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_单独二孩_政策新的认识与思考_刘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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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对卷第 2 期 2015 年 3月 VoL39, Na2 March 2015 57 人口研究 Population Research 对单独二孩政策新的认识与思考 刘爽 王平 【内容摘要】 随着单独二孩政策落地，生育政策再次成为社会热点，各种说法频出，有必要更广 泛、深入的讨论。文章在对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一年来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从 妇女终身生育水平和生育地区差异的角度，对单独二孩政策进行了新的解读，并从多个侧面展开了 政策思考。研究表明：妇女的 终身生育水平没有从时期生育水平看到的那么低，中国尚谈不上已陷入 超低生育率陷阱，地区差异大仍然是中国人口生育的基本特征，政策调整

2、需要统筹兼顾。在单独 二孩政策刚落地一年就做出政策遇冷判断不够审慎，过渡性的单独二孩政策发挥着向全面二 孩政策接续的重要错峰作用。政策变化带来的社会影响要远比生育本身更广泛、复杂。 【关键词】 单独二孩政策；生育意愿 ;终身生育水平；时期生育水平 【作者简介】 刘爽，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转型与社会管理协同 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 872 Reflections on the New Two - Child Fertility Policy Liu Shuang Wong Ping Abstract： I

3、n conducting a more extensive and in - depth analysis of the new two - child policy,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results from the existing studies, and provides new interpretations and rethinking of the new family planni 门 g policy by looking at China, s fertility level with lifetime and regional pe

4、rspec- tives. Research shows that women * s lifetime fertility level is not as low as the period fertility level, and China has not fallen into the low fertility trap. A fundamental feature of China s fertility pattern is the large regional differences. Adjustment of fertility policy needs an overal

5、l consideration. It is too early to suggest that the new fertility policy has had effects that are far below expectations when the policy has just been implemented for one year. The new fertility policy is transitional, and plays a role of reducing birth accumulation when moving to a universal two -

6、 child policy. Policy adjustment and change will bring about a full range of social impacts. Keywords； The New Two - Child Policy, Fertility Intention, Lifetime Fertility, Period Fertility Authors： Liu Shuang is Professor,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

7、r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Manage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Wang Ping is PhD Student,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Li- ushuang rue. edu. cn 58 人口研究 39 卷 截止到 2014 年 9 月，全国已有 3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通过立法程序启动了单独二孩生育 政策。随着这一政策在各省 （ 自治区、直辖市）的先后落地，

8、对于符合政策规定的育龄夫妇而言，是否 生育下一个孩子的选择权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与之相呼应，单独二孩政策这一专业术语立刻成 为目前国内出现频率最高、公众关注度最强的一个词汇，生育政策调整及其影响的研究热潮也随之兴 起。而值得关注的是，与以往任何一次有关生育政策的研 究热潮相比，这次对单独二孩政策的讨论 不光在学术界迅速聚集了一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出分析 ,而且也不断有从网络上发出的各种声音， 申报低迷、政策遇冷、低生育率陷阱、超低生育率等说法频出。 这种政策调整实施、社会聚焦关注和学界研究热潮三种现象的同步和相互叠加，实为历史罕见。 而对单独二孩政策的探析角度、立场和观点之鲜明 ,包括对形势判

9、断的显著差异、政策选择结论的 针锋相对，也是以往任何一次生育政策研究热潮所难以比拟的。 这次生育政策调整，是在中国人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大背景下发生的 ,也是 中国整个生育政 策调整、完善链条中极其重要的一个节点。在单独二孩政策承担着承上启下、转换过渡使命的这样 一个特殊时期，我们有必要冷静、理性地认识和思考，对诸如中国的生育水平是不是已经超低？中 国是否已经跌人低生育率陷阱？政策调整是不是遇冷？有没有必要从双独通过单独再进 一步向全面二孩过渡 (拟或直奔全面二孩 ）？ 等问题做出回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仅是 为了答疑解惑，更重要的是它对于未来中国的生育政策选择、人口发展战略的选择以及人

