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李笠翁曲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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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十一章李笠翁曲话教学目的:了解李渔戏曲观的主要内容及其重要影响,掌握李渔戏曲创 作论和导演论的主要观点,以及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影响。第一节李渔李渔(16111680),原名仙侣,字凡,号天徒;大约在三十七岁前后, 改名为李渔,字笠鸿,号笠翁,别署觉道人、觉世稗官、莫愁钓客等,祖籍浙江 兰溪,出身于一个医药两兼的商人家庭,其父辈长期在苏北从事医药生意,李渔出 生于江苏如皋。少年时代的李渔生活优裕,聪明好学,“襁褓识字,总角成篇”,博 览经史百家,希望读书做官,实现科举功名的理想。十九岁父亲不幸逝世,家庭 财源断绝,二十三岁举家从苏北回到原籍兰溪。崇祯八年(1635)在婺州(今浙 江金华)应童
2、子试,深受赏识,被誉为“五经童子”,试卷印为专帙。崇祯十二 年(1639),乡试败北。三年后再次赴试,道路被阻,只能返回。此后明清易代, 烽火连天,其科举之路遂告断绝。清初,他在家乡兰溪买ft归隐,改名李渔,易字 笠鸿,号笠翁,以示绝意功名。三年后远走杭州,开始“卖赋以糊其口”,从事文 化产业。居杭期间创作小说无声戏一二集、十二楼,戏曲怜香伴、风筝误八意中缘、奈何天、住搔头、遁中楼等多种。川棘之交,李 渔移家金陵,完成了十种曲的最后几种慎鸾交、比目鱼、凰求凤、巧团圆,以及论古、笠翁诗韵、闲情偶寄等;创立芥子园文化中心; 经营芥子园书铺;组建家庭剧班。他自编自导,带着剧班到过江苏、浙江、北京、河
3、 北、陕西、甘肃、ft西、广东、广西、湖北、福建、江西、安徽等地,以戏会友,以 戏为生,在巡回演出中总结艺术经验。康熙十六年(1677),他落叶归根,举家迁居 西湖。贫病交加,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十三日病逝,葬于西湖九曜ft之阳。 在中国文化史上,论总体文化成就之高,李渔是第一人。他在文学创作、理论研究、 音韵声律、书画艺术、编辑出版、园林建筑、种花养草、养生祛病、饮食烹饪、休闲 文化、创造创造、文化产业等诸多领域都有卓绝的成就。在中国(闲情偶寄第9页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要做到针线细密,便要注意埋伏照应,前顾后盼,防止破绽。这是提高戏曲 创作质量的重要一环。李渔论此,是富有针
4、对性的,他指出:“吾观今日之传奇, 事事皆逊元人,独于埋伏照映处胜彼一筹,非今人之太工,以元人之所长全不在 此也。假设以针线论,元曲之最疏者莫过于琵琶(闲情偶寄第10页 浙 江古籍出版社1985)显然,这是他在总结元曲创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元曲普遍存在重曲轻戏的倾向,所以不注意细针密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艺术质 量。李渔提出“密针线”的主线,纠正了元曲创作的缺失,充实了戏曲中“戏” 的内涵,丰富了古代戏曲创作理论。亚里斯多德说:“戏曲的情节要有紧密的联 系”,不能随意“挪动和删削”,(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狄德罗也 说:“应该把各个情节按照主题的重要性作适度的安排,并在他们
5、之间造成一条 几乎不可缺少的联系”(论戏剧艺术,见狄德罗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 社1984)。这些论述与李渔的戏曲观如出一辙,无需说明,中外戏曲理论是相通 的。卢冀野中国戏剧概论云:“一个大剧作家,自己又兼剧论家的,只有李 渔。”“以前的作家是偏重曲的,他却偏重戏字”。(中国戏剧概论世界书局 1944)这一论断是极有见地的,揭示了李渔以戏为本的戏曲观。二、曲白并重戏曲中的宾白是串联情节的主要载体。李渔说:“词曲一道,止能传声,不 能传情,欲观者悉其颠末,洞其幽微,单靠宾白一着(闲情偶寄第44页 浙 江古籍出版社1985),他对宾白在戏曲中的重要作用有了充分的认识,而这一认 识在戏曲开展史上具
6、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论戏曲创作,提 出“结构第一”、“词采第二”、“音律第三”、“宾白第四”、“科浑第五”、“格局第 六”,将宾白与词采、音律相提并论,这在古代戏曲开展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因而,重视宾白,曲白对举,是李渔戏曲观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李渔有感于元曲忽视宾白的倾向,提出“宾白一道,当与曲文等视”,他说: 自来作传奇者,止重填词,视宾白为末着。元以填词擅长,名人所作,北曲多而南曲少。北曲之介白者,每折不过数言,即抹去宾白 而止阅填词,亦皆一气呵成,无有断续。似并此数言亦可略而不备者。 由是观之,那么初时止有填词,其介白之文未必不系后来添设。在元人, 那么以当时所重不在于
