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_基于工作状况和组织权威的分析_李.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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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特别感谢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郝令昕对于本文的统计分析给予的指导和帮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基于工作状况和组织权威的分析李路路秦广强陈建伟提要:本文属于阶层分类体系或图式的基础性研究。主要针对分层的经验研究中存在的如下不足:权力很少成为直接使用的变量，或者缺乏一致的测量方法来检验权力分配的假定，因而很少从经验上描述社会权力的结构特征等。本文以权力支配关系作为阶层分析的基本维度，使用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城市数据，基于对工作状况和组织权威关系的直接测量，构建起一个权威阶层体系;并通

2、过对该体系外衍变量的分析，揭示了各种社会位置的权力支配关系本质。在此基础上，继而从社会经济状况、雇佣状况、主观阶层地位认同、生活方式四个方面，对权威阶层分类图式的经验建构效度进行了检验。关键词:阶层分析权威阶层工作状况组织权威建构效度正如索伦森指出的那样:“在分层的经验研究中，权力从未成为经常使用的变量我们没有一致的测量方法来检验权力分配的假定，在分层研究中也很少有人从经验上描述社会权力的结构特征对韦伯来说，研究阶级或地位就是对权力基础的研究，阶级或地位被看作是影响他人行动的因素。然而，在分层研究中问题很少以此种方式提出”(索伦森，2005:251)。虽然学界围绕阶级/阶层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

3、但在当代中国，阶级/阶层概念却成为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分析范式和概念工具(仇立平，2006，2007;沈原，2006;冯仕政，2008;林宗弘、吴晓刚，2010，等)，国内外学者依据不同的理论范式建立了不同的阶级/阶层体系或图式(Schema)(Erikson Goldthorpe，1992;Wright，1985;陆学艺主编，2002;李路路，2003;刘欣，2007;林宗弘、吴晓刚，2010)。本文从特定的社会和理论背景出发，秉承权力支配的分析范式，构建了一个以权力和权威，特别是工作组织的权威为基础的阶层64结构体系(以下简称权威阶层体系)，期望能够提供一个新的有效解释阶层形式、阶层资源和

4、社会行为及后果的框架，并从社会经济状况、雇佣状况、主观阶层地位认同、生活方式四个方面，对权威阶层分类图式的经验建构效度进行了检验。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释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第二部分揭示了一个权威阶层图式，第三部分是对这一阶层图式的经验建构效度的检验。一一、研究背景研究背景在相互竞争的阶级/阶层理论中，财产剥削和权力支配一直是关于阶级/阶层资源和关系实质研究的基本范式之一。本文选择权力支配范式构建阶层结构体系是基于如下的理由。(一)社会变迁和理论转向自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伴随新技术革命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结构及其社会不平等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一个

5、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发达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组织类型越来越复杂，非生产性组织越来越发达，不仅绝大多数劳动力都在特定的组织中进行活动和领取报酬，而且越来越多地向非生产性组织(领域)转移。由于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复杂性增加，被雇佣阶级发生了重要的分化，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技术工人、非熟练工人等在社会地位、权威、收入及报酬等方面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差别(Dahrendorf，1959:36 57;Goldthorpe，1982)。社会结构变迁以及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变化，不仅使得阶级/阶层分析中的剥削范式在解释上遇74论文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虽然在理论发展的

6、过程中还形成了一些诸如社会封闭或职业裁决权(jurisdiction，Grusky Sorenson，1998)等概念，但在这些概念中都包含着权力的隐喻(Parkin，1974:1 15);第二，尽管两个范式在后来的发展中出现了互相借鉴、互相渗透的现象，如帕金(Parkin，1979:25)所指出的:“在每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似乎都有一个呼之欲出的韦伯主义者”，以及赖特(Erik Olin Wright)针锋相对的回应，“在每一个左派韦伯主义者那里似乎都有一个躲躲藏藏的马克思主义者”(赖特，2004:35)，这导致二者在阶级图式形式上出现了一定的相似性，但两个范式对于阶级资源和阶级关系的实质

7、认识依然是泾渭分明。到了很大困难，也为权力支配范式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基础，而且导致了阶级/阶层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经典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尽管存在本质的不同，但二者在方法论层次上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是从一般社会制度 生产资料私有制或资本主义市场制度 出发揭示阶级/阶层的分化、形成、形式和变迁。然而，日益复杂的社会组织在社会结构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导致阶级/阶层的分化和形式的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正是在工作场所和工作组织里，生产技术得以应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源得以配置，收入和报酬得以分配，权力或权威得以组织和实践。个体逐渐从一个“社会人”变成了“组织人”，组织在决定或影响个体

