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三国演义》之曹操形象比较.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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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与三国演义曹操形象之比较汉末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以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实行抑制豪强兼并、大兴屯田、唯才是用等一系列进步政策，统一了北方。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317，为建安文坛领袖。继承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现实主义精神，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反映汉末动乱现实，表达雄心壮志；散文简洁朴素，清俊通俗，富有创作性，鲁迅称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1006，“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1006。但是在正史三国志和小说三国演义中却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曹操形象。三国志张扬曹操的文治武功和卓越才能，极具肯定和褒扬。而小说三国演义则把曹操塑造成了放纵不拘、奸诈无信、自私残酷的

2、反面形象，对其进行否定和贬低。首先，三国志中的曹操，机警聪明，有孝行，是个旷世奇人，具有济世之才。曹操机警，有胆识，曾被桥玄和何颙赏识。三国志武帝纪说：“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2这里“机警，有权术”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都是用来表现其奇特才能的。中平六年，董卓占据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刘协，后又杀太后及少帝，自称相国，专擅朝政。曹操不同意同董卓合作，“乃变异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5。“变异姓名，间行东归”，正是曹操好自

3、为谋机警聪明的表现。曹操的机警和魄力还表现在他为政力治、驾御全局的政治能力和杰出的军事才。如兴平三年，曹操同刘表及张绣战斗，“绣与表兵合守险，公（曹操）军前后受敌。公乃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设奇兵。会明，贼谓公为遁也，悉军来追。乃纵奇兵步骑加攻，大破之”34又用贾诩计谋，离间马超、韩遂，同韩遂相见与语，引起马超等怀疑，最终大破之。曹操具有孝行。“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2.任兖州牧时，别驾毕谌母弟妻子被张邈劫掳，曹操即遣毕谌，“众为谌惧”，曹操曰：“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16任毕谌为鲁相。以己之孝心推及他人，宽容了毕谌过错。其次，三国志中的曹

4、操有着高超的政治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政治上的一大成功，是他高明的政治谋略和手段。建安元年八月，曹操亲自至洛阳朝见献帝，随即挟持献帝迁都许昌。从此，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337的政治优势，开始了他翦灭群雄、统一北方的战争。诸葛亮对刘备评价曹操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912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谋略给予肯定。曹操举孝廉为郎后，曾任一些地方官。为官期间，多有所为，政绩显著，“百姓喜悦”26，收到百姓赞许。其任济南相时，济南“国有十余县，吏多阿附贵戚，脏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

5、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3.汉末军阀混战，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出现大饥荒，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的最大问题。初平三年，谋士毛玠曾向曹操说：“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曹操“敬纳其言”374。建安元年，曹操采纳枣祇、韩浩等人建议，“始兴屯田”14，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曹操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采取各种措施，扶植农耕。先后颁布法令，采取招怀流民、奖励军功、迁徙人口、劝客农桑、兴修水利、减免赋税、检括户籍等措施恢复生产，防止豪强兼并农民，有效解决了粮食问题。其军谯令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

6、怀。其举义兵以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呵恨哉！”22建安二十二一年三月，身为丞相，年已62岁的曹操依然“亲耕籍田”47，以为百姓榜样。可见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在用人方面，曹操打破世俗门第观念，唯才是用。其求贤令曰：“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22表露出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不拘一格的政治魄力和广阔大度的胸怀。三国志曾记载曹操不少任贤惟才，不计前嫌的事迹。如他曾举荐魏种孝廉，任为河内太守。后魏种降敌，被曹操生擒。曹操曰：“惟其才也！”乃“释其缚而用之”17。第三、三国志中的曹操，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三国志武帝纪所记

7、载的曹操帅军征战有数十次之多。他收黄巾，讨董卓，破陶谦，平张邈，杀吕布，灭袁绍，定乌桓，降刘琮，克马超，战孙权，收张鲁，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其历史简直可以说是汉末的战争风云录。如中平元年，曹操为骑都尉，受命与卢植等人合军进攻颍川黄巾军，大破之，斩首数万级。初平三年，曹操和鲍信合军，将黄巾军击败，分化、诱降黄巾军，编为“青州军”，有30 余万人，乘势建立了自己比较强大的军队。同年，袁术与袁绍有隙，“求援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10。初平四年春，袁术“使将刘祥屯匡亭。太祖击详，术救之，与战，大破之”10。兴平二年，曹操与吕布战，“又击破之”

8、，“遂斩兰等”。时“太祖兵少，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12。三国志中所记载的曹操诸如此类的胜仗，连篇累牍，不胜枚举。官渡之战，是曹操成功运用谋略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中国军事史上的辉煌战例，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第四、三国志中的曹操重视文学，具有非凡创作才能。曹操是建安文学的领袖，王沈魏书载其“创造大业，文物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54.三国志中记载的曹操的章书令有50多篇，如其军谯令 、求贤令、存恤令、慎行令、学令、蠲河北租赋令等，言简意赅，间接质朴，篇幅短小，有的仅有十多个字，清俊通脱，很有特点。曹操重视文学教化，如其学令

