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公共考古　公众考古概念下的考古学教育思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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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笔谈：公共考古/公众考古概念下的考古糊育思辨公众考古已在我国开展多年，从最初什么是和要不要做公众考古的认识论阶段，开展到了如何做好和怎样推进公 众考古的实践论阶段。换言之，开展公众考古已是行业内外人们的共识，在国家政府层面也越来越受到重视。2021年 10月，文化与旅游部和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 周年贺信的通知，文中强调要加强考古成果传播利用和加强考古人才队伍建设，这无疑为公众考古的可持续开展，注 入了更大的推力。人才是公众考古开展的主力军，推进公众考古可持续开展，需要专业化、高质量的专业人才。但我国尚没有建立起培养公众考古专业人才的

2、单位和平台，相关知识体系、课程体系、学科体系等人才培养体系 也未建立和形成，导致从事公众考古的人员大多数来自其他学科，基本是兼职为主，成为制约公众考古开展的短板。因此，应该从公众考古人才现存问题的导向出发，推动公众考古课程建设并逐步开展到课程体系建设，对培养公 众考古专门人才，推进公众考古开展，都具有顶层设计意义。高校是培养公众考古人才的主要平台，在有条件的高校中，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布局和推动公众考古课程体系建设，走出符合时代要求、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的公众考古人才培养之路。一、设置概论性纲要课程公众考古学概论性课程是我国高校优先级要建设的课程。概论性课程的建设既可以是专题性的，也可以是系统性 的

3、。前者以问题为导向，可以针对公众考古中遇到的普遍问题，以课题的形式设计课程，建设周期比拟快。后者以公众 考古的系统目标、理论、知识、方法为导向，以教科书式的形式设计课程，建设周期比拟长。专题性的概论课程建设，可以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的案例为参考。UCL是国外开展公众考古教育起步早、 有特点，有影响力的高校，从本世纪初前后开始设置公众考古学课程。具体内容包括：悬考古学活动提供立法依据、考 古学在政治领域中的操作以及社会价值、考古学呈献给群众的方式（如媒体、博物馆和遗址等）、如何处理公众和专家 之间的关系、在公众中开展公众考古学的潜力与可能性、民族主义与考古学、文化政治与土著遗产等约二十个

4、专题范畴。从中不难看出，UCL的课程设置比拟课题化、宏观化，与政府、立法、经济之间产生的交集比拟多，因此称之为“公 共考古”更贴合一些。这与一直被国内很多人奉为公共考古学圭臬的美国Public Archaeology一书类似，该书通过阿肯色州文化遗产保 护尤其是考古工程，主要讲考古立法和各州法律与考古工程之间的关系。与英美较多涉及对事即面对社会公共事务不太一样，中国公众考古的基本国情是对人，即更加面向普通社会 公众，目的是希望更多的众众了解考古，关注考古，参与到保护和传承考古成果为代表的文化遗产行动中去。因此，课 程设置上以此作为顶层设计理念，也不失为一种更加行之有效的中国方式。教科书式的形式

5、设计课程，可以有别于UCL课题化、专题式、话题式，也可以减少与政治、经济、立法相关的内 容，因为这些可以从国内很多高校考古文博专业的遗产法规类课程得以借鉴和支撑。所以，尽可以设置公众考古的价值 取向、实现目标、基本内容、理论方法。2007年起，我们在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开始给研究生上公众考古学 课，在这个课程结构里，在一般概论课程需要的理论、方法和学术史以外，还包括公众考古传媒、公众考古教育、公众 考古活动、公众考古展示，基本涵盖了我国目前公众考古的基本形态。概论性课程目前在国内外大都是开在研究生阶段，作为选修性课程来设置，尚没有开到本科生阶段，但不影响本 科甚至博士阶段的同学来选修或旁听

6、。二、设置方向性专业课四、在地社区实践：优“你们”到“咱们”考古工作需要遗址所在地的支持，同时考古工作者也需要结合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回馈社区群众。这其中，在遗 址现场开展考古教育活动是最有效且可行性高的方法。对在地社区群众和中小学生进行考古普及宣传，可以帮助树立文 化遗产保护意识，使他们成为基层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力量。2020年和2021年，我们在河南中牟业王和荥阳楚湾两处遗址进行开掘，结合学生实习，专门开展了社区考古教 育实践活动。在业王遗址，我们先后以当地群众以及两所中学的学生为对象，在现场和校园分别开展考古普及活动，并 在遗址现场布设学生手绘的考古知识和乡土历史专题卡通宣传板，供群众参观

