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之研究教程文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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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ood is good, but better carries it.精益求精，善益求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之研究-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之研究摘要2009年2月28刑法修正案（七）的通过使得我国的刑法更加完善，其中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条文内容的规定预示着我国反腐工作的一大的进步，其出台也随之带来一系列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新的课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如何正确理解本罪，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贯彻本罪从而实现法的实然和应然的协调统一是本论文讨论的重点。论文前段部分以本罪的出台背景为出发点，简单概括当前我国的反腐工作情况然后阐述本罪出台所带来的重要意义。中间部分重点讨论本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和相关罪名的区分以便对

2、法条作出更深入的理解。最后针对本罪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其解决方法，论文也进行了简单的探讨。关键词：反腐；影响力；关系密切；受贿AbstractTheadoptionofthePenalCodeAmendment(7)onFebruary28,2009indicatesChinascriminallawmoreperfect,ParticularlytheChargesofusinginfluencetotakebribesmakesgreatprogressinourAnti-corruptionwork.NewtopicshavebeingcomeupinCriminalLawandJud

3、icialPracticeandarousedextensivediscussions.Howtounderstandthecrimeisthefocusofthispapertodiscuss.ThebackgroundandSignificanceofthecrimearediscussedinfrontpartofthepaper.Forbetterunderstanding,themiddlepartfocusontheelementsofthecrimeconstitutesandthedistinctionofChargesrelatedtothecrime.Finally,for

4、seriesproblemscausedbythecrimeanditssolution,thepaperalsobrieflydiscussed.Keywords:anti-corruption;influence;closeto;bribery引言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规定，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

5、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2009年10月16日最高院最高检联合发表司法解释，将刑法修正案（七的第十三条规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一立法背景及意义考察（一）立法背景1国内立法背景1952年4月18日中央人民其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被批准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性的反贪法律文件，

6、该文件共有十八项条款。它的诞生预示着中国惩治腐败的战斗拉开序幕。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官员受贿腐败现象日趋严重，从近几年破获的贪污受贿案件来看，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受贿的数目越来越大，涉及各行各业，案件牵涉内幕复杂，受贿情节令人瞠目结舌。官员受贿现象已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和公务人员的廉洁形象。党和历届国家领导人也十分重视反腐工作。2005年初，中央首次发布建立惩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即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相应的一些反腐措施也不断出台，有力打击了官员腐败现象，也从一定程度上肃清了社会风气。然而在当前形势下反腐工作遇到了新的情况，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

7、：从近年来从查处的案件情况和反腐败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官员领导“身边人”参与作案，已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打着该国家工作人员的旗号收受请托人财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事情败露后，该国家工作人员称其对此并不知情，关系人亦称其为请托人谋利是背着该国家工作人员的；另外，还有已经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其近亲属、其他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时形成的影响力，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从而索取或收受财物。“树倒狐猴散”，“树”是倒了，可如何处置这些“狐猴”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从很多案件来看，这些“狐猴”在一定

8、程度上与“树倒”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这些“狐猴”借着树大好乘凉的优势兴风作浪，长期逍遥法外得不到惩处。因为对这类行为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定性处罚。原来对“特定关系人”受贿案，通常是以“特定关系人”所依附的那位官员为主要调查对象。如果能证明“特定关系人”与官员存在合谋，则两人构成共同犯罪。“特定关系人”也将作为“受贿罪”的共犯而得到惩治。但实践中，也存在“特定关系人”利用了官员的影响力而单独受贿，官员并不知情这种情况。即便没有上述情节，检控机关要证明“特定关系人”与其依附的官员之间存在共谋也殊为不易。只要官员一口咬定不知情而又无其他证据足以证明两者通谋，“共同犯罪”便无从谈起。近几年来，要求打击这些

