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作用与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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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经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作用与问题:一个文献综述I ! ,! #! #$%&肺 O 郭峰,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邮箱:guo.fengmaiL。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的灵活就业: 基于大数据方法的监测与分析”(批准号:2020BJB0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冠肺炎疫情对 线下微型商户的短期冲击与中长期影响研究:来自金融科技公司大数据的证据”(批准号:72003214)的 阶段性成果。本文得益于与王靖一、王雪等人的讨论,特此致谢,文责自负。本文即将发表于产业经济 评论2021年第1期。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
2、2月23日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 会议上对本次疫情的定性,http:+,-/0123456789 : ; ?ABCDEFG H :冲JKLMNOAPQR 免 KTNU ; V5WXYZ34J4JEa 独c : deKf g5h i D J k Imnf g : op)KNU ; Vqr s t 匚 i.ivw34x YN34冲J_DHydeN= 距:hA A Xvw34:。E NCjX研G34:N n a a x5 冲34: a a a g 1 e e f g e e 5NU i i 更i n d 36 d 6 u u u Xt u t C 1f NU ; V
3、f B 34 :z - iDt ZE 10 H Dq : Si 1$键 !林肺一NU ; NU - 6 LNn一、弓I 言2019年年底开始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迅速蔓延至中国所有省份,到2020年 7月余底已致全国8万余人感染,病亡4600余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中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虽然到2020年3月底疫情在中国本土的传播已经被基本阻断,但在全球已经发展成一个大 流行病(Pandemic),并且是1918年大流感以来的全球最大疫情(Correia et al., 2020; Barro et al.,
4、 2020)o疫情不仅严重危害民众身心健康,还在短时期内对全球各国的经济运行造成 hltps:播对打消其他患者和外界的顾虑,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一点在方舱医院决策参与者、中 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团队撰写的相关学术论文中给予了专门总结(ChenetaL, 2020)。 一些公共卫生专家和临床医生在社交媒体上的频繁发声,也为防疫知识传播和疫情防控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面对这个完全新生的传染病,之前经验不太管用的医生们,也广泛使 用社交媒体进行学术交流和经验学习,更新自己的防疫知识和治疗技术,例如Facebook上 一个医生防疫交流群,成员就超过3万人(Smith and Fay Cort
5、ez, 2020)o在数字经济防疫中,通过大数据监测出的人口流动的重要意义,需要再强调一番。人口 在全国和全球的广泛流动,是疫情扩散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和难点,而通 过网络、电信等大数据,能够为监测人口流动提供重要参考。关于电信大数据对于监测人们 是否执行居家隔离,上文已有总结。在网络搜索中,也可以监测出人口在地区间的流动。百 度公司利用其旗下的地图业务检索和导航数据,构建了日度级别的人口迁移指数,已经成为 政府进行疫情管控的重要参考和相关学术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Fang et al., 2020; Qiu et aL, 2020; Zhan et al., 2020;石光,20