10、口与经济社 会、资源环境关系的认知，有着极为重要 的意义。 为此，本文将在对一年来相关研究成果梳理、述评的基础上，从生育结果与生育水平的特定角度， 提出一些看法，以期为丰富有关生育政策、生育意愿以及生育水平的研究及认识抛砖引玉。 1 一年来的研究回顾 生育政策是涉及最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典型公共政策 ,社会影响深远。因此，在单独二孩政策 于2013 年底被明确提出后，立刻吸引了国内学术界的一批学者开展专题研究。仅短短的一年时间， 与生育政策调整相关的研究成果就已近百篇。综观这些研究，大体是从四个方面展开的 :一是对单 独二孩放开后，可能带来的出生增量及出生 堆积情况的测算和分析 ;二是依据全国或

11、地区调查数据 做出的有关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的讨论 ;三是围绕着单独二孩或全面二孩进行的政策分析；四 是对生育政策调整更广泛社会影响的阐释及展望。对这些角度不同、内容有异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与总结，有助于我们对生育政策调整及其未来走向进行更深人的思考。 1.1 有关生育意愿的研究 政策调整后出生人口增量到底有多大、释放节奏是怎样的以及是否会形成明显的出生堆积，是政 府、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涉及政策调整、转换过程中社会可能的震荡程度。而决定政策调整 后出生人口增量的 ，不仅有政策规定本身的制约，更有育龄人群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此，在国家单 独二孩政策出台后，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中数量最多的就是有

12、关育龄人群、特别是符合政策条件的育 龄人群生育意愿的调査、分析。这些调查、分析有全国范围的，也有特定地区的。 实际我国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多次大型人口或社会调查都对被调查者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做过 了解 ,结果显示 :在 20 世纪 80、 90 年代，人们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大体在 2 2. 5 个之间 ;进人 21 世纪以 后 ,这一指标值表现出降低趋势，其中 :2 7年全国居民社情民意调査获得的平均意愿生 育子女数为 1.89,2012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得到的育龄人群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为 1.86(王军、王广 州， 2013;庄亚儿、姜玉、王志理等 ,2014)。 文中均指大陆地

13、区，包含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2 期 刘爽王平对单独二孩政策新的认识与思考 59 上述主要是对一般民众或育龄人群所做调査得出的结果。但对政策制定或调整来说，潜在目标 群体的生育意愿、包括在孩子数量、性别和时间上的可能选择 ,更直接且重要。因此，在单独二孩政 策提出前 后 ，一 些机构或学者开展了有针对性的生育意愿调查。 中 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受国家卫计委委托，在 2013 年组织了除西藏和新疆之外的 29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有关生育意愿的全国性调查，调查对象为 20 44 岁有配偶人口。这一调查的主要发现 是 :（ 1)约有 807。的被调查家庭希望生育 2 个孩子； （ 2

14、) 单独、双独和普通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 数分别为 1.79、 1.83 和 1.95;现有一孩单独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1 “ 81;(3)现有一孩单独家 庭希望生育 2 孩的比例约为 60% ; (4) 单独一孩 家庭对未来生育时间安排未确定的比例高达 59% ;其余约四成的夫妇计划在三年中递减式地进行政策性生育释放 （ 庄亚儿、姜玉、王志理等， 2014)。福建省同在 2013 年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査也得到了单独一孩夫妻有再生育意愿的达到 60%这一比例（汤兆云，2014)。但在 2014 年湖北省进行的大样本类似调查中，符合单独二孩政策、 可再生育的家庭不仅表现出偏低的平均理想子女数，而