9、“特定关系人”、“身边人”的呼声越来越高，形势也越来越迫切，在此情况下出台本罪的相关规定无疑是符合民众意愿和时代要求的明智之举。2国际反腐形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腐败犯罪也在全球化。2003年12月10日，在墨西哥国际反腐会议上，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表明政府力求多方面借鉴经验以打击官员腐败的决心。因此本罪的出台一方面是借鉴了公约中的有关规定，公约中明确规定了“影响力交易罪”，另一方面也是履行公约义务，与国际接轨。（二）意义1、有利于打击公权力私有化现象近年来公权私有化日趋严重，权力滥用主体常常已不再是官员，而是那些与官员有密切关系的“身边人”。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10、民众对官员有着崇拜感和敬仰，官员手中权力也不段膨胀。公权力所带来的身份地位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影响力不仅仅限于其官员本身，也蔓延到官员的“身边人”，这些人也越来越“享受”到权力带来的优越感。因此他们也迫不及待的利用权利的影响力谋取利益，虽然不是“公家人”却享受着“公家人”的待遇，甚至比“公家人”更有“能耐”，于是请客送礼，“找人”之风更加盛行。在这种情况下，公权力已不仅仅被公务员所享有，更是被那些“身边人”所利用。更有甚者，已经离退休的官员仍然能“享受”曾经的公权力。本罪的出台有力打击了权力“公为私用”的现象，其打击的对象直指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这些“身边人”，目标明确，定位清晰，将这些人

11、员突出出来，有着极大地震慑和警示作用。2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反腐法律体制建设惩治受贿腐败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刑事制裁。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出台之前我国刑法对于受贿行为设置了两道防护网：一道是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位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这是针对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务行为而索贿或受贿的行为。第二道是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位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索取请托人财

12、务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这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而索贿或受贿的行为。自此我国刑法对于受贿问题设置了第三道法网，即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从而真正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二、构成要件分析（一）主体本罪的主体只限定于非国家工作人员，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二是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那么我们对近亲属与密切关系人的范围应该如何理解呢？1、近亲属的范围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

13、条第六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但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发布的有关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中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显然在刑事诉讼法中近亲属的概念比民法中的要窄，这与我国传统的亲属观念不相符合，也缺乏现实合理性。考虑到传统的亲属伦理观念、现实合理性以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目的在于惩治特定人员利用影响力受贿的行为等因素，本罪中的“近亲属”范围应该以民法中的规定为标准。2、对“关系密切的人”的理解“特定关系人”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2007年5月30日，在中央纪委印发的中共中央纪委关于禁止利用职位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

14、的若干规定即（八项禁令）中规定，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父）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2007年7月8日，最高检最高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规定的“特定关系人”的概念与上述概念完全相同。而“关系密切的人”是一个包括范围更广的概念，它涵盖了“特定关系人”的部分内涵，但不能说取代了特定关系人的概念，二者并行不悖，各自在基本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框架内适用。所谓“关系密切的人”是指非国家工作人员以亲情、友谊、利益等因素为桥梁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形成的较为亲近的特殊关系人。“关系密切的人”主要存在于以下几种常见的关系:亲戚关系(非近亲属)、情人关系、情

15、感关系、经济利益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老乡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常常存在着相互交叉的情形，如情人之间也可以同时兼有经济利益关系。当然，即时具备了上述关系，也不能说非国家工作人员就是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关系密切的人”意味着两者之间有着亲近的联系，或者保持经常的来往，非国家工作人员对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粘合力和影响力。由于双方关系达到相当亲密的程度，非国家工作人员才能直接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上的行为，或者间接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谋取个人利益。“关系密切的人”与该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共同利益关系。认定“关系密切的人”，应当要弄清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真实关系

16、的客观情况，根据双方亲疏程度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对国家工作人员影响力大小进行认定，而不能单独依据涉嫌犯罪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和涉案国家工作人员的主观认知作出判断。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关系密切的人”与上述“特定关系人”在内涵上具有相同之处，均着眼于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不寻常的特殊关系，但细加分析，二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别:1.范围不尽相同。刑法修正案(七)在同一条文中将“近亲属”与“关系密切的人”并列写明，因此，“关系密切的人”不包含近亲属;而“特定关系人”包括近亲属。2.侧重的内容有所不同。“关系密切的人”强调的是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联系紧密或来往比较频繁;而是否是“特定关系人”的

