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召回管理与内部控制管理知识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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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召回、内控缺陷和期后事项审计产品召回、内控缺陷和期后事项审计摘要近年来随着人们法律意识和安全保障意识的加强，在国内外时常会出现一些产品召回事件，越来越多的产品在期后被召回，不光有汽车行业、食品行业、化妆品行业都存在这类事情，这些事件在发生后不仅引起了人们对召回产品的争论和关注，对召回产品采取何种处理的方式也带来了很多现实问题。虽然召回事件它发生的概率很小，在发生之前对它的可能影响的范围、金额都难以做出合理的估计和预测，但是一旦召回发生，它对厂家产生的损失却是无法估量的，数额和影响都非常巨大。产品召回事件的发生归根结底是源自于厂家生产产品的不可靠性，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对于召回事件的发生企

2、业应承当最主要的责任，召回一旦发生即表明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和监控手段的不健全和不足之处。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全省各级审计机关要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审计作为一项具有监督职能的外在力量，与企业的发展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期后召回会计处理的复杂和繁琐性，以及事件本身对企业做造成的影响，这也为企业的舞弊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可能性。审计作为一个有效的监控手段，对于践行科学审计理念，促进企业健康良性运转、提示风险、查处违法违规案件、提高其监督成效，对于保障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和企业内部财政的“卫士”作用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对于召回产品的会计处理，审计监督显得至关重要，它是保证企业财

3、务健康良性运转的一个好的手段和武器。本篇文章首先介绍了产品召回的制度原理以及召回制度得以实施的原因，接下来以双汇瘦肉精事件为例分析了产品召回企业内部存在的管理缺陷及制度漏洞，最后分析了一旦发生产品召回对企业在财务上的会计处理方式以及审计上的影响，并针对此事件作出财务和审计上的相关对策建议。关键词 产品召回 内控缺陷 期后事项审计 INSPIRATION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CONCEPT TO IMPROVE CHINA INCOME STATEMENT ABSTRACTChina issued a new business enterprises accounti

4、ng standard system on February 15th, 2006, and has implemented the new rules in the listed companies since January 1st, 2007, which has a great deal of progress on the concept of income. Never mentioned the concep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but it highlights a number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concept d

5、escription, which indicates that China is trying to gradually promote the concep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capital market, speeding up the pace of convergence with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of the promotion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reporting also

6、 matures. By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conomic imcome, accounting income and comprehensive income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mprehensive income and traditional incom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to gradually introduce comprehensive income repo

7、rting in China,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urrent income reporting models in China, raises recommendations on the improvement of our income reporting models combining overseas experience.KEY WORDS Traditional Income, Economic Income, Comprehensive Income, Comprehensive In

8、come StatementI目录中文摘要.IABSTRACT.II0导言.10.1论文写作的背景和意义.10.2文献综述.1产品召回制度.1.1产品召回机理.1.2产品召回制度的由来.1.3产品召回制度的优势.2产品召回原因. 2.1产品召回案例分析.2.2产品召回企业内控缺陷分析.2.3产品召回企业内控缺陷对策.3产品召回的期后事项会计处理及其对财务报表影响.3.1召回前的处理.3.2召回发生时的会计问题.3.3产品召回后的会计问题.3.4对财务报表的影响.4产品召回期后事项审计对策.4.1财务报表日至审计报告日之间发生的产品召回.4.2审计报告日后至财务报表报出日前发生的产品召回.4.3

9、财务报表报出日后发生的产品召回.5产品召回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审计意见的关系研究. 5.1何为内部控制有效性.5.2 内部控制与审计之间关系. 5.3召回企业与非召回企业的对比.结论参考文献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28页 共33页0导言0.1 论文写作的背景和意义0.1.1 论文写作的背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生命，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个必备要素，有着真金白银般的经济价值。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却是丰田召回由于油门踏板问题的900万辆左右的汽车、普林斯通/费尔斯通公司召回了650万费尔斯通轮胎、美国农业部召回了1亿4千3百万磅

10、牛肉、美的紫砂锅遭遇“泥巴门” 在荆退赔、三鹿“三聚氰胺”毒奶粉引发乳业危机、双汇“瘦肉精”事件等，引发媒体高度关注，引起了人们对“产品质量问题频发，试问企业道德何在？”“为何十八道工序治不了一头猪？”的深刻反思，是企业召回缺陷产品就能解决问题吗？还是企业内部控制的缺陷？0.1.2 论文写作的意义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很多企业由于自身的利益驱动，缩短产品的生产周期，或者是在产品的设计、生产、制造中“偷工减料”，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同时危害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因此也引发了世界各国开始重视产品召回制度，虽然我国目前的产品召回制度并不完善，但是由于此次济源双汇“瘦肉精”事件的重要影响