7、此,是以轻之。后来之人,又谓元人尚在不重,我 辈工此何为?遂不觉日轻一日,而竟置此道于不讲也。予那么不然,尝谓 曲之有白,就文字论之,那么犹经文之于传注;就物理论之,那么如栋梁之 于模桶;就人身论之,那么如肢体之于血脉。非但不可相无,且觉稍有不 称,即因此贱彼,竟作无用观者。故知宾白一道,当与曲文等视。有最 得意之曲文,即当有最得意之宾白,但使笔酣墨饱,孰自能相生。(闲情 偶寄第4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古代戏曲自滥觞以来,受中国诗文化的陶冶,重曲轻白的倾向十清楚显, 元代虽云是戏曲的黄金时代,但这一现象未有根本改观,宾白仍未得到应有的重 视。明人因袭前人,一直延续到明清之际。李渔不
8、仅批评了轻视宾白的现象,而且 连用三个比喻,论述了曲白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曲白等视的主 张,这是很有创见的。李渔是中国戏曲史上首重宾白的作家。他身体力行,在戏曲创作中,一是加 重宾白的分量,二是提高宾白的质量,三是注重宾白的舞台效果。他说:“传奇中 宾白之繁,实自予始。”考察他的“十种曲”,可以发现,其宾白分量之大,可谓 独树一帜,无出其右。试以李渔戏曲作表作风筝误(湛伟恩校注本,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5年版)为例,略作分析。该剧上下卷共有曲198支,每支曲以 两行60字计算,约12000字;共有白文800行,每行以40字计算,约32000 字;加上每出四句下场诗,白文将近曲文
9、的三倍。再以其二十九出诧美为例, 用曲16支,约1000字,有白文75行,约3000字,曲白之比,约为三分之一。 这样的曲白之比不多见。李渔的宾白除了仿效元曲,用独白作自我的介绍,旁白透 露心理,用对白展开情节之外,还创造性地运用了杂白,即在曲词演唱过程中,穿 插宾白。这种穿插,不仅有独白,而且有对白。例如风筝误第二十九出诧美 中玉交枝:(旦上,唱)呼声何骤?好教人惊疑费筹(见小旦介,白)母亲为何这等恼?(小旦)你瞒了我做得好事。(且惊介)孩儿不曾瞒母亲做甚么事。(小旦)去年风筝的事你忘了 ?(且背想介)是了。去年风筝上的诗,拿了出去,或者韩郎看见,说我与 戚公子唱和,疑我有什么私情,方才对母
10、亲说了。(对小旦介)去年风筝上的诗,是母亲教孩儿做的;后来戚家来取,又是 母亲把还他的,干孩儿什么事?(小旦)我把他拿去,难道教你约他来相会的?(旦大惊介)怎么?(唱)我几时把人约黄昏后,向母亲求个分剖。(小旦)(白)你还要赖!起先戚家风筝上的诗,是韩郎做的。后来韩郎 也放一个风筝进来,你教人约他相会,做出许多丑态,被他看破,他如今 怎么肯要你!(旦大惊,呆视介)这些哪里来的?莫非是他见了鬼!(高声哭介)天哪!我和他有什么冤仇?平空造这样的谤言来玷污我! (唱)今生与伊无甚仇,为甚的擅开含血喷人口!(小旦掩旦介)你还要高声,不怕隔壁娘JL两个听见?今日喜得那老东 西不曾过来,假设过来看见,我今
11、晚就要吊死!(唱)我细思量如何盖羞,细思量如何盖羞!(引文见湛伟恩校注本风筝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参阅李渔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这支曲只有八句唱词,中间却穿插了母女俩一段对话,曲白交融,相得益彰, 恰到好处地表现了由风筝引起的误会,喜剧色彩十分浓郁。这种曲中杂白的写法 在明代就有汤显祖等人作过尝试,但多为独白,分量较少,变化不大,李渔将曲 白结合起来,尽情挥洒,臻于化境,这是李渔的一大创造。李渔还说:“笠翁宾白当文章做,字字俱费推敲”(闲情偶寄第44页 浙 江古籍出版社1985);李渔这种认真创作宾白的态度是空前绝后的,他字斟句酌, 惨淡经营,提出了 “声务铿锵”,语求肖似
12、”,“词别繁简”,“字分南北”,“文贵 洁净”,“意取尖新”,“少用方言”,“时防漏孔”等主张,对宾白的字、词、句、 意、声等方面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是经过千锤百炼,到达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如风筝误第十三出惊丑中詹爱娟冒充其妹淑娟与才子韩生私会,有一段 妙趣横生的对白:(生)小姐,小生后来有一首拙作,可曾赐和么?(丑)你那首拙作,我已赐和过了。(生惊介)这等,小姐的佳篇,请念一念。(丑)我的佳篇,,一时忘了。(生又惊介)自己做的诗,只隔的半日,怎么就忘了,还求记一记。(丑)一时想着你,把诗就忘了,待我想来。(想介)记着了。(生)激(丑)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 将谓偷闲
13、学少年。(生大惊介)这是一首千家诗,怎么说是小姐做的?(丑慌介)这,这,这果然是千家诗,我故意念 ,试你学问的。你 毕竟记得。这等,是个真才子了 !(生)小姐的真本,毕竟要请教。(丑)这是一刻千金的时节,哪有工夫念诗?我和你且把正经事做完了, 再念也未迟。(引文见见湛伟恩校注本风筝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参阅李 渔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才子一本正经,矜持固执;丑女粗俗好色,放纵轻薄,两种性格刻画得入木 三分。对话短简,符合夜半私会的情境和人物身份,真称得上是一字不易。李渔 创作的宾白大率如此。李渔还主张,宾白应讲究舞台效果,接受舞台检验。他说:“从来宾白只要 纸上清楚,不顾口
