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兴起和发展.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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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兴起和发展作者:金安区张店镇白塔寺中学冯锐摘要:文人五言诗的起源,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以现有的资料来证明文人五言诗起源于西汉而非东汉,继而理清文人五言诗在汉代发展的大致脉络。由虞姬的和项王诗到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文人五言诗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而趋于成熟,从此中国诗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以五言诗创作为主的时代即将到来。关键词:汉代文人五言诗起源发展Han Dynasty poetry literati Origin and DevelopmentAbstract :Five-Word Poem origins in ancient liter
2、ature study has been outstanding issu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esent the data to prove that the Five-Word Poem not originated in the Eastern Han , then sort out the Five-Word Poem in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of the Han Dynasty thread. By Yu and items, WANG Anonymous 19 Ancient Poems Five-Word Poet
3、ry After 300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maturation From the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etry has entered a new era, a poem writing poetry-dominated era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Key words :Han Dynasty poetryliteratirisedevelopment中国古代诗歌,以文人创作为主体。而文人创作的诗歌又以五言为主流形式。有汉一代,是文人五言诗起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了解了五言诗的发展脉络
4、,才能更好的了解这种诗体形式。然而有关文人五言诗的起源,却一直是古代文学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文人五言诗起源于东汉,班固的咏史则被看作是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对此,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当是东汉应亨的赠四王冠。当然也还有人认为西汉李陵、枚乘的作品才应当是最早的文人五言诗作品。无论如何,文人五言诗成立于汉代这一点,已无争议。可究竟是缘于西汉,还是东汉?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将两个概念先弄清。一是关于“汉代”的时间界定。文学史上习惯于将汉高祖元年乙未(前206)至汉灵帝中平己巳(189年)这段时期的文学称为“汉代文学”。也就是说包含了“楚汉之争”这段历史,而不包括
5、“建安文学”。二是关于“文人”的概念。什么是“文人”?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会做文章的读书人”,因而不能狭义地将它理解成历史上有名的墨客、骚人。在理解了这两个概念之后,现在就可以对“文人五言诗到底起源于东汉,还是西汉?”这个问题作出应答了。一、两汉文人五言诗的起源文人五言诗究竟源于何时?长期以来,围绕着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苏、李诗的真伪问题。梁代萧统在文选卷二十九“杂诗”中分别选入了李陵用五言写成的与苏武诗三首和苏武的五言诗四首。钟嵘诗品中说:“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所以文人五言诗当缘于李陵。可是对于这七首诗的真伪,与钟嵘同时代的刘勰却提出了质疑。他在明诗中说:“至成帝品
6、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之后的苏东坡在答刘沔都曹书中也说:“苏武、李陵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之语。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人 ,而统不悟。”他根据诗的用语与苏武、李陵二人行事行踪不符,从而得出这一结论,合情合理,因而得到了后人的支持。再之后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也认为“汉武帝时绝无此种诗体”。有了这三位大师的论断,所以后世的许多学者对苏李诗的真实性持否定态度。二是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问题。南朝徐陵编的玉台新咏把文选所载古诗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等八首诗和另一首诗兰若生春阳放在一起,题为“枚乘杂诗九首”。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也说:
7、“古诗佳丽,或称枚叔。”然而对这九首诗的真伪,后人又提出质疑。他们的理由是:西汉避讳非常严,汉惠帝讳“盈”,而这九首诗中却多次出现“盈”字,因而不可能是西汉枚乘所作。这种推断也是不无道理的。在对苏、李诗和枚乘诗的真实性进行否定之后,现在大多数学者基本上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文人五言诗不可能产生于西汉。 其实,文人五言诗是否产生于西汉?我认为至少有两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验证。一、考证文选所载的苏、李诗和玉台新咏所载的枚乘诗是否可靠。二、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西汉时代的五言诗作品。既然通过第一种方法不能让所有人信服,那么何不试着从第二种方法入手呢?我们讲,一种诗歌形式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是一蹴而就
