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中西文化交流史》课程期末读书报告.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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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our short words sum up what has lifted most successful individuals above the crowd: a little bit more.-author-date中西文化交流史课程期末读书报告中西文化交流史课程期末读书报告谈谈“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中西文化交流史课程期末读书报告阅读书目：弗朗西丝•伍德(吴芳思) 著, 洪允息 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杨志玖 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黄时鉴龚缨晏 著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兼评【马可波

2、罗到过中国吗?】，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正文700多年前, 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热那亚的一座监狱中讲述他在东方的所见所闻, 同狱的作家鲁思梯切洛将他的口述笔录成书。这本在中国被译作马可波罗游记（以下简称为游记）的著作为当时的欧洲提供了关于东方最广泛而生动的信息, 马可波罗本人在序言中称之为“具有教诲和增长见识的性质” ，该书流传极广, 到了本世纪70 年代末,世界各种文字的译本已在120 种以上。同时, 这本充满夸张笔调的著作也使许多读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关于“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的怀疑由来已久，从他身前就有人因为游记中夸张的笔调而讽刺马

3、可波罗为“百万先生”，这个称号源于他总是喜欢夸张地用“一百万”来形容他所见到的金钱，建筑，宝物等，同时也使一些人对他本人及他的游记产生种种非议。700多年来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的怀疑。到了20世纪，先是“在1966年，德国幕尼黑大学教授福赫伯就在一篇报告中指出，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回，还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1979年，美国学者约翰•黑格尔(又译海格尔)通过检读马可•波罗的游记全文发现其中许多矛盾和可疑之处，也发表文章指出，马可波罗只是到过北京，对于中国其它各地的记载，都是在北京听来的。” 1982年4月，英国的克雷格•克鲁纳斯在泰晤士报

4、上发表文章指出，“他(马可波罗)可能根本就没有访问过中国”。他的文章的题。改变了最初的观点。因为怀疑论者因为马可波罗的所谓“漏写”而做出的“他没有来过中国”的裁决看似头头是道，实则充满着漏洞。就以长城而言，黄时鉴和龚缨晏在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兼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中提出：“修建于秦汉时期的长城, 至魏晋以后已失去了标志疆界和防御外敌的作用。到了元朝, 长城建筑已破败不堪。元代以前, 长城在欧洲根本不为人知, 更谈不上是中国的重要象征。因此, 马可波罗书中未提长城是很正常的事情。长城被当作中国的一个重要象征, 是从明代才开始的。要说明马可•波罗为什么会“漏写”一些关

5、于中国的事物, 首先必须考察这些事物在当时是否存在;如果存在, 它又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已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标志, 是不是引起外来旅行者的特别注意。只有在进行这样的考察后, 才能合理解决所谓“漏写”问题。”他们通过阅读元朝时关于长城的文学作品，总结出元人在记述古长城时, 有如下的特点: 一、只是将长城当作荒废的古迹来看待, 而且有时将历代长城混为一谈; 二、侧重于描述当年筑城的悲苦,或感叹长城并不能阻挡外敌入侵和王朝兴废; 三、有时借长城废弃、边陲清明的景象来歌颂元朝的大一统; 四、往往是在当地人告知以后, 他们才认识到所见的遗址是古长城, 进而发思古之幽情。从而得出“在元人看来, 长城并没

6、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更没有将长城看作是中国的一个主要象征” 的结论。既然不是重要象征，自然没有记录的必要和可能。反过来想，我认为，纵使假设长城是妇孺皆知的标准性建筑物，那么就没有可能不去提及它的存在，根据人的心理来说，长城作为一个标志性建筑物，当时的人们必定将长城作为参照点，以此来确定其它景观的位置，所以只要长城确实有显著的实体存在，并且在人们心中有一定重要位置，它必定会被记录在过往旅人的记录中。没有记录，只说明它要么没有明显的实体存在，要么在人们心目中并不重要。同时，现今基于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未提及长城这一事实而对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所产生的怀疑从根本上是有着这样一个前提，即以现在世人对于长城

