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生态理念Confucius (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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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三百的经典化源流 摞覇：自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从尘封的历史中现身以来，诗三百的经学化过程再一次受到关注，孔子诗论的出现为我们探寻诗经的经典化源流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推进了诗三百的普及，战国诸子的著作中引诗、证诗比比皆是，孔子诗论正是产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孔子诗论与先秦的用诗风气是密切相关的，而毛诗序与之是一脉相承的，所注重的都是诗的教化作用；诗论释诗与汉儒解诗的方式、内容、思想内涵又有很多差别，对诗三百走向经典诗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兹锴诓：孔子诗论；诗三百；诗经 在传统的精神文化中，儒家思想始终居于正统地位，因此，我国几乎所有的文化观念无不受其浸染，诗歌也

2、不例外。先秦典籍的大量材料，如：左传、国语凡引诗经中的辞句，通称“诗曰”、“诗云”；论语中孔子也称诗或诗三百；战国诸子著作中也如此通称。可见诗或诗三百是这部诗集的本名。从汉代开始，诗被奉为儒家的经典，才有了诗经之名。从孔子的诗论，到把儒家诗论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的毛诗序，都具有超时空的权威性，对后世的诗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从尘封的历史中现身以来，因其关涉孔子与诗经的流传及先秦儒学传承等重大学术问题，尤为学者瞩目，诗三百的经学化过程也再一次受到关注，孔子诗论的出现为我们探寻诗经的经典化源流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一一、礼礼崩崩乐乐坏与坏与诗诗的的普普及及关于诗经在秦以前的流传情况，由

3、于史料缺乏，难以述清。大致说来，在诗经成书前后，列国的卿大夫在朝会聘享之时，常常赋诗言志。正因为如此，诗三百又是当时各国贵族学习的主要材料之一。到了春秋后期，孔子从事私人教育以后，学习诗经的人已扩大到了众多的士人以至平民。到了战国时代，列国间的外交活动场合，虽已不大赋诗，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成春秋和战国的最大区别，但在当时争鸣的诸子百家中，引证诗三百的例子却很普遍。竹书孔子诗论即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据李学勤先生考证，竹简诗论很有可能就是学术史上所传说的子夏诗序。这为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毛诗序的渊源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答案。在西周的礼乐制度下，诗乐是作为雅乐的基本文化载体而存在的，庙堂祭奠、宴享乡

4、饮、使聘盟会等活动都会使用诗乐。古今关于诗乐的论述很多，皮锡瑞在经学通论论诗无不入乐，史汉与左氏传可证一文中，充分论证了诗与乐的关系，认为诗三百全部入乐。近代学者的论证以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王国维汉以后所传周乐考影响最大。“三百篇全部是入乐的”在学术界已成定论。在上博简中有7只简记载了40种诗的篇名和演奏诗曲吟唱的音高。由此可以知道，诗本是音乐的组成部分，诗句就是乐曲的词，每一篇诗都有其特定的音高，并不是随意用任何音调都可以自由地演唱。如竹简论“讼”，曰：“讼，坪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伸)而，其思深而远，至矣。”辞文是说颂不仅是西周王室宗庙祭祀的乐曲，而且也有乐与歌相和，且乐

5、曲节奏安和而缓慢。从中可以推知当时诗乐合一的情况。礼书和诗经中提到的宗周时期的乐器主要是以钟、鼓、磬为主的打击乐，“金石之声”是宗周雅乐的主体。金石之声比较舒缓规整，是以4/4的拍子为基本节奏的，其相谐配的诗歌也是四言齐句，很少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新乐”的流行，诗三百的音乐性也就逐渐消失了。春秋时期，随着礼崩乐坏，雅乐体系衰落，管弦之乐的“新声”盛行，它创造出的音乐美感使得欣赏者脱离诗各篇的辞义内容而独立欣赏音乐，诗乐不再只是惟一的声音愉悦对象了。乐舞和诗三百分家，诗三百的辞义功能更重要了，人们对诗三百的思辨、抽象意义更感兴趣。赋诗的资料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完全消失，而引诗的数目大量增加，正

6、反映这一历史事实。这也就给诗三百在更大范围内的运用提供了可能和方便。论语有关诗三百的记载，反映了在它成书前后的那个时期诗的音乐成分逐渐丧失的信息。孔子引导弟子学诗三百的内容 兴、观、群、怨，也不再仅仅局限于音乐，而更重视其引申意义。如在为政篇中，他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论语记载的引诗情况看，与孔子有关的六次，其中五次说到道德修养；左传的作者与论语约略同时代，左传所记，除特殊用乐，一般歌诗赋诗引诗都是从诗义着眼。左传记孔子引诗评历史人物和事件五次，其中四次与品德有关。由此可以看出，在孔门，非常注重用诗进行道德教育。不过这种用诗不是用诗本义，而是取其引发意义，实际上和外交赋诗言志