11、，又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食品安全问题不再是我们简单的宣传，而应该采取切实的行动加以防范和控制。与此同时，企业为应对产品召回而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更是企业必不可少的因素，产品召回起因于企业，监管机构的责任也不容忽视，因此，企业设计并运行良好的内部控制，监管机构加强监管也是完善产品召回制度的一部分。在国内最近连续发生的产品召回过程中，我们深刻的体会到，我国关于产品召回制度和产品召回会计处理和审计对应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建设需要尽快的完善，为经济的发展带来良好的外部条件。0.2 文献综述Ratapol P. Teratanavat, Neal H. Hooker, Victoria Salin(2002)

12、在An Examination of Meat and Poultry Recall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中指出衡量肉类及家禽召回的有效性和效率的变量应包括召回产品的比例（回收率），完成一次召回的时间以及这些变量与所检验的统计证据之间的的比例。无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在PR/HACCP实施后回归模型在召回过程中都没有明显的改善。该研究的主要结果就是要想改善召回过程只有及早发现问题。问题发现得越早，就越有可能发现受影响的产品以及缩短召回完成时间。Moises Resende-Filho, Brian Buhr(2007)在Economics of tracea

13、bility for mitigation of food recall costs中指出食品特别是肉类的可追溯体系正在逐步成为为消费者提供信心保证以及改善质量控制的一种手段。在食品安全的案例中存在测试失败并且概率不可能是零，可追溯体系还可以改善召回整体过程的效率和成本效益。该研究依靠案例观测开发了一个食品安全召回可追溯体系的一般概念模型。模拟的结果表明可追溯体系就起节省的召回成本回报而言是很有价值的。并且改进的质量控制和可追溯体系似乎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不仅如此，作者还认为可追溯体系可以提高信息质量以至于发现质量控制失败的源头，在改进质量控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Jayson L. Lusk,

14、 Ted C. Schroeder(2002)在Effects of Meat Recalls on Futures Market Prices中指出近几年肉类召回明显增加。研究分别检验了牛肉和猪肉召回声明对附近每天活牛和瘦肉猪期货市场价格影响。结果表明，有严重健康问题的中等大小的牛肉召回对短期活牛期货价格有轻微的负面影响。然而，从整体上看结果并不明显。研究表明如果是由于肉类召回产生的牛肉和猪肉需求的系统变化，该变化有可能发生在之后的一段时间，而只在某些情况下能显著影响日常的期货价格。Michael R. Thomsen, Michael Ollinger, Philip G. Crandal

15、l(2008)在Mandatory Food Recalls中指出监管应体现出其召回以减轻损害以及增强安全激励机制的能力。当召回只得到其缓解价值时，监管机构就应被赋予更多对召回过程的控制权利以改进召回执行的方式。这似乎是改变食品召回系统的大多数建议的既定目标。另外，召回可以被赋予社会价值，即使其对缓解损害作用甚微。在这些情况下监管改革旨在提高召回的有效性，可能不会有助于减少食源性疾病和损伤的总体负担，实际上还可能会限制产品召回的能力以提升食品安全。这并不是说召回变得更有效然后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会更糟。问题是更加强调召回过程的建议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作用。如果召回作为缓和工具的潜力不大，那么将监

16、管资源引向召回监督就意味着对其他食品安全优先重点会转移。此外，在拥有更多对召回过程的直接控制的情况下，监管机构可能面临更加严格地证明他们对自愿召回的请求或对强制召回需要。这可能会无意中阻止启动召回，否则将会在协调安全激励发挥积极的作用。Neal H. Hooker,Ratapol Teratanavat,Victoria Salin(2002)在Timing of Meat and Poultry Recalls: Measuring Managerial Performance中指出美国肉类及家禽加工厂的管理人员负责在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时实施有效召回。伴随着近期一些都超过1000万英镑的召回事

17、件的发生，公众意识也相应的提高了。这研究了时机的选择在对发现和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管理人员绩效评估中的作用。评估了生产和召回的间隔以及召回案例的持续时间。统计检验突显位于大厂的、多厂房企业的以及拥有先进召回经验的工厂的管理人员的表现并不出色。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政府测试加快了发现速度，大规模召回事件和全国的分销网络倾向于将案例公开的更久些。Hongyan Dai , Mitchell M. Tseng and Paul Zipkin(2010)在Design of Traceability Systems for Product Recall 中指出产品召回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声誉上都要付出沉重的代