8、生活机会及物质利益获得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重要。这一变化引发了阶级/阶层分析由对一般社会制度的强调和分析转向对组织和组织权威的强调和分析。伴随分析重点从社会整体向社会组织的转向，财产所有权、控制支配权也被统一看作是两种基本的权威形式，虽然二者的权威基础不同，但都被认为是构成阶级/阶层位置的基本维度或资源。上述理论转向发生在阶级/阶层理论的不同范式中。洛克伍德是最早提出并论证了工作状况和组织之于阶级/阶层的重要性的社会学家之一。他提出在现代社会中，“工作状况”和“市场状况”共同构成了阶级/阶层位置的基础:“工作状况”体现的是由劳动分工中的位置所决定的一组社会关系，人们由于支配权力的大

9、小不一，在工作场所的权威体系中占有不同位置(Lockwood，1958:15、79 81)。其后，一系列新韦伯主义理论都强调工作组织中的权威关系(包括对资产、劳动力和工作的控制与支配)对于当代阶级/阶层分析的重要性。例如，戈德索普扩展了洛克伍德“工作状况”概念的含义，指出“工作状况”不仅指84社会学研究2012 6虽然剥削理论也有相应的发展，例如罗默(Roemer，1982)、索伦森(Sorenson，1996，2000)、赖特(Wright，1985，2002)等等，但剥削范式在解释和应用方面还是遇到了很大困难。权威一般被定义为合法化了的权力。在韦伯那里，“权力意味着一种社会关系哪怕是遇到反

10、对也能贯彻自已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韦伯，1997:上卷:81);而权威(统治)是指“在一个可能标明的人的群体里，让具体的命令得到服从的机会”(韦伯，1997:上卷:238)。权力与权威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前者基本上与个人的人格相关，而后者却总是和社会位置或角色相关(Dahrendorf，1959:166)。洛克伍德当时还强调了另外一个构成阶级位置的要素，即地位状况(Lockwood，1958:15)。人们在工作组织的权威和控制系统中所处的位置，而且包含了他们在执行工作任务和角色时的工作自主性程度(Goldthorpe et al，1980:39)，他进一步强调

11、指出，“在工作状况上的一致性 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完成角色过程中做出决策的权力，是其市场状况一致性产生的基础”(Goldthorpe，1982)。吉登斯在分析阶级/阶层形成的间接结构化过程时，也指出了组织内的劳动分工和权威关系在阶级/阶层形成中的作用(Giddens，1973:183)。而新马克思主义者赖特在其矛盾阶级位置理论中则指出，为了说明新的变化，必须要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复杂化发展。基于所有权剥削关系的阶级/阶层分析必须充分认识到工作组织中的控制、支配关系的重要作用，并在多元剥削理论中将组织资产及相应的控制和支配关系(包括对人的支配和对工作过程的支配)看作是构成剥削的主要基础

12、(Wright，1985:46 48、80 81)。即使是在非阶级/阶层分析的理论传统中，组织与分层的研究也被认为是重大的理论转向，在巴荣看来，社会分层的组织基础，或“组织与分层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了一个令人倍感兴趣的学术领域”(Bar-on，1984)。(二)研究不足尽管在社会分层研究中权力/权威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出现了上述重大的理论转向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是在实证分析中，仍然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组织权威的测量。可能是因为在权力/权威测量上存在的困难，相当多的实证研究都避开了对权威的直接测量，而是通过其他维度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权力/权威分析，例如，用职业地位或社会经济因素替代权威。费

13、泽曼、琼斯和豪泽在回应“为什么在经过几乎 80年的对美国社会流动和不平等的研究后，研究人员放弃了对权力和经济不平等的研究，而将注意力都转移到了职业地位的测量上”这一问题时说:“如果把权力看成是对资源的控制的话，那么以研究职业流动面目出现的对社会不平等的流动研究，就会与主要的分层过程相联系，与此同时，也是间接獉獉提供了关于地位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威)权94论文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下圆点为本文作者所加，意在加强他们所说的职业的“间接性”。力的信息”(Featherman et al，1975)。戈德索普在初期虽然强调决策权力和工作自主性相对于市场状况处于更基本的水平上，但他在其