7、31。在楚湾遗址，我们的教师那么走进村 党支部，以讲党课的形式向党员和群众介绍考古知识，普及遗产保护法律法规;在郑州发生水灾时，师生主动腾出自己房 间床铺，接待受灾群众，并购置急需品慰问村民，共同应对灾情。两年来的实践证明，社区考古教育很有成效。地方干部群众从不理解、不关心甚至影响考古开掘，变成主动支持、 积极关心考古开掘工作。业王遗址所在地黄店镇把业王遗址开掘收获写进镇史，在微信公众号中结合遗址开掘成果展示 当地乡土文化。楚湾遗址所在地崔庙镇主动为考古队专门安排开掘资料整理空间;遗址所在楚湾村和七村河村群众屡次主 动向考古队报告自家田间地头的新发现，或者把多年的收藏主动交给考古队。五、认识与

8、思考结合上述四种形式考古教育的实践，我们形成了以下几点认识与思考：首先，公众考古教育早就不是要不要开展 的问题，而是怎样开展好的问题。做好对考古教育工作，就要真正了解对象，要针对不同对象开展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实 践活动。让考古走进中小学，是传播考古成果、引导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重要方式，在孩子们心中埋下考古的 种子，让他们逐渐树立起对民族文化的自信。面向考古爱好者，让群众了解前沿新知，体验考古之美，可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也可以让更多公众关注考古、 关心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向在地社区，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干部群众说明考古工作的价值和意义，遗址的重要性及其对当地文化的贡献, 让考古真正成为大家

9、共同的事业。其次，教育只是形式，沟通才是根本。学问乃天下公器，考古知识不是考古工作者的私产，回报社会是行业的本 分。通过平等交流实现知识共享，是考古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考古学是个海乃百川的学科，通过交流提供，借鉴其他学科、其他行业的经验，可以增强考古学科的能力。再次，对高校尤其是师范院校而言，开展考古教育大有可为。考古学专业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田野考古中适应 复杂情况、考验逻辑思维的特色，可以充分锻炼学生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综合能力。在目前社会普遍重视考古和文化 遗产的大好环境下，在历史师范生培养和中小学历史教师培训中逐渐增加考古知识，将考古研学作为课堂延伸，对于今 后中小学生的培养也有重要意

10、义。当然，通过这些年来的实践，我们也发现，目前在考古教育方面还存在一些缺乏之处，具体包括：第一，考古教 育方式的单向度输出。目前的诸多考古教育实践，多是以考古学家为主导、以普及考古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单向度输出。 课程设计思路也是向群众传播考古与文物知识，灌输知识较多，而提供互动较少;缺乏受众导向的教育设计。第二，考古教育传播对象以青少年为主，其他人群那么较少涉及。尽管针对青少年开展考古教育意义重大，但是如 前所述，针对不同人群（比方：在地干部群众、其他地区成人、老年人）应采取与之相应的教育策略，分对象、分层次 开展，才能有的放矢，真正起到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的教育目的。第三，考古教育内容还有待提高科

11、学性与系统化。扎实认真的考古学研究是开展公众考古教育的坚实基础，不过, 面向群众的考古教育不同于考古学专业教育，既不能太过专业，又不能丧失科学性。一方面，不能一味夸大考古工作的 浪漫、有趣的地方，这可能误导了局部公众（尤其是准备报考大学考古学专业的中学生），要让大家认识到考古学是一 门严谨的科学;考古工作也和其他工作一样，有其艰辛甚至枯燥的一面。另一方面，不能为了迎合局部公众的好奇心理， 过多强调文物的经济价值，让公众真的以为考古就是“挖宝”“挖墓”。第四，目前考古教育实践形式丰富多样，但缺少理论探讨与总结。教育是门学问，如何开展教育，对象、层次、 形式等如何选择，都需要认真研究。考古文博工作

12、者需要与教育工作者加强联系，才能把考古教育这个特殊领域做好做 实，真正让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总而言之，如同公众史学、应用人类学在各自学科出现一样，公众考古学的出现是考古学开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 产物，是学科与社会之间交互影响的真实表达。立足中国实际，目前还无法给公众考古学下一个准确定义，放眼国际考 古学界似乎也没有统一认识，但这不阻碍我们对这一领域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实践。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直面这个在当 代社会图景下关怀过去的学科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学和当代社会方方面面的联系不会减少，只会更多，这种种 的联系，组成了公众考古学要关注的诸多领域。而这其中，考古教育至关重要，采取何种形式，从考古

