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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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龙源期刊网 http:/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研究作者：晏赟博来源：现代交际2016 年第 12 期 摘要最早以管子、子产为代表的杰出历史人物在其著作中多次论及法治的重要性，这也是我国法治思想萌芽的阶段。到了战国中期，以李悝、吴起、商鞅等为代表的法家革新派更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法治”主张，完善了我国古代的法治思想。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则被推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总结前人法治理论和经验，系统地提出“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统治术，将先秦的法治思想加以系统化。文章为更好地、更清楚地论述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将按照管子、商鞅、韩非子的顺序对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进行总结。关键词古代 法治 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

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020-02一、管子的法治思想（一）法治的重要性管子的法治思想集中体现于他流传后世的著作管子中。管子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律观，但管子对于后世法家思想的形成却起到了不可多得的启示性作用。在当时宗法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大背景下，管子充分肯定了法治的重要性。首先在管子七主七臣中，他肯定了法的作用，即他认为法律具有兴功惧暴、定分止争的作用，在书中的阐述为“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其次，在管子任法中，他又进一步肯定了法对家国政治的重要影响。他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

3、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上到君主、下到臣民都遵守法律，才能达到所谓“大治”。这个“治”则是指政治修明、局势安定。也就是说，管子充分肯定了法律对于政治、社会的重要作用。（二）在法律特征方面管子认为法律需要具有至高无上性、统一性、适时性、强制性。首先是法的至高无上性。管子在管子任法中通过阐述，法律是圣君明主用来统一人民行动，管制属下的法宝，进而得出了“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的结论。可见，他认为法律应当是至高无上的、威严的。其次是法的统一性。他在法禁一篇中说道：“君壹置则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即他

4、认为只有君龙源期刊网 http:/主制定统一的法制，臣子才会遵守法律；只有朝廷公开制度，人民才会按照制度做事。反之，如果君主不能统一法制，不遵守法律并且振振有词的人就会增加。可见在管子看来，法制需要统一，这样才会使众人遵守法律。第三是法的适时性。在管子正世中说：“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夫民淫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所谓“随时而变，因俗而动”，也就是说他主张法律需要根据实际变化而有所不同。最后是法的强制性。在管子权修篇中，他说道：“亏令者则死，益令者则死，不行令者则死，留令者则死，不从令者则死。

5、五者死而不赦，唯令是视。”管子详细阐述了不遵守法律的五种情形，并认为应当对不遵守法律的人处以极刑，可见他认为法律的遵守是需要相应的刑罚来保障的。总而言之，在管子看来对于推行法治，必须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才能保证法律的权威。（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春秋战国时期，君权至高无上，而法律顶多作为君主的统治手段，是以法无常法、朝令夕改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也说明了法律的执行遭到严重破坏。但管子看到了严肃执法的重要性，因此他主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如前所述，管子认为法律具有强制性，这也是他主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集中体现。（四）管子思想的局限性管子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对于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起到了极大

6、的作用，尤其是在法治思想的产生及应用方面，他起到了一种先驱的作用，为后世治国理论提出了新思维。但由于历史和时代的限制，管子的法治思想并未摆脱君权至高无上的局限。他所谓的法治与我们现代的法治也有所不同，他所谓的法治更强调法律是一种用于统治人民的工具。二、商鞅的法治思想商鞅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法家代表人物。在管子的基础上，他更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其法治思想，从而奠定了后世法家思想的基础。商鞅的法治思想是时代的产物，集中体现了诸侯国混战时期统治者的政治主张和利益要求，符合统治者的统治要求，因此也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缘法而治、依法治国在管子认识到法治重要性的基础上，商鞅

7、更加丰富了他的法治理论。商鞅主张“法治”，是建立在人性恶的人性论基础上的。他认为人性就是趋利避害、好逸恶劳的，因此需要法治来拘束人性。同时，他为了推行法治变革，对同时代的主流学说之一儒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打龙源期刊网 http:/击，因此才有了后来的“燔诗书以明法令”，可见他对儒家主张的“礼治”，也足以见得他对自己所推行的法治的信心。（二）知法而治较之管子，商鞅及其所在的时代对法治的需要更加迫切。为了推行“缘法而治”，他认为首先需要让百姓知法、守法。所以，为了使百姓能够知法、守法，他认为在制定法律的同时，需要设置管理法律官员，特别是普法官员，对民众的违法行为施以相应惩罚。这一系列措施表明商鞅的

