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战略-国有企业改革的评价及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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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10页 共10页 文档资源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转入了重点推进、着力突进阶段。改革是理性的、谨慎的，表现为有计划有步聚地以多项试点为先导，其中尤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百户试点引人注目。改革的实践将直接关乎多少年来一直处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环节的国有企业到底将迎来一种怎样的状态和前景，其所涉之广，决定了难度之大。好在大势已趋，没有退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精心部署下以及有关方面的协同努力下，终究已在步履维艰中获得了新的进展。 但是，几乎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整体状况则相当严峻，不容乐观。突出的问题是近年来盈利水平下降，

2、亏损扰人。特别是今年一季度国有工业企业首次出现净亏损。5月份以来，情况有所好转，二季度实现利润69.2亿元，七、八月份分别实现利润15.2和35.1亿元，下滑趋势得到遏制，但仍是经济工作中的突出问题。1-8月累计，全国6.89万户国有工业企业中盈利的只有3.74万户，盈利额688亿元，同比上升49.6%；有3.15万户亏损，亏损额602.6亿元，同比上升46.9%；盈亏相抵后仅盈利85.4亿元，同比下降79.6。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广东等效益好的沿海地区，盈利水平也在下降，亏损企业亏损额大幅度增加。目前，全国有7%左右的国有工业企业长期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涉及职工约750万人，有近2000万

3、名职工在亏损企业中工作。不少国有企业目前已困难到不能正常支付职工工资。对此，有发议论者便问：国有企业怎么越改革越困难了？不少了也对此感到困惑或担忧。 这实际上涉及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评价问题。为了集中精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谢绝”争论，但是似应允许议论。国有企业改革既然是一项事关重大、事关全社会的系统工程，自然要引起各方人士注意，而平心静气地给出一些分析，则有助于进一步认清问题，把握本质，以形成共识。 首先，评价改革不仅要看它解决了什么，有时更为关键的是还要看它揭示了什么，提出了什么。 从事物的连续性看，暴露问题并不是坏事，相反，它恰恰是事物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特定阶级的改革当然要解决一些特

4、定的问题，但在实际运行中也应同时负有揭示和提出新矛盾、新问题（甚至困难）的任务，为下一步改革方向、目标和步聚的明朗化、清晰化提供准备。这应当是我们评价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基点。 应该说，国有企业从总体看确实面临着许多困难，亏损仅仅是其中的严重表现之一，要紧的是在诸多困难背后总交错缠绕着一些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而改革，在我看来，每前进一步，都更深地触及一些矛盾和问题，因此，及时地准确地揭示新的矛盾和问题（甚至困难），本身就应看作是改革成果的阶段性体现。 纵观改革历程，从1978年开始，搞活国有企业就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或热点、重点之一。开始是扩权让利，后来搞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5、简称承包制），都试图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改善国有企业整体经济效益不佳的状况。这些在特定历史时期推出的不同改革措施，无疑都有相当收效，以致到90年代初期承包制也仍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然而，这些改革措施虽然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渐进性”，但与其相伴而生的历史局限性，随着改革自身的深入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又要求有新的突破。比如扩权让利，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有企业完成国家计划和增产增收的积极性，提高了企业发展意识和盈利意识，但企业行为缺少有效的约束，生产增长主要依靠投入增加，这反映到宏观上，就是财政赤字增加和通货膨胀日趋严重，以致运行到一定时候便难以为继，无法再运行下去。于是，就产生了承包制的思路

6、。而承包制，虽然比放权让利更调动企业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但由于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计划经济框架没有大动条件下的行政性分权，因而随之又显现出另外一系列非常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三个“不相适应”：一、对经济效益的相对稳定要求，与市场经济的多变性、波动性不相适应的；二、它的“一户一定”方式造成机会不均等，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要求不相适应；三、它对当前利益、短期发展的较大热情和倾斜，与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逐渐融合、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对企业提出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产品档次和质量、增强发展后劲、注重长远利益的迫切要求不相适应。这三个“不相适应”比较典型地反映出80年代推出的一些改革措施