7、的引用方法基本相同。二、孔子诗论与先秦的用诗风气二、孔子诗论与先秦的用诗风气顾颉刚在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一文中对先秦的诗经学作了较清晰的梳理。他认为，先秦经典的诗说有两种，一是春秋诗人的“用诗”，二是孟子以来的“乱断诗”，这两种说诗倾向对后世的诗经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4(P314)。从某种意义上说，用诗是伴随着诗三百的产生而产生的。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间的往来场合，常见引诗赋诗的例子。用诗并非用诗的原意，而是断章取义。左传中有一百多次引诗的例子，基本上都是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齐国庆舍的家臣庐蒲癸就说过：“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它道出了其时用诗的共同特点：用诗时，既不顾整篇诗的本旨，也

8、不管某章诗的原意，而是根据政治和外交的需要，灵活地引申诗义，有时甚至于仅取诗中个别词句来表达赋者的思想。诗经作为文学作品，其艺术形象的多侧面性和意蕴的含蓄性，以及由此引发的理解的灵活性，也给用诗的“断章取义”提供了可能。如左传襄公八年，晋国范宣子到鲁国聘问，通报鲁襄公，晋将伐郑。他出使之目的是想要鲁助晋伐郑，但因不知鲁国虚实，有难言之隐，于是赋有梅，暗示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有梅本是一首抒写男女婚姻及时的诗，宣子赋其诗，不言而喻，所取“及时”之意，绝不是言婚姻及时，而是寄意于希望鲁国出兵及时。宾客将要离开时，鲁季武子赋彤弓。彤弓原是写周襄王赏赐晋文公彤弓一事。武子赋它，既不取全诗的旨义，也不用其中

9、某章某句之义，而是由晋文公献楚俘给周襄王受封赏一事，引申到晋悼公将会继承晋文公之霸业，那么，为晋之霸业，鲁定助晋伐郑。用诗主要注重在实际运用的效果，孔子论诗的特点，亦在于此，即只讲诗的社会功用，不讲诗的创作与性质。孔子诗论即可能是当时孔门弟子向孔子请益时的记录。据孔子诗论的整理者统计，诗论中涉及的60首诗中，有52首和今本诗经篇名对应。现在经学者们考证，能对应的诗名还更多。在上博竹书孔子诗论的附录二孔评诗义与毛诗小序评语对照表中，整理者又将孔子诗论与毛诗小序作比较。由此可见，整理者是将“诗论”看做是与“诗序”性质相同或相似的文献，否则就不可能放在一起比较。对照两者时可以发现，语句的表达虽有明显

10、不同，而其内容观点却是基本一致的。这在上博孔子诗论后面所附的“毛诗”、“诗论”对照表中可一目了然。如在对诗、乐、舞三者关系的论述上：竹简诗论毛诗序诗亡隐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1 2 34 5 6 7 1乐亡隐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文亡隐言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综观两者，其间的精神实质是一贯而下的，即诗、乐、舞都是表情达意的，而且三者是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在竹书孔子诗论中，如上述与毛诗小序的评说内容相辅相成的约有30多首。这可以充分地证明，诗论与诗序是属于同一诗说系统。毛诗序的解诗方式完全是秉承孔子而来的，和孔子诗论可以

11、说是一脉相承，所注重的都是诗的教化作用。孔子把诗三百视为体现仁、礼原则的载体，看成指导人们修身、从政的读本，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把诗三百道德伦理化和政治化了，事实上也就把三百篇推向了经典的地位。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由于孔子“弟子弥众”，而传诗又是他教学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加以孔子一直居于“儒之所至”的特殊地位，他对于诗三百所持的态度和评价，遂被弟子以及儒家后学接受下来、传扬开去；诗三百之本身也就逐渐成为儒门“六经”之一。孔子对于三百篇“由诗向经”的历史演化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三、诗论释诗与汉儒解诗三、诗论释诗与汉儒解诗竹书孔子诗论有两事需特别注意：一是称名保留了更原始的面貌，如“颂”作“讼”，

12、“雅”作“夏”、“国风”作“邦风”。诗论论诗的次序是“讼”、“夏”、“风”，与毛诗的编次大不相同。这里面隐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展示了战国传诗的风习，反映了更原始的诗经面貌。汉初是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的过渡时期，诗经又被看做是儒家经典中最重要的一部，如史记儒林列传就将诗经作为最先记述的对象。所以汉儒在注解诗经时，要从历史中找出典型的人物或事件，附会于不相关的诗篇，并加以伦理道德的评价，使读者在读诗的过程中受到儒家特色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汉儒解诗的基本立足点是建立在经学至上的观念上，据汉书儒林传记载，习鲁诗的王式把诗经当谏书；又如汉书翼奉传云：“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如日蚀地震

