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经济学年会应征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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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7页 共7页第四届经济学年会应征论文研究领域：农业和自然资源经济学 或 公共经济学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支出影响研究* 本项目得到了湖南省软科学基金和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资助。湖南农业大学 李燕凌 李立清摘要：公共生产不足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针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状况的不同认识，本文试图从理论上阐述农村公共生产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以农民消费结构分析为基础评价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C-L 模型。本文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我国近十年农民消费结构做了一个实证研究，得出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结论，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Ab

2、stract: It is developing countrys general existing problem to be public and under production. To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rural public products supply and demand state, this text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public importance that produces of countryside theoretically, propose consumption struct

3、ure analyse supply C-L model of competence with for basic appraisal public product with peasant. This text uses this one to analyse that do a positive research to peasants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 the past ten years of our country in frame , supply the insufficient conclusion after drawing the rural

4、 public products in our country, and put forward sever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关键词： 农村 公共政策 公共产品 混合供给 模式研究近来理论界经常听到一些警告，认为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阶段，过早地依赖于较高的社会保障对宏观经济发展不利，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当政府财力有限时不宜过早地提出扩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提出这些警告的理由，大都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有两个基本假设：第一，扩大公共支出对宏观经济的发展速度构成压力，至少是无益的。第二，与农业的贡献相比，农民所消耗的公共产品是足够的。因此关

5、键的问题是保持住较高的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当务之急是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城镇务工机会，而非扩大农村公共支出。一、扩大农村公共投资的理论研究与现实背景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均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预期不断调整，公共支出对宏观经济变量没有显著影响。著名的卢卡斯批判更认为，以公共支出为手段之一的宏观经济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均无效。然而与此论所不同，内生增长理论则充分肯定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Barro（1990）建立了第一个有关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内生模型，后来的Futagami, Morita，Shibata（1995）， Greiner和Hanusch（1998）等，又做了进一步的修

6、改和完善。内生增长理论中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提高和降低效率两方面作用，两者作用的强弱要看公共支出对私人支出的补充和替代作用的大小。在给定的补充或替代水平下，公共支出首先提高增长率至某一点，然后二者才是负相关的。在过去的2003年里，中国受到来自“非典”和各种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仍然实现了GDP 9.1%的增长率，中国保持了GDP连续21年持续增长的势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4%，这在世界经济史上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按照全面小康建设的目标要求，到2020年再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目标，将出现一国GDP连续40年平均增长8%的奇迹，这是世界各国到目前为止所没有先例的又一个奇迹。从发

7、达国家经济腾飞走过的道路来看，经验资料表明* 参见英安格斯麦迪森 著世界经济千年史附录C，伍晓鹰、许宪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一国在连续2025年实现GDP持续快速增长之后会转入一个滞涨期，第2025年里往往会出现经济增长曲线上的“拐点”，此时虽然阻碍各国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不尽一致，但较普遍的现象是社会财富趋于公平化，社会福利水平日益提高，由于结构性经济差距所产生的经济发展“势能”开始萎缩，“动能”越来越小，于是发达国家伴随着经济低速增长或负增长的同时，出现社会“高福利化”现象。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激活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中国凭借其经济发展的“后发

8、优势”，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在连续20年实现经济高增长之后，进入了一个社会财富差距“贫富悬殊”的新时代，这给中国经济未来走势提出了新的考验，中国经济走到了这样一个“十字路口”：要么保持较高的结构性经济差距（城乡经济差距、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差距、不同产业间经济差距、富有者和相对贫穷者间的经济差距等），维持或创造出新的经济发展“势能”，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但这必然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危机：社会显失公正、贫富差距扩大、福利发展缓慢、环境与资源过度损耗等等；要么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发挥公共经济杠杆作用，加大公共投资和转移支付规模，由于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发生作用，使得结构性经济发

9、展“势能”减弱，在社会福利逐渐提高的同时社会财富趋于公平，但面临着放弃过快的经济发展速度的困局，步入各国经济发展曲线的“拐点”之上。中国迫切需要从社会与经济的失衡发展向两者协调发展转轨。事实上，中国经济社会在实现基本小康的社会目标之后，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方面由于社会不公正、不公平使得社会财富差距悬殊过大，已经严重影响社会经济进步、阻碍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公共危机四伏。另一方面，由于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投资，致使私人投资严重不足，总投资增长过快造成社会总供给远高于总需求，社会购买能力偏低阻碍经济进一步快速增长，在此基础上再扩大公共投资必须注意保护私人投资者投资利益

