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施蜇存 《唐诗百话》之初唐诗馀话诗歌理论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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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年施蜇存 唐诗百话之初唐诗馀话诗歌理论研究初唐诗馀话 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公元六一八年建立了唐朝政权，传了二十代。中间经过武曌的篡夺，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王仙芝、黄巢的农夫起义，李氏政权都几乎倾覆，但最终还是转危为安。到公元九O七年，朱全忠篡夺政权胜利，建立了他的后梁王朝，唐朝才彻底灭亡。 在李唐王朝二百九十一年的统治期间，中国基本上是统一的。其前半期，从太宗李世民到玄宗李隆基，这一百三十年，国家形势不断地有所发展，政治相当清明,中心的权力、吩咐，亦能贯彻到全国，经济文化都在日益旺盛。人民虽然处于新兴封建贵族、官僚和大地主的重重剥削之下，生活还比较安定、小康。经过安史之乱，虽然李氏政权

2、幸而保持下来，但社会组织和农业生产，在大动乱中起了极大改变。府库空虚，田地荒芜，公私经济，都已耗竭。藩镇拥兵割据，中心政令几乎不出两京。皇帝深居宫禁，被几个当权的宦官蒙蔽、欺侮、指挥，甚至谋杀。中间虽然有一段贞元、元和之间二三十年的中兴时期，但总的说来，这下半个时期的大唐帝国，早已是分崩离析，李家政权只存一个名义，奄奄一息地拖延着而已。 随着国家形势、政治经济的兴衰升降，文学艺术也相应地起着改变。二百九十一年唐诗，也经过好几个阶段。宋人严羽作沧浪诗话，把唐诗分为五个时期；初唐，盛唐，大历，元和，晚唐。元人杨士弘怍唐音，把唐诗分为三段时期：从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天宝十五载，共一百三十八年，划为初盛

3、唐，他选了王绩至张志和六十五人的诗，以代表这一时期。从玄宗天宝末年至宪宗元和末年，共六十三年，划为中唐，他选了从皇甫冉至白居易四十八人的诗，以代表这一时期。从穆宗长庆元年至唐代结束共八十六年，划为晚唐，他选了从贾岛至韦庄四十九人的诗，以代表这一时期。杨士弘又把唐诗分为“始音”和“正音”两种。初盛唐、中唐，晚唐的诗都是正音，王、杨、卢、骆四杰的诗则列入始音，不划在初盛唐诗之内。他以为四杰的诗还没有脱尽梁陈遗风，对唐诗来说，还在胚胎时期，还不是业已成熟的“唐音”。 杨士弘这一唐诗分期方法，后人颇有看法。既然按历史年头分为初，盛、中、晚，却又不把四杰列入初唐。那么，始音的诗人，岂非超时代了?既然有初

4、、盛之分，为什么又合并为一个时期?这都是不合理的。明朝高棅编唐诗品汇，把杨士弘的分法稍稍改正。他把初、盛，中、晚分为四个时期。从高祖武德元年至武后长安四年，共八十六年，是为初唐，四杰当然应属于初唐诗人，不能另外提开。从中宗神龙元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共六十五年，是为盛唐。杜甫卒于大历五年，故以这一年来结束盛唐。从大历初至文宗大和末，共六十四年，是为中唐。以后七十一年，才是晚唐。根据杨士弘的分法，称为“三唐”；根据高棅的分法，称为“四唐”。现在一般都用四唐分法。 关于唐诗的分期，有一个问题，好像从来没有人留意。为什么严羽的分期法中没有中唐，而改用大历、元和?为什么杨士弘知道四杰是初唐时人，而不把他列

5、入初盛唐诗人的队伍?为什么他不把初、盛分开?这几个问题，从来没有人思索过。现在我们要明确的是：初、盛、中、晚这四个宇，究竟是指唐代的政治历史阶段呢，还是指唐诗的各种风格流派?严羽的观点，以为初唐、盛唐、晚唐，这三个时期的唐诗，各有自己一样的风格。但是从大历到元和，这一段时期的唐诗，风格却前后不同，不能用“中唐”这个词语来概括，因此，他的分期法中没有中唐。杨士弘的观点，和严羽近似。假如说是历史年头，他也知道四杰是初唐人。他把四杰屏除在初唐之外，可知他的所谓初唐，是指诗的风格。他把初、盛唐合并为一个时期，这说明他认为初、盛唐的诗，在风格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也划出了一段中唐时期，这就无视于大历、元

6、和诗风之不同。高棅的四唐分法，只是根据唐代国家形势之兴衰而划分的年期，所谓初、盛、中、晚，不能理解为唐诗风格的分期。 明清以来的诗人及文学史家，总是把盛唐视为唐诗的全盛时期。他们指导后学，也总是教人做诗宜以盛唐为法。李、杜、王、孟，是盛唐诗人，不错。我们可以说，作诗应当向李、杜、王、孟学习，但不能认为这个时期是唐诗全盛时期。更不能认为盛唐以后的唐诗就差得很了。我以为，我们应当订正这个错误观点，要知道，盛唐是唐代国家形势的全盛时期，而唐诗的全盛时期却应当排在中唐。 我们已选讲了十二位诗人的诗，共十九首，可以代表初唐了。初唐虽说占了八十六年，但在最初的三四十年中，文人还都是陈隋遗老，文艺风格，还没

