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及对当下社会的可行性.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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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议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及对当下社会的可行性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陶渊明于我的记忆中一直是个隐士的形象。 然而陶渊明少时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后陆续做过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小官。因其出身庶民之家，受人轻视；又因忍受不了官场的黑暗，他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但社会的黑暗让他有了隐居的念头。 正如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首诗中所写道的：“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后来，其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

2、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于是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此后就开始其隐居生活。 期间，他创作了许多诗歌。前期诗歌表现出他隐居后的悠然自得与自由。然而后期的则写出了穷困潦倒的生活。毕竟，隐士不是什么人都当的起的。可陶渊明却享受其中： 让我敬佩的不仅是他积极的人生态度：“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同时，也在于他是真正的隐士。 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

3、，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 陶渊明所追求的是自由的隐居生活。即便生活再贫苦，也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不因为追求物质享受而放弃心灵的自由。有人把陶渊明当作逃避生活的人。而我认为，陶渊明是个热爱自由的人，他逃避的是政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愿为这不如人意的时代做无谓的事。社会的黑暗，仕途的险恶，已无法实现他“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隐居”便是得到不受约束的心的自由的唯一方法，可以遵从自己的心，不必为了自己的官道平坦做些违心之事。隐居中，他热爱生活的态度时时表现出来。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

4、好学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晋陶渊明独爱菊”，也许这也源于其人生态度吧。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和郭主簿） 他曾这样写诗赞美菊。菊花是经得起秋后风霜摧折的花卉，象征着高洁的品格。而陶渊明的性格之中也有菊花那种清逸，不愿染上一丝污垢。于是才会选择隐居，于是才会如此爱菊。 陶渊明所追求的人生态度很平淡，却很真实。既是基于时代背景所做出的有利自己的决定，又是其性格的真实写照。对当下社会而言，他的生活态度并非不可为现代人所取，只是应当注意个中的内涵。因为最为重要的不是“离群”，不是“归隐深林”，毕竟，这也不可能。但我们应抓住的不是这些浮在表面现象，而是内在的追求心灵的自由的

5、精神：不被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所束缚，牵拌，而忘记自己的原则；而是全力以赴，不畏惧任何艰难险阻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与信念。 可见，陶渊明的生活态度也可适用于当下社会，只是在于你如何理解。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对此作出探讨。 桃花源记陶渊明少年时受传统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

6、。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

7、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

8、“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淡然离世。 靖节先生像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

9、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

10、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

11、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12、 明代张风绘陶渊明嗅菊图 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来看，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且看陶渊明一生大致经历：始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仕职于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因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后有人劝他再度出仕为刘宋王朝服务，他宁愿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也不愿再涉官场。可以说，陶渊明归隐得真守拙得真。在归园田居、饮酒等诗中，诗人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往来。相见天杂言，但道桑麻长。”“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13、”“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乡间生活，在诗人笔下却是那样的优美、宁静，显得格外亲切。归隐后的陶渊明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这使得他的田园诗更具劳动生活气息。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都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闻南苗，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癸“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肆微勤，日人负来还。”“温原长如此，躬耕

14、非所叹。”在早出晚归的辛勤耕作中，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更为真挚：“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觚远见候，疑我与时乘。”从这些诗中，读者可以看出，在这种闲适的田园生活中，诗人心情自然而宁静，达到了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这才是真正的归隐。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诗人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

15、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他在诗中写到：“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虽然归隐田园，但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中。在桃花源记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乐”。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美好的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诗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也足以证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完全脱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