14、中顺逆,常有观刻本极其透彻,奏之场上便觉糊涂者,因 作者只顾挥毫,并未设身处地,既以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心口相维,询其 好说不好说,中听不中听,此其所以判然之故也。(闲情偶寄第44页 浙 江古籍出版社1985)曲家必须设身处地,兼顾演员与听众,才能写出好的宾白。 李渔是如何创作的呢? “笠翁手那么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 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那么直书,否那么搁笔,此其所以观听咸宜也。(闲 情偶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44页)晚清曲学大师吴梅云:“李笠 翁渔十种曲,传播词场久矣,其科白排场之工,为当世词人所共认。”(吴梅中 国戏曲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
15、版,第117页)真正是行家的评鉴。值得注意的是,李渔认为“宾白之文,更宜调声协律。”他把“平仄仄平平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二语,作为千古作文之通诀。进而提出“如上句末一字 用平,那么下一句末一字定宜用仄,连用二平那么声带喑哑,不能耸听;下句末一字 用仄,那么按此一句之上句,其末一字定宜用平,连用二仄那么音类咆哮,不能悦耳。”(闲情偶寄第41页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这不仅表现出他的声律修养, 而且展示了精湛的舞台艺术经验。他创作宾白还注意发挥灵活性,根据剧情的需 要而协调平仄。“有时连用数平,或连用数仄,明知声欠铿锵,而限于情事,欲 改平为仄,改仄为平,而决无平声仄声之字可代者。此那么千古
16、词人未穷其秘,予 以探骊觅珠之苦,入万丈深潭者既久而后得之,以告同心。”(闲情偶寄第 41页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他经过思考和实践,发现了上声字的特殊功能,“上之为声,虽与去入无异,而实可介于平仄之间,以其别有一种声音,较之于 平那么略高,比之去入那么又略低。”于是,他创造性地运用上声字,“作宾白者,欲 求声韵铿锵,而限于情事,求一可代之字而不得者,即当用此法济其穷。如两句 三句皆平,或两句三句皆仄,求一可代之字而不得,即用一上声之字介乎其间, 以之代平可,以之代去入亦可。如两句三句皆平,间一上声之字,那么其声是仄, 不必言矣;即两句三句皆去声入声,而间一上声之字,那么其字明明是仄而却似平
17、, 令人听之不知其为连用数仄者。(闲情偶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 第42页)实践证明,这种巧用上声字的手法取得了极佳的效果,被后代奉为圭 臬。这是李渔对戏曲宾白创作的重要贡献之一。三、当行本色李渔在闲情偶寄卷二演习部中云:“填词之设,专为登场。”(闲 情偶寄第60页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这说明李渔创作戏曲,时时刻刻,字 字句句都考虑演出效果。因而,讲究当行本色是李渔戏曲观的又一重要方面。所谓本色,就是要求用质朴无华的语言准确真切地描绘事物的本来面目。所谓 当行,那么要求演员惟妙惟肖地刻画人物,”行家者,随所妆演,无不摹拟曲尽, 宛假设身当其处。”(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
18、社1979年出版)李渔当行本色的戏曲观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是舞台性。戏曲讲究舞台演出效果是当行本色的重要标志之一。李渔在 闲情偶寄卷一词曲部上中说:“尝读时髦所撰,惜其惨淡经营,用心良 苦,而不得被管弦,副优孟者”,批评了戏曲创作案头化的倾向。应该指出,当 时确实有一些戏曲脱离了舞台实际,比方汤显祖的牡丹亭曲词优美,脍炙人 口,但却难以全本搬上舞台。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便不是当行本色的戏曲。针对 一些曲家把戏曲作为案头作品来欣赏,象论诗、论词那样论曲,只注重词采、音 律,忽视舞台特点的现状,李渔大声疾呼,力矫时弊,“填词之设,专为登场。” 把戏曲的舞台特点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具有拨
19、乱反正的意义。他是如何 创作戏曲的呢? “笠翁手那么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 其关目,试其声音,好那么直书,否那么搁笔,此其所以观听咸宜也。(闲情偶 寄第44页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他不仅精通戏曲创作,又能导能演,“手 那么握笔,口却登场”,以舞台作为创作构思的前提条件,这就决定了他的戏曲都 有舞台性强的特点。李渔的“十种曲”不胫而走,“其刻本无地无之”,有的远传 域外,恐怕都与其戏曲适合演出有关。其二是综合性。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而且综合程度比拟高。戏曲的当行本 色那么要求尽量完善各种表演形式和艺术要素。李渔不仅对戏曲创作进行了论述, 在构思、词采、音律、宾白、科浑