7、实际上尚我足够强烈的“机制、体制、所有制”三方面的改革份量，因此，当进入90年代，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体制的思路逐步理清并确定之后，就必然要对国有企业改革作出新的探索。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发布实施，到组建56个大型企业集团的试点，特别是以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要求为标志，表明国有企业改革已从注重既有利益格局表层缓解的政策调整转入带有质变性根本意义的制度创新阶段，即朝着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理顺产权关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迈进。可见，国有企业改革是在不断揭示矛盾、提出问题中逐步深化的。它的每一步

8、推进和深化，从一定角度说，都是在前期改革“失效”后总结其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的。改革的天然职责，一方面总是针对特定时期的特定矛盾和问题而发；另一方面几乎同时又酝酿着发现和揭示新的矛盾和问题。改革是一片阳光，只有在它的照耀下，许多问题才凸现出来，引起疗救的注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改革的必要性及其功绩。改革把原本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不成问题的问题（比如亏损、压库等），醒目地突出出来，警示于人，这就是它最大的“功”、最大的效能之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地深化人们对国有企业历史与现状、困难与希望的正确认识。 其次，亏损背后的深刻体制、机制原因只能说明更需要深化改革。企业亏损同作为

9、当前的突出问题，当然无可回避，但是，即使如此，它也从自身的特定意义上揭示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紧迫性，而不是相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有盈有亏，甚至有生有死（优胜劣汰），照理是企业经营活动的正常反映或结果。我们的问题在于：近年来，国有企业作为改革成要的主要承担者，新创造价值通过多种渠道大量流出，其中很大部分转为税、息、费和各种基金，造成效益转移，利润减少，甚至亏损。比如仅发电用煤、电力、油品（包括原理、重油）和铁路货运调价，今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就需消化增支减利因素360亿元左右，其中一季度约50亿元，大大高于同期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净亏的34.1亿元。又如去年7月1日起贷款利率提高1.08个百分

10、点，使得今年一季度全国国有工业企业由此就多付利息30多亿元。这些在客观上都加剧着企业困难，使之难以改善其财务状况，削弱了竞争能力和发展后劲。 很显然，外部环境的趋紧变化是造成近期国有企业亏损扩大的直接原因。但是，其最深层原因还是由于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大锅饭”、“铁饭碗”体制的深刻影响，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在进入市场过程中，相对于近些年新建立的非国有企业，已明显表现出结构不合理、集约化程度低、市场竞争力低下等体制以及机制方面的根本缺陷。其亏损或亏损扩大的主要根源恐怕正在于此。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力图解决的也正是这些体制以及机制方面的根本缺陷。比如资不抵债的企业长期依赖

11、政府或银行给钱“安定团结”，该破产的不破产，该兼并的不兼并，缺乏促其奋进的体制保障和优胜劣汰的机制动力，最终岂有不亏损或扩大亏损之理？又如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经盲目兴办或重复建设了许多缺乏竞争力、没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国有小企业。而目前国有企业的亏损恰恰就主要集中在国有小企业，假如不更多地运用符合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让国有小企业在放开放活中找出路、求发展，其大面积亏损的不良局面怎能改变？可见，要遏制亏损扩大势头、减少亏损或长期亏损，归根到底还是深化改革，加速战略性结构调整和改组。但是，缺陷的由来既然是积之日久的，那么，要触动它、改变它就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历史积累的问题，只能在一个相应的历史过

12、程中去解决。因此，对待改革，我们应当多一点历史过程论的观点，操之过急和久拖不决一样，都于事无补。 再则，作为近期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头戏”、“主旋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先行试点很有进展，是行之有效的。对它的评价也要重事实、重发展。 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目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选择百户企业先行试点，改革的探索意向和实践意向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试点是在有关条件尚未充分具备、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滞后、宏观经济环境趋紧、整个国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环境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的严峻形势下开始的，但是，毕竟已经启动，而且进展正在加快。百户试点企业大多已形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一些长期困扰国有

13、企业的重点、难点问题，如债务负担过重、富余人员多、企业办社会等，在试点企业中开始探索各种解决方案；许多试点企业坚持“三改一加强”，通过综合治理，逐步适应市场，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中正日益成熟起来。改革需要成本，但令人鼓舞的是，百户试点企业的改革不仅未给企业加重困难，相反，还直接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据统计，1995年百户试点企业销售收入2343.4亿元，比上年增长11.67；实现利润129.4亿元，比上年增长12.6。在全国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上年下降20还多的严峻情况下，百户试点企业则呈扶摇直上之势，这说明试点是有基础、有成效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有希望给国有企业带来新的生机的。