15、且明确表示要生二孩的比例只有 21.5%，不想 生的比例却接近 60% (石智雷、杨云彦， 2014)。陈建平等 （ 2014)对上海户籍已 婚育龄人群所做的生 育意愿调查结果则显示 :在不考虑政策的情况下，约 48.5%的被调查对象希望生育 2 个孩子 （ 单独 夫妇的该比例为 48.7% )，而夫妻是否独生子女对意愿生育子女数并无影响。广东省也曾在 2011 年 组织过对 80后年轻一代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大规模调查，结果表明 :近 3/4(72. 8% )的被调査 80后的理想子女数为 2 个，其中 1 男 1 女是其主流意愿（张建武、薛继亮 ,2013)。 除上述外，还有一些小规模、

16、地区性的生育意愿调查。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这些调查结果差别 较大，有的调查对象 明显有偏。但这些调查依然从不同侧面给我们很大启发 .“其一，中国社会正处在 社会剧烈变迁的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包括生育观念与行为都在不断变化，但 因环境、条件不同，地区、城乡、人群和代际之间的变化速度并不一致，因此生育意愿表现出各种差别 和多样性。其二，由于育龄夫妇处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他们的生育意愿可能不同且变化，如 :婚前 的意愿与婚后不同、有孩子与无孩子不同。其三，理想子女数、意愿生育子女数和实际生育行为之间 存在差异，有政策约束和无政策约束的意愿也存在差异。其四，尽管如上述各种变差

17、存在，但综合不 同的调查结果 ,我们仍然看到了一些共同点。如 :无论是理想子女数还是意愿生育子女数，都没有到 多数人不想生的状态，大多数被调查对象希望生育 2 个孩子，不少已明确表示要再生育。此外，各 类调查也都认可生育政策的调整将释放出一定的生育潜能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1.2 对单独二孩 政策可能的人口学后果的测算 在政策落地后的相关研究中，成果次多的就是对单独二孩放开后可能带来的人口变化、尤其是 出生人口数量变化的分析、测算。 曹立斌、程广帅 (2014)利用调查数据推算，政策调整后会生育第二个孩子的符 合政策家庭将占累 积单独家庭的三成以上，在 2015 2017 年形成生育小高峰，

18、但生育水平不会出现大幅度上升。 根据他们的推算结果，最高峰时因政策新增的出生人口也只占出生人口总量的一成上下。 姚引妹、李芬和尹文耀 (2014)利用理论和定量分析模型，对单独二孩政策调整过程中可能产 生的出生堆积现象及其生育释放模式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 :政策实施当年全国的堆积夫妇规 模约达到 2612 万对，到 2040 年堆积现象才基本消失 ;这些堆积夫妇及其生育释放主要以城镇和东 部地区为多 ;堆积夫妇占育龄 夫妇的比重先升后降，峰值时占比在 7. 9%左右 ;在政策实施的最初 5 年，累计释放的生育量占总量的 30% 37%。 石人炳 (2014)依据相关数据 ,对符合单独二孩政策要

19、求且已有一孩的单独夫妇其可能的生 育潜能 -存量与增量进行了估算。他认为全国 2013 年的生育潜能存量约为 2047 万人，而按 60 人口研究 39 卷 照释放比例 （ 即再生育比例 )这一存量的释放总量在 1021 1226 万人之间。同时他提出，由于政策 回应的滞后，生育数量 在 2014 年的增加不会很明显，但 2015 年可能释放出约 347 417 万人的政策性 出生增量，该增量相当于 2012 年全国出生人数的 21.3% 25.5%，出生堆积将十分明显。当然，他 也认为，政策调整对不同生育政策地区、城乡、不同年龄组育龄妇女以及生育转变程度不同地区的影 响是不一样的。 也有学者