20、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而且对于戏曲表演方 面也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说:“词曲佳而搬演不得其人,歌童好而教率不得其法, 皆是暴殄天物,此等罪过,与裂缗毁璧等也。所可惜者,演剧之人美,而所 演之剧难称尽美;崇雅之念真,而所崇之雅未必果真。”(闲情偶寄演习部第60 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尽管李渔仅仅着眼于选择剧本,但却强调了戏曲综合 性特征。戏曲各种艺术要素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唱、白、念、做均应臻于完美, 才能保证戏曲演出的成功。这就纠正了戏曲演出中重曲轻白以及其他厚此薄彼、 有所偏废的倾向。李渔自己创作的戏曲就兼顾到戏曲艺术的各个方面。清代曲论 家杨恩寿在词余丛话中虽然批评“笠翁十种曲鄙俚无
21、文,直拙可笑,”但 又肯定其“位置脚色之工,开合排场之妙,科白打浑之宛转入神,不独时贤罕与 颉顽,即元、明人亦所不及,宜其享重名也”,而黄周星制曲枝语云:“近日 如李笠翁十种,情文俱妙,允称当行”,从综合性的角度评价了李渔戏曲的成就。 其三是趣味性。戏曲的两大功能之一是愉悦性,而发挥愉悦功能那么离不开戏曲的 趣味性。当行本色的戏曲应该是思想性与趣味性的有机结合。李渔那么宣称:“唯 吾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风筝误三十出尾声),他十分重视戏曲 的趣味性,在闲情偶寄卷一词采第二中专列重机趣一节,他说2机 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那么如 泥人土马,有生
22、形而无生气。”(闲情偶寄第18页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戏曲的趣味性除了愉悦观众之外,还有利于记忆。李渔特别钟情于戏曲中的科津, 他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将“科浑”单列一章,置于“音律、”“宾白”之后。 他说:“插科打浑,填词之末枝也。然欲雅俗共欢,智愚共赏,那么当全在此处留 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库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 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闲情偶寄第50页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他甚至把科浑喻为“看戏之人参汤”,“养精益神,使人不倦,全在于此”。他对 科浑提出了 “戒淫亵”、“忌俗恶”、“重关系”、“贵自然”四条标准”。“科浑之妙 在于近俗,而所忌者又
23、在于太俗”,“雅中带俗,又于俗中见雅;活处寓板,即于 板处证活”,“于嘻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闲 情偶寄第53页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这一系列论述涉及到科浑的内容、 形式、审美特征等问题,是李渔在长期的戏曲活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艺术经验,也是其戏曲观的内容之一。其四是通俗性。戏曲观众成分复杂,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决定了戏曲必须雅 俗共赏,通俗易懂。李渔说:“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 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闲情偶寄第21页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他提出,词曲不同于诗文,“话 贝林之街I犍
24、说事那么I娱直说明言。(闲情偶寄第16页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看戏不同于读书,审美活动的群体性、连续性决定其文词必须浅近,而不宜蕴 藉。这种视文体特征、审美过程而决定语言表达形式的创作方法是科学合理的。李 渔甚至指出:“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闲情偶寄第22页 浙江古籍 出版社1985),将深入浅出作为文章高手的唯一标准。他把通俗性提高到前所未 有的高度,作为衡量戏曲作品质量高低的准绳,是一大创见,也是其戏曲观的重要 内容。谙熟戏曲特点的艺术家无不主张戏曲语言的通俗化、群众化。臧懋循主张: “填词者必须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夕M段”,(元曲选序二,中华书局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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