14、我们没有理由和根据消极悲观。那种因国有企业当前面临着一些困难就不知所措，甚至归咎于改革，认为“越改革越困难”的看法和情绪是有失偏颇的。国有企业改革越深入，难度可能越大，这是事实，但并不能据此就认为给企业造成的困难也越大。而百户试点企业获得的初步成效以及其它试点（“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等）的稳步推进，或许就是对眼下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最切合实际的肯定与评价。 正确评价国有企业改革，根本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思考并进一步推进改革。评价本身也是思考。10多年来，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着一系列重大变化。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机制，从短缺经济转向供需平衡，从高关税保护转向与世界经济

15、的大幅度交叉和融合，加之由于在改革开放催动下企业潜在能量的释放、多年沉积弊端的浮现以及改革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新矛盾和新问题的交织影响，使得国有企业在面临尖锐挑战中，不可避免地在总体上明显具有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独特性或独有特点。比如：国有经济仍占绝对优势，但比重有所下降；国有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较快，但运行质量不高；国有企业处于日益激烈的分化、动荡之中，但正孕育着优化结构和格局；特别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作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一个异常尖锐的难题，更使我们面临着考验。从近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实践和其它配套改革的到位情况看，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前无先例的历史条件下，要创造性地实现中国国有企业的

16、成功改革，是极其任重道远的。但是，无论如何，改革决不是造成企业困难的根源，恰恰相反，是促进企业兴盛或转危解困的最根本出路，对此，我们必须坚定信念，坚韧不拔地推进改革。为了取得更多的实质性进展，今后一个时期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在狠抓落实、加快突破上形成合力，从宏观把握方面考虑，似应充分注意或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一要加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运行的特殊形态和功能，分辨其与一般市场经济和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运行的异与同。这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冷静地把握和发挥国有企业在现实中国社会的应有地位和作用，更加脚踏实地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同时，也要认真分辨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比较优势。国有

17、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性质差别决定了它们履行的责任不同，其功能和作用也不同。试图完全套用或引人非国有企业的运行办法，用单一的经济效益指标来考核和评定国有企业的优劣成败，是不明智的。改革肯定能完善国有企业，但不能理想化、万能化，背离客观规律去强求国有企业尽善尽美、“占尽风流”。无认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没有全面优势而只有比较优势，都必须从属于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需要。因此，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实施有进有退的战略选择，改变以往国有资产覆盖过宽、“寸土不让”的僵化局面，在有些不必由国家经营的行业和领域有步骤地实行“适当的退出”，集中资金搞好非国有企业不宜或一时无力时入的“命脉”、“基础”和“

18、高精尖”等行业和领域，应当看作是战略性改组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改革的着眼点不仅不应是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而且也不能只是搞活整个国有经济，其战略基点应当是面向整个国民经济、面向整个产业和行业调整的。这是我们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中必须真正具备的全局观念和宏观意识。 二要着力于机制创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实现企业机制转换的根本性措施。试点企业应当着重在新机制的系列配套、全面建设方面开掘和确立改革的示范效应。就归属而言，国有企业的终极所有者从来都是明确的。所谓“产权清晰”主要是指企业中的每一部分经营性国有资本都要落实明确的投资主体，并承担相应的经营责任。因此，通过公司治理结构，

19、所有者代表进入企业，最重要的是必须健全由企业内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形成的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相互激励又相互制衡的新机制。同时，要逐步从目前主要依赖政府指导实现的兼并破产过渡到建立真正的优胜劣汰机制，在企业内部还要形成促进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以及企业用工能出能进机制、择优竞争上岗机制等。机制不全不活，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可能真正适应“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需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成果也必然难以最终体现。因此，建立健全新机制，应当成为试点企业在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之后的一项很实在、很需有突破性动作的关键任务和重要探索。 三要加快建立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新型关系。10多年