20、根据特定地区的情况预计，政策性新增出生人口的高峰年份不在 2015 年，而在 2016 年 (罗淳、许庆红、戴琼瑶 ,2014)。 除了上述测算外，还有学者讨论了立即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人口学后果， 但不同学者的判断与结论相差甚远，并因此形成商榷之势 （ 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 ,2014;乔晓春， 2014) 上述研究成果传递给我们的重要信息是 :单独放开会带来一定规模的出生堆积，但对年度 出生人口总量的影响相对有限，而且由此产生的潜在生育增量的大部分将在未来 3 5 年释放。同 时，由于政策落地与符合政策规定的单独夫妇成功怀孕之间存在时间滞后 ,2014 年并不是出生堆 积

21、最多的年份，而 2015、 2016 年才更可能有较大规模的出生增量和更明显的出生堆积。以政策 出台到 2014年底或 2015 年初的小出生增量作为政策遇冷的依据，并不能令人信服。 1.3 其他专题研究 应不应该立刻、迅速放开普遍二孩政策，是整个研究的敏感话题。有学者主张应迅速放开 二胎，理由之一是以往中国的生育率被严重高估了 （ 陈剑 ,2014)。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妇女生育二 孩的意愿仍处于较高水平，立刻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将使全国的年度出生人口规模急剧增加，出生人口 峰值和生育水平峰值都很可观，但是全面放开二孩确实可以明显改善我国总人口未来进人负增长的 趋势 ,增加劳动力资源的未来供给，延缓

22、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 翟振武 、张现苓、靳永爱， 2014)。提出 单独二孩是契合当今现实条件的政策选择 （ 翟振武、李龙， 2014)。还有学者主张相对更慢的生 育政策调整步伐，提出在单独二孩政策稳定实施几年的基础上 ,2018年城镇采取与农村地区趋同 的二孩政策 ;2020年左右再实施普遍二孩政策（汤兆云， 2014)。 梳理该专题研究，很明显大家更关注的是政策调整后可能带来的直接人口影响，包括 :导致的出 生人口规模变化、生育水平的反弹程度、出生堆积情况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等。但是作为一项 社会公共政策，生育政策调整所产生的 影响绝不仅仅表现在人口变化上，而有着更广泛、深刻和长远 的社会影

23、响，这种影响将折射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涵盖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住房、人们的生活方 式、思想观念和文化形态等方方面面 ;同时，对政府的制度设计、管理活动以及服务提供也会提出新的 要求，需要进行政策衔接、管理衔接和服务衔接。但遗憾的是，一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却十分匮乏 , 仅有个别学者专门讨论或涉及这一主题。其中，风笑天教授 (2014)分别从政策调整所引发的新人口 现象与人口问题、对城乡家庭带来的冲击与影响、承担生育责任的青年夫妇、单独二孩放开 形成的 政策性人口队列等方面说明了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石智雷、杨云彦 (2014)则强调了面对政策延伸 风险，政府相关部门需要政策细贝 !J 尽快调

24、整到位、政策传递到位以及监督执行到位等。杨云 彦、向华丽、黄瑞芽(2014)则从人口红利效应的角度提出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数量红利效应较 小，但对人口结构红利会产生积极作用，同时可持续深化人口素质红利。 通过上面的梳理与总结可以看到，紧随着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步伐，我国学术界做出了积极的回 应。但是面对新的社会背景和政策环境，面对与以往不同的政策对象、 人口群体和队列，也面对迅速 改变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对生育政策调整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与后果，还有大量的重要问题需要 回答，诸多认识和看法也有待进一步辨明和澄清，包括对所面临变化和问题更全面、多视角的了解与 2 期 _ 刘爽王平对 单独二孩 政策新

25、的认识与思考 _ 61_ 认知。下面本文的讨论就尝试从新的角度做出分析和思考，期望能带来启示。 2 妇女终身生育水平没有从时期生育水平看到的那么低 在对单独二孩政策的相关讨论中，学者们对妇女生育水平的表达，使用最多的就 是学界公认的 综合性指标一总和生育率。近些年，我国多次大规模、权威性的人口调查、特别是人口普查，从总和生 育率的角度都显示妇女的生育水平极低。如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得的总和生育率指标值 为1.22,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六普）得到的该指标值更低到 1.18。但有学者认为实 际的妇女生育水平没有这么低 ,经论证、调整后提出现阶段我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在

