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与书法艺术.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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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字文化与书法艺术吕兴玉 经管学院 ()汉字文化与书法艺术有着深刻而内在的联系。汉字是书法艺术的符号载体,书法是汉字的审美艺术化。在我看来,传统书法文化价值在现代性中不仅没有消失,相反经过文化转型和重新定位已经有了坚实的现代文化地基:当今世界,人类共处一个“地球村”,东西方“邻居”间互不了解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文化无国界,华夏文化艺术将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书法文化将寓清新刚健的人生意识和个性自由于现代性阳刚之美中,将现代人独特的审美风范和审美趣味融注在自由充沛的自我中,以强化了的主体意识去领略汉字书法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潇洒美。一、汉字存在论:由神性到
2、诗性的存在汉语不同于其他语言的根本存在特征在于其汉字(方块字)、单音节、多声调。汉字不仅是汉语的书写符号世界,更是汉语文化的诗性本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汉字的诗意命名奥秘隐含着东方文化的多元神秘性和历史象征性。汉字的长寿使人们总是不经意地要对其进行考古学式的发掘。一般而论,汉字的历史有很多种说法:一是认为,获得学界共识的文字是安阳发现的甲骨文,距今3000多年(公元前1200),而其形成的时代可以上推到4500年左右。二是认为距今约6000年仰韶文化出土的刻画符号是最早的文字(公元前4500公元前2500)。三是认为具有8000年的历史。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阿马萨里中国古代文明认为:“在距河南
3、舞阳县城北22公里处的贾湖发现的安阳类型的甲骨文时期铭文,距今有78千年的历史。”当然这一说法,还需要学界达成共识。世界五大文明发源中的其它四种文字,即埃及圣书、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美洲的玛雅文、印度梵文都先后退出社会舞台而进入历史博物馆,尽管梵文今天仍被学者所研究,但已不再可能像汉字这样在当代社会中长寿而广泛运用。汉字这“东方魔块”所具有的古老生命,打破了圣经中上帝变乱天下人言语而阻止建成“巴比伦塔”的“神话”,并在人类进入第三个千纪年的世纪转折点时,显示出日益强健的生命力。汉字发展的命运充满了坎坷和悖论,是一个由“神”性到“王”性再到“罪”性的降解过程。汉字的产生具有神性的光辉。淮南子本经
4、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仓颉这位新石器时代的文字创造者与规范者,以“四目”(不仅有肉体之目,而且具有心灵内视之目;不仅重文字的创造,而且重文字与视觉之象的血脉关系)仰视天地万象,而使其脱离历史的惯性与文字相联成一种永恒的“铭刻”和全新的“命名”。之所以有“天雨粟,鬼夜哭”之说,恐怕与先民震慑于无与伦比的文字创造所闪烁出来的物质与精神、当下与永恒的神奇融合(天人合一)的神秘紧密相关。所以,文字的产生使“造化不能藏其秘”,“灵怪不能遁其形”,一切都因神秘的文字而彰显,一切都因文字的创造而锲进永恒的历史缝隙。文字进人大一统的中国,就受到王权思想的支配。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
5、oucault)称之为“话语/权利”(discourse/power)的整合。无论焚书的秦始皇,还是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无论是今古文经学之争,还是历代“文字狱”,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文字在王权等级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文字的权力,使得“立言”终于同“立功”、“立德”一起,成为超越时间空间、挣脱历史的羁绊和凡俗处境的“三不朽”。只有文字可以为瞬间飘忽的思想铸造不朽的铭词,同样,也只有文字才会引来思想的罪名并招致杀身之祸。随着西风东渐,全盘西化的呼声在20世纪中国不断高涨。于是,谭嗣同号召“尽改象形文字(按,即汉字)为谐声(按,即拼音文字)”(谭嗣同仁学),蔡元培认为“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
