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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佩孚的民族气节民国以来,大小官僚军阀为了各自利益,攻城掠地,兵戎相见。他们借助洋人势力,拉大旗以为虎皮,扩展势力范围。而当国家和民族利益遭受外敌入侵时,往往屈膝以降,卖国求荣。北洋军阀政府官僚曹汝霖,先是参与“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出卖国家利益,后来又当起了华北敌伪政权的“咨询委员”。北洋派直系军阀齐燮元后来也抵挡不住日本人的名利诱惑,做起了伪华北绥靖总司令,配合日寇“扫荡”,残杀中国人。孙传芳则躲进了英租界,靠洋人庇护接济,赖以生存。而同是军阀的吴佩孚却没有。他说自己一不住租界,二不结交洋人,从骨子里就鄙视卖国求荣者。 “五四”运动发生时,段祺瑞卖国政府成为全国人民的众矢之的,吴当时仅
2、是一名师长,却敢公开责骂段执政是“妖孽乱京幾”,接连发出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他发誓要“扬国威,除国贼”,并赋诗言志:不问个人瘦,为期天下肥。吴佩孚蛰居四川白帝城时,日本曾派驻上海舰队司令海军少将荒城二郎、海军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秀藤大佐专程前访,转达日本军方意旨:愿意帮助山炮500门、机枪 2000挺、步枪10万支,以及弹药被服若干,并赠送银元100万元,支持吴佩孚东山再起。吴佩孚回敬说:“我过去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我还是失败了。由此可知天下事的成败利钝,绝不在于有多少枪和多少钱啊!我们中国人家里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管。日本人的好意,我吴佩孚敬谢不敏了。”
3、吴佩孚义正词严,弄得这两个日本人灰溜溜地走了。吴佩孚闲居北平时,又引起了日本人的极大兴趣。他们利用吴佩孚与国民政府间的旧歧,采取一切手段,影响、拉拢吴佩孚,对他进行劝降活动,以使这位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的人物与其合作,为其全面侵华战争服务。据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3473号证据称,这项被称为“吴佩孚工作”的活动,竟耗资达100万之巨,但吴佩孚始终未允出山。1932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下,以溥仪为“执政”的伪“满洲国”在长春宣布成立。日本人企图通过这个傀儡政权,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当这一闹剧上演时,吴佩孚即以个人的名义,通电声讨溥仪。这实际上是打狗给主人看。当日本人在华北策划所谓“华
4、北自治运动”时,又派一些头面人物来游说吴佩孚加盟。吴佩孚嘲笑说:“自治者,自乱也,不会有好结果的。”拒绝参与这一活动。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为了推行其“以华治华”的策略,指使一些无耻之徒成立所谓“北平维持会”,又以会长的职位引透吴佩孚上钩 吴佩孚发现这些组织背后有日本人插手操纵,再次拒绝出任。1938年6月,日本人为了占领整个中国,打算将“华北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合并,成立一个汉奸政府,他们又想拉吴佩孚出山。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亲自跑到什锦花园公馆会见吴佩孚,再三邀请他合作。土肥原还指使几个已经投靠日本人的吴佩孚的旧部来劝说。吴佩孚厌恶这些人整天纠缠不休,便故意提出出面参加政府的条件,
5、这就是日本人必须撤兵回国,由中国人自己来主持国事。日本人自然不会答应这些条件,而吴佩孚又决不让步。结果,双方还是不欢而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9年1月,土肥原在北京导演了一场“和平息战运动”,并假借吴佩孚的名义成立“全国和平救国会”。据称,该会的目的是:建立全国之反共共和政府;停止军事行动;与邻国日本建立友好关系。对此,吴佩孚明确向新闻界表示:余自卢沟桥事变后即坚持行动三原则:一、不派亲信去东京;二、余拥护主持全国抗战之国民政府;三、余没有发表过任何求和之通电。这三点声明实际上已彻底揭穿了敌伪策划的“和平息战”的全部阴谋,使敌伪不得不宣布“和平息战运动”的破产。1939年,吴佩孚突患牙疾,高烧不退。12月2日,经日本牙医寺田施行手术后,于当晚暴卒,时年65岁。国民政府追认他为陆军一级上将。北洋军阀吴佩孚死后葬在北京玉泉山西北麓。原有蒋介石作的挽联云:“落日黯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吴也曾写自挽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进租界,灌园抱瓮,真是个解甲归田。”纵观吴佩孚浮沉漂泊的一生,尽管他曾给时局带来过兵荒马乱,也曾血腥镇压过“二七”大罢工,但他的双膝从未向洋人屈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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