17、关键在于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共同利益关系，这种共同利益关系主要是指经济利益上的关系。3.是否是犯罪主体的情形不相同。“关系密切的人”是作为本罪的独立主体出现的;而“特定关系人”只有在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为受贿罪的共犯，所以它只能以共犯而存在。4.犯罪形式及客观要素不同。“关系密切的人”以斡旋形式构成受贿犯罪，其为请托人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而“特定关系人”构成共犯是基于直接受贿，为请托人谋取的利益既包括正当利益，也包括不正当利益。5.刑罚处罚力度有所分别。刑法修正案(七)对“关系密切的人”构成本罪的法定刑，以数额大小或情节轻重为双重标准作了具体的规定;而“特定关系

18、人”如果构成受贿罪共犯，只能依照贪污罪的刑罚规定进行处罚，情节轻重只在数额幅度内影响刑格升降，并非独立的处罚标准。（二）客体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1主要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廉洁公正、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忠于职守、廉洁奉公是每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遵守的特定义务。本罪的实施需要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上的行为来完成，因此它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2次要客体是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行为人在利用影响力干预权力的正常行使的过程中，需要在各种关系中穿针引线进行斡旋，能将不同身份、原本毫无关系的人联系起来必然会干扰有关机关、事业单位的正常工

19、作秩序。（三）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从本罪罪状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行为主观上的故意包含两层含义：1、必须具有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故意。也就是说行为人在实施犯罪以前内心就希望得到请托人的好处，或者说其目的就是获得好处。若仅是出于其它原因，比如出于人情，帮助的意思，则不构成本罪。如果非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利益，但却无收取“好处费”的意图，请托人将财物送至其家中，在行为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不能以利用影响力受贿论处。但是在实践中，行为人通常以各种巧隐蔽的手法掩盖其真实的犯罪目的，因此必须要结合具体案情加以认真区分。2、必须是故意利用“影响力”。也就是说行为人明明知道其与

20、国家工作人员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便利关系而故意利用这种关系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四）客观方面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的财物并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利用他人职务之便索贿受贿，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其具体表现形式如下：1、行为人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地位或者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行为人索取或者收受贿赂的行为都是利用了他人的影响力对其他国家工作机关工作人员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可以是工作或者职权上的制约关系，比如上级领导对部下，主管部门对分管部门，也可以是平级之间的关系，因此它既有横向也有

21、纵向的。2、行为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行为人的利用行为有双重性，即先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或者自己(主要指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进而又利用了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这就是说行为人仅仅通过国家工作人员职责范围内的行为，是不可能实现请托人的要求的，只有通过对请托人的请托事项有主管职责的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才能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在此种情况下，本罪的完成就包含着两层关系：一是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的关系，即明文规定的“密切关系”；二是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范畴要比第一种关系的大。只要是能够影响其它国家工作人员权利行使的关系，

22、比如亲戚，同学，老乡等都可以。3、行为人必须是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才能构成犯罪。刑法理论界对于什么是“不正当利益”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第一，手段不正当说。认为只要是采取了行贿手段谋取的利益，无论是合法利益还是非法利益，都可以认定为“不正当利益”。第二，非法利益说。认为不正当利益就是非法利益。所谓非法利益，是指“法律不容许或禁止取得的利益”。第三，受贿人违背职务说。这种观点认为，要从受贿人是否违背了本身职务来界定不正当利益。第四，不确定利益说。不确定利益是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可以取得，但尚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利益，即可得利益。以行贿非法手段谋取的不确定利益都应当归属于不正当利益。上述四种观点

23、，都只从一个方面对不正当利益进行界定，如“非法利益说”是从范围上进行界定的，只是内容过于片面。“手段不正当说”和“违背职务说”是从取得利益的程序角度进行界定。“不确定利益说”是从获取的手段与最后利益相结合得出的结论，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9年3月4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中明确规定，谋取的“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和帮助或者方便条件，因此应以该通知的规定为准。4、行为人索取或者收受请

24、托人贿赂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索取他人财物是主动向他人索要财物的行为，是明示或以暗示的方式进行所要，不以对方承诺为必要条件。同样，也不以索贿人是否实际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为行贿人谋到利益或者有没有取得了贿赂为必要条件。原因在于索贿行为的主观恶性深，法律要求严格，只要索贿就构成犯罪，不论是否索取到财物。收受请托人人财物，是指行为人被动地接受对方给付自己的财物。在实践中，对于下列两种情形，应当认为不构成受贿：第一，没有据为己有故意的收受；第二，对财物的贿赂性质并不明知的收受。对于如何认定“贿赂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将作为本论文后一部分予以阐述。三、司法认定辨析（一）既遂与未遂界定由于本罪