18、价。实施一项召回就意味着要去发现存在缺陷的产品，而这对于冗长复杂的供应链来说谈何容易。因此为支持潜在的召回设计一套供应链的可追溯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该文中，考虑了用于跟踪具有不同程度准确性和不同级别编码的产品的几个选项。以上二者均为可追溯体系设计的主要参数。不同的设计决策导致不同的可追溯性的投资、总负债成本和供应链上各方责任分配。我们建议一个严格的模型，以链接这些供应链绩效的设计参数。我们提出了一个严格的模型，以将这些设计参数与供应链绩效相连接。此外，该论文探讨了定价策略对责任分配和加强每一方可追溯性的激励的影响。我们更大的目标是通过采用新技术来提供一套能更好地管理产品召回的系统方法，以提高

19、供应链的可追溯性。Omri Ben-Shahar (2008)在How Liability Distorts Incentives of Manufacturers to Recall Products中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产品相关的危害的性质及可能性有可能显现出来。随着信息收集的增多，制造商必须决定是继续原封不动的进行销售还是进行召回。该文显示现有的产品责任法规对制造商召回造成不利刺激。与直觉相反的是召回后责任越严重，制造商就更情愿将产品留在市场中，且比社会预期更频繁。并且该法规还伤害了制造商对获取关于正在使用的产品的风险的信息的动机。该文论述了责任可以以一种通常会产生更有效召回和安全研究

20、决定，以造福于社会和个别消费者的途径来设计的几个方面。Ali Devin Sezer and Cagri Haksoz (2011)在Optimal Decision Rules for Product Recalls中只考虑刚刚加工并销售了某种产品的一些复制品的公司。那么众所周知该公司发生需要召回的制造错误只是小概率事件。该公司是能够观察那些是否销售取决于该错误发生时在当期还是以前期间的已售货品的报废时间。每个产品报废时，公众监督能够揭露错误，如果存在的话。基于这一信息，公司可以随时召回缺陷产品。在召回时每位顾客都会得到缺陷产品的价格补偿。如果公司不能在查阅之前发现错误，那么公司将要支付每个

21、产品远大于产品价格的罚款。该文首先计算了能够将召回预期成本降至最低的最优召回时间。接着引申出并解决了固定极限召回问题，并得出当期初销售产品的数量增加值无穷大时，原始问题集合为极限问题。最后，又提出了原始问题的两个延伸问题，并计算了其最优召回时间。在第一个延伸中，报废产品只有在其提前报废时才可以进行检查；而在第二个延伸中，公司可以对报废产品进行内部/秘密的检查。Jean C. Bedard and Lynford E. Graham (2010)在Detection and Severity Classifications of Sarbanes-Oxley Section 404 Intern

22、al Control Deficiencies中验证了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第404条款下的内部控制缺陷（ICD）的识别和严重性分类。由于内部控制审计测试的成本/收益平衡极具争议性，前期的研究并未涉及内控缺陷中的审计对客户的识别，也未检验审计在判定内控缺陷严重程度时所要考虑的因素。研究发现审计通常是通过控制测试来识别大概四分之三的未改善的内控缺陷。这一发现与现存的从公开的数据推断控制缺陷识别效果的研究结果大相径庭，凸显出404条款审计测试在改进财务报告的质量中的价值。当已经出现错误陈述时审计会认定严重程度较高。当没有错误陈述时，严重程度取决于客户和内控缺陷特征，也就意味着在没有控制失

23、效的客观证据的情况下判定过程将更为复杂和微妙。客户还通常低估内控缺陷严重性，但在404条款过程设计合理的良好控制的公司中比较少见。Jeffrey T. Doyle , Weili Ge and Sarah E. McVay (2010)在Determinants of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 中验证了从2002年8月到2005年8月披露了重大薄弱点的779家公司的内控缺陷的决定因素。发现这些公司往往会更小、更年轻、财务状况较差、更较繁杂，发展较快或正处于转型期。具有较严重的整体控制问题的公司大多较小、较年轻

24、且较弱；特定账户问题较轻的公司一般财务状况良好，但是业务复杂、多元化且迅速多变。最后，这些决定因素也由产生重大弱点的特定原因所决定，这与每个公司都面临着各自独特的内控挑战相仿。Gopal V. Krishnan and Gnanakumar Visvanathan (2005)在Reporting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in the Post-Sarbanes-Oxley Era: The Role of Auditor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中研究了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之后审计委员会以及审计在报告内部控制缺陷时所