14、后关于服务阶级的分析中，还是用雇佣关系的分析取代了对组织权威的分析(Goldthorpe，1982;Erikson Goldthorpe，1992:37)。第二，在一些涉及到权威与社会分层的关系的研究中，权威常常只是被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自)变量直接引入分析之中，而不是被作为一个经过系统解释的阶级/阶层位置，很多情况下在研究者那里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阶级/阶层图式或框架。研究者关注的是权威关系如何影响其他结果性变量，主要是对于收入以及诸如教育、工作满意度、选举等变量的影响(Robinson Kelley，1979;Wright，1979;Spaeth，1985;Halaby Weakliem，1

15、993;Smith，1997)。第三，赖特曾经设计了一套具有开创性的测量权威位置和关系的概念工具，并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这一测量构建了他的阶级/阶层矩阵(Wright，1985:88)。但是，由于在赖特的理论中“剥削”和“控制(权威)”始终是两个矛盾的理论逻辑，当他去解释专业技术人员的位置时，只能使用技能资产去解释其在整个剥削体系中的位置(Wright，1985:87)，结果使得他的阶级/阶层分析在这里脱离了该分析传统的基本原则严格的阶级/阶层位置理论，即阶级/阶层特征首先或基本的是这些客观位置的特征。而技能资产则属于占据某些客观位置的个人的个人特征，并非所有拥有同样技能的人都能获得同样位置。因

16、此，这是明显地对位置理论的违背(Sorensen，1991)。本文期望承袭权力/权威阶层分析的理论传统和已经取得的成果，力图弥补上述实证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尝试在财产权力和组织权威的直接测量基础上，构建一个权威阶层图式，作为阶层分析的一个竞争性框架，推动有关阶层分析和社会分层研究中的权力/权威研究进展。权威阶层体系将坚持权力/权威在阶层分类标准上的“一维性”。在通常的多维分析框架中，财产权被作为最重要的阶级/阶层分化的基础。在本文中，财产权和组织权威作为权力关系的两种基本表征和形式，尽管作用机制和权力基础不尽相同，但二者仍然可以有机地统一起来。财产所有权是权力关系的一种体现。在马克思那里，拥有这

17、项权力的资产阶级有能力对不占有这一权力的工人阶级实施剥削;在韦伯那里，尽管在市场上的机会是表现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但他同样承认，“占有财产 和毫无财产 是一切阶级状况的基本范畴”，因为05社会学研究2012 6“对物的占有的支配本身就排除了无财产者参与对所有高价值货物的竞争无财产者只能以天然的形式，或者以自己劳动产品的形式，提供他们的劳动效益”(韦伯，1997:下卷:247 248)。而工作组织内的权威链条展现出了完整的社会关系结构特征，处于分化了的权威关系的不同位点的雇员，不仅实践着带有明显差异的支配与服从的角色，而且享有着与权威地位和角色相伴随的一系列不均等的生活机会，权威关系与资源占有之

18、间存在着系统的关联。在韦伯意义上，就“对他人行动施加影响的源泉”这一点而言，财产权和组织权威拥有共同的权力基础。在对二者进行直接测量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权威阶层体系，可以勾勒出一幅反映社会权力分配及社会权力结构状况的画面。二二、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一)操作化过程本文 所 使 用 的 数 据 来 自 于 2006 年 中 国 综 合 社 会 调 查(CGSS2006)。本年度调查的基本主题是社会分层和阶层分化，问卷中除了询问受访者的基本雇佣地位外，还对他们的工作状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询问，获得了大量关于受访者工作状况的资料，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数据基础。1.雇佣地位的分化在阶级/阶层分

19、析的理论传统中，基于财产(生产资料)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也是权力地位和权力关系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一般被称为“基本雇佣地位”或“基本雇佣关系”;其操作化为:雇主、雇员、自雇佣者三大类，它们构成了当代社会的三个基本阶层位置，而当代分析家们的研究兴趣和重点大都放在了雇员群体身上，因为这一群体通常占到社会经济活动人口的 85 90%(Goldthorpe，2007:103)。朝向工作状况和组织权威的理论转向，即是朝向这些受雇于某一工作组织的雇员的阶层分化。本文将从组织中的权威及权威关系的15论文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有关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 2006 年调查的具体情况以及问

