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史密斯模型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政策执行研究 (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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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提要本文以上海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政策为研究对象，结合史密斯模型下四类重要影响因素：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分析上海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政策执行现状，研究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结合政策执行实际情况，针对分析出的具体问题提出不同的对策建议，期望可以更好完善上海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政策，最终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关键词】 史密斯模型 政策执行过程 上海生活垃圾 强制分类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compulsory classification policy of domestic waste in Shanghai is taken as th

2、e research object. Combined with the four important factors of the Smith model: idealized policy, executing agency, target group and policy environment,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ulsory classification policy for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 Shanghai is analyzed, and the specific

3、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re studied. In view of the specific problems analyzed, differe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hoping to better improve the policy of compulsory classification of domestic refuse in Shanghai,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desired policy

4、 results.Keywords: Policy Implementation Model of T.B Smith,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 Shanghai Domestic Garbage, Force Classification 目录引言1一、文献综述1（一）国外研究现状1（二）国内研究现状2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3（一）重要概念3（二）理论框架3（三）研究方法4三、上海市垃圾强制分类政策执行现状分析4（一）理想化政策5（二）执行机构分析6（三）目标群体分析7（四）政策环境分析8四、完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政策的路径选择9（一）优化政策设计，实现

5、垃圾分类精细化服务9（二）提升政策执行人员素质，改善政策执行效果9（三）调动目标群体积极性，形成社会共同治理局面9（四）优化政策执行环境，使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10五、结语10参考文献12致谢13引言2019年，生活垃圾强制分类革命的号角率先在上海吹响。我国很早就意识到垃圾分类处理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循环利用效率。2000年，住建部下发关于公布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的通知，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杭州、厦门和桂林八大试点城市，尝试和探索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 法忠勇：我国电子废弃物管理立法研究，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2009年实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20

6、11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都要求各地政府逐步推进垃圾分类。但上述政策由于缺乏明确实施细则，相应监督成本过高等原因，垃圾分类要求并未得到严格执行。2019年2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立法通过，自7月1日起条例正式开始实施。条例规定，上海市生活垃圾将按照“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四个标准进行分类。个人混合投放垃圾可处以50元200元罚款；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按照2017年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到2020年底，全国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随着上海成为垃圾强制分类第一站，中国即将进入“垃圾强制分类时代”。本文以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

7、政策执行过程为研究对象，将文献研究法做为分析基石，借助史密斯模型，对该政策本身和现实执行效果进行分析。研究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执行过程中的困境，探讨完善对策，以期找到解决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问题的有效方法。一、 文献综述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对环境的好处显而易见，因而也受到学界的极大关注。国内外学者对垃圾分类方面研究集中于分类现状、分类政策、成本问题及降低成本措施、推广垃圾分类不够理想原因等方面。本文主要专注于公共管理领域对垃圾分类处理问题的研究成果，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梳理总结，期望对本次研究有所帮助。（一） 国外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较早，垃圾分类水平较高。随着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和居民日益旺盛的消

8、费能力，经济体量和垃圾体量同步爆炸。乱扔垃圾、乱排乱放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频发，城市环境的恶化和大规模公害事件的爆发深深刺痛着人们的神经。因此，早在上世纪60年代，国外学者就开始关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问题。Wertz（1976）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对垃圾进行回收会起到保护农业用地的作用，最早提出国家应该制定垃圾回收相关政策。 WERTZ L K“Economic Factors Influencing Households Production of Refuse”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76，2（4），p263272

9、.垃圾回收是垃圾分类处理的起始收集阶段，作为对垃圾分类作用的初始研究，从源头出发论证了垃圾分类回收有利于环境保护。后续研究中，学者们转向垃圾分类处理成本问题。Linderhof等（2001）在对以重量为定价标准的垃圾回收处理服务研究中发现，可回收垃圾比起不可回收垃圾，有更大的价格弹性。 LINDERHOF V，KOOREMAN P，ALLERS M“WeightBased Pricing in the Collection of Household Waste：The Oostzaan Case”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2001，23（4），p71.这导致人