8、法治思想在管子法治思想上的升华，也体现了商鞅法治思想的系统性。（三）刑无等级，法律平等适用商鞅变法的一个特点就是严刑厉法。他主张法律需要有权威性，所以他“徙木立信”，以树立法的威严。他的这种对法的推崇决定了他会将法律抬高至王侯将相之上。因此有了他著名的理论，即“刑无等级”，也就是说，他主张王侯将相犯法与庶民同罪，反对“刑不上大夫”的腐败思想，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商鞅主张的“刑无等级”，是把君主排除在外的，他所主张的这种“刑无等级”并不是真正的法律平等适用。虽然商鞅的法治思想仍然不能跳出君权至高无上的桎梏，但我们也应看到，在儒家所主张的“刑不上大夫”思想统治时代的背景下，他的思想也是极具突

9、破性的。（四）商鞅思想的局限性与管子相同，商鞅所谓的法治也只是用于统治人民的工具，甚至可以说，商鞅的这种思想倾向比管子更为严重。商鞅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于是，商鞅为了国家的强大，提出了三大弱民政策：第一，通过教育保证人民愚昧，因为商鞅认为保持人民愚昧的办法不是不教育，而是实行统一的教育；第二，通过侮辱人民，使人民人格低下，只要稍微尊重人民，就能够使其感动；第三，迫害强民，用强民反对强民，还会有强民存留，所以要通过弱民的集体力量来反对少数强民。这些观点在如今看来，都是极其不可理喻，甚至非常可怕的。这些观点都反映出商鞅将人民视作君主统治下的万物，被他所谓的“法治”操作

10、的傀儡，以及他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极端漠视。三、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一）“法”“术”“势”相结合韩非子是众所周知的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生于战国末期，彼时诸子百家的思想都已渐趋发展成熟，法家思想也不例外。韩非子吸收前人思想之精华，加以自身独到的见解，成功将法家代表性的三种思想，即“法”“术”“势”三者相结合，使法家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升华。韩非子有完整的关于法的思想体系。他明确地给法下了定义，即“法者，编著之图籍，设立于宫府，而布之于百姓也”。所以在他看来，法律就是官方制定，由官府负责实施，并公布龙源期刊网 http:/于百姓的规范。在韩非子定法中，他又阐述道：“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

11、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这句话是指法律必须深入人心，赏罚需依据法律来实行，体现了韩非子将法律视作衡量和评价人行为的标准的思想。韩非子在总结“申不害”的“术”治思想时，认为所谓的术就是权术，是君主掌控臣子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有君主掌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臣子知晓君主的想法，从而使得臣子不敢轻举妄动、暗度陈仓。在理解申不害的“术”治思想的同时，韩非子也将申不害的“术”治思想与商鞅的“法”治思想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商鞅注重“法”治，但忽略了“术”治，使得法律的地位提高，而君主的权威大大下降，并且君主没有掌控群臣的方法，导致大权旁落，臣子凌驾于君主之上，造成一定程度的秩序混乱；而申

12、不害则过度强调了“术”治的重要性，忽略了“法”治的重要性，致使君主只重权谋，而忽略“法”治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因此朝令夕改，新法、旧法互相矛盾的现象极为严重，极大地扰乱了国家的政治秩序。所以，韩非子认为，“法”治与“术”治必须相互结合，不能重“法”不讲“术”，也不能重“术”不讲“法”，这才是治国的上策。至于“势”，韩非子认为它是指君主在一国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拥有的权力，同时也是君主进行统治的一种手段，通俗来讲，它就是指君主的权势。“势”治的理论是由慎到提出的，韩非子之所以吸收这一理论，是因为无论是“法”治还是“术”治，都需要依靠“势”治，也就是说“势”是“法”治和“术”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产生了韩

13、非子著名的理论，即“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以上即为韩非子的“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为君主提供了一套从到掌权、到控臣、再到依法治国的系统的治国方法，至今也有一些借鉴意义。令人叹惋的是，囿于韩非子所处的时代，他所主张的法治，与管子、商鞅一致，都是帮助君主治国的一种手段，与我们现今所提倡的法治有所不同。（二）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变法观“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是韩非子的又一著名主张。这是韩非子继承法家变法图强、锐意进取，反对保守的思想的集中体现。在韩非子之前，商鞅也曾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子则继承并发展了他的主张，提出了“时移而治不易者”乱的主张，也就是说他认为，除了不法古、不循今之外，还要跟随时代变化，相应地改变法制，否则，就会造成政治混乱、民不聊生。四、小结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到秦朝为止，法家的法治思想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因为秦始皇主张严刑酷法，百姓深受其害，儒家所主张的“礼治”最终取代法家的“法治”，成为统治阶级最为青睐的思想，也就有了汉朝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之后，崇尚“依法治国”的法治思想被埋葬，这是我国古代法治思想发展的最大悲剧。龙源期刊网 http:/【参考文献】1刘向.管子M.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2石磊（译注）.商君书M.中华书局，2011.3韩非.韩非子M.岳麓书社，2015.责任编辑：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