6、用拉丁字母了”(蔡元培汉字改革说、国语月刊第一卷第七期1922年8月)。钱玄同宣布,“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治本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国语月刊第一卷第七期1923年1月),因而要“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陈独秀也说:“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陈独秀语,转引自诗探索1996年第2期第11页)鲁迅认为,“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鲁迅关于新文字,1934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而结论似乎
7、是汉字已经过时,必须以拼音文字取而代之。于是,汉字从神性、王性的高峰坠入以汉字为罪恶、为落后的文化心态中。汉字改革在半殖民地或后殖民主义语域中沉重地开始了,以至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仍然有人因汉字难以输入电脑而判定汉字与电子信息时代无缘。孰料事实恰与此论相反。不难看出,汉字文化在文字语言学研究中进入了汉字拼音化的误区,才招致了汉字文化的“失语”。中国文化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败,与汉字作为统一的文字紧密相关,汉字作为“东方魔块”,具有文化稳定的功能。可以设想一下,如果30年代全部拼音化、拉丁化了的话,中国所有的古籍将在50年内不再会有人懂,文献成为天书,只有从事语言和文献研究的专家能读懂。汗牛充
8、栋的经史子集,只需一代两代人就会无人认识而失传,几千年文化只在文字断代中就成为无根的文化。这种因文字的废弃而遭致的文化的断层真可谓是触目惊心的“文化损毁”了。比如,我们读左传、论语或读经史子集哪一卷,读出原文时当代人很难听懂。如读老子“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其长。”这样的话,如果用拼音书写和读出可能没有人能懂。很多古籍,像易经、诗经更是这样。这不是一个用拼音文字取代方块汉字的决议问题,而是紧密联系着中国文化的寿命问题。中国民族众多,方言也很多。如果四川人说:“我的鞋子(读成haizi)丢了。”北方人听了就非常吃惊,觉得孩子
9、丢了很严重,赶快找。四川人从地上把鞋子拿起来时,北方人会说这简直是开玩笑这是“鞋子”(xiezi)不是“孩子”(haizi)。四川话还是北方官话,而像上海话、广东话、闽南话等差异就更大了。声音(能指)不一样,做造成的意义(所指)就不一样。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文化的传承力,与汉字文化紧密相关。这样丧失了书面语(汉字)的统一性,东西南北中的交流恐怕是很混乱很困难的。可以说,以汉字为内容统一的书面语可以超越方言分歧而成为全民族共同的表情达意的交流工具。20世纪的汉语文化圈面临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挑战。面对西方话语的强势,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痛苦的反思、选择和再生。到了新的千纪年转换点,汉语文化圈如
10、何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如何面对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并展开边缘文化对话,已成为当代中国学者和艺术家关注的焦点。汉字以及汉字思维或汉字思想,铸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显意识,这使得汉字与汉语具有一致性,汉字与中国文化具有一致性。千百年来,我们的先人用它表征自己心灵的每一丝启示和精神的每一点觉醒,记录民族历史的铁与火、荣耀与灾难,铭刻自己对宇宙人生的感悟和困惑。汉字的“强大阵容”表明了中华民族思想的广阔度以及“词与物”(福柯)对应的宽广度。汉字字符的创造,有一个由少到多,又由繁到简的历史过程。汉字在其最初的殷商甲骨文时期,就已约有5000个单字。而古老的北闪米特文字作为字母文字体系,只有22个辅音
11、字母,具有二千余年生命的希腊字母也只有24个大写字母,具有1500年历史的玛雅文的符号约有270个,巴比伦楔形文字有640个基本字,埃及圣书早期有七百余个符号,而后增至二千余个。而汉字到了小篆时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共收篆文字9353字,另收重文(古籀异体字)1763字。到了隋代陆法言切韵(成书于公元601年),收12158字(据封演闻见记)。到了宋代陈彭年、邱雍等编广韵(成书于公元1008年),收26194字。到了宋代丁度等编集韵(成书于公元1039年),收53525字。清代张玉书等编康熙字典(成书于公元1716年),收47035字(连同补遗备考共收四万九千余字)。近年出版的汉语大字典收录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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