10、们在选择垃圾分类处理服务时，更倾向于处理相对价格更为便宜的不可回收垃圾。由此导致推广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受到阻碍，实际执行中困难重重。Callan等（2006）以价格定价标准作为研究方向，即通过价格定价方式控制生活垃圾数量，发现如果政府采取如赠款激励等措施后，以基层社区为单位的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处理服务，可以取得显著成效。 CALLAN S J，THOMAS J M“Analyzing Demand for Disposal and Recycling Services：A Systems Approach”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2006，32（2），p221.上述研究中

11、，政府是提供垃圾分类回收并加以处理的服务主体。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人们发现充分竞争和对私人所有权提供激励可以降低垃圾分类处理成本。Anantanatorn（2015）在对泰国芭提雅市政府，将垃圾分类回收处理服务外包的实证调查中发现，垃圾分类民营化后在服务成本降低方面作用显著。 Bel G , M E Warner. “Privatization of Solid Waste and Water Services: What Happened to Costs Savings? ” 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Barcelona 2007，1-21.但对民营主体

12、必须实现持续性有效监管，否则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会出现偏差。综上，总结国外学者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一，采取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措施，有利于减轻垃圾后端处理压力，有益于环境保护；二，国外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经历了由政府主导到引进民营化力量外包服务的过程；三，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政府强有力的监管，否则会出现外包服务中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等问题。（二） 国内研究现状近年来伴随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关垃圾处理数量暴涨，“垃圾围城”现象等的报道显著增加。学界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实证研究有所增加。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解决垃圾分类处理执行难问题和分析影响垃圾分类处理因素方面。袁珍（201

13、2）认为，有必要从政府职能转变方面，探讨中国垃圾分类政策几十年来执行效果不佳的原因。 袁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梗阻及消解，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王景甫等（2014）在分析北京市生活垃圾产量和种类变化状况后，认为良好的垃圾分类不但可以减少垃圾的产生量，同时也提高了垃圾焚烧、填埋等后期处理效率。 王景甫等：北京市生活垃圾的现状及其变迁，载生态经济2014年第2期。孙其昂等（2014）研究认为，“生活垃圾”分类和“生活垃圾分类”的治理对象不清、公共行动规则和私人生活逻辑的治理机制断裂以及国家行动者和社会参与主体的治理关系不对等，是导致生活垃圾分类实践困境的“症结”所在。 孙其昂,

14、孙旭友,张虎彪：为何不能与何以可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难以实施的“结”与“解”，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大体而言，国内研究多偏向分析宏观政策环境层面，研究政府政策、经济发展水平、私人生活习惯等因素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行为影响；少部分涉及到微观层面，探求解决垃圾分类处理政策执行难的措施方法。本文基于史密斯模型角度，以上海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政策执行过程为例，通过对具体实例的研究分析，探讨政策执行中存在的偏差和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法。二、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一） 重要概念1. 城市生活垃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

15、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 李一玲：福建省农村居民生活垃圾管理行为分析，福建农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按照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规定，上海市生活垃圾按照四个标准分为：湿垃圾、干垃圾、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2. 公地悲剧公地悲剧在1968年由英国教授哈丁提出，是指公共物品，由于产权不明晰，导致责任以及受益不明确，从而使得每个人都产生一种“捞一把”的心态，最终出现公共物品因被公众滥用而遭到破坏的悲剧结果。（二） 理论框架1. 史密斯模型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公共政策学者尝试从多角度研究政策执行问题，形成了不同的政策执行模型。因为最早研究哪些因素会

16、影响政策执行，T .史密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提出了关于政策执行过程的模型。史密斯将影响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归为以下四大类：理想化的政策：即政策目标是否切合实际？ 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政策内容是否妥当？政策规定是否明确、可行？等等。执行机构：即负责政策执行的政府机关或单位的特性如何？10 目标群体：即受公共政策影响的政策对象的特性如何？10环境因素：即影响政策执行或被政策执行所影响的环境方面的因素，可能是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或经济的。10图1 T.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三） 研究方法1. 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是撰写本文基本内容及构筑框架的核心