20、卷、抽样方案和调查数据等相关资料，可登录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网站查询(http:/www nsrcrucorg/)。视角揭示雇员群体的阶层分化。2.雇员群体的阶层定位组织中的权威结构和权威关系以组织中的工作状况为基础。在本文中，我们将从四个方面分析工作状况，从而测量雇员的权威和他们之间的权威关系，即:体力和非体力工作;是否拥有下属;对组织中的人事、生产经营管理、财务、奖惩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和对下属的管理、监督权;对自身工作的控制权。第一，体力和非体力指标是根据问卷中设置的相应问题进行区分的(参见 CGSS2006 问卷 c9 c11 题)。这一指标属于综合性的指标，反映了工作状况

21、的基本差别:体力和非体力工作不仅代表了劳动力使用的形式和工作环境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雇员在组织中的地位，包括报酬形式、职业生涯、组织责任等多方面的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戈德索普对于服务阶级的区分(Goldthorpe，1982)。第二，是否拥有下属是直接的权力体现。第三，决策权和对下属工作的管理权和监督权。前者指的是在组织中的人事、财务、生产经营管理、奖惩等重大事务上的决策权力，后者指的是对下属工作任务、时间进度、程序方法及执行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的权力。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问卷中设置了两个量表分别测量受访者的决策权和管理、监督权，每一量表由四个题目构成，每一个题目的 3 个选

22、项代表了权威大小程度的不同。经计算，四项组织事务决策权得分之间的 Alpha 值为 0.885，四项对下属工作的管理、监督权得分之间的 Alpha 值为 0.883，表明四项决策权以及四项管理、监督权内部均存在较高的关联度，它们在测量的决策权和管理、监督权上均反映出了较高的一致性。相对于管理、监督权，我们对决策权赋予了更高的权重，因为决策权各事项关乎组织的生存发展等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管理、监督权则主要涉及对下属工作内容的管理和监督，属于日常性、微小型权力。第四，对自身工作的控制权即雇员对自己工作事务的掌控程度，也被称为“工作自主性”。赖特曾将这种工作自主性看作是对劳动过程的最小程度的控制，即

23、“对自身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的控制，但排除了对其他人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的控制”(Wright，1985:48)。调查问卷中设置了对被访者在工作内容、进度安排、工作量及强度的自主性状况进行测量的量表，量表下每一题目的 3 个选项代表了自主性程度的不25社会学研究2012 6同。经计算，三类工作自主性项目得分之间的 Alpha 值高达 0.924，表明这三个问题高度相关，且反映了它们在测量工作自主性上所具有的高度一致性。使用上述 4 个指标，可以构建一个组织内的权威体系。那些非体力的、拥有下属的且在组织的人事、生产经营管理、奖惩、财务等重大事项上有一定决策权和下属管理、监督权的雇员，处于这个权威体系

24、的上层;那些非体力的、不拥有决策和下属管理、监督权，但拥有工作自主性的雇员处于第二个等级;那些体力的、不拥有决策权、但拥有对下属监督权的雇员为第三个等级;那些体力的、不拥有任何下属管理监督权而仅拥有一定工作自主性的雇员，处于这个权威体系的最下层。在此基础上，对于每一个权威等级内部再根据权威的量的大小，做出进一步的区分，最终形成一个权威阶层体系。于此基础上，我们还对权威阶层体系进行一些微调:第一，结合受访者在组织内的管理位置这一指标对权威阶层分类进行调整，将那些没有下属、但在组织中处于一定管理位置(较低、中层、高层)的雇员调整到相应的权威阶层中去。这一做法类似于赖特在其分类合并过程中参照“形式等

25、级”状况进行的调整(Wright，1985:312)。第二，结合组织规模变量，将在单位人数少于 100 人的私营/集体企业中工作的高权威雇员降低一级，划归中低权威雇员。至此，在将雇主阶层和自雇佣阶层加入之后，基于工作状况和组织权威构建的阶层体系(简称为“权威阶层体系”)得以形成。我们的阶层类别及样本中各类别的数量比例见表 1。(二)权威阶层体系的外衍变量及最优拟合模型对权威阶层体系外衍变量的分析，主要是出于如下的考虑:第一，35论文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我们在每一个权威等级中根据权威量的大小进行细分的做法借鉴和参考了赖特使用组织资产进行三元等级划分(管理者、监督者和无管理权者)的

26、操作化过程(Wright，1985:304 313)。具体而言，在第一等级内部，将在四类决策权事项中均具有最高权限的雇员直接归为高权威雇员，将具有次低决策权且在四类监督权事项中均具有最高权限的也归为高权威雇员，其他均归为中低权威雇员。第二等级和第四等级这两类无管理权雇员的细分则依据他们在三类工作自主性事项上的得分各自细分出两个等级。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将操作化过程详细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与作者直接联系获取有关信息。根据组织内雇员数量对雇主阶级进行细分，雇用 8 名以上雇员的雇主为大雇主，雇员数量在 1 7 名的为小雇主。表 1权威阶层体系的类别及数量比例权威阶层体系频次%雇主自雇佣者雇员非体力体

