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均收入翻番对产业结构的影响.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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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人均收入翻番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如果没有1998 年住房分配制度改革,谁也不相信有今日的房地产业;如果不是1990 年国家白酒价格管制放开,谁也想不到有今日的贵州茅台;如果不是1990 年时任朱总理拍板上交所,谁也想不到有今日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你可以认为这些不期而至的改革是推动各行业发展的方向盘和原动力,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各领域改革,却遵循同一政策导向及其背后的经济理论支撑:基于国际分工中自然资源和人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中国基本工业和需求实现了荒草般的野蛮生长。而十八大报告提出人均收入翻番,这一更加着眼公平的发展目标,对未来的产业布局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此前比较优势的主流理论走到尽头,十八大报告
2、首次提出非总量的经济目标,明确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的拐点已至,支撑新的战略路径的主流经济理论之争开始,于明年十月三中全会召开后可能会有初步意向;而一个国家是根据战略路径以及背后的理论支撑来确立主导产业和其他行业取舍的。在中国特色下成功实现人均购买力倍增,需要触动能源、电力、电信等垄断行业,割裂市场的地方利益,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全方面改革,其突破口可能先开在利益累积不深、分歧相对较小、改革潜力又较大的行业。如果将中国比作一家企业,那么前三十年的粗放增长已经完成了血腥的原始积累,接下来需要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化、秩序化的升级发展。前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粗放式发展是有一定的经济理论基础的,
3、即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后发优势理论源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说,它指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这即为优势。基于此,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成功地利用中国劳动力相对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逐步占领了纺织服装、轻工产品、家用电器等国际市场,快速积累资金。当年与此争锋相对的是杨小凯教授的后发劣势:人们不能只是单纯满足于技术摹仿而忽略制度建设;否则,短期的快速增长会为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埋下祸根。实际上两者观点的分歧就在于,经济与政治制度建设的先与后,深与浅,以及产业发展秩序的规范问题。显然从当时的国情看,后发优势更加符合猫论。在后发优势战略下,那些
4、符合经济比较优势的产业,获利的可能性高,民间投资的企业踊跃,而且分工细致,新的相关或者支持性企业不断出现。正因为如此,在我国的江苏、浙江、广东、深圳等地所出现的产业集群都属于成本优势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然而正如经济增长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产业发展也是如此,当人口红利现拐点,要素价格上涨呈不可逆转的趋势时,中国的后发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而行业对此的普遍依赖性,甚至说已成后发劣势。而民营资本进入这类低成本比较优势的产业、参与国际市场的同时,国有制企业垄断了国内市场,且体制内人均收入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这使得社会贫富差距逐步走向极端化:呈现必需消费品供给过剩,与奢侈品供不应求的畸形现象。十八大这
5、种关于党的大会,首次以结构替代总量、公正替代效率、将人均收入翻番作为经济目标,是对此前经济战略路径的就此告别与划断。面对当前的产业格局,如何提高生产率,是非改革所不能触动的。从根本上,不会是依靠货币超发老路带来的货币收入增倍,更不可能是人为压低人力和自然资源价格的相对收入倍增,而是由提高生产率四要素中(人力、自然资源、设备、技术进步)的技术创新新路,带来总量和人均的双赢。而这依赖于改革的推进,以及产业改革的破题。而为何实际收入倍增,非产业改革所不能触动?本质上,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与技术的创新。让蛋糕更多依靠提高生产率而非剥削做大,是一种双赢。从执政角度,政府更愿意将硬性减税作为辅助措施。
6、在日本和俄罗斯的国民收入增长计划中,政府的主要经济活动是投资:一方面加大周期长、回报低的公共领域的投资,另一方面硬性减税、让利于民,意味着政府支出增加的同时,收入减少、现金回流缓慢这需要一个较为克制的政府。而借鉴日本收入倍增计划发现,从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一倍以上、大量技术创新基础上实现人均收入倍增,不会带来短中期通货膨胀,和恶化的劳资关系,它也近乎成为全国上下为实现高福利国家共同努力的方向,更容易获得广泛的共识。但面对目前国内的产业格局,生产率的提高举步维艰。在我看来,钢铁、水泥行业深陷产能过剩与需求萎靡的泥潭,光伏业濒临绝境,风能未实现并网、产能严重过剩,这三个点上的问题,