25、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受贿，侵犯的客体也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所以本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可参考受贿罪来理解。在受贿罪理论中，刑法学界对此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学说：（1）转移说。是以索取或收受的财物是否被行为人移离原处为标准。一旦财物被移离原处即受贿既遂，未移离原处的为受贿未遂。（2）藏匿说。认为应以行为人是否以将被索取或收受的财物藏匿起来为标准。凡是已将财物藏匿的为受贿既遂，未藏匿的为受贿未遂。（3）控制说或取得说。认为应以行为人是否实际上取得或控制索取或者收受到的财物为标准。行为人已经实际取得或控制、占有被索取或者收受财物的为既遂，反之则为未遂。（4）失控说或损失说。认为

26、应以财物的所有人是否因行为人的索贿或者收受行为而丧失该财物的所有权，或者是否造成所有人财产损失为标准。凡是财物所有人丧失对原物所有权或者造成了所有人财产损失的为既遂，反之则为未遂。（5）失控加控制说。认为应以财物是否脱离所有人的控制，并实际置于行为人的控制为标准。被索取或者收受财物已脱离所有人的控制并已实际置于受贿人控制之下的为既遂，反之则为未遂。转移说和藏匿说仅仅是从物理学角度出发的，而并不是对该现象进行的社会和法律上的评价。失控说或损失说忽视了受贿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侧重财产的所有权。失控加控制说是从行贿人和受贿人双方的角度评价。行为人控制或者取得了财物，即意味着相

27、对人对该财物失去了控制；反之亦然但是受贿罪显然应该从受贿方进行评价，因此本标准过于严格不利于司法实践。而控制说或取得说符合受贿罪的立法精神和客观实际的，即行为人只要实际控制财物或者取得财物就是犯罪既遂，反之则为未遂。所以具体到本罪，行为人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应该以行为人实际上取得或控制、占有被索取或者收受到的财物为标准。（二）共同犯罪的认定对于本罪中是否存在国家工作人员与行为人成立共犯问题可做两种理解：第一种认为国家工作人员与行为人可以成立片面共犯。例如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或者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受贿，也未直接从中为自己谋取私利，但却对该情况的存在予以默许或者默认，而非国家工作人员认

28、为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实际上起到了暗中配合帮助的作用，则可以考虑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片面共犯，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性处罚。对于片面共犯，中外刑法理论上都存在较大争议。有人否认片面共犯的概念，认为片面共犯不成立共同犯罪；有人肯定片面共犯的概念，认为所有片面共犯都成立共同犯罪；有人只承认片面教唆犯与片面帮助犯；有人仅承认片面帮助犯。第二种观点不承认片面共犯理论，因此认为在本罪中不存在国家工作人员与行为人成立共犯问题，因为本罪成立的前提就是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不存在共同收受贿的犯罪故意。依据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29、的意见，“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若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则以受贿罪共犯论处。对于第一种观点中提出的例子，在此种情况下，对国家工作人员应不以犯罪论处，可追究其行政或党纪责任。我国刑法认为，片面教唆犯和片面实行犯是不可能发生的，而单方面帮助他人犯罪，他人不知道的情况，在社会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采用第二种意见是科学的。本论文亦认为在本罪中不存在国家工作人员与行为人成立共犯问题。因此本罪中的共同犯罪是指：1、关系密切的人与关系密切的人之间成立共同犯罪。有时单靠一个关系密切的人的影响力还不足以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此时只有与其他的关系密切的人之间相互协作才能完成请多事项。如A是国家工作人员，

30、B、C分别是A的情人和大学同学，请托人D找到B，让B利用情人身份为其谋取某不正当利益并允诺事后给与财物。B觉得光靠其情人身份难以完成请托事项便与C协商共同解决此事，并允诺事后两人平分D给与的财物。最终在B、C两人共同运作下办成此事并接受财物。在这种情况下B、C即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共同犯罪。2、其他人与关系密切的人之间成立共同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人”与关系密切人之间共同协作来完成犯罪。这里的“其他人”可以是指关系密切人以外的任何人（当然不包括该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有收受财物的故意，在客观上实施相关犯罪行为，比如为关系密切的人提供相关便利或者积极帮助关系密切人实施犯罪。在此种情况下，通常