27、力合计1 大雇主27.52.小雇主1603.03.自雇佣3817.24.非体力高权威雇员(如高层管理人员)1883.65.非体力中低权威雇员(如中低层管理人员)2625.06.非体力高自主性雇员(如高层专业人员)79315.07.非体力中低自主性雇员(如中低层专业技术人员)104619.88.体力的、有监督权的雇员(如监工)56110.69.体力高自主性雇员(如技术工人)68112.910.体力中低自主性雇员(如非熟练工人)118122.45280100.0我们期望通过这一分析，寻求权力/权威与常见分层指标(如职业、教育、党员身份等)之间的直接联系，从权力/权威视角揭示这些指标的内在实质，即它

28、们作为权力/权威外衍变量的实质，以及它们与权力/权威的内在逻辑关联。第二，由于相关权力/权威测量都相对复杂，外衍变量的寻求将有助于寻求权威阶层变量合适的替代性经验指标及构建路径，以简化当前该体系稍显繁复的操作化流程。第三，在获得反映权威阶层体系与外衍变量之间关系的最佳数据模型的基础上，比较该体系与新马克思主义体系和 EGP 图式在拟合观测数据上的表现，以此评价它们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状况上所具有的适用性及解释力。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各阶级阶层框架最为核心的分类思想和指导原则均体现在对庞大的雇员群体进行阶级阶层定位上，财产所有者和自雇佣者因其在雇佣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而“天然”地获得了其阶级阶层归属。因

29、此，在本部分权威阶层体系的外衍变量选取、最优拟合模型确立以及三个阶级阶层框架解释力比较等方面，数据基础均为雇员群体部分。45社会学研究2012 6一个合适的构想是:具有相似社会位置 A、社会位置 B 和社会位置 C 的个人有可能处在相似的权威支配规则形式下，并且因此具有类似的阶级位置。寻求权威阶层的替代性经验指标及构建路径的努力，是出于便于在更大范围应用和推广该体系的目的，这项后续研究正在进展之中。1.外衍变量选择首先，在外衍变量的选择上，我们兼顾了国外阶级/阶层研究的理论传统及我国的社会现实。在当代社会中，职业是粘贴在个体身上的极其重要的社会标签之一。戈德索普的 EGP 图式以职业作为阶级/

30、阶层分类的重要参考指标;在格伦斯基那里，阶级/阶层是围绕劳动分工的功能性位置而构成的职业集合体，职业直接定义了阶级/阶层(Grusky Sorenson，1998)。教育和资历是人力资本的最重要体现，赖特直接将技能资格证书作为多元剥削的一个机制;所有制和组织类型在这里合并成了一个变量，它与单位级别、党员身份一样，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制度特色。结合相关研究，首先假定职业(O，三分类)是与权威阶层相关程度最高的变量，由此固定权威阶层和职业两个变量，分别将所有制及组织类型(T，四分类)、教育程度(E，二分类)、资历(X，四分类)、单位级别(R，三分类)、党员(P，二分类)等变量作为第三个变量加入以构

31、造对数线性模型。通过比较同质性关联模型(Homogeneous AssociationModel)与条件独立模型(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Model)的拟合优度，可以分别检验这些变量和职业相比哪个与权威阶层的关联程度更高。数据结果与我们的假定相吻合，与其他几个变量相比，职业与权威阶层的相关度最高。由此，职业成为我们找到的权威阶层的第一个外衍变量。使用此方法继续从剩余的变量中寻找下去，最终与权威阶层相对应的外衍变量按照相关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职业(O)、教育(E)、党员身份(P)、所有制及组织类型(T)、单位级别(R)、资历(X)。2.最优拟合模型的确立职业、教育、党员

32、身份、所有制及组织类型是与权威阶层体系相关度较高的四个外衍变量。下一步的目标是从这些变量的组合中选择和确定能够较好拟合观测数据的最优模型。在最优模型的选择中使用的方法是基于模型偏差(G2)的似然比卡方检验，这种方法在竞争性的嵌套模型的选择中是最普遍使用的方法(鲍威斯、谢宇，2009)。经过逐步删选(具体过程见表 2)，模型(COT，CET，CP，OE，OP，EP，PT)成为入选的最终模型，该模型与剔除了三项 3 阶交互项的模型没有显著差异，而与剔除了五项 3 阶交互项的模型有显著差异，它符合模型简约的原则且很好地拟合了观测数据。从该模型的高阶项来看，职业相同的成员会因处于不同的所有制及组织类型