10、，逐渐地实现社会总的供求平衡。从本质上讲，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失衡，其根源在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不断提高，而政府的公共生产严重滞后，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我们要有效地化解这种社会公共危机，则必须增加公共生产、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政府支出需要逐渐地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而转向扩大非竞争性的公共领域，特别是新增公共支出重点要向农村公共领域倾斜；但同时又要保持适度的社会投资总规模，在私人投资增速有限的状况下，政府还必须保持一定的竞争性领域支出规模（如最近中央决定启动100个东北老工业基地投资项目），以避免宏观经济曲线出现明显的“拐点”，使国民经济发展

11、有一个较漂亮的发展态势，最终确保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在充分考虑市场化改革效率的前提下，研究中国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研究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研究农村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就是说在扩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共政策改革中，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增长效率，才能化解和防范日益严重的农村社会危机。仅管最近积极财政淡出的呼声不断出现，中央政府长期建设国债的规模也自2003年开始压缩，但中央政府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农村消费，优化农民消费结构的决心却越来越大。2003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加大调整财政支出结

12、构的力度，保证各项重点支出。国债和新增财政资金的使用，要重点向“三农”倾斜，同时还要在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资金需要的前提下，加大投入公共品领域的比例。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一个实证分析由于生产供给对消费需求具有作用与反作用的制约影响，农村居民消费（Consume）支出结构受农村居民纯收入水平（Net income）的支配作用，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消费还具有本国特殊性，因此，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特别是评价农村公共产品丰裕度或公共支出满足度，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是分析农民公共产品消费与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结构关系。本文构建的以农民消费结构(Configuration)分析为基础评价公共产品供给水

13、平(Level)的模型（C-L Mode）中，选择了食品、居住、衣着、文化教育娱乐、医疗卫生保健、家庭设施及服务、交通运输及通信等七项消费支出变量，各变量之间具有排他性。表1 C-L模型分析数据资料* 资料来源于200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年份农村居民纯收入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居住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 出医疗保健支 出交通运输邮电业支 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1992783.99379.2652.51104.8936.6724.1512.2343.771993921.62446.8355.33106.7944.6727.1717.4158.3819941220.98598.47

14、70.32142.3455.4632.0724.0275.1119951577.74768.1989.79182.2168.4842.4833.76102.3919961926.07885.49113.77219.0684.2258.2647.08132.4619972090.13890.28109.41233.2385.4162.4553.92148.1819982161.98849.6498.06239.6281.9268.1360.68159.4119992210.34829.0292.04232.6982.2770.0268.73168.3320002253.42820.5295.95

15、258.3475.4587.5793.13186.7120012366.4830.7298.68279.0676.9896.61109.98192.64卡斯（Cass，1965）考普曼斯（Koopmans,1965）曾经描述过一个依赖整体收入与利率的时间路径求解在无限时域的家庭最优消费决策函数，可以解释预算约束条件下消费现值形式：式中0为初始财富，需要指出的是，上式虽然是非常复杂的函数，我们对Cass- Koopmans模型求解有一定的难度，但卡斯与考普曼斯在这里说明了家庭当前消费（C0）是总收入（Y0）的线性函数这一重要结论*卡斯（Cass，1965）考普曼斯（Koopmans,1965）模

16、型的这一研究成果，参阅西安吉尔德拉弗恩特（Angel de la Fuente）著，朱保华、钱晓明 译经济数学方法与模型，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536539页。，这一点对我们的研究非常有价值。我们对表1中农民生活消费结构与农民纯收入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可以得到下列方程和检验结果（表2）。表2 农民纯收入与农民生活消费支出结构的回归方程参数表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abR2D.WF显著性水平农民纯收入食品208.0718(2.8176)0.2979(7.4130)0.87290.421654.95210.052*居住14.6496(0.0232)0.1057(0.3075)0.9

17、8350.0053475.93330.000*衣着31.5986(0.0410)0.0320(0.0763)0.77840.006028.09630.112家庭设施及服务20.1416(0.0254)0.0280(0.0649)0.87400.006155.47000.048*医疗卫生保健-13.7093(-0.0171)0.0403(0.0921)0.89230.006066.26090.036*交通运输及通信-34.3319（-0.0425）0.0494(0.1122)0.80680.005933.39830.098*文化教育娱乐-31.9217(-0.0445)0.0906(0.2320