31、“其他人”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是从犯，关系密切人是主犯。(三)相关罪名区分1、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的区别首先主体不同。本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不要求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其次本罪客观方面主要是利用影响力，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或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受贿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

32、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受贿行为不要求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索贿行为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斡旋受贿中国家工作人员是利用自己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另外在主观方面亦不同。本罪的故意是明知自己索取、收受贿赂的行为是在将自己的影响力和对方进行交易，目的是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并且认识到利用自己影响力，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会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对上述危害结果持希望或放任发生的态度。受贿罪的故意是明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希望、放任这种危害

33、结果的发生，其中，索贿行为不要求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2、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斡旋受贿罪的区别（1）主体不同。两罪的主体分别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2）客观方面不同。本罪中行为人是利用的是他人的或者是自己以前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即他人的或曾经的影响力，而斡旋受贿是行为人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即当前自己的影响力实施犯罪。（3）客体不同。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而斡旋受贿罪的客体与受贿罪的客体相同。3、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介绍贿赂罪的界限介绍贿赂罪的主体也是非国家工作人员,也是在请托人和受贿人之间穿针引线，而且介绍贿赂的人往往自己也拿钱，通过他的介绍最后收取好处，两罪很难区

34、分。两罪的主要区别是介绍贿赂罪一定有一个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而影响力受贿罪根本就没有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四本罪的不足及完善（一）立法不足1、本罪的规定语言不清晰，弹性较大，需要进一步具体化“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的具体范围没有划定，应尽快出台相关规定。追诉标准也不具体，如多大数额才能算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建议参照贪污罪中的数额来认定。“影响力”是个高度概括、抽象和具有包容性的文字表述，但这就给基层执法者带来一些操作上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影响力的判断也比较复杂。比如A利用了B的影响力找C牟取非法利益。那么C必须证实A和B的关系密切且是在B的影响下作为或不作为。实践中证据的核心只能是言词证据，标

35、准难以衡量。2、本罪可能成为贪官的挡风牌在近些年破获得诸多腐败大案中，一些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近亲属纷纷出马，间接享受权利带来的不正当利益，大部分官员并非对此一无所知，而实际上这些官员对于“身边人”利用自己的权力资源行事持默认态度，有的甚至在暗中积极配合，给予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其贪污行为更难发现、更灵活。一旦事情败露，官员想方设法为自己逃脱责任，于是双方串通好都一口咬定没有共谋。此时“身边人”成了挡箭牌，“替罪羊”数量大大增加，而官员却逃之夭夭逍遥法外。因此本罪的出台也给基层司法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一定要查清事实，理清理顺案件情节，深入细致的调查，确保在对官员身

36、边受惠者治罪的同时保持对官员贪污受贿的惩戒力度。（二）立法完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的公司、企业等单位其成员往往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与其有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收取财物。这种情况很普遍，涉及数额巨大，已严重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有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朋友专门利用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而成立此类服务公司。在表面上，这些单位具有提供咨询服务等经营范围，行受贿双方签订有合同，提供相关发票，收取费用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税收，实际上这些单位提供的服务就是为请托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但是法律没有规定这种行为为犯罪，所以难以从司法角度进行打击。

37、而且，这些单位以咨询费、服务费等名义收取财物以后给与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的行为更难以查处，隐蔽性极强。我国刑法总则规定，单位犯罪只有法律规定为犯罪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刑法修正案(七)只规定关系密切人的受贿行为，而没有规定关系密切单位的受贿犯罪行为。因此应尽快将关系密切单位的上述受贿行为规定为犯罪。结束语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出台是新时期下完善刑法制度，加大反腐打击力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明智之举。限于篇幅和作者水平，本论文只针对论题作了较为简略的探讨。新的事物同时必然也带来新的问题，如何在司法实践当中贯彻本罪切实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如何解决新的问题也是今后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界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作者也期待立法者和有关部门能够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和制度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典，为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