26、 1. 5 1.6 之间 (翟振武、赵梦晗， 2014)或在 1.5 1.8 的范围中（风笑天， 2014)。当然也有学者对此并不认同，提出 20 多年来，几乎所有全国性人口调查统计均反映生育率已经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并在一个较长时间 低于 5 以下 中国妇女生育率已属于很低生育率 认为一些学者所假定的大规模出生漏报总 是不能被证实，怀疑生育率调査所未能正确反映的所谓 （ 较高的 ） 真实生育水平也始终难见踪影 (陈剑 ,2014)。甚至有的学者直接应用 1.2 左右调查所得的总和生育率指标。应该说，多年来，有关 中国真实生育水平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但对其判断是生育政策怎样调整和何时调整最重要

27、的参 数。为此，笔者认为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来了解这些年我 国妇女的生育水平，即利用反映生育结 果的妇女终身生育水平 (或准终身生育水平 )看看近些年我国妇女生育状况、变化趋势及其特点。鉴 于数据的可获性限制，笔者利用六普获得的 30 49 岁育龄妇女的活产子女数数据、特别是 40 49 岁高龄育龄妇女的此类数据，尝试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和认知中国的生育转变及人口形势。 表 1 给出了所分析的 4 个五岁组育龄妇女的生育背景（出生年代 )及其生育旺盛年龄所处时期的 情况。其中， 30 39 岁的育龄妇女主要出生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 ,绝大多数是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以后 出生的人口，她们的生育 旺盛

28、期跨越上个世纪 90 年代和本世纪的最初 10 年 ;而 40 49 岁的育龄妇女 主要出生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她们的生育旺盛期在上个世纪 80 和 90 年代，经历了计划生育的紧运 行时代。概言之 ,4 个年龄组的育龄妇女都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开 始她们的生育历程的，其中的绝大多数更是在一孩半政策稳定后度过其生育旺盛期的。 表 1 2010 年我国城乡户箱 30 49 岁育龄妇女的队列时间 Table 1 Cohort Time for Urban and Rural Women aged 30 49 in China, 2010 年龄组 出生年代 生

29、育旺盛时期 （ 20 29 岁） 3034 岁 1976 1980 年 1990 年代后半期至本世纪整个 10 年代 35 39 岁 1971 1975 年 1990 年代初期到本世纪 10 年代前半期 4044 岁 1966 1970 年 1980 年代后半期至整个 1990 年代 45 49 岁 1961 1965 年 1980 年代初到 1990 年代中期 按照我国育龄妇女的生命历程特点， 30 39 岁年龄段的育龄妇女如果符合政策要求 ，尚处在有可 能再生育的实际生育期后半段 ;40 49 岁的育龄妇女则属于基本或者绝大多数已经完成生育的育 龄妇女子群，她们的平均活产子女数基本可以代表

30、其终身生育水平、尤其是 45 49 岁的高龄育龄妇 女。 图 1 显示的是 2010 年六普获得的、按户籍划分的全国城乡 30 49 岁育龄妇女的平均活产子 女数情况。根据数据可以看到：（ 1)就我国已基本完成生育的 45 49 岁组育龄妇女而言，城镇户籍的 妇女平均生育了 1.26 个孩子 ,乡村妇女平均生育了 2.08 个孩子 ;这批人的平均活产子女数为 1.83 个 孩子。（ 2)40 44 岁组的育龄妇女也已绝大多数或者说基本都完成了生育，她们的情况是 :城镇妇女 平均生育了 1.20 个孩子，乡村妇女平均生育了 1.88 个孩子。 （ 3)30 39 岁年龄段的育龄妇女有一部 62