18、)0.97400.0052299.73120.001*注：a为常数项；b为解释变量前的系数；括号内的数值为t检验值；*(*)（*）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表2中农民纯收入与衣着支出所建的回归模型未通过T检验和F检验，方程显著性水平低，交通运输及通信支出的显著性水平也略显偏低，主要是因为这两项指标可能存在着较大的统计困难导致数据误差偏大，并不意味着农民纯收入对这两项指标不具有长期影响作用。回归系数b为农民边际消费倾向系数，也就是说，它估计的是农民收入每变动1元时消费变动相应元人民币。表2中医疗卫生保健支出、交通运输及通信支出、文化教育娱乐支出等三个回归方程的截矩a值为负

19、，其经济学意义是即使在农民没有任何收入水平的情况下（X=0），政府仍然有保持农民在这些方面最基本水平公共消费需要的义务。前期研究成果得出下图初步结论，反映了我国农民公共需求与供给的特殊关系（假定税率稳定）。图中C-D线表示农民的公共需求（Common Demand）线，C-S表示政府在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Common Supply)线。图中C-D线一般处于收入轴线下方，反映出农村公共品混合提供的现实状况。政府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线C-S在O0点与C-D相交，形成理论上的供求均衡点，维持这时所对应的公共品供给量M0是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基本原则。我们的前期实证分析反映出当前政府在农村降低了公共品供给水

20、平，C-S线下移至C-S位置，此时如果没有外部干扰，则农民需求线C-D不动，实际公共品消费减少，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量降低至M1点（表现为不少农民孩子失学、放弃基本卫生医疗等）。但是政府为了维持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使公共消费处于一个基本的水准之上（假定为M2位置），因而采取了另外的强化公共生产措施（例如收取乡“统筹费”来弥补某些政府公共支出不足），强行将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线C-D拉高至C-D位置（农村公共品处于混合提供状态），此时农村公共品供给量从M1点上升到M2点，这种供给的增加我们称之为相对于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虚增”，图中M1O1O2M2的面积反映了虚增的绝对量，负的a值恰好是这一绝对量的相对

21、反映！a的绝对值越大说明虚增绝对量越大，a的绝对值越小说明虚增绝对量越小。因此，我们说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是严重不足的，而且这种不足的程度还被负的a值的存在所掩盖。掩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程度，除了政府强化公共生产措施使得存在负的a值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随着农民收入增长（虽然增长是缓慢的），农民对公共品消费的弹性远高于对基本生活消费的弹性。进一步我们可以根据美Morris Hamburg（莫里斯汉伯格）*莫里斯汉伯格（Morris Hamburg）模型参阅美Morris Hamburg著，虞正逸等译决策统计分析，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436437页。给出的“消费-

22、收入对数模型”对表1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表3。农民纯收入与各项支出所建的对数回归模型全部通过T检验和F检验，方程拟合的精度都很高。表3 农民纯收入与农民生活消费支出结构的对数回归方程参数表解释变量(lnX)被解释变量(lnY)abR2D.WF显著性水平农民纯收入食品1.1106(2.0972)0.735397(10.2953)0.92980.4055105.99210.021*居住-1.3548(-0.4149)0.8913(23.4568)0.98571.7263550.22110.000*衣着-0.2596(0.0410)0.6350(7.5242)0.87620.693756.6138

23、0.057*家庭设施及服务-1.0788(-2.1506)0.7131(10.5383)0.93280.5390111.05540.017*医疗卫生保健-4.7824(-6.0485)1.1783(11.0481)0.93850.6412122.06030.009*交通运输及通信-9.1376（-7.9777）1.7402(11.2639)0.94070.4880126.87450.006*文化教育娱乐-4.7817(-13.6057)1.2856(27.1189)0.98921.0595735.43520.000*注：a为常数项；b为解释变量前的系数；括号内的数值为t检验值；*(*)（*）表

24、示在10%（5%）（1%）的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三、结论与政策启示回归分析结果中农民文化教育娱乐的需求收入弹性为1.2856，边际消费倾向系数也较大，排在第三位为0.0906。农民文化教育娱乐边际消费倾向系数大，是政府强化公共生产措施的结果使然。近年来农村居民文化教育消费的“非自愿性”和“被动性”特征愈益明显。全国1.9亿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中70%在农村，这些教育经费绝大部分（占到98%）要由县乡两级财政（28%）和农民自已（70%）负担（翟虎渠，2003），事实上乡财政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拨款几乎全部来自农民交纳税费，因此农民义务教育的投入几乎完全是农民（支出）负担（刘国光，2003）。农民文