20、改革的艰苦探索和逐步推进，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重新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不同职能，改变“政企不分”，构筑新型关系。以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弊端是计划一直管到企业，其结果一是把企业管得太死，窒息自主发展的生机；二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随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的深入，加大转变政府职能的力度迫在眉睫。政府职能转变的疾除好坏直接关系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密切相关的各项配套改革能否切实到位，对进入制度创新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具有休戚与共的决定性影响。在以往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政府大体是以改革的主体（即提出者和组织者）发挥作用的。前期改革凭借放权让利等政策性推进，一些较浅层次的问

21、题容易解决，靠政府的组织推动一般都可奏效。但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则越来越受制于政企分开等深层次问题，触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调整和重组问题。由于直接牵涉政府的部门利益，牵涉机构精简和人员安置等，政府在仍应是改革一如既往的动力的同时，也不可回避地成了改革的对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启动伊始，之所以步履艰难、困难重重，根本症结恐怕就在这里；现在进展加快，也与这方面问题的某些突破有因果关联。有的厂长经理说：“现在给企业帮忙的部门不多，要企业帮忙的部门却不少。”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必然造成若干与企业改革密切相关的配套改革也相对滞后，从而严重制约企业改革的步伐。例如，国有资产

22、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跟不上，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就难以明确投资主体，真正做到政企分开；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跟不上，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企业就无法有效地分流富余人员；金融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培育跟不上，企业就很难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资本结构以及减轻债务负担；财政体系中缺乏稳定、规范的成本支付渠道，有些改革措施就难以出台。由此亦可看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绝不是一两个部门的具体业务，而是一项综合性、配套性很强的改革。它急切地呼唤良好外部环境的创造，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变与之相对应、合拍或同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企业制度真正建立起来之日，亦应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政府机构和职能确立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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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ail我们，我们会即时删除!收藏到书签里： Email:hxdoc 站长统计 =lw-1035830.html战略决定成败之建立系*略 (6943字) 高科技企业技术知识管理与核心竞争力 (3906字) 本站资料来于互联网，我们不对内容的准确性和合法性承担任何保证责任,如有信息存在侵权行请Email我们，我们会即时删除!收藏到书签里： Email:hxdoc 站长统计 虼苏梢匀蚊夤退堑男谐淙徽馐且恢址浅植诘陌旆肥凳且恢钟行目刂苹啤；褂幸恍厥庑幸担热绻拦怠诿拦蓝醵际浅邪饺似笠档模蛭幸惶壮绦蚝投孕畔刂频陌旆约瓤梢苑铀接衅笠翟谥圃旃啦飞系幕院褪谐木赫庇秩繁*不泄露出去。这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国防工业

25、还能私有化？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一旦私有化了，信息的流通就没有办法控制了。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私有化。 以上五个方面都是说明了在转轨期间的特殊制度环境使得政府对企业的所有和控制有次优的道理。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写出一个模型，把推理变得比较严格，从而使我们清楚看到在什么情况下这些机制可以有功效，而这些则是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它们的局限性。因为这些机制的运作都是有条件的，一旦这些假定不成立了，情况就会改变。 五、政府撤出对企业的所有和控制的机制 制度变迁是一个动态过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张静态照片，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有它的一定道理。这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很重要的一步

26、，但是不完全。进入90年代，特别是1994年以后，我国的改革逐步开始向比较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私有化进程加快，特别是中小企业。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机制可以促使政府脱离对企业的控制和所有？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改革看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中很多非常规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发挥了很大的、意想不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第二阶段中这些非常规的过渡性制度又转轨到比较规范的、常规的、效率更高的制度安排。后面这个问题是目前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在这里从两个方面分析。第一个方面是整体经济组织结构的灵活性问题。关于组织结构的灵活性，文献上有一些研究，主要是在企业层次，也有一些是在经济体层次。所谓结构灵活性，是说改革

27、起来比较容易。首先我们用层级制（hierarchies）和多元制（polyarchies）作比较。在层级制下，做成一件事须很多人批准，任何一层都有否决权。而在多元制下，其中任何一个部门批准就能够做成一件事。任何一元都有批准权。这是两种很不同的组织结构。比方说，你要出国。在一种体制下，你要出国要盖两个章，一个是公安局，一个是社科院，任何一个部门都可以否决。在另一种制度下，你只要一个章，或者是北京市的章，或者是上海市的章，任何一个部门都有批准权。这两种制度的结果就不一样了，后者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为这边申请不到还可以跑到那边去申请。经济改革的原理是一样的。企业改制问题，即使在这个县搞不动，在另一个