13、学家单向度输出 到知识共享、理念共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场地的精神：基于考古现场与博物馆的公众考古李飞（贵州省博物馆贵州贵阳550081）在古代文化遗产与现代公众之间，考古学像一座桥梁，沟通古今。但这一切并不会无端地发生，并且随学科专业 化的加强，原本有趣的发现往往被转述为生硬的学术语言而在小圈子内流传，成为“考古方言二很难成为“普通话”而走进 公众的视野，被广泛认知。如何使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惠及群众，转而使其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与利用？这属于“公众考 古学（Public Archaeology）讨论的范畴。实践证明，基于考古现场，或者博物馆中与考古相关的展览来开展公众考古 活动，效果往往最正确

14、。原因在于，考古现场与博物馆展览，为参与者提供了可知可感的历史深景，并充分彰显了场地精 神。多数人将“公众考古学”理解为考古科普。中国考古学的科普工作起步较早，曾以“考古学的群众化”示人，但现在流行的“公众考古学”却是一个舶来品，内涵 也较前者丰富。换言之，考古科普只是公众考古学的有机组成局部。那么到底何为“公众考古学”？1970年代，由西方考古学家对考古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考古学家社会责任的思考所引发的讨论，最终产生了 考古学一个新的分支“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它将焦点聚集在“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过去”“过去对我们而 言到底意味着什么”等责任感问题上，因而超越了

15、对“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学理探讨而上升到对“过去为何发生某事及其 对于当下的意义”的阐释的哲学层面，以及具体践行活动中。其目的是通过参与式的实践，调和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与利 益，从而助益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在于，谁是“公众”？他们又如何能悬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力量？英文的“public”一词，是一个与私人领域对立的 公民集合体，译作中文有“公共”（国家及其公共机构）和“公众”（彼此间有争论并消费文化产品的群众群体）两层含义。相应的，“PublicArchaeology”也存在“公众考古”和“公共考古”两译。虽然强调的对象各有偏重，但都涉及了民众、 考古学家和行政部门这三个主体。公众考古的实践，实

16、际上就是这三方围绕着考古资源的最优配置展开的一系列博弈活 动。考古学家通过推动行政部门的制度供给，到达建立和完善考古资源保护和管理的相关法规的目的;通过与民众的合作, 使其利益在考古活动中得到表达，从而实现其了解自身过去的公共权力32。关系错综复杂，但对考古者而言，公众“这一名词只是方便用来指代一个多元的、但又不以考古研究为职业的人群。 在我们的语境中，公众只是因非专业考古学者这一特征而集合成的一个概念”33。具体到某一个遗址中，我们认为除了 在此开展工作的考古者以外的所有群体，包括外来的考古学家均可称之为“公众”。进而言之，在具体考古活动中，凡发 掘团队与其自身以外的所有“公众”的互动，均属

17、公众考古的范畴。此时，开展考古活动的遗产地就变成了“交流”与“解释” 的一个重要场域，来自远古的信息在此破解，在此扩散，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得到适当满足。被视作公众考古学核心思想 的“交流”“解释”与“考古学利益相关者”34,均在此场域中得以呈现，场地的精神得以充分彰显。基于考古现场的公众考古活动，当前最引人瞩目的非三星堆考古开掘与系列公众考古活动莫属。2012至2015年 间，我们也曾依托海龙囤土司遗址的考古开掘，举行了一系列口碑不错的公众考古活动35。海龙囤的公众考古活动， 也深化了我们开掘者对公众考古的认知36。在海龙囤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将现场开掘者之外的所有人都视为“公众”，与之进行深度互

18、动。首先，在中国“文化 遗产日”筹划了“亲历考古，触摸四百年土司生活”的系列公众考古活动：从“聆听海龙囤”学术讲座的听众中选取幸运者与 考古人一起登囤，在考古现场“触摸海龙囤”;组织“画中海龙囤”活动，由黔籍知名画家用画笔描摹400年前的土司生活； 组织“爱我家乡，考古进课堂”活动，遗址所在地的高坪镇中小学生将课堂搬至考古现场;组织遵义市政协委员参加“走近考 古，支持申遗”活动。当考古工作接近尾声时，我们邀请多位全国知名考古学家赴现场围绕海龙囤的开掘、研究与保护进 行研讨，通过学术交流实现了海龙囤价值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如果说“聆听”只是一个引子，其后开展的“触摸”那么是活动 的重点。包括外来