33、而坐落在不同的权威阶层位置55论文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表 2各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模型(C、O、E、P、T)自由度(df)偏差(G2)P 值4 4 阶交互项模型阶交互项模型(COEP，COET，COPT，CEPT)4239.7.574剔除一项 4 阶交互项后的入选模型(4 选 1)(COET，COPT，CEPT，OEP)5448.3.694剔除两项 4 阶交互项后的入选模型(6 选 1)(COET，CEPT，COP，OEP，OPT)9086.3.59剔除三项 4 阶交互项后的入选模型(4 选 1)(CEPT，COE，COP，OEP，COT，OET，OPT)126133.9.299

34、剔除所有 4 阶交互项后的模型(CEP，CPT，EPT，CET，COE，COP，OEP，COT，OET，OPT)144159.2.1823 3 阶交互项模型阶交互项模型(COE，COP，COT，CEP，CET，CPT)161192.8.044剔除一项 3 阶交互项后的入选模型(6 选 1)(COE，COT，CEP，CET，CPT，OP)173203.2.058剔除两项 3 阶交互项后的入选模型(15 选 1)(COT，CEP，CET，CPT，OE，OP)185219.7.041剔除三项 3 阶交互项后的入选模型(20 选 1)(COT，CEP，CET，OE，OP，PT)203246.9.019

35、剔除四项 3 阶交互项后的入选模型(15 选 1)(COTCOT，CETCET，CPCP，OEOE，OPOP，EPEP，PTPT)最终入选模型最终入选模型209259.4.010剔除五项 3 阶交互项后的入选模型(5 选 1)(COT，CE，OE，CP，OP，EP，ET，PT)227288.9.000上;同样，拥有相同教育水平的成员也会因处于不同的所有制及组织类型而坐落在不同的权威阶层位置上。(三)权威阶层体系与赖特、戈德索普图式的比较1.赖特多元剥削体系的操作化过程从操作化的角度来看，赖特的多元剥削体系依据的指标分别是资本资产、技术/资格证书资产和组织资产。资产阶级、小雇主和小资产阶级是拥有

36、资本资产的三个阶级类别，其他 9 个雇员阶级是由各拥有三个等级水平的组织资产和技术/资格证书资产进行交叉形成的。因受制于数据资料，本研究无法完整复制赖特的分类体系，而只能最大程65社会学研究2012 6度地体现他的分类思想和原则。具体操作思路如下。第一，使用 CGSS2006 问卷中雇员群体的决策权、监督权变量作为衡量赖特组织资产的指标，无决策权和监督权的划入“无权威”的组织资产类型，有决策权和监督权的根据其权力大小(决策权的权重高于监督权)区分出高权威、低权威两个层次，分别对应于赖特的管理者和监督者类型。在此基础上，使用赖特的“形式等级”变量(即受访者在管理结构中的定位)对组织资产进行微调(

37、Wright，1985:312)。第二，使用 CGSS2006 问卷中的受教育程度和技术职称变量构建赖特的技术/资格证书资产。首先将受教育程度分为大专及以上(专家)、高中或中专(半资格证书)、初中及以下(无资格证书)三类;进而使用技术职称变量加以调整:高中及以下学历但拥有高技术职称者，调整为专家;初中及以下学历而拥有低级或中级技术职称者，调整为半资格证书者;高中学历而无技术职称的调整为无资格证书者。最后，将分别具有三个等级类别的组织资产变量和技术/资格证书资产变量进行交叉，由此得到九类雇员阶级。第三，为与权威阶层体系 7 分类的雇员阶层模式相一致，将赖特雇员阶级中位置相近的半资格证书管理者和无

38、资格证书管理者合并，半资格证书监督者和无资格证书监督者合并，形成七大雇员阶级:专家管理者(3.3%)、专家监督者(5.0%)、非管理者专家(13.7%)、半/无资格证书管理者(4.3%)、半/无资格证书监督者(9.7%)、半资格证书工人(13.2%)、工人(50.8%)。2.新韦伯主义 EGP 图式的操作化过程戈德索普等人的 EGP 图式在操作化层面上由职业和雇佣地位来定义。根据甘泽布姆和特雷曼等人(Ganzeboom et al，1989)提供的转换程序，结合职业、是否为自雇和下属数量三个变量构建基于中国数据的 EGP 图式。职业上，我们将 CGSS2006 的职业编码转换成国际标准职业编码