25、发挥的作用。发现与没有缺陷的公司相比，报告内控缺陷的公司通常审计委员会的会议较多、“金融专家”比例较少、审计变更较多。财务报表的前期重述也较多。对于各种控制公司特征如操作复杂性、盈利性以及成长性来说，结果都很明显。其结果突显管理特征在报告内控缺陷时的重要性，而非其他一般公司特征。Katsuhiko Muramiya & Tomomi Takada(2010)在Reporting of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Restatements, and Management Forecasts 中通过运用日本独特环境验证了管理预测准确性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该

26、环境下管理预测能够得到有效披露且是自愿的，并且发现与其他美国公司相比，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下报告内控缺陷的管理者对盈利预测的准确性较差。与以上相一致，研究结果显示在日本市场中那些披露内控缺陷和重述财务摘要的公司的管理预测准确性较差，该环境下管理预测披露能得以有效执行。此外，还发现管理者的乐观偏见导致了管理预测的不准确性。结果表明内控有效性对内控报告有很大的影响，而后者是用来形成预测的；因此，内控缺陷会导致管理预测准确性降低。Hollis Ashbaugh Skaife , Daniel W. Collins and William R. Kinney, Jr. (2005)在The Disco

27、very and Reporting of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Prior to SOX-Mandated Audits中使用由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404条款规定的审计前的公司内控问题披露来研究使得公司陷入内控失效风险的经济因素以及管理层发现并报告内控缺陷（ICDs）的动机。发现与未报告内控问题的公司相比，在SOX404之前披露内控缺陷的公司通常运营更复杂、近期发生过组织机构变动、暴露出更多的会计风险、内控投资资源较少以及更高的审计辞职率。关于发现和报告内控问题的动机，作者发现存在内控缺陷的公司有更多的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执法行动以及财务报表

28、重述，更倾向于聘用一家具有主导地位的审计公司，且机构所有权也更为集中。Hollis Ashbaugh Skaife , Daniel W. Collins , William R. Kinney, Jr. and Ryan LaFond (2008)在The Effect of SOX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on Firm Risk and Cost of Equity 中指出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规定管理评价和内控有效性独立审计。该规定增加了公司的成本，却可以通过降低信息风险也就相当于降低权益成本来赚取利益。作者运用为审计的前SOX404披露和S

29、OX404审计选择来评估内控质量的变化对公司风险和权益成本的影响。在其他风险因素稳定的情况下，作者发现内控存在缺陷的公司的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以及权益成本都相对很高。齐保垒，田高良（2012）以2007、2008沪深两市219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了一个关于内部控制缺陷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使用Logit回归分析验证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把影响内部控制缺陷的因素分为经营复杂性、会计风险和内部控制建设三个方面。在控制上市公司是否为国有和是否为ST或*ST后,发现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一般经营更加复杂,存在的会计风险更高,内部控制建设相对更不完善。董卉娜，朱志雄（2012）以2009年深市主

30、板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审计委员会特征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设立时间越长、规模越大、独立性越强,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可能性越小。进一步将内部控制缺陷划分为整体缺陷、具体缺陷、设计缺陷和执行缺陷四种类型,研究发现,设立时间越长、规模越大的审计委员会对四种类型缺陷的抑制作用都越强,独立性越强的审计委员会对除整体缺陷之外的其他三类缺陷的抑制作用越强,审计委员会的专业性越强对设计缺陷的抑制作用越强。李育红（2010）选取了2008年披露了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与什么样的公司特征相联系,结果发现:披露了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规模小、业

31、务较复杂、正经历组织变革、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较多、国有股持股比例高。刘亚莉，马晓燕（2010）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现状的调查发现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具有显著的公司治理特征。经样本组与对照组匹配后的实证研究显示,当年才成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以及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的公司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更大。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审计师变更频繁,重述报告的比例更高。在控制了经营复杂性、盈利能力和成长性等公司特征后这些结论依然存在。方军雄等（2004）从审计风险的角度研究审计意见，发现：注册会计师在出具审计意见时非常关注客户的风险程度，越是出现亏损被他人提起诉讼股东占款比重和资产负债率高，被出具非标准审