19、考古学家在内的“公众”通过现场的观摩与体验，对海龙囤有了更为深入的认知，相关感受又通过他们 传达给更广的“公众”。但能到现场“亲历考古”者毕竟是少数，如何进一步调适专业化开掘与公众参与的不和谐，通过媒体与公众形成互动 是较优选择。因此，在“亲历考古”活动之外，开掘者与媒体开展了密切的合作，使海龙囤的最新发现得以及时呈现给公 众。通过媒体与公众的互动，从“非专业人士的普及性利用和专业研究者的提高性利用”两个方面展开：前者是报纸、网 络、电台及电视台记者在田野一线采写稿件，在相应的媒体平台持续刊播;后者那么由开掘者亲自撰写“考古手记”，对相关 发现作出权威解读。而基于考古发现的专题学术讲座，实现了

20、另一个渠道的传播与互动。走进社区、校园、书店甚至电视台，与公众 提供海龙囤考古开掘与研究的新成果，这项工作自2012年春考古工作启动以来至今，都未曾停止。所有“公众”中，当地村民无疑是与遗产地关系最为密切的利益相关者，那么他们的利益如何在考古活动中得以体 现？有相当局部村民在考古工地做工，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完成了与海龙囤遗址事实上的“亲密接触”;局部村民那么长期在 海龙囤从事牵马、导游、餐饮等旅游服务，考古工作开展后剧增的游客量也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入。在海龙囤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后，他们当中的一局部成为海龙囤最接地气的讲解员，个别人成为技术全面且能褐当一面的考古技工，完 成了从村民到考古工作者的

21、身份转变，我们戏称其为“海龙囤大学”的优秀毕业生。2017年后笔者工作从考古所调任博物馆，开始思考如何利用博物馆平台持续推动公众考古活动。相对于考古现场 的封闭性和参与者的容纳度，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公共场所，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历史文化为己任，其中相当 一局部藏品为考古出土文物，故而博物馆也是开展公众考古的极佳场域。在一个地区的综合性博物馆的通史陈列中，考 古出土文物往往是主角，以及以考古出土遗物为主要展示对象的临时陈列，这些文物所塑造的展览，营造出一种不同于 考古现场的场地与气氛。如果说文物在考古现场是讲述自身故事的“本色演出”，离开了出土环境进入博物馆展览中的文物，更像一个“演员”,

22、 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来呈现策展人意欲表达的史观，从而到达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目的。展柜内外，通过博物馆语言 讲述的文物故事可能比考古现场来得更加形象和直观。配合一个展览，还会有多种社会教育活动推出，比方学术讲座、 舞台演绎以及文物修复、拓片制作、考古现场模拟等，展览与相关活动相互补充，可以让更多的受众认知考古、了解文 物、激发兴致。贵州省博物馆2018年推出的“逝去的风韵：西夏与播州文物展”，就曾尝试用舞台剧的形式将一些代表性 文物的发现和研究过程生动演绎出来，获得观者的赞誉。如果说公众考古的核心正是“交流”“解释”与“考古学利益相关者”，那么从考古现场到博物馆的展厅，都可以透过实 物，透过场

23、地，展示出文物的美与内涵，从而提升观者对考古的认知，并使这两个空间都成为“交流”与“解释”的场域，使 来自远古的信息在此破解，在此扩散，在此活化，在此深入人心。依托聚集文物的考古现场或博物馆展厅所开展的阐释 与交流，可以助力公众考古走得更深、更远。让公众考古成为涵养中国学生全面开展素养的“一亩方塘”王良（北京中学北京1 000 1 8 ）随着近年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以博物馆展览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考古”这一小众学科逐渐进入了公众视野。 当国宝档案中国考古大会等考古主题电视节目在中小学生中风行，越来越多的“考古”问题成为孩子们关心关注 的话题，历史老师有责任和义务引导学生有兴趣涉猎学习考古知

24、识、有机会体验考古活动、有平台利用考古成果， 将考古文博资源转化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教育资源。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教育界和文博界有计划有步骤地结合文博资 源，系统开发设计考古主题系列相关课程，以课程形式将“考古”呈现在中小学生面前。让“考古”走近中小学师生，也就让 考古真正走向了公众。一、让公众考古活动成为立德树人的能量场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培育时 代新人的过程中，公众考古可以成为让中小学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涵养自身德行与修为的教育方式之一。2016 年11月，教育部等十一部委出台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提出