17、方法。通过图书馆资源、网络、期刊、教科书等搜集相关资料，对上述资料进行分析、整合，及时归纳、总结和概括。进而形成对特定概念的完整理解，同时将史密斯理论模型和文献资料梳理相结合，联系政策的实践情况，层层分析、逐步推进。最后得出政策执行评估结论和相应对策。2. 案例研究以上海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政策执行为研究案例，分析政策执行中产生的问题以及相关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三、 上海市垃圾强制分类政策执行现状分析政策执行过程并不仅仅是简单地照章办事，它还包括政策制定、执行、紧张、处理、监制、回馈等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反应和互动环节。其中最重要的是，影响政策成败的四大要素：理想化政策、目标群体、执行机构和环境因

18、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本文利用史密斯模型对上海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政策从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4个方面进行分析，为上海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政策完善和改进，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图2 上海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政策的史密斯模型（一） 理想化政策对于生活垃圾分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1月在上海考察时指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垃圾综合处理需要全民参与，上海要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办好”。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城市每年产生数亿吨垃圾，并且数量还在急速增长。“垃圾围城”已然成为现实，实现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已经迫在眉睫。生活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全程管理的基础环节，通

19、过居民首先在源头对垃圾进行分拣和减量，可以保证后端运输、处理和资源回收利用的安全和效率。上海市于2019年7月1日正式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成为中国首个拥有全面强制垃圾分类立法的城市。以往缺乏相关法律规范，没有明确可行处罚措施，且饱受资金短缺困扰问题的垃圾分类政策，得到了一次性解决。以条例为基础，上海逐步向建立垃圾分类处理标准规范体系方向迈进。关于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流程，垃圾处理设备在规格和运营方面的标准，都得到了相应规范。但条例在正式实施后，由于相关细节规范的不够完善，收到了民众反映的一些问题。被广泛讨论和争议最多的是垃圾分类标准的划分，特别是干、湿垃圾

20、分类问题。“干”“湿”误导人们按垃圾含水分多少分类，实际上“湿”垃圾是易腐败的“有机质垃圾”，“干”垃圾是“不可回收的非有机质和非有害垃圾”。当然考虑到“有机质”理解相对复杂，跟干湿垃圾分类相比，后者简单易懂，这样更有助于帮助居民准确完成垃圾分类。其次，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居民们普遍遇到“破袋”要求。大部分居民家庭通常用塑料袋装厨余垃圾，在需要分类投放湿垃圾时，必须“破袋”后，将塑料袋和垃圾分开分类投放，结果很容易把手弄脏。最后还有，“撤桶并点”和投放时间不便问题。在实施垃圾分类政策后，大多数小区都撤掉了以前设置的垃圾桶，建起统一投放垃圾的垃圾房，并规定了垃圾投放时间段。小区居民面临投放时间和上

21、班时间错位，需要付出一定时间成本来投放垃圾。这导致部分居民为了省事，将垃圾袋随意丢弃或者长时间存放。夏天气温高，垃圾腐败速度快，小区内很快臭气熏天、垃圾满溢，小区环境受到污染，“公地悲剧”发生。（二） 执行机构分析理想化政策最终是否可以取得预期效果，不仅与政策本身的完善程度有关，还需要有强有力的执行机构负责具体落实。高效的机制运行、稳定的组织结构、高素质的专业工作者，对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至关重要。1. 垃圾分类处理成本高昂目前，上海市垃圾分类回收和处理环节，大部分由政府承担责任和费用。政府实际上主导着垃圾分类管理，对垃圾分类政策实施的各个环节都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市场化程度低，民营主体介入业务相