32、计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大审计风险是指审计人员在对企业的财务报表进行审查后，对财务报表的公允性发表了不恰当的审计意见而可能导致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风险。审计风险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审计师面临的诉讼风险，针对诉讼风险，审计师倾向于退出高风险的业务 诉讼风险是基于审计需求的保险理论提出来的，保险理论是以风险转嫁理论作为其立论基础，它认为审计具有保险价值，即它能够在审计失败时向投资者提供赔偿。杨德明、王春丽和王兵（2009）从内部控制质量对外部审计影响的视角，研究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和诉讼风险，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审计程序如果假定审计收费一定或基本无法改变，那么，注册会计师可以选择的审

33、计程序也会比较有限，在审计程序选择受到限制的条件下，注册会计师可能发现不了财务报表中的所有问题这就必然产生审计风险，增加审计师面临赔偿诉讼的几率 王怀明项敏（2009）实证研究表明：信息披露质量对审计师出具清洁的审计意见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从以上对近几年国内外产品召回和内部控制文献的回顾，可以看出国外的研究大多都是基于严格的理论和检验的基础上的，表现出很强的历史逻辑性和可验证性。但对于产品召回与内部控制缺陷二者关系的研究较少。而国内对于内部控制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内部控制缺陷的研究增长迅猛，但同样缺乏对于产品召回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研究。1 产品召回制度1.1 产品召回机理1.1.1 产品召回的定义产

34、品召回指的是生产商将已经送到批发商，零售商或最终消费者手头上的产品收回。产品召回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售出的产品被发现有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和三包产品的退换货政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三包产品退货换货面向是消费者个人，而且不是产品本身的问题，产品召回制度所造成的根源则主要在制造商方面且所生产的产品是批量性有问题，而不是单一的或少数的。所发现的产品质量缺陷最主要的责任认定和厂家有关，是最关键的核心点。在发达国家，产品召回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自愿认证，强制召回”，另一种是“强制认证，实施自愿性召回”。目前，中国还没有完全实施强制性产品召回制度。1.1.2 产品召回的条件当公司投放市场的产品被检测或发现不合格

35、、存在缺陷时，应当启动产品召回程序。主要情形有：第一，顾客投诉；第二，主管部门检查发现不合格或缺陷产品；第三，媒体报告的不合格产品或事件；第四，公司内部检查发现受不合格产品影响的批次产品已经交付；第五，技术、法律法规和突发事件的重大变化影响到已交付产品的质量或安全；第六，其他的外部内部相关条件。1.1.3 产品召回的利益相关方（1）企业企业作为不合格或缺陷产品设计或者是策划者，内在的利益驱动是其铤而走险的动机，而监管机构有漏洞以及惩罚不到位却是其外在原因和条件。通过缺陷产品的生产销售为企业赚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却同时影响到整个行业，利益是可观的，影响是重大的，以整个行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为代价换取

36、本企业的发展，其责任应该是首要的，济源双汇来的“十八道检验”却没有“瘦肉精”检测，而且其管理层承认他们使用含有“瘦肉精”的生猪猪肉，其主要原因也避免不了是利益的内在驱动。（2）供应商济源双汇集团的供应商在猪肉养殖的过程中加入瘦肉精，使得有问题的猪肉进入双汇集团，这也是整个供应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也是产品召回发生的重要前提。（3）销售商在产品召回中，销售商的地位并没有非常突出，但是却与消费者直接接触。（4）监管机构和政府济源双汇使用含有“瘦肉精”的生猪，这对于监管机构的监管漏洞有分不开的责任，从双汇案例简介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供应商之所以能够平均每头猪花费二元左右的成本买到三品合格证，这与监

37、管机构的监管密切相关。（5）消费者消费者作为不合格产品的使用者、受害者，也是这一个巨大链条中的牺牲者，我国宪法、产品质量法都强调保障消费者人身和财产安全，规定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从产品的供应到召回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消费者是这整个链条的终端，又是整个环节的起点。1.2 产品召回制度的由来 召回制度的建立主要是针对有缺陷的产品进入了市场而设立的。它的召回标准是确定该产品是否有缺陷。在有缺陷的基础上实施召回制度，有缺陷是基本的要求。所谓的有缺陷产品，是指在产品设计或生产线的某些方面的失误所导致的错误，大批量危及消费者财产安全、人身安全或危害生存环境的产品。欧洲人权公约认为该产品是不是