8、的,它必定要经过一段时期的磨合,五言诗的发展也同样如此。“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钟嵘在他的诗品序中也说: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五言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可见,与四言诗相比,五言诗具有较大的优越性。因而五言取代四言、杂言亦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实早在四言盛行的先秦时代,五言即已萌芽。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召南行露中写的:“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又诗经小雅北山中写的:“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不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这
9、些五言诗句,虽然不能看作是五言诗,但毫无疑问对后世的五言诗创作产生过影响。而秦代在民间出现的一些五言歌谣,如晋代杨泉物理论所载秦始皇时长城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无疑已经初具独立成篇的五言诗雏形了。按这种发展脉络、发展轨迹,我们讲在西汉出现文人五言诗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事实上呢,也正是如此。目前,对于舂歌和美人歌的作者问题学术界无争议。据汉书外戚传记载:“高祖崩,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 髡钳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又据汉书外戚传记载:“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
10、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可是为什么不认定这两首诗便是文人五言诗呢?原因不外乎有这两点:一、对“文人”概念的理解。戚夫人是高祖的宠姬,而李延年出身倡优家庭。所以,一般的研究者都将其排除在文人之外。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偏见。这里涉及对“文人”这个概念外延范围的确定问题。认为他们非“文人”的这个观点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工人、农民出身的作家就不是文人”是同样的荒谬。二、对“五言诗”形式的理解。他们认为这两首诗并非完全用五言写就,中间夹有三言、八言。我们讲,一来它们是早期五言诗,还不是很成熟。二来这两首诗都保留有口头歌唱的特点,所以不是那么的整齐。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
11、仅仅抓住这点不放,硬是认定这是非五言诗,那么就难免会有吹毛求疵之嫌。现在就算这两首诗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五言诗,那么,对虞姬所作的和项王诗又当作如何解释呢? 据史记记载,垓下惨败以后,在汉兵的重重围困之下:“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可惜司马迁当时只记载了项王的诗,而没有虞姬和诗的内容。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在项羽本纪里引了楚汉春秋所载美人和项王的歌: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后世学者由于对枚乘和苏、李诗的真实性的否定,从而认定西汉无文人
12、五言诗。而正是受汉初不可能有成熟的五言诗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往往又否定这首诗的真实性。这种循环论证的方法本身就缺乏说服力。而他们推断这首诗是伪作的主要论据便是:项羽所唱的诗歌是带“兮”的楚辞体而非五言诗,作为和诗,虞姬应当用楚辞体才对。这种观点,也难让人信服。我们讲,一个人对艺术的样式各有偏爱,为什么项羽唱的是楚辞体,而虞姬的诗就必须是楚辞体而不能是五言诗呢?而且,通过对张守节这个人的了解我们知道,作为史学家的他,写作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他在史记正义中明确地注明了引诗的出处,即楚汉春秋。而在汉书艺文志中也有“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的记载。楚汉春秋系“陆贾为记时功而作,其中记事延及惠帝、文帝时事”
13、。而陆贾,大家都知道,他是汉初著名的学者。曾经追随刘邦打过天下。作为和项羽同时代的人,在记载项羽悲壮结局时详细地记录虞姬和诗的内容,也是合情合理的。该书虽已失传,但书名和作者却都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而隋书系唐人编写,说明该书还在唐代流传过,因而张守节见过此书,并引用此书,也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不能因为此书失传,就怀疑它的真伪,从而怀疑虞姬所作和项王诗是伪作。这不是正确的研究问题的态度。更何况,我们既然承认舂歌为戚夫人所作,那么戚夫人可以熟练地用五言诗进行写作,为什么与她同时代且相差不远的虞姬就不能作出这首五言诗呢?正如曹道衡先生所说:“虞美人与戚夫人两人时代相去甚近,而戚夫人之作既无可疑,而其体又
14、基本上属于五言,那就很难说虞美人之作出于伪托。”1而程毅中先生也认为:“如果我们不局限于有名的文人作品,那就大可不必把五言诗的成立推到那么晚的。为什么虞美人的歌就不能算五言诗呢?”2我们知道,楚汉春秋是汉初人陆贾编写的书。现在即使我们认定和项王诗不是虞姬自己所作,那么它也必是汉初文人的拟作,否则不会在此书中出现。这样看来,文人五言诗还应当是源于西汉。况且,现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和项王诗就非虞姬所作,所以笔者认为:文人五言诗当起源于西汉,而虞姬的和项王诗则是我国第一首文人五言诗作品。在弄清楚文人五言诗的起源问题之后,下面我们就要谈谈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情况了。二、两汉文人五言诗的发展通过前面的论述
15、,我们知道文人五言诗起源于西汉初,虞姬的和项王诗是我国第一首文人五言诗。然就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在西汉,除去这少数几首诗我们能判定其作者外,其余的,我们都很难断定其真实的作者。这是什么原因呢?一直以来,诗坛上有“四言正体”和“五言流调”一说,尤其是在汉代。“由于五言诗被认为是一种俳优倡乐多用之的诗体,与四言相比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因此早期的文人五言诗多不具名”(包括古诗十九首)。3由于不登大雅之堂,所以文人往往为“娱情”而偶然为之。这样一来,造成作品不会太多,而作品能流传后世的也就更少。如同早期出现的词和小说一样,作者多不署名或假托他名。然而没有流传下来,并不说明当时就没有人进行创作。大家知道,