25、：“因地制宜开展研学旅行。让广大中小 学生在研学旅行中感受祖国大好河山，感受中华传统美德，感受革命光荣历史，感受改革开放伟大成就促进形成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37。在北京中学，我们利用学期中的两周时间，开设“中华文化寻根之旅阅历课程”, 即教师带着学生开展参观博物馆、寻访古镇的系列研学旅行活动，师生一同访关中、问齐鲁、上巴蜀、下江南、探西北、 览中原，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探寻中华文化根脉。几年走下来，形成了北京中学特有的阅历课程体系，学生们在行走与 踏查中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阅历归来，孩子们的研学日记记得满满当当，提及最多的是对源远流长的中 华文化的认同与赞叹。应该说，这样

26、的研学实践为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实现赋能，成为孕育家国情怀的天然能量场。二、让公众考古活动成为基础教育改革的助推器近年来，基础教育一直发生着巨大变革。2001年教育部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开展纲要精神，开始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制定了义务教育课程设置 实验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其中明确要求“加强课程综合性，注重学生经验，加强学科渗透。各门课程都应重视 学科知识、社会生活和学生经验的整合，改变课程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的现象38。”方案还要求：“增设综合实践活动： 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与技术教育等”39。2010年7月，教育部出台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开展规划纲要（20102

27、020年），其中针对高中学段也提出：“全面提高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积极 开展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和社会实践”40。通过上述一系列政策的梳理，不难看出，近几十年，基础教育改革的大方向没有发生变化，始终要求从应试教育 向素质教育转变，而通过课程改革，增加综合性课程，特别是开设综合实践课程是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通过综合实践 活动的体验，学生才能真正把课堂中的知识与生活实际相联系，到达“做中学”的效果。对于大多数人文社科类学科课 程，限于自身学科特点，很难给学生提供实践学习的工具和真实环境。但公众考古活动恰恰可以为学科实践活动提供良 好的资源与环境支撑，如博物馆参观、遗址考察、田野访谈等常见的公众考

28、古活动形式，就是学生在人文学科学习中的 主要途径和珍贵资源，学生可以充分利用公众考古的资源进行学科实践体验学习，收获更加良好的学习效果。如笔者曾 屡次指导学生利用北京中学的研学旅行“阅历课程”中的公众考古成果，进行历史课程的社会实践活动，师生课程成果多 次在各级各类社会实践成果评比中崭露头角。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大潮中，公众考古活动始终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成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助推器。三、让公众考古活动成为全面育人的新方式当今时代，学生应具备能够适应终身开展和社会开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41,即核心素养。当代学生开展 的核心素养包括：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和

29、实践创新。公众考古活动可以在真实的学习 情境中，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如北京中学的考古文博社，曾屡次开展考古文博主题的工程式学习活动。利用公众考古活动资源展开工程式学习，是对考古文物和遗址发挥其社会价值的极好探索。博物馆为学生开展工程式学习创设了适合的学习环境，提供了丰富且多元的学习资源。2020年10月，教育部、 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从推动博物馆教育资源开发应用、拓展博物 馆教育方式途径、建立馆校合作长效机制以及加强博物馆教育组织保障四个方面，对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 学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这一意见的出台，有助于将公众考古资源用于开发设计

30、主题工程式学习。而且也有越来 越多的博物馆和学校进行密切的馆校合作，探索考古主题的工程式学习活动内容与形式。我国基础教育现行的是国家、 地方、校本三级课程体系，在当前“双减”教育政策大背景下，应该通过“馆校”“所校”合作，丰富考古文博主题的工程式 学习校本课程内容，充分盘活中小学课程时空资源，大力推进“博物馆课程进校园”工程，以优质的线上线下考古文博主题工程式学习活动资源，服务于中小学的“课后三点半”，这样才能让我们的 “考古”离学校更近一步，离学生更近一步，离公众更近一步。如北京中学考古文博社就曾开设以学校所在的东坝乡遗址 遗迹为研究对象的考古踏查活动课程，学生们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东坝乡历史变

31、迁，用自己的访谈和调研了解东坝地区的 开展，最终以东坝乡史馆策展报告的形式，呈现了这一考古主题工程式学习的成果，成果饱含了孩子们对学校所在 地区的热爱，形成了辐射学校所在区域的社会效应和北京中学文化品牌效应。在开发公众考古主题校本课程的同时，也 特别应该利用地方性的文博资源，开发设计有地方特色的考古文博工程式学习活动，给学生提供丰富可供选择的地方课 程菜单，从课程设计上充分考虑学生全面而自由成长的需求，打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地方特色历史考古活动课程 群，如首都博物馆的“读城”系列展览、“京津冀博物馆进校园”示范工程等。当然，最重要的还应该大力挖掘和利用国家课程中的考古文博资源，进行充分的