6、20;李建军和何ft, 2020;张果果和郑世林,2020)o根 据这些研究,中国的封城等管控措施对缓解疫情扩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根据 Fang et al. (2020)基于百度迁移指数进行的研究,如果没有武汉1月23日的封城,全国湖 北外地区病例数会比封城高出64.81%;湖北武汉外的其他城市也会高出52.64%o当然,社 交媒体中也有人口流动的间接证据,Bailey et al. (2018)利用Facebook注册用户好友之间 的联系数据,构建了一个社会联系指数(Social Connectedness Index),他们认为这一指数也 可以用在疫情防控上:与疫情热点地区社会
7、联系越强的地区,疫情防控的压力就越大(Kuchler et al., 2020)。(三)研究疫情的数据来源本次疫情发生后,不同学科的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分析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除了一些 理论性的分析外,要得到更加直接的政策启示,可靠的基础数据至关重要。而数据来源一般 又不外乎以下两种方式:基于抽样的问卷调查和基于商业机构实际运行形成的全样本大数 据。本次疫情发生之后,一些研究团队,基于一定范围的调查数据,开展了疫情导致的中小 企业经营困难、民众经济信心等相关调查研究。例如,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ESIEC)课 题组于2月10日起开展“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小微企业生存状态专项调查”,搜集样本2701
8、份(其中ESIEC代表性样本2344份,主动受访普通样本357份),对疫情冲击下中小企业 存在的困境和政策诉求等进行了分析,并形成了一些初步结果(张晓波和王睿新,2020;张 晓波等,2020;李辉文等,2020;金泉等,2020)o其他几个代表性的企业调研还有:罗知 等(2020)调研了湖北省573家企业的经营状况,指出疫情重点地区湖北省的企业,目前生 存的最大障碍是缺乏现金流,而绝大部分中小民营企业又根本无法从银行获取贷款;朱武祥 和刘军(2020)对995家中小企业疫情影响的情况及诉求进行了问卷调查;Bartik etalX2020)2020年3月底基于美国一个微型商业网络(Aligna
9、ble business network)开展了一项针对美国微型商户受疫情冲击影响程度的调查研究。其他调查数据还包括王祯和陈杰(2020)针对 新冠肺炎疫情下社区防控与疫情认知的调查,以及Li et al. (2020)针对疫情期间民众对疫 情防控认知和经济信心恢复的调查。这些基于抽样的问卷调查,为研究疫情对中小企业、居民的影响,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基 础数据。特别是在特定性的调查中,通过增加“政策诉求”等问题,可以直接汇总企业家的 政策呼声,简单而有效。但同时,抽样问卷调查又存在一定的弊端:其一,在疫情特殊时期, 问卷应答率可能不够理想,而且很难核实,而未响应偏差又是影响问卷调查结果科学性的重
10、要因素(KorineketaL, 2007);其二,问卷调查可能会存在一些主观回答导致的偏差,这也 是问卷调查中常见的问题(Kleinjans and Van Soest, 2014),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ESIEC) 课题组对他们本次疫情的调研数据的分析也发现主动受访的样本企业,反映的问题更多、更 严重,带有主观性甚至情绪性的问卷结果,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有关单位对形势的客观评判 并制定应对措施,从而也就违背了设计调研的初衷(王冉冉等,2020)o Bartik et al. (2020) 也认为他们收回的5819份调查问卷中,很多是自愿回答,因此调查可能会使得受损更大的 企业更有积极性回复
11、问卷,从而导致结果有偏。特别是对于更加微小的个体经营户等,传统 的调查方法缺陷更加严重(王靖一等,2020a)o基于科技公司经营中形成的大数据开展相关经济学学术研究,或者商业性和政策性研究, 已经成为一个潮流(Varian, 2014)。这一点通过查看科技公司大量招募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博 土,即可管窥一二(Athey, 2019)o目前经济学博士最密集的地方不是高校商学院,而是在 如亚马逊、Google这样的科技公司。在本次疫情中,利用科技公司的大数据,开展疫情分析 的文献,已经有很多,前文对此已有讨论。而关于疫情影响的大数据分析,现在文献也有很 多,而且还在快速增长。例如,Chen etal.
