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道德教育的几点质疑.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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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当前道德教育的几点质疑河北唐山外国语学校王林2008年10月对当前道德教育的几点质疑道德教育问题在当今时代里层出不穷。有些道德教育研究工作者好象并不是首先以理性的态度审问道德教育的某些问题是否成立就已经对一些所谓“问题”充满了研究的激情。对这些问题的理性审视是进行道德教育的必要前提。一、当前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否过于宏大道德教育的目标过于宏大，在表述上过于空泛，以至在教育实践中难以达成，德育工作因而必须首当其冲地建构道德教育的可操作性目标，这几乎已经成为当代德育思想界的定论。当前学校道德教育是规训性的，即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告知受教育者“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并要求受教育者按照学校或社会

2、所允诺的道德阈限去行为。规范本身由于具有国家或社会认可的“合法性”而获得其不可置疑的权威性。当个体反思规范本身的正当性能力被剥夺，他就只能是一个被动的关于规范的知识的接受者。如果违背规范所产生的非道德效果极具诱惑力，而且个体有能力承担道德后果，那么他就有可能“冒险”去违背规范。这时候关键的问题仅仅在于，“我”并不是“不想”去违背道德规范，而是因为我“不敢”。这样一来，规范究竟是什么其实已经失去了意义。这恰恰正是现代道德教育的悲哀。这已经违背了道德教育的初衷。规范性道德能够培养十分理智的“公民”，但不能培养理性的“好人”。现代道德教育对于培养理性的“好人”德育的终极目的，它充其只能培养出“不坏”

3、的人，但不能培养出完美德性的“好人”。它充其量只能培养出“不敢”做坏事的人，但不能培养出不“想”做坏事的人。当然一个完美的道德教育目标只能是一个乌托邦，一个低俗的目标更容易操作。但道德教育是一个必要的乌托邦，如果没有对完美德性的允诺，道德教育的存在将因失去存在的根本而变得毫无意义。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道德教育特别是学校道德教育分理宏大的道德教育目的为可以操作的道德教育目标本无可厚非，但不能忘却的是任何一个可行的道德教育目标都必须与最宏大的道德教育目的结合起来。二、当下道德教育的方法是否过于单一当代道德教育界一个普遍的抱怨是可行而又有效的道德教育方法过于单一，目前道德教育研究的诸多问题均与此紧密相

4、关。果真问题竟然如此简单吗？如果稍稍考察一下目前道德教育研究的基本事实就可以看出这一说法有些自相矛盾。首先，在几乎所有的有关道德教育的教材中都专辟章节长篇累牍地大讲所谓方法。面对如此众多的方法，仍抱怨方法稀缺，就难免有些怪异。其次，在道德教育研究领域，道德教育模式似乎也层出不穷。模式当然包含着方法的运用。模式都有了，方法会缺少？方法既然在绝对数量上并不为少，那么对方法的抱怨也就只能是对方法的质量的抱怨，即所谓方法太少了，实质上就是能解决问题的“好”的方法太少了。方法果真如此神奇？方法值得如此崇拜？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方法绝对比不上当前如此枚不胜举，其简朴程度让人吃惊。中国民间传统道德教育不外乎聊

5、聊数语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栋梁”的培养也不外乎四书五经。它没有象当前道德教育这样，有专门的道德教育研究机构，有汗牛充栋的道德教育理论文本，有数量惊人的道德教育的专家或学者，然而正是这种单纯的道德教育，支撑了中华几千年的道德文明。所以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道德教育究竟怎么了？记得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天鹅和狐狸掉进了猎人的陷阱里，狐狸唠唠叨叨说它有一千个主意可以出去，天鹅说它只有一个主意。当猎人打开陷阱的盖子里，只有一个主意的天鹅振翅飞去，有一千个主意的狐狸却只能待在陷阱里引颈就戮。古人就象只有一个主意的天鹅，而现代人则是有一脑袋好主意但无法走出困境的狐狸。天鹅虽“拙”，但有明确的目的性；狐

6、狸虽“巧”，但对于方法不知所用。现代人太精明于算计，太过于聪明，有太多的方法但缺少利用方法的智慧。当前道德教育太缺少古人道德教育“拙”的智慧。古人之所以并不关注于方法，是基于道德理性的完美德性的允诺居于比方法本身更关键的位置，此造成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现代人之所以必须关注方法，是基于道德理智的目标达成是所有道德教育的归宿，此造成所谓对方法的无节制追求。古人之所以没有必要去关注方法，是因为方法服从于它从之出又归于其的本体；现代人之所以不得不关心方法，是因为方法已经远离了它的本体说到底，当前道德教育的问题绝不是方法问题，而是智慧问题；绝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观念问题。三、美德可教吗美德一定可教

7、，似乎只是当前我国德育界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并未得到知识论方面的证明。美德究竟是否可教的问题，对于道德教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本体性问题。美德不可思议地可学，但并不显而易见地可教。我们有所谓道德教育，但道德本身是否可教并非由此就是自明的。哲学家人为“美德就是正义”、“美德是一种善”、 “知识即美德” 。认为“公正以及别的美德都是明智。公正的行为和一切以美德为基础的行为都是美的和好的只有明智者才会做出美的和好的行为，而不明智者不可能做出这种行为，即使竭力去做，也会做错。所以，公正的和所有一切美的和好的行为都以美德为基础，那么，由此可见，公正和所有的美德即是智慧”。如果美德系于知识，按照苏格拉底的论述

8、，美德可教。对现代人来讲，苏格拉底的论述充满了疑问。显然，美德的知识未必一定可以导致美德的行为，因为欲望可以其合法性的名义名正言顺地抵制理智，只有理性的人才可以做到有知识而美德的行为。如果道德根本不是知识，而是道德情感或道德实践，那么所谓道德的可教性也就是道德是可以教化的。而所谓教化是对心灵的培育，按照心灵的内在品性对心灵品质的提升。在杜威看来，伦理知识有“道德的知识”和“关于道德的知识”之分，前者类于“个人知识”，而后者类于“客观知识”。作为客观知识的“关于道德的知识”是可教的，因为它可以按照可证实的原则选择、组织和评价。而作为个人知识的“道德的知识”则未必可教，因为它关涉到个人的意志品质和情感体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教人“关于道德的客观知识”，但个人“道德知识”的形成则依赖于个人的道德实践感受和实践能力。道德的可教性问题在古今之争中其实处于完全不同的意义世界。基于道德理性和实践智慧（古代），道德作为善是可教的；基于道德欲望和德育活动（现代），道德作为善虽然也被认为是可教的，但由于欲望的正当性，道德的可教性其实被存疑。若现代人不能从道德的可教性问题对道德理性和善有所领会，那么道德研究将处于虚浮的无根之境。对此，现代道德教育不得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