32、国家课程体系建设。 以2017年版义务教育历史学科统编教材为例，七年级中国历史（中国古代史）在编写时就充分吸收了良渚遗址考 古发现等最新的考古成果，成为教材中的新亮点。如果能够充分开掘统编教材中的考古资源，进行相应的梳理和利用， 最终形成考古文博主题的工程式学习课程体系，让公众考古真正成为培育时代新人的方式之一。同时，也呼唤考古专业 人士，能够多多开展对话基础教育师生的公众活动，让更多的中小学师生关注考古、热爱考古，将科学考古的精神作为 伴随自己终身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享受考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 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33、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时代需要我们携起手来，以弘扬和继承优秀中华文明为己任, 打通文博教育课程体系设计实施的最后一公里，将考古活动送到公众面前，在基础教育的清渠中，开一亩真正涵养中国 学生素养的公众考古“方塘”，引馆校多方活水，洗涤师生的心灵，陶冶出新时代的家国情怀！我国公众考古常见的四种实践形态是公众考古传媒、公众考古教育、公众考古活动、公众考古展示。换言之，这 四种形态为构建公众考古方向性的专业课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一是考古传媒。公众考古传媒一般分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前者指书报刊和影视，后者指互联网与移动媒介。 考古书刊传播公众考古知识和信息，起步早，跨时长，在启迪民智、陶

34、冶情操、娱乐休闲等方面，一直扮演着公众考古 传播主角。而用电影手段传播考古成果，始于1957年拍摄的明代定陵纪录片地下宫殿。1980年代电视机普及催生 了电视考古纪录片，而今考古进行时特别是中国考古大会等，那么是一种更贴近社会公众的考古综艺类节目。近 些年，新媒体的兴起改变了传统媒体的时间约束性、单向传播性，使考古与公众的多向交流变为常态。例如中国文物信 息网、中国考古网、考古汇等网站，加上社会团体或公众个人的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不断满足了公众考古多层 次、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二是考古教育。包括通识考古课堂，即面向非考古文博同学开设的非考古专业课程，也包括各种市民讲座、文化 论坛等，也是

35、国内开展的比拟多、比拟成熟的领域。这在美国称之为教育考古，我们称之为考古教育1。三是考古活动。以夏令营和考古探险为代表，也包括文化遗产日、博物馆日、每年向社会发布的影响比拟大的“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学论坛年度考古新发现”等评选活动，在我国开展得也比拟多。四是考古展示。主要是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的陈列展览，包括开掘工地的现场展示、遗址建馆的专题展示、 遗址建园的本体展示、传播考古的科普展示等。相比遗址博物馆来说，考古遗址公园建在遗址之上，在考古展示中独具 特色，成为适合遗址保护和利用以及满足社会文化需求的新兴手段。另外考古博物馆也是一种科普“什么是考古学”的新 型行业博物馆类型，展览

36、展示考古学学科开展史、考古基本概念、考古学发现、研究、保护、利用的理念、技术、方法 等，具有考古科学馆特点，有利于向社会公众传播考古科学。结合这四种基本实践形态，设置一些专业方向性的课程在有些高校中已有先例，比方通识考古教育、遗址博物馆、 考古影视拍摄与制作等方向的专门教学等。三、设置通识性课程中国的大学考古教育，分为两类课程。一个是专业考古教育，一个是通识考古教育。专业考古教育无需多言，而 通识考古教育那么指非专业考古教育，多是面向全校文、理、工、艺、医等各专业同学开设的通识考古课。这类课程设置的目的，不以培养专业从业人员为目标，也不以科普考古常识为要务，而是与我国大学近年来普遍 提倡“宽口

37、径、厚基础、重能力、求创新”的通识教育有关，以利于学生提高全面开展的素质，扩大他们理解人类文明丰 富性和多样性的视野，培养他们运用科学方法论和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一般情况下，考古专业课侧重知识体系 的完整性，通识考古课那么以专题讲授方式为主，秉持的“宁通勿专”的主旨，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去专业化”和“求精不求全” 的原那么，有目的地拉大与专业考古课程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第一，课名有所区别。既不能太专业化，也不能太学科化。 挑选那些能够吸引人的、有科学和人文精神、带科普意义的课名，如以考古发现与探索或考古与人类来区别于 专业考古学概论等。第二，定位有所不同。专业考古课着重于专业表达，要求知识