12、 (2020)利用中国银联的刷卡数据,研究发现疫情 导致中国线下刷卡消费下降42%。王正位等(2020)利用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监测的百万量级 中小微企业的日度经营类数据,从企业营业收入和经营活跃企业数两个角度度量疫情下中小 微企业的经营现状,研究发现各省份中小微企业的营业收入和经营活跃企业数分别低于2 0 1 9年同期的5 1 %和4 6 %。Bakeretal. (2020b)也利美国一家非盈利的金融科技公司数 据,研究了疫情对美国民众消费的影响,发现疫情之处,零售、食品等消费品会因储备性消 费而大增,但之后大幅下降。我们研究团队利用蚂蚁金服在经营中积累的“码商”大数据, 分析了疫情对中国线下
13、微型商户的短期冲击和恢复性增长中的异质性步伐(王靖一等, 2020b)o其他利用大数据开展疫情经济影响的文献还包括:Bakeretal. (2016)曾利用2000 份美国报纸中的新闻报道的文本,编制了一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ices),该指数在经济学界已引起广泛关注。疫情发生之后,该指数已由2020 年1月份的约100,飙升到3月份的近400,是该指数1985年以来的最高记录,疫情带来的 不确定性由此可见一斑(Baker etaL, 2020a)o(四)对冲疫情的渠道机制本次疫情中,很多传统行业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但疫情也给数字
14、经济发展带来契机。 此消彼长的发展可以缓解疫情对经济的总体影响。例如,根据杨车卜和刘永炜(2020)基于某 教育科技企业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疫情形成了 “自然的助推”,促使更多学校、教师 和学生开始使用在线教育服务。在本次疫情中异军突起的业态还有远程协同办公,有序复工 以后,很多企业不能够满额到现场办公,所以纷纷开始利用科技公司提供的远程协同办公进 行工作和举行会议。“腾讯会议”的用户成倍增长,到3月底,日活跃账户数超过了 1000万。 总之,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大量线下需求转移到线上,刺激了互联网行业发展。 这一点在总量数据中也有所反映,在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GDP同比下降6.
15、8%的情况下,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2%,同时电子商务服务投资也增长了 39.6%o根据吕本富(2020)的总结,抗疫催生了 24个数字经济新业态,这些数字经济的 发展,对于缓解疫情对经济的总体冲击,提高经济的韧性,起到了很大作用。当然,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的发展,不仅仅限于完全新生的业态,很多传统的业态也在 加速转型到互联网之上,由接触经济转为非接触经济。例如,在疫情之前,商业银行本来就 在数字化转型当中,而疫情的爆发,对于这一转型起到了加速的作用。2020年3月,中国 银行业协会联合多个机构,发起“无接触贷款助微计划”,计划利用半年左右时间支持1000 万家中小
16、微企业,为其提供线上支付、线上小额贷款等数字化服务,得到很多银行的响应。 当然商业银行的数字化并不仅仅局限于线下业务的线上化,还包括业务流程、经营模式、风 险控制、管理成本等根本性变革,这些变革在疫情刺激下,将得到更多重视(陆岷峰,2020)o 对于数字金融行业在疫情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可以参阅黄卓和李苍舒(2020)的综述。疫情期间,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价值不仅限于其本身发展对减弱疫情总体冲击的价值, 还在于数字经济和大数据技术也为疫情期间的精准救助提供了可能。以包括个体经营户在内 的各类微型企业为例,他们在疫情中遭受的冲击非常明显,同时又缺乏对冲疫情的手段,对 其精准帮扶,特别是通过信贷
17、手段的帮扶对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和生存能力至关重要。而在这 一方面,由于抵押物不足等问题,微型企业获得传统信贷的难度较大,因此基于数字技术的 信贷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因为在各种电子化支付工具的使用中,以及积累了很多宝贵的数 据,可以来对微型企业进行信用分析。美国的经验也证明,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网络贷款 比传统金融有明显的优势,在传统金融几个布局不足的地区尤其如此(QietaL, 2020)o基 于数字技术实现的精准贷款对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产生的积极作用已经在部分文献中有 所体现。Huangetal. (2018)使用阿里小贷的数据,发现获得贷款的商户在接下来的一段时 间里,营收增加的同时经营也