22、对较少，缺乏市场活力。这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随着推行区域逐步扩大和政策精细化操作程度不断提高，财政开支必然会水涨船高，垃圾分类处理成本会变得居高不下。2. 执行人员专业素质不够上海市各居民区生活垃圾分类监管工作，大多由社区街道干部和志愿者监督完成。因为知识储备不够，缺乏足够专业素养，在向居民讲解分类知识，监督居民将垃圾正确分类投放时，就不能及时准确地纠正错误行为，导致政策执行效果打了折扣。再加上社区街道工作本身就繁杂忙乱，执行人员在宣传监管方面投入的精力难免变小。时间久了会变得消极懈怠，监管力度会变弱。在缺乏相应激励和评价机制的情况下，基层工作者的热情难免不会被磨灭。3. 以罚为主约束手段

23、单一上海市正式实施条例一个月后，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公布了政策执行相关情况：在过去的一个月，共查处各类生活垃圾分类案件872起，责令当场或限期整改8655起，共教育劝阻相关人员13506起。从中可见，目前对垃圾分类的执行主要采取定点检查、随机抽查、告诫和罚款等实际措施。预计未来还可能将处罚记录纳入个人征信系统。严惩重罚的“大棒”，这一强制性外在约束力量，对唤醒民众垃圾分类意识并付诸于具体行动，有着立竿见影的成效。但“大棒”政策的背后，在具体涉及到监督和罚款方面，意味着巨大的人力和经费投入，执行机构需要承担高企的行政执法成本。中国人口众多，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混装垃圾行为，执法机构每天要面对的行政处罚

24、量可想而知是多么庞大。“堵不如疏”，在严厉执法，加大处罚力度的同时，执行机构也需要利用民众特定心理效应，巧妙设计各种方法影响居民垃圾投放决策，引导大家朝着垃圾分类投放方向转变。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卡斯桑斯坦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泰勒在合著助推（Nudge: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中揭示的那样，可以通过具体适当的设计，即作者所称为“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方式，运用温柔助推的方式影响人们的决策过程，实现预定的政策目标。 美 理查德泰勒和卡斯桑斯坦著，刘宁译：助推，北京中信出版社200

25、9年版，第6页。（三） 目标群体分析目标群体作为政策接受方，直接体会到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上海市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政策，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 高家军：“河长制”可持续发展路径分析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的视角，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期。民众作为目标群体对政策的认可和参与程度，就成为影响垃圾强制分类执行的重要因素。1. 垃圾分类导致处理成本上升垃圾分类前后，居民实际处理垃圾成本显著上升。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之前，民众扔垃圾成本近乎免费。公布垃圾分类标准之后，居民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成本对垃圾进行初次分类，不能像以前一样混装投放。因为“

26、干”“湿”垃圾实际划分标准和字面理解存在偏差，为方便分类，网民就发明了类似“猪式垃圾分类法”等一系列分辨办法。（“猪式垃圾分类法”：猪吃的是湿垃圾，猪不吃的是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是有毒垃圾，卖了可以换钱买猪的是可回收垃圾）还有大件垃圾回收现在需要通过预约付费的方式处理掉，和之前居民将其卖送给拾荒者相比，所付出的金钱成本也不容忽视。由于时间和金钱成本明显增加，导致居民在进行垃圾分类时，难免会存在抵触情绪。2. 民众自觉分类意识有待提高垃圾分类政策推行一段时间后，居民主动性、积极性和自觉度一定程度都出现降低趋势。由于参与垃圾分类需要付出时间、金钱成本，民众能否将垃圾分类坚持下去存在疑问。新的垃圾分

27、类政策有别于传统生活习惯，居民更多以公共政策执行人的角色，应政府要求遵照分类规定，很少参与社区垃圾分类自治管理中。再加上目前奖惩机制还不完善，对违反垃圾分类投放规定，主要以罚为主。但相应奖励垃圾分类的措施较少，也客观上导致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热情度难以持续下去。（四） 政策环境分析政策环境指的是影响政策执行或被政策执行影响的因素的总和，政策环境构成政策执行的基础，政策执行又对环境产生反作用，二者构成一个交互的动态系统。12政策环境因素一般指政策执行中面对的外部性问题，可能是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或经济的Error! Bookmark not defined.。10政策政治环境方面，上海市条例颁布之