13、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记录了习齐诗的翼奉把诗经当作占卜的工具。在汉代，像王式、翼奉这样的学者使用诗经时，都是希望通过“经”来达到干预权力的目的，实现较为理想的政治境界，这就是汉人解诗的基础。汉代的诗经学有多种派别，除四家诗外，于1977年出土、1984年公布的阜阳汉简又是不同于四家诗而自成体系的诗经学派。这些传诗者对一些篇章的意义以及字、词等的训诂各不相同，但它们对诗经的“使用”却是相同的，其阐释的最终伦理约束也是共通的。三家诗早已散佚，可钩沉出的文字又与本论题关涉不大。现将诗论与毛诗序对照比较。前论毛诗序与竹书孔子诗论是属于同一诗说系统，但诗论释诗与汉儒解

14、诗的方式、内容、思想内涵又有很多差别，诗论对诗三百走向经典诗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孔子诗论论述的重心是诗的思想内涵，着眼点在诗本身。孔子在诗论中论诗没有像毛诗序那样把每首诗都确定为王道政治的宣言，而是从伦理教化的角度来阐释，还有一些对诗旨的概括。如，孔子诗论第十六简：“绿衣之忧，思古人也。之情，以其笃也。孔子曰：吾以 得氏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一本。”即邶风燕燕。孔子在此概括了绿衣和燕燕这两首诗的诗旨，含有提炼诗义以明诗志的意思，并指出这两首诗有着共同的风格。类似的情况在孔子诗论中触目皆是，其主旨是论述诗义，故不仅引章摘句，畅论诗志，而且不嫌文字重复。在诗论中，孔子授诗先集中若

15、干篇诗，首次通常用一个字简括评述，分层次渐进，用一两句辞文、几句话作进一步解释，最后才作详细分析。虽然竹简散失很多，但是这种授诗的特点和方法，排列起来还是能够比较清楚看出的。显然，这和汉儒过分系统化、政治化的解诗方式是不同的。其次，从表述的内容上看，毛诗序是属于题解性质的文字，是为介绍与诗的相关知识而作，是诗的辅助材料，文字的指向是在诗外；而孔子诗论是就诗义而作，文字的指向是在诗的深层。如第二十简评木瓜：“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志必有以逾也。其言有所载而后纳，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也。”共三十八字，是诗论中讨论民风文字最多的一篇。“民性固然”又见第十六简和第二十四简，都是评说国风中的诗篇，表

16、示以邦风(国风)观察民俗。而毛诗小序评价木瓜，则曰：“木瓜，美齐桓公也。”显然是脱离诗歌内容的附会。与孔子诗论相比，毛诗序把儒家的“诗教”说教条化了，所以有些观点是错误的，束缚了读者的思维。为了使诗经符合儒家“诗教”的要求，毛诗序的许多地方甚至曲之为说，做出错误的注释；因为过于信守诗的教化作用，又存在着如曲解诗旨，望文生义，附会史实等问题。如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教导儿子伯鱼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仪礼记述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等多用“二南”之诗乐，所以这两部分的诗序不是“文王之化”，便是“后妃之德”，即使纯写爱情的野有死麇也附会为“恶无礼也”。但又觉

17、着这样说似乎离题太远，便又解说道：“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这种解说是自相矛盾的。既然“被文王之化”，又怎会“天下大乱”呢?古乐消亡之后，“三百篇”成为书面上的歌词。不知何谓“先王之乐”的汉儒们面对竹简上的诗经时，从孔子论诗的角度出发，确定了他们评价诗篇的标准，使“三百篇”有了“风雅正变”的划分，从毛诗序到郑玄诗谱序皆如是。一首诗的倾向性不是以其文本为据，而是首先看属于“正”还是“变”。孔子欣赏“二南”，而其地又为周公和召公管辖，所以“二南”便被说成是文王之化南行的产物，其中的作品都成了“美诗”。郑卫之声早被孔子定性为“淫声”，所以大都被定性为“刺诗”

18、。按照汉儒的逻辑，在政治兴盛和风俗淳美的时代，所产生的情诗都符合先王的礼教；而政治衰落和世风日下的时代，一切写男女之情的作品便都成为针对某些社会问题的刺诗了。郑玄的诗谱序甚至按照时代的顺序划分正与变，把一部诗经解释成反映治乱兴衰的编年史。这种解释原则最终发展成一套政教诗学，它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也影响着历代诗人的创作。于是，在诗与乐的纠缠之外，还增加了诗与史的结合。因而诗三百就不再只是文学作品，而是政治经典，是王道社会历史的记录，所以“正风正雅”与“变风变雅”的不同不仅是社会政治好坏的标志，也是周代社会由盛变衰的过程，诗三百也就是一部历史。它有自己的历史事实、自己的褒贬标准、自己的表达方

19、式、自己的内在结构。这样，诗三百在长期的解释过程中就发生了质变，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经典 诗经。又耉斍猴1顾炎武.周末风俗A.日知录(卷十三)M.长沙：岳麓书社，1999.467.2李学勤.诗论的题材和作者A.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57.3皮锡瑞.经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4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5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118.6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41.7王小盾，马银琴.从诗论与诗序的关系看诗论的性质与功能J.文艺研究，2002，(2)：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