38、体系完整;而通识考古课面向全校同学，侧重于一般 人文阐释，传递考古学在现代社会开展进程中的学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第三，内容有所取舍。多拣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考古学事件、过程、人物，向学生介绍人类迁徙、创新创造、人 地关系、文化交流、文明比拟、国家形成、文物保护、遗产传承等具有科学探索、人文关怀、时代精神的专题。第四，课风有所变更。教学方法是将考古学的专业性、知识性、趣味性和故事性结合起来，把枯燥难懂的考古学 理论、方法和知识体系转换为深入浅出的社会文化语境，变专业阐述为文化表达，变术语表达为普通讲述。加强公众考古课程体系建设，通过高等院校培养专业人才，真正建设好公众考古人才队伍，才能从源

39、头上为高质 量的公众考古工作插上腾飞的翅膀，更好地传播考古成果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公共考古：关键特征与未来开展魏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科技考古研究院上海200433)一般认为，公共考古(Public Archaeology)是查尔斯麦克基姆西(Charles McGimsey)在其同名专著中最早提 出的，用以定义考古学家代表公众并在公众的支持下记录并保存受到开发工程威胁的考古遗存的相关工作2。这个观点 在美国大受欢迎，但在世界其他地区却并未得到广泛认同网。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源于英文词汇“Public”在不同情境 下的相异语义，另一方面也因为不同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差异而导致的

40、对考古学及其与社会之关系的不同理解。 在我国，同样存在着到底是“公共考古学”抑或是“公众考古学”的讨论4。不过，这种讨论并不影响公共考古是为了让考 古学可持续开展以及考古成果惠及更多民众的终极目标。于政府部门、文博机构和考古专家而言，公共考古可以普及考 古成果和传播考古知识，表达主体价值并提升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于媒体、爱好者和普通民众而言，公共考古那么 能在满足休闲娱乐、知识拓展、甚至构建集体记忆和社会认同等方面发挥作用。讨论公共考古的内涵和外延，必然会涉及对这一考古学分支的特征认知。对此，已有研究者进行过讨论，如杭侃 提出的公共性、政治性和伦理性5,魏峭巍、方辉提出的公共性与社会性等

41、。结合国内外公共考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案例，笔者认为公共考古的关键特征除了公共性外，至少还应该包括教育性和开放性。公共性是公共考古最核心的特征，强调的是：作为全人类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不应该被某些利益体所独享或者 垄断，而是需要回归“公共领域”，成为具有社会公共属性并且能够被公开、共有和共享的资源。公共性表达得越充分， 就越能促进政府、机构、专家和民众之间的共赢，也越能实现公共考古实践的初衷。公共考古的教育性表达在能够架起专业考古与普通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让更多的民众理解考古学是什么？考古 学能做什么？考古学能为社会的开展提供什么？以便获得更多的支持。在当代中国，公众对于考古本身的学科价值没有

42、 什么质疑，甚至在国家政策、考古机构和媒体宣传的刻意引导下还表现出对考古异乎寻常的热情。这一点，从考古主题 电视节目热播、考古类展览广受欢迎，以及考古机构的公共考古活动名额供不应求等现象中都可见一斑。然而，公共考 古各方对于涉及教育性的具体问题(比方为什么要进行考古教育、谁来组织教育和如何开展教育等)讨论却并不热烈。 公共考古教育性之所以重要，局部与公共性相关联，局部那么与考古学科本身的专业性及复杂的术语系统有关，再有就是 很多考古发现与现代生活缺乏直接联系，让人们缺乏理解这些物件功能和内涵的具体情境。毫无疑问，文博机构和考古 专家应该是公共考古教育的主要组织方。然而，他们在这方面的主体责任履

43、行却并不乐观。一项针对西班牙公共考古的 研究说明，虽然越来越多的考古专业人员参加了公共考古活动，但是充满热情且具有专业技能的公共考古专家只占总数 的5%,而高达20%的考古专家那么认为公共考古主题是考古学的庸俗化或者可以成为考古学商品化的一局部，剩下75% 的考古专家虽然接受公共考古，但认为它只是一种传播方式而不完全是考古学7。虽然我国没有开展类似研究，但是通 过收集文博机构和考古专家开展公共考古活动的频度和数量信息，不难看出常态化、体系化、制度化的公共考古系统并 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很显然，不少考古专家会认为发现古代遗存并进行研究、阐释才是他们的核心任务，公共考古只是 顺手而为或者可为可不为之