28、县就可能搞得动，如果每一个县有批准权的话。所以，组织结构不一样导致出经济中的灵活性不一样。 与此相关的是组织结构上的U型(unitary form)和M型(multi-divisional form)的区别。前者按“条条”原理组织，后者按“块块”原理组织。按条条原理组织时，协调能力较好，但要作出改变就很难，因为有一环不改，全都不能改。而按块块原理组织时，每一块自成体系，比如特区。虽然块块之间的协调很难，但它有一种灵活性，因为每一块可以自己行动而不影响其他块。中国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这种结构。中国的很多改革，都是从一个地区先搞起来。而*就不同，因为它在经济的整体上是U型的组织结构，按条条来控

29、制的。先搞一个条条是没有用的，必须所有条条都要动，所以非常困难。 国家体制上有联邦制(federalism)与一统制(unitary state)的差别，在财政体制上则有财政联邦制与财政统收统支制的区别。财政联邦制下地区财政是相对独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地区性试验、地区性制度的创新，有财政上的可能性和动力，不需要什么事都经过中央。日本政府的经济组织方式相当中央集权，特别是大藏省的权力极大。在这种情况下，明明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就是很难改变，因为“牵一发动全身”。这种组织结构在制度变迁的时候就较少灵活性。 第二个方面是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激励的改变可以从两条来看。第一条是地方政府

30、预算约束变硬，这在1994年以后较为明显。这有多种原因，比如紧的货币政策，银行系统的收权，预算法的实施，新的税收制度等等。非常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们总是指责银行乱贷款，现在却指责银行“息贷”。过去是国有企业从来不开除工人，现在是担心下岗人数太多。预算约束变硬对政府激励的改变很重要。如果政府可以期望对银行施加压力或从财政渠道拿到钱的话，它就没有把企业卖掉或对它改制的动力。 第二条是市场竞争的增加。现在听到的很多的是“恶性竞争”、“不公平竞争”这类词。但这本身说明竞争在增加。竞争使得租金下降。特别是当企业大面积亏损时，它们已经不是政府生财的地方了，相反，它们已经变成了包袱。如果一旦变成了包袱，那么政

31、府的激励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把它们甩掉。包袱越重的，甩掉的动力就越大。而对一些特别肥的，比如电信，就没有人愿意放手。 因此，从一种次优状态转向最优状态，比如政府从对企业的所有和控制中撤出，并不是不可能的，它取决于政府的激励和组织结构的灵活性。这是研究内生性制度变迁问题中非常有意思的课题，还有很多研究工作值得去做。 六、总结：作为一种过渡制度的企业的政府所有和控制 中国的转轨经历非常有意思，素材非常丰富。作为一种实证研究，关于企业所有制和控制权问题上有一些重要现象需要解释。在中国，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非私有的、政府介入的企业会有这样大的正面作用？而私有企业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要小？私有化

32、的进程为何比较慢？为何企业改制上小企业进行得快，而大企业很慢？我们需要用一种比较系统的理论解释这些现象，既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与观察到的现实相对应。研究要得到认可，就必需在已有的经济学框架里面进行。这样主流经济学才会明白转轨经济的模型与通常的标准模型之间到底有哪些不一样。这里重要的区别是制度环境不同。因此，企业的政府所有和控制就有不同的机制和含义。但是，我们不能用静态的观点来看。从动态的角度观察，这种机制最好是被看作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更多相关文档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 (22450字)产权改革：解决我国国有企业诸多难题的关键 (7641字)“债转股”与国有企业改革 (5826字)如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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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技改资金继续由国家财政拨款投入；（3 ）继续给予各种垄断、*非国有企业的进入等保护。 但是由于政策性负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可以把任何经营失败的责任都归咎于政策性负担上，国家只好把国有企业亏损的所有责任都背起来，导致了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16 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的重要性在理论界和决策界已有共识，承包制、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目的都是为了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所做的尝试。但是，预算软预算的问题仍然存在，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内生于政策性负担，上述改革没有消除政策性负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所以这些改革只是治标而非治本之策。即使在市场经济

