选定的精读文本，是殷本纪、六国年表、河渠书、越王句践世家、伯夷列传、刺客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太史公自序八篇。其中除六国年表因为考虑课程讲授等原因，在表格部分作了较多的删节之外，其余所选都是不加任何节略的全篇。这个选目，在现在的教材中未作变动，其缘故，是该八篇联成一个整体后，既可涵盖史记固有的五体，又大致包括了作为一部通史本身原有的叙述时段（先秦至西汉），篇幅与程度相对而言

36、也还算适中。至于其中并不彰显的，还有它关涉的主题具有充分的多元性，和文本本身所显示的中国文章体式与写作手段的多样与传承，这些在本书各篇的讲解部分，都或多或少有所涉及。至于所选八篇的版本，则均以目前最通行的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为底本；但底本标点、分段有可商榷处，笔者以为另一种点法、分法更合适，则稍作改动。本书是多种因缘际会的产物。而最终能够完稿出版，首先应当感谢的，是两位研究生时代的导师蒋天枢先生和章培恒先生。蒋先生在汉代文献尤其是汉书的研读方面，曾耳提面命，教诲殷殷。章先生则在19851986年，曾为初涉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的笔者及同门师兄开设专书研究课，而授课的专书，就是全本史记。个人能与史记结

37、缘，完全是由于两位恩师的悉心引导与教诲。笔者自然也要感谢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使我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和本科生同学一起细读经典，商榷学问。而中文系2001级选修本课程的同学，在课堂讨论和课后质疑中发表的意见，客观上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多种值得考虑的思路和方案，令笔者至今感念。此外，中文系副主任汪涌豪教授多方操劳，使笔者得以按时完稿；王亮、萧海扬、姜昳、潘佳、韩进、曾媛、杨洋诸君，或对教材初稿提出了可贵的修改建议，或为教材的撰写做了不少事务性的工作；当年一同在章先生课上通读史记的师兄、复旦大学出版社任本书责任编辑的韩结根博士，为本书的编辑与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凡此同样是笔者要表示由衷的谢意的。

38、由于个人学识有限，这本教材中肯定还存在不少的讹误缺失，尚祈校内外专家、读者不吝指正，以便今后作进一步的修订。注释【1】有关司马迁的出生年代，本书第八讲太史公自序的讲解部分有更详细的解说，可参阅。此外，本篇导论以下有关司马迁生平的叙述，还参考了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其中全文收录了司马迁晚年所作报任安书），和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朱维铮司马迁的相关考述。汉书司马迁传见中华书局1962年刊汉书标点本，第27072739页；太史公行年考载观堂集林卷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2册，第481514页；司马迁载十大史学家第1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2】任安给司马迁的原信已佚，这是根据报任

39、安书的转述而获知的。【3】报任安书云：“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按史记太史公自序里也有类似的段落，详本书第八讲。【4】详史记太史公自序之集解引东汉卫宏汉旧仪注。【5】参见本书第八讲太史公自序中十二本纪叙录部分的讲解。【6】司马迁的卒年，迄今仍无定说。清王鸣盛以为当卒于昭帝时，见十七史商

40、榷卷六；而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以为“史公卒年，绝不可考”，“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按汉昭帝在位的年代当于公元前86前74年，汉武帝则卒于其前的后元二年（前87）。【7】司马迁原作今上本纪已佚，后人取封禅书而改“今上”为“武帝”充数，是即今本史记中的武帝本纪。参见本书第八讲太史公自序的有关讲解。【8】司马迁原作兵书也已亡佚，后人取历书中论律部分，和续撰的论兵文字合篇，是即今本史记中的律书。参见本书第八讲太史公自序的有关讲解。【9】如南宋朱熹曾云：“某尝谓史记恐是个未成底文字，故记载无次序，有疏阔不接续处。”见朱子语类卷一三四，中华书局1986年标点本。【10】参见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

41、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第1108页，中华书局，1963年。【11】本书第三讲河渠书的讲解部分，引述了史记滑稽列传后半褚少孙所撰的西门豹故事，即其例。【12】参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标点本。【13】以下有关“究天人之际”的解说，是根据朱维铮司马迁一文的相关考述撰写的。【14】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见太史公自序前半部引。【15】参见本书第八讲太史公自序及其有关讲解。【16】或以为司马迁任中书令时，仍兼任太史令，并举文选本报任安书卷首有“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为证，详张鹏一太史公年谱卷首所收吴敬之来书论史公卒年，民国间在山学堂刊本。但报任安书既自称“太史公”而不书正式的官名“太