9、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24建安十五年，曹操造铜雀台新成，“悉令诸子登台，使各为赋”557.其酷爱文学，重视文学教化可见一斑。三国演义则毫不避讳曹操缺点，甚至把曹操塑造成了放纵不拘、奸诈无信、自私残酷的反面形象。（三国演义中也有写曹操正面的一面，这里就暂且不谈。）如三国志中乔玄、何颙对曹操的评语，在三国演义中被改写为：“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还有许劭：“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6以“能臣”“奸雄”并举

10、，褒中含贬，其意谓汉末群雄割据，天下大乱，曹操实为“奸雄”。三国演义是在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的基础上，参考了民间的不断流传和丰富着的三国的故事而写成，它是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书中人物颇多，像曹操、诸葛亮、周瑜、刘备、关羽、张飞之辈，吕布、张辽、赵云、于禁、李典之流，都是英雄豪杰。有的是治世能臣，有的义薄云天，有的智勇双全，有的忠贞不渝，当真是永放春秋、流芳百世。这些人物，或忠或奸，或美或丑。诸葛亮卓越千古，曹操遗臭万年，一个是治世能臣，一个是粉脸奸臣，一正一反，形成鲜明对比。在小说的第一集就有所披露“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尝怒之，言于曹嵩。嵩责操。操忽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

11、之状。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操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信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嵩并不听。因此，操得恣意放荡。”6少时的曹操奸诈由此可见一斑。成年后的曹操更变的奸诈无信。在三国演义第十七回中写有：曹操行军，“大小将相，翻过麦田，但有践踏着，并皆斩首”“官军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并不敢践踏。操乘马正行，忽田中惊起一鸠，那马眼生，窜入麦中，践坏了一大块麦田。操随呼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践麦之罪。主簿曰：臣相岂可议罪？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众急救住。郭嘉曰：古者春秋之义：法不加尊。臣相总统大军，岂

12、可自戕？”凭借这“法不加尊”曹操“割法权代首”，命令颁布，理应实施，当自己违犯时却诡辩出割发自刑的把戏，蒙骗将士而自免，他的奸诈，用作者罗贯中的话来说“拔刀割发权为首，方见曹瞒诈术深”。130在十七回中，“操军相拒月余，粮食将近”，他与仓官王垕商量，他提出“可将小斛散之”，“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曹操密召王垕说说：“欲借汝头以示众”，王垕被“推出门外，一刀斩讫”。（4）129分明是他指示“将小斛”解一时之急，却归罪与管粮官，并诬陷“盗窃官粮”，还骗王垕说“借汝头以示众”。又如七十二回中曹操说“恐人暗中谋害己身，”，常吩付左右，“吾梦中好杀人；凡吾睡着，汝等切勿近前”。后来，“昼寝帐中，

13、落被于地，一近侍慌取覆盖。操跃起拔剑斩之，复上床睡；半响而起，佯竟问：何人杀吾近侍？众以实对。”“众皆以为操果梦中杀人”，其他人没有敢靠近的。541为了防止行刺，竟然诱骗杀死亲信。又如第三十回中，曹操与袁绍作战，相持数月，无粮可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人，操先拜于地”，就坐后，许攸问到军粮问题，曹操“曰：可支一年；有半年耳；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军中止有此月之粮”225被迫之下，曹操由可支一年减到可支半年，又减到可支一月，最终尚不肯承认粮谷已尽，足见其奸诈虚伪。 自私残忍，是三国演义贬斥曹操的另一内容。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

14、，不教天下人负我”，就表现出了极端自私的本质。小说第四回，他因谋杀董卓不成而逃跑，中牟县令陈宫感其忠义，弃官随之而去。途中投宿吕伯奢家。伯奢去西村沽好酒，家人磨刀宰猪，曹操疑神疑鬼，先出手杀死全家八口。后见缚一猪欲杀，方知误杀好人。路遇吕伯奢沽酒归来，已檫肩而过，曹操又拔剑复回，杀死吕伯奢。陈宫不解，曹操告知原因后，陈宫说：“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曹操云：“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寻思道：“我将谓曹操是好人，弃官跟他;原来是个狼心之徒！今日留之，比为后患。”本欲拔剑杀死曹操，后念“杀之不义”，遂弃而自投东郡去了。通过陈宫对曹操前后态度的变化和对比，表现了作者鲜明的倾向，“设心狠毒