35、条件下，如果私人企业有了政策性负担，政府也必须给予政策性优惠、保护等，而使这些企业有了软预算约束。17国有企业预算的硬化、改革的最终成功有赖于政策负担的消除。 经过多年的改革，剥离国有企业的社会性政策负担，如冗员下岗18，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正在有序进行并初见成效。然而，对于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政策负担的解决，使国有企业获得自生能力的问题，则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国有企业改革发轫于放权让利，中经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直到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直围绕微观的激励和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苦苦探索。这些改革背后的思路也认识到了国有企业绩效低下和传统治理结构之间的共生性。但是共生性并不是因果关系。事实上这两

36、者都是国有企业自生能力低下内生决定的19. 国有企业自生能力低下，所以其绩效不可避免也低下；国家和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而传统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是在存在政策性负担，导致没有公平竞争时，防止委托代理问题过分恶化的内生选择。如果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没有提高，公平竞争的环境尚未形成，就把传统的治理机制予以改变，赋予企业以经营决策权和利润支配权，委托代理问题一定会恶化。这正是国有企业改革迟迟不能突破的根本原因所在。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国有企业享受了政策性补贴，那么政策性负担就不成其为负担了，国有企业也就不能再以此为借口，为其经营性失败开脱了。这种看法看似有理，实则混淆

37、了因果关系。政策性补贴是结果，是内生于政策性负担的。而问题的要害之处在于，国家与企业之间在政策性负担方面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只要政策性负担不消除，那么国家永远难于确知其真实水平，企业可以继续把经营性亏损的责任推给政策性亏损，要求国家予以政策性补贴。只要政策性补贴、软预算约束的源头照旧存在，国有企业经营的激励就不会加强、绩效就不会提高。 五、消除政策性负担，调整生产活动布局，引进国外资本，提高企业自生能力 归结上面的讨论，可以得出结论：在当前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在巩固剥离社会性负担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尽速剥离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政策负担，使国有企业获得自生能力。 这个改革逻辑决不是就事

38、论事、头痛医头，而是事关国家整个经济安全的。由于许多国有企业存在于我国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区段，它们的生存依靠政府的补贴、优惠和保护。加入WTO 之后，随着体制的规范化，金融市场的开放，内资银行如果维持低息，那么许多储蓄将会分流到外资金融机构。如果国有银行的存款不能不断增加，或是出现减少的情形，现有的巨额不良贷款就会成为无法承受的问题，甚至演变成为危机。因此，面对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国的资本价格必定将回归其均衡水平。如此背景下，等成本线会从图4 中的C3C3变为C1C1. 而在WTO 的框架下，国家又不可能（也没有财力）继续给予国有企业高额的资金成本补贴，和其他各种保护。许多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

39、业将会垮台，目前被国有企业占用的大量银行贷款就会变为坏帐，同样会激化成金融危机。所以，消除战略性负担，使国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刻不容缓。 国有企业所以没有自生能力是因为它所在的产业区段我国不具有比较优势，而我国所以在那些产业区段不具有比较优势，又是因为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按我国当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资金的相对价格太高。根据国有企业的产品的国内市场的大小，解决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有两个可能的途径： 1.如果某一不具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的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则可以用和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合资，或是直接到国外的资本市场上市的方式获取国外的资金，克服国内资金相对稀缺的比较劣势。发达的国家的资金相对丰

40、富，资金的成本较低，和发达国家的企业合资或是直接上市，都可以引进便宜的资金，改变企业所面对的等本线的斜率，而使其变为有自生能力。而对国外资本来说，如果该国有企业产品的国内市场很大，和这个国有企业合资或是购买这个国有企业的股票，是进入我国市场的一个捷径。因此，这是一个双赢的措施。我国主要汽车制造厂和外国汽车制造厂的合资，以及中国移动通信、中国石化到海外的上市走的就是这条途径。 2.如果某一不具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的产品，在国内的市场规模很小，而这种产品又不是国防安全不可或缺的，则可以鼓励这个企业，转产、转业以提高自生能力。有一些老军工、重工企业，产品老旧，已无市场，但有相当好的工程设计力量。对这一