42、史令”，正说明司马迁已经不在太史令的任上。又“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句中的“牛马走”，实为“先马走”之讹，参见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第394395页，中华书局，1979年。【17】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收入饮冰室合集第9册，中华书局，1989年。【18】事实上西汉的一些学者如扬雄，也确实经常将它与淮南子相提并论，详扬雄法言卷五“问神”及卷十二“君子”，汪荣宝法言义疏本，中华书局，1987年。【19】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四十三帝王世次图序，四部丛刊本。【20】古史叙，明万历三十九年南京国子监刻本。【21】语出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2】有关史记的流传与研究史，

43、贺次君史记书录，张新科、俞樟华等著史记研究史与史记研究家，英国鲁唯一（M. Loewe）主编的中国古代典籍导读之史记篇，有系统的著录或叙述，可参阅。史记书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史记研究史与史记研究家，华文出版社，2005年；中国古代典籍导读，李学勤等译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一讲殷本纪本纪是史记开篇的第一种体裁，也是历代正史相沿不改的第一正宗文体。由于汉书以下各史的本纪，所记如出一辙，所以后人印象中的本纪，便是每一朝皇帝的编年大事记。但史记的本纪，与那种已被视为当然的冠冕堂皇的文章体式并不完全相同。“本纪”二字的实际意思，在司马迁的时候，可能只是“本之以纪事”【1】；而司马迁撰

44、史的立足点，在天下事势，并非必然是当时的天子王朝。以此他所写的本纪里，会有后代史家难以想像的项羽本纪和吕后本纪前者叙写楚汉之交由巅峰跌至落魄的楚霸王的生平际遇，如同小说；后者谱系高祖时代僭越女主的政治权谋，而同时期名义上的皇帝汉孝惠帝，在其中不过是个道具。这样的本纪取材与写法，自与后来以汉书为代表的一系列正史的本纪，貌合而神离。不过项羽本纪等篇，为古今偏重文学性的史记选本所共选，读者已耳熟能详。而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史记的十二本纪里，承续先代文史著述最多，又影响后代最深远的，还是谱叙夏商周三代大事记的几篇。所以我们这里选了列于开卷第三篇的殷本纪，作为精读史记本纪的一个范例。“殷”即商代后期盘庚所

45、迁之都，今天的河南安阳。商王朝前后立为都邑的地方虽多，但数在殷时间最为长久，所以后人习惯用“殷”作为商朝的代称。至于此处的“本纪”二字，倒完全符合后来正统史学家的解释，即“述其宗祖曰本，奉其正朔曰纪”【2】。宗祖连结着世代的血缘关系，而正朔，既指年月的开始，更指王朝的发轫，其中显示的，乃是一个久远王朝不绝如缕的时间延续。原文: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讲解: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商代是有

46、当时原始文献保存至今的最早的朝代。但是，有关这一王朝先祖的诞生，现存史料多出自后人之手，且无一例外地充满了神秘色彩。司马迁在殷本纪开头给我们讲述的，就完全是一则神话传说：殷的先祖名契（音xi）；契的母亲，是有娀氏（娀音sng）的女儿，五帝之一的帝喾（音k）的第二个妃子，名叫简狄。这简狄有一回和其他两个妃子在野外沐浴，看到一只燕子产卵，就取燕卵吞食了，结果因此怀孕，生下的婴儿就是契。这传说自然不是司马迁的杜撰，诗经的商颂里，有玄鸟一篇，起首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据笺注毛诗的汉人郑玄的解释，其中讲的，就是简狄吞鸟卵而生契的故事。近年发现的战国楚简中，也有相关故事的更为生动的版本：契之母，有娀

47、氏之女也，游于央台之上，有燕衔卵而措诸其前，取而吞之，（娠）三（年）而画（？）于（膺），生乃呼曰：“钦（？）！”是契也【3】。传说或许有点离奇，但现代学者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加以研究，发现这则感生故事背后寓示的，很可能是上古中国母系社会的世代繁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一般特性，而“玄鸟”在这其中充当的，大概是一个族群或部落共同尊奉的图腾那样一类的角色。商代传存的青铜器中，有一件玄鸟壶，壶上刻有“玄”“鸟”“妇”三个字的合文的图铭，研究者认为它就是商人先世玄鸟图腾的残余【4】。玄鸟与女性符号合一，其中自有特殊的意义在。根据司马迁的传录，契成年后，曾随大禹治水，建有功勋；接着被舜授予司徒官职，管理百姓的道德风纪。这其中舜告示契的那段话“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