18、会变得更加稳定。Gambacortaetal. (2019)的研究则表明,基这24个新业态分别为:在线办公(在线会议、在线论坛)、云签约(电子合同)、“零接触”金融、共享 员工、共享制造资源、智慧餐厅、无人点餐码、社区物流接驳站、无人配送体系、智能化产销直供链、智 慧菜场、智能化称重、智慧化社区店、5G网络远程会诊、问诊前置、K12智能化教学平台、K12网络教学 资源、健康通勤码、“短视频” +电商、“短视频” +微商、“短视频” +宣发、“短视频” +知识传播、“短视 频” +社交、“短视频” +MCN。于数字技术释放的贷款能够有更强的逆周期性,在面对整体环境发生改变时,贷款的违约率 增加更
19、少。根据陈赞等(2020)的研究发现,线上基础设施有助于企业开展线上运营、缓解 企业受疫情冲击影响。止匕外,一些数字金融机构利用支付等数字金融服务中积累的关于微型 企业的大数据,解决了获客难与风控难的问题,进而服务了大量的线上与线下微型企业。根 据我们团队的研究,数字金融在缓解疫情冲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基于数字技术精准发放 的贷款每增长1%,疫情对线下微型商户营业额的负面影响平均就减弱2.57%;而如果一个 地区基于数字技术精准发放的贷款,能从全国的均值发展到杭州的水平,会使得疫情的负面 冲击下降51% (王靖一等,2020b)o此外,数字经济在中国深入发展也为政府创新疫情期间的经济刺激手段
20、提供了渠道:为 刺激经济活力的尽快恢复,特别是刺激居民消费,很多地方政府通过支付宝、微信、云闪付 等渠道发放了电子消费券,为居民的消费提供一定额度的补贴。根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与蚂蚁金服研究院基于杭州消费券发放的研究(刘俏等,2020),政府1元钱的消费补贴能 够带来平均3.5元以上的新增消费。而根据林毅夫等(2020)基于36个城市的研究发现, 消费券发放的一个月之内,消费券支持行业的交易笔数比未发券地区增加25%o三、疫情暴露出的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数字经济为疫情防控和缓解疫情冲击的确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同时在本次疫情的发酵 中,也暴露出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部分主要从数字鸿
21、沟更加凸显、涉疫谣言 广泛传播和个人隐私频繁泄露等几个方面进行讨论。(-)数字鸿沟更加凸显如上文所述,疫情期间,有条件的人通过数字技术可以居家办公和生活娱乐,但并非所 有人都有这个条件。很多人不外出工作,就没有收入来源,例如各种路边小店和流动商贩等 个体经营户,疫情对他们的冲击是实实在在的,不能开市复业,就没有收入来源(王靖一等, 2020b)o在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根据Chiou and Tucker (2020)基于移动设备定位大数据 的研究,在美国疫情之前的2月份,美国富人集聚区的民众外出的比例更高,穷人区民众留 在家里的比例更高;而到了疫情严重的3月份,情况就完全颠倒了,富人区人们更多
22、地居家 躲避疫情,而穷人区则更多人外出。而且他们还发现,当控制了这些地区的互联网网速之后, 上述外出比例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就基本消失了;而如果低收入遇到低网速时,外出的比 例会更高,因此他们认为,数字鸿沟是影响美国居民是否外出的重要因素。此外,根据Borjas (2020)的研究,在纽约,穷人集聚区的病毒检测率更低,但一旦监测,阳性率却更高。这 种收入不平等,以及接触数字经济机会不平等的数字鸿沟在疫情中暴露无遗。Irlacher and Koch (2020)等人的研究则表明社交距离、居家工作这些防疫政策对于本就相对贫穷的民众 会受损更大,因为收入越高的民众越可以居家工作,反之亦然。Lou
23、and Shen (2020)的研 究也表明在美国,低收入群体相对更加难以遵守居家令。在中国,曾有新闻报道一个案例, 有农村学生因为家里上网课的智能手机数量不够,而有轻生之举,而这一现象在美国也存 在:3月份全美学校停课后,那些收入更高、网络条件更好的地区,人们对在线教育的搜索 更加明显(Bacher-HicksetaL, 2020)o当然,数字鸿沟并不是近日才有,而是一个长期存在 的问题,之前已被大量文献广泛关注(Keller; 1995; Servon; 2008),例如在电子商务领域(Hoffman etal., 2000)、互联网使用领域(Goldfarb and Princ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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