16、班固在汉书中特地安排了艺文志来记录西汉时期的诗文创作情况。只可惜,他只记载了当时各类诗歌的总量共三百一十四篇和二十八家的分类目录,而没有具体的诗歌内容。我们今天虽已无法确认哪些是五言诗,哪些是非五言诗?但谁又能确定这其中就没有文人五言诗呢?清代的考据学家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就指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收录的五言诗鸡鸣歌即是汉书艺文志中的吴楚汝南歌诗。”另外,据汉书五行志记载:成帝时歌谣又曰:“邪径败良田,谗口害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西汉成帝时既有如此完整的五言诗,我们通过合理的想象,那么当时也应当会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佚亡而已。由西汉虞姬的和项
17、王诗、戚夫人的舂歌、李延年的美人歌,到那些中间已经遗失的诗作,再到东汉应亨、班固、张衡、秦嘉、蔡邕、郦炎、赵壹等人的五言诗作,再到“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我们可以看出这是符合诗歌发展规律的。早期的文人五言诗,篇幅都比较短小,有的还保持着口头歌唱的特点,所以不那么整齐,内容也比较简单。随着这一诗体运用的不断成熟,它的篇幅也增长了,而且句式也更为整齐,内容也更为丰富,诗歌的创作技巧也就更为圆熟了。(一)、班固、应亨, 谁先谁后现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文人五言诗的创作起源于东汉的班固。如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文人的五言诗是东汉才有的,相传为西汉枚乘、李陵、苏武等人的五言诗都不可信,这只是
18、前人的传闻。”“从文献记载看,东汉时代的早期作家班固写的一首咏史诗,内容是缇萦救父,汉文帝除肉刑的事,可能是他被逮洛阳狱中所作。虽有感叹之词,但质木无文,缺乏形象性。这说明文人初学五言新诗体,技巧还很不熟练。”此外,袁行霈先生在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中说:“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另外,张松如先生也说:“这(指班固的咏史)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诗中记叙了孝女缇萦救父的故事。”4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马茂元先生的古诗十九首初探等书也大多主此说。形成上述这种观点,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原因:一、对枚乘、苏李诗真实性的否定,由此得出西汉无文人五言诗。二、对“文人”一词狭义的理解。班
19、固的名声太大,而且又是文人,难免会将一些荣耀归在其身上。我们讲,这种研究方法是不能让人信服的。通过对现有资料的分析研究,我们认为,东汉写文人五言诗的最早的诗人不是班固,而应当是应亨。应亨,何许人也?史书记载其事迹不详,只知道他生活于明帝时,是汝南(今河南汝南附近)人,应立之侄。应亨有赠四王冠诗一首,并有自序说: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并冠,故贻之诗。全诗共有八句:济济四令弟,妙年践二九。令月惟吉日,盛服加元首。人咸饰其容,鲜能离尘垢。虽无兕觥爵,杯醮传旨酒。通过诗的序,我们可以知道这首诗写于永平四年,也就是公元61年 。而班固的咏史写于何时呢?弄清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这首诗写了什么内容
20、: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按照字义理解,这首诗先是叙述太仓令有罪,被押到长安城。次写缇萦闻说父言而沉痛,遂诣阙陈辞。然后写汉文帝心生恻隐之心,下令废除肉刑。最后是班固的感慨,赞扬缇萦胜过男儿。后世学者多根据这首诗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即有“感慨之词”,从而推断其为班固晚年下狱时所作。如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说:“内容是咏缇萦救父,汉文帝废肉刑的事,可能是他被逮洛阳狱中所作。”如果说游国恩先生还只是猜测的话,那么袁行霈先生就直接说:“
21、此诗当是班固晚年下狱时所作,其中寄托着自己的感慨。”5历史上班固入狱的时间为和帝永元四年,也就是公元92年。由此而断,班固咏史诗当在应亨赠四王冠诗之后。那么班固又怎么能算是最早的文人五言诗作者呢?两人作品就内容来看:应亨的赠四王冠为祝颂之词,内容空洞;而班固的咏史诗也是“质木无文”。“两首诗都只是老实地叙写事实,缺乏文采和形象性,说明当时文人作家运用这种新体还很不成熟,不免质朴幼稚。”6显然,离成熟的文人五言诗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二)、文人五言,逐渐发展班固、应亨之后,出现了文人五言诗的创作高峰。创作五言诗的文人开始多了起来,艺术成就也越来越高。这其中比较突出的作家作品有:张衡的同声赋、秦嘉的
22、赠妇诗、蔡邕的翠鸟诗、郦炎的见志诗和赵壹的疾邪诗。1张衡和秦嘉(1)张衡同声赋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蒸尝。思为莞箬席,在下蔽筐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羝芬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衣解巾纷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张衡是东汉较早创作五言诗的文人。这首同声赋我们姑且不论它是否用了比兴手法,是否是以妇人之情喻臣子事君之道,单就其所写内容就很有特色。全诗通篇假托一新婚女子口气自述,写自己新婚之夜那种忐忑不安、又惊又喜的心情。“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
23、两句,将女子那种惊奇、胆怯之情写得异常传神。中间部分女子不直说自己如何如何的勤劳,而是声称从日常家务到祭祀自己都愿意承担,来表明自己的优美品质;不直接说对丈夫如何如何的爱恋,而是作了这样的表白“思为莞箬席,在下蔽筐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让人不禁想起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对其夫焦仲卿的表白“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结尾部分更是大胆坦率,不仅展示了自己的美好体态,更写了新婚之乐,让我们从中看出明显受汉乐府民歌影响的痕迹。与“质木无文”的咏史诗相比,这首诗感情真挚、词采绮丽,在艺术技巧上有了较大的进步。(2)秦嘉赠妇诗 其一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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