41、类型的企业，利用其较好的工程设计能力，转业转产劳动力较密集、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区段的产品是使其具有自生能力的可行办法，四川的长虹、嘉陵即是这类例子。第二类是产品在企业的所在地已不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但在我国其他地区则还有比较优势，如上海的纺织业，因为劳动力成本在上海远比在国内的其它地区高，因此，无法和其它地区的纺织业竞争，解决的办法则是转移产地，整厂迁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还有一些国有企业，其产品已无国内市场，而又无转产和转业的可能，则只好让其破产。最后，还有少数一些企业，其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很高，其产品为国防安全所必需，不管国有或是民营，这类企业既不适合转产也不适合让外资参股，其生

42、存只能靠国家财政的支持。 六、结论 国有企业改革关乎到整个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但20多年的努力尚未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取得根本的成功，原因在于许多国有企业尚未解决自生能力的问题。事实上，我国在新兴的家电产业涌现一批非常成功的国有企业，如海尔、长虹等，原因则在于这些企业的产品劳动相对密集，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所以，这些国有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 按照自生能力的逻辑深化改革，首先要摒弃的是本文一开始就提到的盲目贪大、求洋、图新的观念。这些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赶超思想和做法包括两种：以非市场的方式超前地追求先进技术，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些主张和做法不仅不能提高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相反

43、会南辕北辙，弱化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所以必须首先抛弃之。技术水平低固然是落后的标志，但正如前文分析所表明的那样，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产品、技术，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区段。除非提高了要素禀赋结构，或是引进外资，否则难于提高一个国家的技术结构水平。技术上的后进其实恰恰正是落后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潜在源泉，日本和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就是凭借技术上的后发优势保持了长达40 年左右的高速增长。 技术后进所以成为后发优势，是因为后进国家无须投入巨资进行高风险的R&D ，只须以较低的成本从发达国家引进已经证明有商业价值的、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适用技术（林毅夫等，1999）。而这些技术往往是发达国家

44、中丧失比较优势、需要转移出去的。后发优势也是中国未来3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高速增长的潜力所在。20中国只有通过选择劳动密集的技术，才能把潜在的后发优势与现实的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赚取最大的利润，以 “小步快跑”的方式缩短与发达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差距。要素禀赋结构差距缩小后，中国的比较优势区段才能够向上演进，技术上的差距才会相应缩小。 同样的道理，企业规模大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不是参与竞争的必要前提。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成本水平，而不是企业规模的大小；而成本水平归根结底取决于产品/ 技术选择和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吻合程度。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较大的规模，是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

45、经营多样化的结果。横向一体化旨在追求同一产品的最优经济规模；纵向一体化旨在克服上下游生产环节之间的交易不确定性，减低重大投资的风险；经营多样化的目的，是高资本密集度企业为规避单业经营的风险。中国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劳动密集产业将占主导地位。劳动密集产业中，同一产品的最优规模小，横向一体化的经济意义不大；上下游之间的交易联系不太紧密，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必要性并不明显；企业转产转业比较容易，也无须通过多样化经营分散风险。所以，不顾现实条件片面追求企业规模扩大，不具有经济合理性。发展先进技术和扩大企业规模，一定要建立在市场规律之上，由企业自主按照价格信号和经营需要决策。各级政府任何拔苗助长般的赶超

46、行为，都会欲速不达。 政府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重视比较优势的原则，让国有企业根据市场竞争在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区段发展，不仅是解决国有企业自生能力问题，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任何一个经济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钱颖一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将资本主义经济分成“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坏的资本主义经济”。如果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不重视比较优势，采取赶超战略，那么，必然要采取行政手段，扭曲价格信号，干预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去扶持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发展。这种战略性负担不仅成了企业预算软预算的藉口，而且，企业为了多得到政府的优惠、补贴，必然造成寻租行为的普遍化。分配不公，效率低下，成了钱颖一所描述的“坏的资本主义”。 当然自生能力是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经营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一个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并不一定会在竞争的市场中获得盈利。在有了自生能力后，企业还要不断根据市场的供给、需求、产品、技术、竞争的状况，改进激励机制、管理水平和治理结构等，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但是自生能力的问题不解决，任何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 第 10 页 共 1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