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经济高速增长中解决PM25问题,全世界少有先例.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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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经济高速增长中解决PM2.5问题,全世界少有先例2020年12月4日起，北京等地严重的灰霾天气，令公众对PM2.5的关注急剧升温。这种直径小于2.5微米的空中悬浮颗粒物，以“消光主因”、“健康杀手”等头衔，成为国人眼中不折不扣的“小粒子、大问题”。虽然环保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已考虑将PM2.5纳入常规空气质量标准中，但这一预计2020年才实施的限值标准，究竟能对污染改善起多少效果?目前仍是未知数。对此，多名环境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持谨慎态度。“这里面有很多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最重要的一个，是我国在十二五、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的持续。”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2、学院副院长邵敏教授表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去解决PM2.5的问题，全世界都少有先例。”复合型污染令PM2.5“随时可能开花”因经济高速增长而导致“复合型大气污染”，在邵敏教授看来，既是我国目前大气污染的两个突出特征之一，又是有效控制PM2.5的最大“拦路虎”。“人们都说PM10是可吸入颗粒物，PM2.5是可吸入肺颗粒物，后者似乎只是比前者小，但防治起来却复杂得多，因为二者的形成规律并不相同。”邵敏教授告诉记者，PM10主要来自直接的污染源排放，“而研究结果显示，PM2.5有50以上来自二次污染物，即污染气体被氧化后形成的颗粒物。”他表示，PM2.5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污染物，几乎所有污染物

3、都会在其中有所体现。PM2.5的相当一部分，是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硫、挥发性有机物在空气中发生化学反应转化生成的。“这就是为什么PM10的质量浓度，往往到冬季燃煤季节时，才会明显上去。但PM2.5在夏天，同样也会形成很高的浓度。”邵敏教授说，“相应地，要控制PM10，只要把这类污染物的排放源控制住就可以。但要控制PM2.5，就需要控制多种污染源，进入一个多污染物联合控制的阶段。”为何经济的高速增长令“打击”PM2.5格外困难?邵敏教授认为，困难首先就在于我国“短时间内集中爆发的多种污染源”，有条件让PM2.5随时开花。“历史上，欧美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雾霾天气，比如1952年伦敦的烟雾事件，美国2

4、0世纪4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洛杉矶烟雾等。但是，前者的元凶是工厂和住户排出的燃煤烟尘，后者的元凶多为汽车尾气，我们目前的大气污染，则是发达国家各个污染阶段的浓缩体。”邵敏教授告诉记者，在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在解决了煤炭燃烧物的污染问题之后，才出现机动车尾气问题，然后又出现其他有机污染问题。“这些气候变化的问题，是一个接一个地发现、解决的。”“但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和经济发展速度实在太快，发达国家100多年的路，我们用差不多二三十年就走完了。因此，污染的问题也在极短时间内集中爆发出来。煤燃烧及其相關的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甚至还在有所发展时，就又出现了其他问题。”邵敏教授认为，由此形成的各种污染交织在一

5、起的现象，为PM2.5的大量滋生提供了温床。在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张远航教授看来，这意味着，要控制PM2.5，不仅要控制单一的污染物，更要对各种污染物之间的“关联”进行协同控制。这无论在设备、技术还是人力上，对中国都将是一场持久战。排放源变化快，令人难“把脉”据悉，为实现对PM2.5的防治，2020年5月起，国务院转发了环保部等9部委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规定，针对我国大气污染特征的演变，国家将建立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形成区域大气环境管理的法规、标准和政策体系。在该指导意见下，环保部已开始部署国家“三区六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规划工作。这个

6、联防联控的规划，非常明确地以臭氧和PM2.5为环境空气质量的目标。“在下一个阶段，一方面要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大气污染控制要实施精确打击。”邵敏教授说。但他同时表示，要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实现“精确打击”，并不容易。“因为排放源的特点，也会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能源结构的变化，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让人对排放源难把脉。”他说。邵敏教授因此表示，在“十二五”期间，国家在鼓励一些地区率先实行PM2.5环境质量标准的时候，“会密切跟踪这个过程”。北京大学环境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张世秋教授还进一步向记者分析，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大中型企业是我国大气的主要污染者，而现在，农业生产

7、、居民的生活和消费，也成为重要的大气污染排放源。“企业毕竟数量少，监管起来相对容易，但现在很多PM2.5的来源，是居民在生活消费中产生的污染，更多地与人的生活质量有关。”张世秋所长告诉记者，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控制PM2.5，还难在需要一批“刚富起来的”公众，在消费选择上做出某些“牺牲”。她向记者介绍，即便公众的环保意识在提高，但仍然无法立刻停止某些消费行为，比如驾私家车出行。“消费行为的改变，需要一个配套的替代、激励机制。比如，要让人们放弃私家车，就要保证公共交通可以满足出行需求。”张世秋所长说。“这次关于PM2.5的争论让我们明白，要控制PM2.5，不仅要依靠环保部门来制定和执行有效的政策，每

8、一个消费个体也有责任。”她向记者表示，“这必然要动员和组织社会的各个相关方共同努力，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单个城市控制PM2.5，很难有好效果了”除上面两只“拦路虎”外，邵敏教授还说，PM2.5的远距离输送和转化特点，决定了“打击”它无法再靠一个城市单打独斗。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如何保证你的“邻居们”在GDP与环境治理之间取舍得宜，“也将是一个不太容易的课题。”邵敏教授介绍，PM2.5在环境影响上，除了形成灰霾、有毒有害外，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相互影响也非常明显。“PM2.5的一大特征是可以远距离输送，因为粒径小了，在空气中待的时间更长。由此造成其不再是单独某个城市的问题，而是跨城市、跨省际

9、、甚至跨越国家边界的区域性问题。”近期对PM2.5的报道证实了这一点，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往往一个城市遭遇灰霾天气，该区域内的城市群也被“一网打尽”。“这意味着，单个城市去控制PM2.5，很难有好效果了。”邵敏教授告诉记者。他和张远航教授都表示，要对付这个区域城市“群发”的污染症候，空气质量相互影响的区域内的行政单位，“必须树立区域视野、多城行动的协作机制”。据张世秋所长介绍，目前，这套区域协调机制是通过区域间共同制定一个区域的环境保护规划，来推动区域内建立统一监测、统一标准、统一法规、统一考核、统一监管、统一规划的“六个统一”管理支撑体系。但仍有公众质疑：如果你的“邻居”只顾GD

10、P，不顾环境怎么办?“国际机构和国内研究人员的研究都表明，不限于PM2.5，各种空气污染都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总体来看，各种空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8左右。”张世秋所长告诉记者，“因此，适度的环保投资不能简单看成是社会的成本，而是规避当前和未来GDP损害的必要手段之一。”“再一点，当环境的污染切实影响到人的健康状况时，就不能仅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考虑成本了，还应该关注人。毕竟，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民众的福利。”张世秋强调，要么政府今天花费一定的财力、物力去治理PM2.5，要么就得从未来的公共开支中“透支”相当大的部分，来弥补今天的损失。“PM2.5环境标准的执行，需要基础研究工作和决策管理之间非常有力的协调。”邵敏教授最后强调，“希望大家都来关注，看十二五之后，对PM2.5的控制是否会收到较好的环境改善效果。”(摘自2020年12月8日中国青年报。作者为该报记者、实习生)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