31、人口研究 39 卷 分还有可能继续生育，但是从现有水平看，城镇妇女这两个年龄组已分别生育了 1. 1 和 1. 14 个孩 子 ;农村这个年龄段 2 个年龄组的育龄妇女更已分别生育了 1.53 个和 1.74 个孩子。 图 1 2010 年按户籍的全国城乡 30 49 岁育 龄妇女的平均活产子女数 Figure 1 Mean Number of Children Ever Bom for Urban and Rural Women aged 30 -49 in China, 2010 上述情况至少告诉我们四点 :一是育龄妇女在代际之间确实表现为生育水平的不断下降，但是在 政策约束和生育期未结束

32、的背景下，是否如我们所想象的降低那么快，值得思考 ;二是即便生育水平 在代际之间是持续降低，但是这些队列育龄妇女的整体终身生育水平依然没有达到超低或者已跌 人低生育率陷阱的程度，尤其在 农村地区 ;三是这样相对不高的生育水平、尤其城市地区的极低生 育水平，是严格生育政策约束下的表现；四是尽管可以确认，比这些育龄妇女更年轻的 80 后或 90 后女性，会有更低的生育水平 ,但是否会极低仍需要做出观察 (尽管可能是）。因为她们所面临的 生育政策环境与过去相比已有很大不同并将有更大不同。刚刚迈入生育旺盛期或正经历生育旺盛期 的她们，未来的生育选择将是社会变迁和政策变化两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存在一定

33、的不确定性和 变化可能。现在就对她们的生育做出内生性超低生育率陷阱的主观判断，恐怕为时过早且不 能一 概而论，因为迄今中国的妇女生育水平在地区、城乡和人群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当然 ,需要指 出的是，这里不是在讨论她们的生育水平是否会低于更替值，而是说是不是我们行将或已跌人超低 生育率陷阱了。 3 地区差异大是我国人口生育的基本特征 表 2 5 给出的是我国除西藏自治区外的 3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2010 年六普获得的城乡 户籍 40 49 岁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的信息。地区分类是按照同年各省 （ 自治区、直辖市）农村居 民人均年纯收入水平进行划分的 ,以此代表地区发展水平 ;使用

34、40 49 岁年龄段高 龄育龄妇女的数 据是出于反映妇女终身生育水平的考虑 ,特别是 45 49 岁组。 从数据中可以看到 :（ 1)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城乡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都存在显著 差异 ,这种差异在某些地区乡村妇女甚至平均比城镇妇女多生 1 个孩子以上。 （ 2)在城镇地区，发达 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妇女终身生育水平也相差悬殊，京津沪三大直辖市的高龄育龄妇女平均终身只 考虑到西藏自治区的人口生育特点及抽样数据过小，故不纳入分析。 之所以采用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指标作为地区类型划分的标准，是因为它的分层特点非常明显。各省、 自治区 和直辖市2010 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指标

35、值均来自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201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参见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统计局的官方网站。 2 期 刘爽王平对单独二孩政策新的认识与思考 63 生育了 个孩子 ;江浙两省平均生育了 1.2 个孩子左右 ;广东省是较发达地区的特例，该地区城镇育 龄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高达每人平均生育了 1.55 个孩子，福建省紧随其后 ;而在我国不太发达和最 不发达的地区，城镇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基本在平均生育 1.2 1.5 个孩子的范围内 ;其中海南 省是又一个特例，其城镇妇女终身平均生育了约 1.8 个孩子。 （ 3)乡村地区的地区差异同样显著，并 且不论哪类地区，妇女的终身生育水