7、有突出时代的新气象。这十二位诗人中，除王绩之外，都是高宗和武后时期的闻名诗人，他们是在太宗所缔造的新政体、新制度、新社会、新文化中培育出来的。他们在继承前代文学遗产的基础上，运用新的题材，创建新的形式与风格，于是在文学史上出现了“唐诗”。 唐诗这个名词，不但表明这些诗所产生的时代，它还有别的意义。对前代来说，它表明的是诗的一种新形式。对后代来说，它表明的是诗的一种独特的风格。 初唐诗人，在齐粱以来五、七言诗的基础上，重视并采纳沈约的声病理论，使五、七言诗的调声、协韵、对偶，渐渐规律化，从而创建了前代所没有的“律诗”。律诗是唐代的新诗，唐人称为“今体诗”。另一方面，继承汉魏以来五、七言诗的形式，

8、并不须要守肯定的规律，而在题材、内容、风格上有新的发展，在旧形式中表现了时代的新精神，这种诗，唐人称为“古诗”。意义是“古体诗”。古诗和律诗，是唐诗的两大类别，正如我们今日的新诗和旧诗。后世人就把“古律”作为一个文学名词，用以概括唐代以后的诗体。例如韩愈的诗集，就用“古诗”和“律诗”来作为分卷的标题。宋代的苏舜卿，给石曼卿的诗集作序文，称石曼卿有“古、律四百馀篇”，这就是说，有各体诗四百多首。 诗发展到宋代，形式上已没有什么创新，而在风格上，特殊是在修辞、造句、对偶的技巧上，却出现了新的道路。从两代诗的总体看，它们的面目大不相同。于是，文学指责中出现了“唐诗”和“宋诗”两个有特别意义的名词。它

9、们表示两种不同风格的诗。 唐诗所特有的形式和风格，萌芽于隋代，形成于初唐，而成熟于盛唐。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文学史上称为“初唐四杰”，是从齐梁诗演进到唐诗的枢纽人物。明代诗人王世贞评论他们说：“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丽，沿陈隋之遗，气骨翩翩，意象老境，故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艺苑卮言)意思是说：四杰的辞藻还不脱陈隋的华丽，但题材意境，却变得苍老，不象陈隋的浮浅。五言诗已讲究声韵粘缀，起先了唐代的律体。这个评论，可以概括四杰的风格。但在五言律上，还有不同的看法。明人胡应麟说：“五言律诗，兆自梁陈。唐初四子，靡缛相矜，时或拗涩，未堪正始。”(诗薮)这段话明显是针对王世贞

10、而说的。胡氏以为五言律诗，在梁陈时已见萌芽，而初唐四杰的五言诗，在辞藻上还有靡丽的倾向；在声韵上还有拗涩的缺点，不能算是唐代律诗的正始(正式的起先)。 王世贞以为初唐四杰的五言诗是唐律正始，这就是杨士弘以四杰为始音的观点。胡元瑞不承认四杰为正始，也就是杨士弘在始音之外，另分正音。王世贞说四杰是始音，胡元瑞说四杰不是正音，其实并不冲突。 从来文学史家，都是以沈佺期、宋之问作为唐代律诗的创建者。他们的诗，声律谨严，对仗精工，尤其是创建了排律，使诗人多一块用武之地。新唐书论曰：“魏建安后讫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鲍照、庾信、徐陵，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致。及沈佺期、宋之问，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

11、，著定格律，遂成近体，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唐诗变体，始自二公，犹古诗始自苏武、李陵也。”这就确定了沈、宋为唐律正始的文学史地位。 当很多诗人都在作新形式的律诗的时候，一个四川射洪县的青年陈子昂却独自走复兴汉魏古体诗的道路。这是一条不合时宜的、孤独的道路。他的感遇诗在当时并不为群众所留意。只有他的挚友卢藏用竭力赞美说：“子昂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感遇之篇，感谢顿挫，显微阐幽，庶几见改变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但是尽管有这样高的评价，在一般文人间，还没有反应。因为这样的古诗，不是求名求官的文体，应试、应制、交际、酬答，都用不

12、到。只有不为名利的诗人，才用它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慨。 杜甫对陈子昂极为推崇。他曾到射洪县去瞻仰陈子昂的故居，写了一首陈拾遗故宅： 拾遗平昔居，大屋尚修椽。 悠扬荒山日，惨淡故园烟。 位下曷足伤，所贵者圣贤。 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 公生杨马后，名与日月悬。 . 盛事会一时，此堂岂千年。 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 又有观陈子昂遗迹诗，其最终四句曰： 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 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 有一位姓李的挚友到梓州去作刺史，杜甫在送梓州李使君之任诗中又嘱托他，假如到他的属县射洪去视察，请他代表自己去祭祀陈子昂。诗的最终四句曰： 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 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 韩愈也对陈子昂诗的高古，一再赞扬。他在举荐诗人孟东野给河南尹郑馀庆的荐士诗中，叙述了五言诗的源流： 五言出汉时，苏李首更号， 东都渐充满，派别百川导。 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 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 中间数鲍谢，比兴最清奥。 齐梁及陈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