38、给人们提供了正确的安全期待，如果没有，那么该产品就存在缺陷。1978年英国推出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指出“如果产品的安全没有达到一般人所寄托的期望并且存在一个缺陷。统一产品责任法认为：“当且仅当在下列情况下，可以证明产品存在缺陷：（1）不合理生产制造行为（2）不合理的产品设计（3）没有提供足够的警告或指示，导致不合理的不安全性存在;（4）该产品不符合明示担保，造成的不合理的不安全性”。我国的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大量性往往是缺陷产品的特点，因此，当这些

39、产品推向市场后，如果不以干预，可能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它可能威胁到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或环境等等各个方面。例如，气体炉具的缺陷可能导致发生火灾，玩具太硬或锋利可能会危害到孩子的身体健康和安全。例如三菱帕杰罗事件，日本的三菱帕杰罗V31，V33越野运动实用车辆因刹车系统上的问题，使得车辆制动在正常行驶时突然失效的安全和质量事故。因此一个产品如果有缺陷，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和措施以消除安全隐患，那么危害的传播速度将会进一步扩大。因此，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去监管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使有缺陷的产品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回收和改造，并采取措施消除缺陷产品的设计，制造，营销和其

40、他方面，以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实行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最早是美国，此外还有其他国家也在实施这一制度，如日本，韩国，加拿大，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的召回制度最早是用在汽车方面，1966年颁布的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明确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将有缺陷汽车召回。从那以后，在多项产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立法中也引入了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以应对可能会危害到公众的主要产品领域，特别是食品领域。例如，先后颁布了联邦肉类检验法（FMIA），家禽产品检验法（PPIA），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FDCA）等。召回制度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实践表明，召回制度对于产品质量和消费者的利益是一种强有力的保证，召回制度的实施将有助于

41、提高生产者和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意识，帮助企业集中力量关注和改进技术领域创新和环保的问题，有利于市场竞争秩序的规范。1.3 产品召回制度的优势1.3.1保护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促进消费 产品召回制度是一项保护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促进消费，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一种制度。目前，中国市场上仍充斥着大量的低质量的产品，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危害，甚至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或死亡。在物质贫乏的时代，从实用性方面讲一个产品存在缺陷师可以被容忍的。因为改革开放的国策，物质已极为丰富，市场也从“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人们的消费档次和水平逐步提高，对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由原来的注重实用性慢慢的变

42、为看重档次和品牌。如若还是任由残次品和劣质品充斥市场的话，给消费者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的危害将是不可估量的，不利于促进消费，阻碍经济的发展。而实施产品召回制度将鼓励企业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产品的档次，从而降低了有可能导致消费者人身和财产安全风险性，有利于刺激消费，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1.3.2促进企业发展建立的产品召回制度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发展和健全。 由于企业实施产品召回制度会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这就促使企业改进生产技术，提高所生产产品的质量，而规模小的企业也可能会不可避免的有破产现象发生。因此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得相对优势，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下降，提高其利润，必然要改进技术，提

43、高生产力水平，促使其产品在市场的竞争中取得优势。这样循环往复使得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形成做大做强的根基。1.3.3保障产品召回制度的落实建立产品召回制度，有利于保护产品召回制度的实施和落实。中国目前尚未建立产品召回的法律制度，只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第2款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如果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可能威胁到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他们应立即向有关当局报告和告知消费者，并采取措施，防止危害发生。但是由于比较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对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没有具体的规定，凭此一些很难从法律层面保护产品召回制度的实施，而新建立的产品召回制度将会使法律法规更加完善，也

44、使得有法可依。1.3.4维护我国消费者国际经济利益产品召回制度的建立，有利于维护我国广大消费者的国际经济利益。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各个系统和规章制度也将达到国际标准，当然也包括产品召回制度。然而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经常性报道的却是国外的产品对我国的消费者实行“中外有别”的政策，实行两个标准，搞歧视。如在2002年5月28日发生一起汽车召回事件，广州本田宣称要为1999年8月前出厂的3560余辆雅阁汽车实行免费检查修理，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也发布信息，将在全球召回250多万辆火器存在隐患的汽车。但与此同时这两家办事处均表示中国市场不在召回的范围之内，不实行召回，只是建议中国用户送到特约维修店检查。另外，德汽、日本日产、日本丰田等汽车公司在进行全球召回的时候都生明中国在不范围内，中国市场例外等。一般都是一些基本型的检修之类的，外国汽车制造商对中国和国外采取不一样的态度，让国人明显的感觉到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及歧视。经过媒体不断的质疑和追问，才知道中国的法律没有相应的规定，这才使得外国厂商”合法“地歧视了中国消费者，逃避应该承担的责任。2 产品召回原因2.1 产品召回案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