36、平都明显要高于城镇的同龄妇女。其中最发达地区的乡村妇女 平均每人也要生到 1.7个孩子左右 ;次发达地区低的省份妇女平均生了 1. 8 个孩子，高的广东、福建 两省平均要生 2 个孩子以上 ;第三类地区，除少数省份外，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都超过平均 2 个孩子 ; 最不发达地区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甚至高到平均每人生到 2. 5 2. 7 个孩子。 （ 4)进一步观察可见， 我国乡村妇女终身生育水平的地区差距显著大于城镇，但部分地区城乡内部高龄育龄妇女的 5 岁 组队 列之间几未显现差异。同时，在最发达的城镇地区， 40 44 岁和 45 49 岁高龄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 (准终身生育水平 )极其

37、接近，表明这已是政策约束下的生育下限表达 ;这类地区的乡村高龄育龄妇女 年龄组间存在差异但十分微小。其他类型的地区则随着发展水平的梯次降低，无论城乡 ,两个年龄组高 龄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均表现出一定差异 ;且发展水平越低，这种差异相对越大。 表 2 2010 年最发达地区城乡户籍 40 - 49 岁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个 ) Table 2 Mean Number of Children Ever Born for Urban and Rural Women aged 40 - 49 in Chinas Most Developed Areas, 2010 省份 城 镇 乡 村 4044

38、岁 45 49 岁 40 44 岁 45 49 岁 上海 1.03 1.03 1.67 1.69 北京 1.00 1.05 1.49 1.67 天津 1.00 1.00 1.64 1.70 浙江 1.17 1.20 1.61 1.72 江苏 1.17 1.21 1.48 1.62 资料来源：同图 1。注 :该年上述省份的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在 9000 元以上。 表 3 2010 年次发达地区城乡户籍 40 - 49 岁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 (个） Table 3 Mean Number of Children Ever Born for Urban and Rural Women aged

39、 40 - 49 in Chinas More Developed Areas, 2010 省份 城 镇 乡 村 40 - 44 岁 45 49 岁 4044 岁 45 49 岁 广东 1.43 1.55 2.27 2.56 福建 L25 1.30 1.99 2.32 山东 1.14 1.23 1.62 1.84 辽宁 1.02 1.07 1.43 1.56 吉林 1.07 1.11 1.50 1.70 黑龙江 1.04 1. 12 1.49 1.80 资料来源：同图 1。注 :该年上述省份的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在 6200 7900 元之间。 尽管上述各类地区的城乡生育水平并不完全同步， .

40、但经济越不发达、生育水平越高的关联性特 征仍十分明显。而国内各地区髙龄育龄妇女终身生育水平 （或接近终身生育水平）的这种空间差异， 实际代表着一种时间上、即生育转变的阶段性差异。在这个意义上，概括地说中国已经是极低生育 64 人口研究 39 卷 水平、特别是超低生育水平 ,恐怕既不合理也不符合事实。地区差异大仍是中国人口生育的基本 特征。 表 4 2010 年次不发达地区城乡户箱 40 49 岁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 (个 ) Table 4 Mean Number of Children Ever Born for Urban and Rural Women aged 40 - 49 in

41、Chinas Less Developed Areas, 2010 省份 城 镇 乡 村 4044 岁 45 49 岁 4044 岁 45 49 岁 河北 1.23 1.24 1.87 2.08 湖北 1.17 1.21 1.81 2.11 江西 1.34 1.48 2.12 2. 34 湖南 1.1S 1.23 1.81 2.08 内蒙古 1.14 1.24 1.68 1.97 河南 1.37 L45 2.08 2.23 安徽 1.22 1.35 1.92 2.22 重庆 1.19 1.12 1.71 1.66 海南 1.72 1.85 2.57 3.02 四川 1.17 1.23 1.68

42、 1.75 资料来源：同图 1。注 :该年上述省份的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在 5100 - 6000 元之间。 表 5 2010 年最不发达地区城乡户箱 40 49 岁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个） Table 5 Mean Number of Children Ever Born for Urban and Rural Women aged 40 - 49 in Chinas Least Developed Areas, 2010 省份 城 镇 乡 村 4044 岁 45 49 岁 40 -44 岁 45 49 岁 山西 1.35 1.43 2.09 2.23 宁夏 1.35 1.37 2,46