39、分类(ISCO88);是否自雇及下属数量这两个变量可以从问卷中直接获得。另外，在剔除大小雇主和自雇佣群体之后，原本 7 分类的 EGP 图式还剩 6 类，阶级(自雇佣阶级)消失。为保持与权威体系和赖特75论文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大雇主和小雇主分别分布在服务阶级 I 和服务阶级，比例较低，剔除后这两个阶级不受影响。阶级的类别数目相同从而为模型拟合度比较提供基础，我们将农民从EGP 图式第七阶级中分离出来，构成单独的一个阶级。这样，农民群体弥补了因剔除自雇佣阶层而造成的空缺，使得调整后的 EGP 图式同样具有 7 个阶级类别:高级服务阶级(10.9%)、低级服务阶级(21.0%)、

40、常 规 非 体 力 雇 员(24.2%)、监 工(2.6%)、熟 练 工 人(20.7%)、非/半熟练工人(19.8%)、农民(0.8%)。3.权威阶层体系与多元剥削体系和 EGP 图式的比较本部分将以上文筛选出的最优模型(COT，CET，CP，OE，OP，EP，PT)为基础，考察权威阶层体系、多元剥削体系以及 EGP 图式在观测数据拟合上的表现，以此来比较他们在描绘中国社会结构状况上的解释力。统计手段上，我们使用的是泊松回归模型，它可以考察观测频数与各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并能够就数据拟合程度为上述三类阶级/阶层体系提供比较的基础。在此需要说明两点情况:第一，本研究放入泊松回归中的变量删除了原有

41、模型中与阶级阶层变量无关的交互项如OE、OP、EP、PT;第二，技能/资格证书和职业分别是赖特和戈德索普定义其阶级/阶层位置时使用的变量，因此在对权威阶层(表示为 C)与赖特的多元剥削体系(表示为 W)、权威阶层与 EGP 图式(表示为 G)进行模型拟合优度的比较时，将分别剔除教育变量(E)和职业变量(O)(参见表 3)。表 3权威阶层体系与其他两个阶级框架的模型拟合优度比较模型观测数自由度AICBICC 与 W(COT，CO，CT，CP，OT，C，O，P，T)168911154.431438.71(WOT，WO，WT，WP，OT，C，O，P，T)168911154.931439.22C 与

42、G(CET，CE，CT，CP，ET，C，E，P，T)11263892.301063.56(GET，GE，GT，GP，ET，C，E，P，T)11263908.151079.4285社会学研究2012 6高级服务阶级主要包括高级行政管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大企业中的经理。低级服务阶级包括低级行政管理人员、专业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及小企业经理。泊松模型是适用于固定空间和时间内观测总数的最为自然的抽样模型(鲍威斯、谢宇，2009)。BIC 统计量(贝叶斯信息标准，Be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是衡量和比较不同模型对于数据拟合状况的常用指标，其基本逻辑在于比较模型之间的相对

43、合理性，而不是找出观测数据对某一特定模型的绝对偏离。BIC 统计量的值越小则意味着模型具有越好的拟合优度，与其他模型相比更可能是合理的。从数据结果来看，权威阶层模型的BIC 值比赖特多元剥削模型的 BIC 值小0.5，表明前者对于观测数据的拟合效果略微好于后者，但两个模型之间的差异非常小;权威阶层模型的 BIC 值比 EGP 模型的小16，表明权威阶层模型在拟合观测数据上稍好于 EGP 模型。总体来看，与当前国际上最为流行的两大阶级阶层框架相比，权威阶层模型的拟合效果与之基本持平，或略微强于其中一个，反映了该阶层体系对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形态所具有的较高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三三、经验建构效度的检验经

44、验建构效度的检验在本部分，我们将同样利用 CGSS2006 的城市数据，从社会经济状况、雇佣状况、主观阶层地位、生活方式四个方面入手，对权威阶层分类图式的经验建构效度进行检验，探讨该阶层图式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这些经验现象的变异。根据不同的目的、功能及适用范围，有关效度的衡量或检验可以从内容效度、标准关联(准则)效度和建构效度等多个途径展开。其中，建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是指测量工具能够以理论所描述或预期的那样预测到一定结果的能力，它也常常被称为理论效度或经验效度(袁方，2004:195)。在本文这一部分中，我们想要考察的是权威阶层分类图式在显示其他因变量的理论预期值的变