15、非良士，操卓原来一路人”。28曹操在这样的人生信条指导下，便变现出残忍狠毒的本性。陈上述第四回疑杀吕伯奢全家以外，第十回“报父仇曹操兴师”也是一个典型事例。曹操之父曹嵩由琅琊赴兖州时，太守陶谦亲自迎送，设宴款待，并差都尉张闿及黄巾余党，勉强降顺陶谦，未有好处，因贪财而杀了曹嵩全家，曹操闻讯，“悉起大军，洗荡徐州”，“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将屠戮，以雪父仇”。“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百姓，发掘坟墓”，极其残忍，且祸及无辜，罪恶滔天。70这样的事例在小说中还有不少。如第二十四回“国贼行凶杀贵妃”，他杀太医吉平，先是打得皮开肉绽，又断其指，死后不容发其肢体；又将董承等五人及其家小一百余人尽皆处斩；

16、后又勒死董妃。真是恶贯满盈，天怨人怒。曹操杀杨修，是一段聚讼纷纭的公案。曹操问什么要杀杨修？“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作者认为是曹操忌才。这是有道理的。早在曹操路过蔡文姬庄，见到曹娥碑时，因不解“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为何意，而杨修已近解其意。后上马行三里，曹操忽然省悟。杨修说出“绝妙好辞”四字，曹操大惊。忌由此起。后来杨修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曹操造花园一所，观后于门上书一“活”字而去，杨修知嫌门“阔”，“操虽称美，心甚忌之”。曹操写“一盒酥”三字于盒上，杨修谓“一人一口酥”，与众人分而食之。“操虽喜笑，而心恶休”。后曹操梦中杀人，被杨修看破，林葬时指而叹曰：“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

17、，“操闻而愈恶之。”后杨修不合卷入了曹家世子之争，“操因疑修怎害曹丕，愈恶之。”杨修为曹植出谋划策，“操大怒。”杨修又为曹植作答教十余条，曹丕偷来告操，“操见了大怒”，“此时已有杀修之心，今乃借惑乱军心之最杀之”。这里曹操除了忌才之外，还有就是杨修帮助曹植，排挤曹丕，是操所不能容忍的。也有学者指出，曹操杀杨修的主要原因是杨修看透了曹操的奸诈本色，这是颇有见地的，梦中杀人颇有迷惑性，杨修当面说破，曹操恼羞成怒，顿起杀心，是可能的。可以说，杀杨修也是曹操奸诈本色的变现。 可见，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已经被定位为自私、奸诈、残酷、妒才的位置，成为了批判的对象。 另外，从作者创作的指导思想和对曹操的态

18、度看，三国志是尊曹，三国演义是贬曹。 陈寿是晋代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他的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全书65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为张扬曹操文治武功和卓越才能，给曹操写了武帝纪。同为君主，刘备仅为先主传，孙权为吴主传，均有传无纪。三国志对曹操尊为“太祖”、“魏武”、“魏公”、“公”、“魏王”、“王”等，不言其名，极显推崇。对刘备则称为“先主”、“刘备”、“备”等，对孙权则称为“吴主”、“孙权”、“权”等。陈寿还曾高度评价曹操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

19、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55三国演义贬低曹操的根源，可能就要从曹操的文艺形象说起了。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戏剧和民间传说等面目，我们称之为“文艺形象”。文艺作品的感染力与街头巷口的口耳相传，使成见一代代积重难返，确有可能曹操形象如照哈哈镜般的严重走样。后来才出现了儒家正统思想，并且人们逐渐接收了这种思想。人们再去看曹操，曹操的行为就成了篡汉，这种行为就是奸臣的行为，是时代的叛徒。再加上他的残忍，他屠杀徐州“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在动荡年代生活的人民群众最痛恨不过如此，曹操恰恰就干了这样的坏事。他的那句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在儒教影响下的

20、国度，一个人宁肯对不起普天下的人也不能让天下人对不起自己，这样的人是何等的自私自利，人们又怎能喜欢。三国演义是明末清初的作品，他离三国魏晋已经过了一千余年了，这期间，经过了多少人的口耳相传，有过多少文学作品，曹操的形象也就一降再降，成了白脸奸臣也难理解了。 从写法上看，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也有明显区别。三国志为正史，记载曹操事迹，多为政治军事事件，细节描写较少；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是文学作品，故事性强，多细节描写，人物形象生动，文学色彩更加明显。 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贬低曹操的故事，对了解历史上的曹操有参考价值，但其中毕竟包含者作者罗贯中的个人感情、一千多年口耳相传中的误差和千百年来人民对曹操的个人情感，根据传闻穿凿附会，不合历史事实之处在所难免。裴松之注三国志时也曾感慨说：“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嗟乎，后之学者将如何取信哉？”19对此也必须详思细审，慎重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