28、前，与垃圾分类有关的法律处于缺失状态。一直以来，在我国，没有一部正式的垃圾处理的法律，相关问题仅在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中涉及到。 曹雨柔：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政策执行研究史密斯模型视角，载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政策执行缺乏必要的相应法律支持。政策经济环境方面，垃圾分类后端处理不完善。完整的垃圾分类管理流程包括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垃圾收集、运输以及终端处置。上海市大部分居民小区、学校企业和公共场所都设置了分类垃圾箱，但通常垃圾箱中的垃圾并未做到分类运输，一辆垃圾车会将所有垃圾一并运输。除此之外，垃圾最终处理环节也不乐观。上海市目前唯一的湿垃圾处理设施规模仅为日处理2500

29、吨，这也意味着一旦干湿分类扩面或分类正确率提高，现有的处理能力将无法满足处理需求。 叶岚,陈奇星：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政策分析与路径选择以上海实践为例，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政策社会和文化环境方面，条例的通过和实施后，生活垃圾分类问题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很多人理解并认同垃圾分类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受过往文化习惯的惯性影响，能快速改变已有生活习惯，采取实际行动进行垃圾分类的人很少。要使垃圾分类成为“新风尚”，还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逐渐扭转居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四、 完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政策的路径选择（一） 优化政策设计，实现垃圾分类精细化服务首先，针对“干”“湿”垃圾分

30、类问题，政府要大力宣传垃圾分类回收政策，通过新闻媒体的广泛传播，让人们不断加深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执行机构可以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软性教育，详细解释垃圾分类标准，借助微信等社交软件推出垃圾分类小程序服务。在引导人们实行垃圾分类的同时，告知大家垃圾分类实现后会带来的益处和不实行导致的危害，让民众充分认识到垃圾强制分类的必要性，自觉自愿配合执行，达到政策实施的预期效果。其次，社区执行人员可以通过广泛交流沟通，搜集民众意见，了解社区居民工作和生活习惯，适量增加垃圾投放点，相应调整投放时间。解决政策执行中与居民习惯冲突的地方，从而减少实施阻力。（二） 提升政策执行人员素质，改善政策执行效果生活垃

31、圾强制分类政策中执行人员的专业素质，关系到执行机构的执行能力和政策执行的最终效果。这就需要一套对政策执行人员的培训、激励、考核和惩戒机制。首先，要建立社区垃圾分类监督员培训制度，对垃圾分类监督员进行必要的岗前培训。完善垃圾分类的专业知识，补足短板和知识结构，以提升工作人员专业素质。其次，要建立专业人才发展机制，吸引社会上相关专业人才。通过人才专业化运作方式，从根本上提升执行人员专业素养。最后，要明确政策执行人员的工作责任。各社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明确本社区负责管理部门和责任人，使工作任务明确的每个执行员，做到权责分明。（三） 调动目标群体积极性，形成社会共同治理局面政策执行机构要大力介绍生活垃

32、圾分类政策，提高目标群体对相关政策的认识度。普及环境保护知识，完善宣传内容，特别要关注涉及居民切身利益，最受民众关心的问题。比如，垃圾分类投放操作方法，分类回收处理对环境的益处等。同时重视采用多元化宣传方式，充分发挥互联网推广优势，利用好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宣传平台。提升目标群体环境保护意识，借鉴开放办厂的做法，定期不定期组织环保讲座，开展环保DIY课堂等，鼓励市民、社会组织和第三方检测机构进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学习、参观和监督14。14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成为居民自主自发行为，让垃圾分类变为居民日常生活习惯。（四） 优化政策执行环境，使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政府要增加财政资金拨款，为政策执行提供