7、折射出中国经济新周期起点仍蛰伏的残酷现实,而这一现实是近年来A 股市场震荡下行的根本原因。曼昆曾说,增长问题并没有新东西,只不过是为古老的问题穿上一件新衣。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和劳务的能力,即生产率,以及决定生产率的物质资本(设备、建筑物)、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知识这四要素。为了使问题简单化,我们假设只存在两种贸易物品的交换,以反映内在规律:用生产可能性边界可以表示的很清楚,假设只有甲产业和乙产业,而在可得到的生产要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与生产技术既定时:一个经济所能生产的甲产品,与乙产品数量的最优组合,即社会生产率最高的状态,构成了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条曲线上的组合
8、,表示资源被最优的分配给了,甲产业和乙产业。如果甲产业生产率降低,则导致两种情况:一种是甲产业部分原先占有的资源被闲臵(或效率低下),而闲臵资源也未被乙产业有效利用;另一种是虽然甲产业部分原先占有的资源被闲臵,却被有效的用于乙产业。前者表明,社会总的生产率将降低;而后者表示,在提高使用效率后,资源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社会生产率得到维持、经济产出提速。显然,传统产业的裹足不前,与战略新兴产业的未捷身先死属于后者,使生产可能性边界无法扩张,社会原有的生产率甚至都无法维系。而生产要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和生产技术因素的改变,将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右移,原有生产轨迹的经济体,在新的生产率下得到重
9、生,即新周期起航。眼下,规模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用日益减小,在成本优势消失、又缺乏国际竞争力后甚至呈现负面性(过剩),生产率的提高不能再依靠更多的现期资源(大量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投资于生产换回资本积累的方式。这种由资本积累所引起的增长不是免费午餐,它要求社会牺牲当期物品与劳务的消费,带来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大等巨大外部成本。眼下能够提高生产率只能依靠技术和制度创新。这个机会是否只存在于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是否将继续停留在口号层面?这对A 股市场意义重大。二十世纪的最后三十年19701978 年是,美国高科技产业带领创新经济逐步走向高潮的阶段,1978 年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产业。与
10、此对应的股市表现很是绝妙,19701978 年美国道琼斯指数,始终摆脱不了剧烈震荡,期间完成两个完整的中周期(2 年)波动;直至78 年后,股指才开始真正筑底(2 年时间),从此打开20 年大牛市的登顶之旅。而现在我们似乎处在两次技术革命后的谷底!那么最为关键的是,技术创新最有可能在哪些行业形成突破口?要回答以上问题,首先应弄清为什么中国产业缺乏技术创新的深层次原因。对民间资本来说,创新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产权保护体制。而没有严格的司法保护,至少会忧虑两件事:一是创新技术使用权被公共化后的补偿得不到真正保障,二是更极端的情况下被特权、权贵无偿占有。游走在草根与权贵之间的任正非曾表示,中国没有
11、创新环境:中国创造不了价值是因为缺少土壤,这个土壤就是产权保护制度。在硅谷,大家拼命的加班,说不定一夜暴富了像这样的千百万人,有可能就这样为人类社会奋斗毕生,也有可能会挤压某一个人成功,那就是乔布斯,那就是Facebook。也就是说财产保护制度,让大家看到了一夜暴富的可能性。没有产权保护,创新的冲动就会受抑制。我们没有清晰的产权保护制度,没有一个宽容的精神,所以中国在创新问题上是有障碍的。Facebook 出现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东西要是在中国出现的话,它有可能被拷贝抄袭多遍,不要说原创人会被抛弃,连最先的抄袭者也会家破人亡,被抛弃了。在美国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你是不能抄的,你抄了就罚
12、你几十亿美金。这么严格的保护制度,谁都知道不能随便侵犯他人。正如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所阐述的:决策者可以提高生产率的一种方法是保护产权和促进社会稳定。这个问题正是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核心问题。但在许多国家中,司法制度不能很好的运行。合约很难得到实施,欺诈往往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在较为极端的情况下,政府不仅不能保护产权,实际上还侵犯产权。在一些国家中企业为了经营,需要贿赂有权的政府官员。这种腐败阻碍了市场的协调能力,还抑制了国内储蓄和来自国外的投资。而从日本当时提高劳动生产率看,关键之一就在于将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定为严重犯罪,司法和执法部门予以彻底打击。日本由上至下举国接受知识产权不仅是一种资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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