25、化教育娱乐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当前政府在农村文化教育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非公共性”特征，绝对值极大的负a值可能消耗掉相当可观的农民增收部分。表3对数模型中，系数b为农民消费的收入弹性系数，也就是说，它估计的是农民收入每变动1%时消费变动的百分比。表3中的衣着、家庭设施及服务、食品和居住支出的b值均小于1，而对交通运输及通信、文化教育娱乐、医疗卫生保健三项公共品的支出弹性却远大于1，反映出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现实。弹性最大的交通运输及通信支出几乎是弹性最小的衣着支出的三倍，文化教育娱乐和医疗卫生保健支出的弹性也几乎是食品和衣着支出弹性的两倍。农民在交通运输通信和医疗卫生保健

26、方面富有需求收入弹性，分别为1.7402和1.1783， 然而相应的消费边际倾向系数又极低，分别只有0.0494和0.0403，这既说明农民对政府供给不足的公共产品有强烈的消费欲望，又反映出农民受现实的收入水平约束难以有效地“购买”公共产品。由于存在着对公共品消费极强的收入弹性，因此农民会更多地自发改变消费结构，从收入中支付大量本不应属于农民支付的费用购买公共产品，形成农村公共品“畸型供求关系”，这就更加深了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掩盖程度。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仅管交通运输通信支出的消费弹性系数高达1.7402排在首位，但边际消费倾向系数很小，只有0.0494。对此，我们的解释是近十几年来国家在交通

27、运输邮电通信方面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城镇，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投资特别大，而直接改善农民交通条件的县乡级公路由地方财政投资，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农村电信网络建设严重滞后，不少农村还处于供电、电话、有线电视“三不通”状况。农民对交通运输通信边际消费偏低的根本原因，“不是收入水平，而是基础设施不足是限制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实现其消费意愿的主要原因”（林毅夫，2003），基础设施太差致使消费难以实现。刘兵以19781997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作被解释变量，以RD、灌溉、教育、道路、电力、通信投资等的资金投入为解释变量，采用樊胜根等人所著经济增长、地区差异与贫困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研究和农业部软科学办公室编著的

28、农业投入与财税政策中的数据，运用OLS方法进行向后逐步多元回归，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电力投入与收入无显著相关性，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还处于劳动密集型，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不充分，电价普遍偏高，导致用电水平不高，电力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刘兵，2004）”。农民收入对食品支出具有0.2979的极大边际消费倾向系数，并且有一个高达208.0718的a回归参数。较高的a值反映农民进入温饱小康之后，其长期收入水平已经能够基本解决食物供给问题。但是过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系数，说明粮食安全仍然是农村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也会刺激农民贮备粮食的行为，严重的还可能影响到粮食商品率水平，对农民增收并

29、不利。此外，政府也会有粮食安全储备的政策偏好。正如林毅夫先生指出的，“有些出口大国常以粮食作为武器来达到政治目的，各个国家都不愿自己的粮食安全被其他国家控制，中国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然也就不能也不愿大量进口粮食”（林毅夫，2004）。那么，当粮食安全存在问题时，政府就会从稀缺的土地资源上减少公共产品生产而扩大粮食生产及储备（例如在经历了2003年夏粮减产和粮油涨价风波之后，全国2004年退耕还林计划立即缩减到上年度的不足30%的水平）。参考文献：1、林毅夫，“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农业经济问题2003（1）2、林毅夫，入世与中国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农业经济问题2004（1）3、王梦奎，

30、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管理世界2004（4）4、黄季火昆，中国农业的过去和未来，管理世界2004（3）5、刘国光，宏观经济问题短议三则，经济学动态2004（4）6、刘兵，公共风险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另一个角度看农民增收，农业经济问题，2004（5）作者详细联系方式：李燕凌，长沙市芙蓉区湖南农业大学职教学院，邮编410128；电话0731-4617040或13187070868，传真0731-4617046；电子信箱：sylyj4209李立清，长沙市芙蓉区湖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邮编410128，电话0731-4635275或13975111136，或0731-6418600（小灵通）；电子信箱：liliqing1964第 7 页 共 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