43、 2.67 新猨 1,40 1.53 2.29 2.59 广西 1.22 1.35 2.26 2.52 陕西 L22 1.26 1.97 2.18 云南 1.11 1.22 2.12 2.23 青海 1.15 1.30 2.11 2.43 贵州 1.30 L34 2.47 2.69 甘肃 1.31 L33 2.19 2.37 资料来源：同图 1。注 :该年上述省份的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在 3400 - 4800 元之间。 4 对单独二孩政策调整的思考 结合对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一年多以来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较全面梳理和总结，通过从生育 结果 -妇女终身生育水平和地区生育差异角度的分析，帮助我们做出

44、如下思考： (1) 观察我国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是往后看，分析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现实看，了解育龄妇女、包 括符合政策性再生育条件育龄 妇女的生育章愿是向前看，而站在地区、城乡和人群的角度是综合看。 对中国人口形势和生育未来的判断与认知，需要多视角和全方位。这样才能够避免因指标本身的缺 陷而带来误读和误判，也才能够真正权衡利弊，科学决策。本文所分析的 30 49 岁的中、高龄育龄 2 期 刘爽王平对单独二孩政策新的认识与思考 65 妇女，是在我国计划生育最严格时期度过她们的旺盛生育期的，而从终身生育水平视角对她们做出的 分析表明，城镇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或准终身生育水平 ） 确实已很低，但 这是严

45、格生育政策下的表 现，政策放宽必然带来生育反弹 （ 只是程度大小 ）； 而农村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或准终身生育水 平）即便在严格政策约束下还平均生了 2 个左右的孩子。这就与从时期生育指标看到的有所不同。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利用六普数据对中、高龄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的分析，因为漏报的客观存 在，仍只能说是一种下限表达 ,实际生育水平应该比之更高、特别在农村地区。 (2) 我国的生育转变有着显著的地区差异，这种差异意味着不同地区正处在生育转变的不同阶 段。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确实面临着超 低生育水平，已经进人第二次人口转变阶段 ;但 是对于部分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育龄妇女生育 2

46、个孩子还很普遍。因此，简单地说中国已经进入 超低生育水平甚或超低生育率陷阱并不客观、准确。中国社会仍存在一定的生育潜能，这是 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必然反映。考虑差异也应该是生育政策调整、完善的应有之意。 (3) 无论是从育龄夫妇生育时间选择的规律性特点看，还是从政策回应的滞后性影响看，在 单独二孩政策刚落地一年、甚至不到一年，就做出政策遇冷的判断和结论，并用不完整的数据来 佐证，显得为时过 早且不够审慎。在中国人口进人新的发展阶段之后，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是必要 和重要的 ,序幕已经拉开，全面放开二孩只是时间问题。但是目前中国尚谈不上已陷人低生育率 陷阱、更谈不上生育危机。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仍是

47、在严格政策约束下的底线表达，即便是与其 他国家同样表现出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其内涵也不一样。因此，生育政策调整必然带来 一定程度的生育反弹。作为过渡性的单独二孩政策，不仅是要避免出生人口的大幅波动和较严 重的出生堆积，发挥单独二孩向全面二孩政策接续的错峰作用 ;而且有利于承上启下、统筹 兼顾。单独二孩政策刚刚落地一年多，稳妥一些、观察一段，尤其是对政策衔接、管理衔接和服务衔 接做出操作层面更有序的考虑和安排，包括对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做出全面评估，可能比立刻采取新 的行动要更理性，效果也更好。更何况 1、 2 年甚或 2、 3 年政策转换的延迟，对中国社会发展、人口 发展的影响远没有某些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4) 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或调整，都会有受益者和受损者。生育政策是典型的公共政 策。这种益损在生育政策调整中不光表现在是否有更宽松的生育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