7、的评价与印象来臆测比拟13世纪时的中国人乃至世界人的想法。且不论这种推测所带来的不可靠性，其本身也有着不严密的地方。假使我们顺着持怀疑论的学者的思路走，“因为马可波罗没有亲身到过中国，他最远只到达过波斯，他对于中国的记载全部来自于在波斯及阿拉伯地区的道听途说与导游小册子，所以他忽略了许多中国特有的事物，如长城，茶叶”“同时因为他忽略了许多中国特有的事物，所以可以对他是否到过中国做出怀疑的推断。”但我们不妨深入探讨探讨这个论断里面的细节，马可波罗写游记是按照在波斯及阿拉伯地区的道听途说和小册子中的所见所闻来写的。那么作为中国特有的事物，长城（如果当时确实是为人所重视并被西方色目人视为中国巨大特色

8、）为何在马可波罗所阅读的小册子以及道听途说的东方见闻中没有被提及呢？难道马可波罗在波斯呆的时间不够长？不是吧，如果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他从1271年离开意大利到1295年返乡一共也花了24年的时间，这24年的时间足够马可波罗在波斯搜集到关于中国的绝大多数西方人感兴趣的见闻了。难道波斯人或阿拉伯人对中国的记载不够或从中漏掉了长城？如果说，与威尼斯相比，故乡更临近中国，在中国人数更为众多，来往中国更加频繁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和传教士都没有能够记载到长城，那么怎么可能要求一个威尼斯人来注意到长城呢？其实答案就是当时所谓的长城不但已经残破到马可波罗不会去留意，就连经常来访中国的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也对它不

9、感兴趣，那么没有被记录到马可波罗游记中自然是理所应当的事。由此，以未记载长城作为怀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论据彻底破产了。用同样的办法“考察漏写事物在当时是否存在;如果存在, 它又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已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标志, 是不是引起外来旅行者的特别注意，来合理解释其它事物的漏写问题。”在这点上更多学者已经做出了相关论证，我也不再赘述了。以上均是支持论者对于怀疑论者所持疑问或观点的一一解释或反驳。而在所有支持“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论据中，1941年杨志玖教授对波罗氏一行归国之旅的发现无疑是近100年来能够从正面证明“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最有力的证据，也是所有怀疑论者最无法忽视的问题。杨志

10、玖教授通过深入阅读比较马可波罗游记、永乐大典中的经世大典•站赤、拉施特的史集和元史中的细节，发现了其中的联系。“马可书中说,波罗一家得以离开中国的机遇, 是由于伴随三位波斯使臣oulatay、apu sca、coja 护送一位蒙古姑娘(原文为lady) cocachin (阔阔真) 从海道航往波斯。这三位使臣的汉文译名在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勘”字韵所引元代的经世大典•站赤中有记载, 他们叫: 兀鲁、阿必失呵、火者,他们是奉旨“取道马八儿(马可书中的maabar) 往阿鲁浑(马可书中的argon)大王位下”的。这和马可书中所记完全一致。同时，在拉施特史集中，也简要地记载

11、阿鲁浑汗之子合赞迎娶阔阔真之事,说“遇到了火者及一群使者”,这证实了马可所说三位使臣中只有火者还活着的话。”显然，永乐大典上的内容与施拉特史集上的记载无疑是可信的，那么元朝政府派三使者护送阔阔真去波斯下嫁伊利汗国阿鲁浑汗之子合赞的事想必是真实存在的。在这一点上世界各国的马可波罗研究学者包括怀疑论者均未表示过怀疑。但问题的症结就出现在除了马可波罗自己在马可波罗游记提到过自己，另外两部文献均未提到有波罗氏，甚至也没有提到过有欧洲人或威尼斯人伴随那位公主。这样，杨志玖教授提出的这条证据只能算作证明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间接证据。虽然从逻辑上讲，只有马可波罗亲自经历过这件事才有可能记载得如此详细，与两部文

12、献如此吻合。但是就凭一条间接证据还是不足以让所有的怀疑论者心服口服。如吴芳思博士就对此持保留态度“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推论；虽然公主远航确有其事，但马可•波罗总是重述尽人皆知的故事(像征战日本和王著举兵造反)，这不过是又一个例子罢了” 。王育民教授也指出，“站赤这段材料在研究马可”波罗与中国的问题上虽有其参考价值，但除证实马可波罗行记所述阔阔真公主下嫁伊利汗君主事确实存在外，并不能确切表明马可家与此事有任何直接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蔡美彪在1991年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论文指出，“业师杨志玖先生”在永乐大典中的发现“证实了马可•波罗自述的随从波斯使臣离华的事实与年代”。但他接着指出，“这是迄今为止在汉文文献中发现的唯一一条有关马可•波罗的间接的记事。至于他留住中国时期的直接的记录，还没有在中国文献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