33、良好经济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保证基础设施建设。 吕维霞,杜娟：日本垃圾分类管理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1期。要健全垃圾处理专业人才引进机制，以保证垃圾分类处理安全、高效。社会文化环境方面，拓展优化“绿色账户”的功能，市民正确分类、自觉减量、资源回收情况以及参与垃圾分类相关的环保公益事业的行为均可以折算成积分。14对实施干湿分类的给予“绿色账户”积分，未实施垃圾分类的给予“绿色账户”扣分，“绿色账户”情况与市民社会信用相挂钩；小区物业按月度、季度和年度公布分类减量优秀家庭红榜和后进家庭黑榜，加强小区业主之间

34、的相互监督。14这样，一方面通过严格监督执法，一方面通过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宣传教育，逐渐改变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使垃圾分类工作成为新时代的“新风尚”。五、 结语本文以史密斯模型为理论分析框架从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四个方面，对上海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结合实际情况探讨了完善政策执行的路径方法。上海市作为中国首个全面强制垃圾分类立法的城市，其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是必然会发生的。面对刚刚启动强制实施的垃圾分类，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都应该保持足够耐心，对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要及时通过纠错机制予以矫正。垃圾分类工作需要全

35、民参与，其彻底实现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来扭转居民旧有的生活惯性，以便民众养成随手垃圾分类的日常生活习惯。只有这样，垃圾分类工作才会真正成为新时代的“新风尚”。本研究存在一定缺陷。首先，本研究局限在史密斯模型框架下进行，所得结论会受到理论框架的影响。其次，所采用文献主要包括期刊、图书、调查报告和访谈记录等一次文献，但也有一部分文献是含有作者观点的二次文献，文献选择的疏漏及二次文献引用可能会导致一定的偏差。参考文献1 法忠勇：我国电子废弃物管理立法研究，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2 WERTZ L K“Economic Factors Influencing Households Pro

36、duction of Refuse”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76，2（4），p2632723 LINDERHOF V，KOOREMAN P，ALLERS M“WeightBased Pricing in the Collection of Household Waste：The Oostzaan Case”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2001，23（4），p71.4 CALLAN S J，THOMAS J M“Analyzing Demand for Disposal and Rec

37、ycling Services：A Systems Approach”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2006，32（2），p221.5 Bel G , M E Warner. “Privatization of Solid Waste and Water Services: What Happened to Costs Savings? ” 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Barcelona 2007，1-21 .6 袁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梗阻及消解，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7 王景甫等：北京市生活垃圾的现状及其变迁，载生态经济2

38、014年第2期。 8 孙其昂,孙旭友,张虎彪：为何不能与何以可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难以实施的“结”与“解”，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9 李一玲：福建省农村居民生活垃圾管理行为分析，福建农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10 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11 美 理查德泰勒和卡斯桑斯坦著，刘宁译：助推，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12 高家军：“河长制”可持续发展路径分析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的视角，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期。13 曹雨柔：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政策执行研究史密斯模型视角，

39、载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14 叶岚,陈奇星：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政策分析与路径选择以上海实践为例，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15 吕维霞,杜娟：日本垃圾分类管理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1期。 致谢四年的大学时光倏忽而过，毕业论文撰写结束也意味着，自己完成了本科期间最后一次作业，交出了最后一门考试的答卷。未来的我们，将从学校的“象牙塔”中走出，开始真正独立面对社会的考验。因为疫情影响，今年毕业的同学们受到极大冲击。不管是考研、公务员考试还是就业找工作，很多人前途未知。但同时国家、学校、老师、亲人都提供给我们很大帮助，协助我们度过危机。2020届毕业生，应该有一份植根心底的自信，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辈”岂能甘当随风飘荡的“蓬蒿人”。论文最后结尾，我必须感激对拙作完成有着难以忘却贡献的各位：首先，感谢导师李璐老师，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的专业指导和无私奉献。正是在李璐老师的及时督促和精心指导下，经历了选题、初稿到定稿的所有环节，本文才能顺利完成；其次，感谢虽然卧病在床但是一直鼓励我坚持下去，给与我极大关怀的姥姥；最后，感谢四年大学的同学们，在论文完成过程中，提出了很好的相关建议和文献搜索方法，使我更加顺利地完成文献搜集和信息整理工作。非常感谢大家！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