45、化方面的能力。检验概念或测量工具的建构效度，需要有一个能够清晰说明有待检验的概念和能够衡量其效度的概念之间关联的理论，因此，我们在本部分采取的95论文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偏差 G2(似然比卡方统计量)常被用来对模型与观测数据间的任何偏离进行探测，在样本规模较大时，该统计量更容易接受(或至少更难拒绝)更为复杂的模型，它难以区分因模型中加入更多的解释项而增大的拟合优度是否真正地改善了模型。BIC 统计量(BIC=G2 df*logn)则通过更多地惩罚更大样本情况下的 G2来鉴别对观测数据进行了较好拟合的简约模型(鲍威斯、谢宇，2009)。策略是首先对相关理论和论点进行必要的阐述，然

46、后通过实证数据对阶层与衡量其效度的经验现象(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和分析。例如，阶层与收入在阶级/阶层研究传统中被视为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由此，对于一个具有良好建构效度的阶层概念而言，就应该能够对收入的变异有较高程度的解释，即能够在实证上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的关联。这种关联越强，则说明阶层概念的建构效度越高。相反，如果理论预设与现实发现之间相去甚远，即阶层与收入之间关联甚微，甚至是毫无关联，那么，按照埃文斯和米尔斯的说法(Evans，1992;Evans Mills，1998)，则可能会面临以下包括质疑概念有效性在内的三种状况:第一，可能理论是错误的，即阶层和该变量并非以人

47、们所设想的那种方式联系在一起;第二，所预测的变量在测量上可能本身就有问题;第三，该阶层图式或许不是一个对阶层的有效测量。(一)阶层与社会经济状况越是有效的阶级/阶层分类图式，越能够抓住或反映出社会经济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林宗弘、吴晓刚，2010)。布劳、邓肯早就指出社会经济状况上的不平等可以从经济收入和教育程度这两个指标上加以衡量(Blau Duncan，1967)。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学中的地位获得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人们的收入决定给出了解释。但是，这些解释在赖特看来，都只是个体特征的收入决定理论。在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研究传统中，收入从根本上是由阶级/阶层关系结构中的位置而非人力

48、资本、教育、市场能力等个人特征决定的，主要是通过阶级关系位置决定个体获取收入流(stream of income)的方式和决定一系列个体特征影响收入多寡的方式两大机制实现的(Wright，1979:57 78)。在戈德索普看来，个体的阶级位置对其生活机会和经济利益形成了强有力的约束，人们所卷入的雇佣关系能够区分出不同雇员阶级在市场状况(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经济保障性、晋升前景等)和工作状况(权威位置、工作自主性状况)上的一系列差异(Goldthorpe et al，1980:39)，而其他研究者通过实证检验论证了雇佣关系所确定的阶级位置确实能够对阶级成员的生活机会形成有效的约束(Evans，1

49、992;Evans Mills，1998)。教育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一样，也受到阶级/阶层地位的影响和制约。教育不平等理论中的两个重要假设 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06社会学研究2012 6(MMI 假设)和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EMI 假设)都揭示了教育扩张的成果常被上层阶层和优势地位群体获取和垄断，而下层阶层只能获取价值较低的教育机会和资源的现象(Raftery Hout，1993;Lucas，2001)。戈德索普的研究也证明，二战以来工业化国家中教育获得的阶级差异性是持续存在的，并没有减少或消失(Goldthorpe，1996)。在本研究中，经济收入和教育两个指标分别操作化为平均年收入和受教育年

50、限，表 4 展示了权威阶层在收入、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在所有雇员阶层中，非体力权威阶层(高权威雇员、中低权威雇员)和体力有监督权雇员(监工)的年收入均高于其他无权威雇员阶层，且在有权威雇员内部，收入水平与其权威地位的高低相一致。在无权威雇员中，工作自主性程度越高，收入越高，且非体力雇员收入高于体力雇员收入。在雇员阶层的受教育水平上，总体呈现教育年限随权威地位的降低而减少的趋势。与收入不同，监工阶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非体力高自主性雇员和非体力中低自主性雇员，因为后两者中包含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表 4各阶层群体的年收入、受教育年限的均值比较阶层群体年收入受教育年限均值标准差排序均值标准差排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