44、事。所以，提升考古机构和考古专业人员开展公共考古的自觉性，以及增强考古教育的专业 程度都是重要的基础工作。诚如麦克基姆西所言“如果我们这些因为兴趣或训练而在该领域最有资格的人都不承当积极领 导并开展公筮教育的角色，那么考古学家就不可能指望其他人来保护国家的遗产”8。公共考古的开放性就是要解决“谁的公共考古”这样的问题。考古学无论在其开端阶段还是在现当代的开展之中，都 不可防止地要与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多维联系，绝不仅仅是考古学家的事。以往的研究中，国外学者提出的“多视角模式 (Multiple Perspective Model) ”9或“民主模式(Democratic Model) ”10都强

45、调了公共考古应该通过“鼓励自我实现、 丰富人们的生活、激发反思与创造力”的方式让公众“自由培养自己对考古学的热情和草根兴趣”。改变考古学/考古学家与 公众之间的单向关系，变考古学家的“他们的公共考古学”为公众的“我们的公共考古学”，支持具有一定考古基础知识的媒 体、社会团体和民众开展公共考古活动，包容并正确引导有关考古的不严谨甚至不科学的观点，而不仅仅是漠视或者嗤 之以鼻，才能让考古学获得坚实的公众基础和广泛的社畲支持，也才能真正实现公共考古的终极目标。近年来，公共考古在我国蓬勃开展，已有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分析了其特点和主要表现11-13。以开展现状和存在 问题为基础，也让探讨公共考古未来开展的

46、关键有了依凭。除了学界已有的对公共考古开展建议外，笔者认为还需要重 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在公共考古实践中加强对“公众”本身的研究。在任何科学研究和实践业态中，对于研究或者服务对象的认知 程度会决定工程实施的深度和效能，比方企业所面对的顾客，博物馆所面对的观众等。然而，相比于博物馆多样而丰富 的观众研究成果，公共考古领域对于“公众”本身的研究要薄弱得多，这一点，从国内外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贫乏的 情况中不难获知。不能透彻了解公众，公共考古就无法形成准确的“客户”画像：如果不知道哪些“公众”对公共考古感兴趣 以及对哪种类型的公共考古活动感兴趣，当然也就无法做到有的放矢。二是要在公共考古实践

47、中加强对工程效果的评估。在欧美国家，申请公共财政资金或其他基金时要证明工程的价 值和有效性，需要开展评估研究，公共考古工程也不例外。因此，不难找到关于如何开展公共考古工程评估的文章，如 辛普森、吉尔福伊尔、古尔德、金等人的成果14-17。相较而言，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那么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公共考古 属于社会人文领域，对其进行评估主要应集中资金绩效和社会效益两方面。前者已有成熟的评估方法;对于后者，研究者 会因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不同而选择针对性的分析方法和评估指标，比方玛塔拉索认为文化工程的社会效益可以表达 在个人开展、社会凝聚力、社区赋权与自决、地方形象与身份、创造力与愿景、健康与福祉等方面1

48、8；而英国社会价值 研究协会等机构发布的投资的社会回报指南那么是在质性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等价转换，用货币形式衡量机构/工程的 社会影响力19。虽然，我国由政府或者文博机构主导的公共考古工程并没有进行效果评估的要求，但是组织者自己或者委托第三 方主动收集工程有关的运作和评估数据，对于判断工程的实施效果并明确改进方向显然也是有益的。三是要在公共考古实践中加强数字技术的运用。本世纪以来，数字化和数字媒体技术在各行各业大行其道，改变 着业态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这种趋势也深深影响到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开展，博物馆和考古越来越多地利用数 字技术增加自身的可及性和传播力，在新冠疫情背景下这种利用更是被大

49、幅加强。数字化和数字媒体技术在公共考古中 应用的优势在于：1）数字环境可以克服时空限制，为公共考古实践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参与机会;2）数字技术拥有更强 大的传播力，与考古遗址参观、讲座、现场体验等单次惠及数十人到数百人的传统考古传播手段相比，网络直播、文博 综艺、数字考古等不仅能够吸引数千乃至数百万人次的流量，而且能被反复利用;3）数字技术应用符合未来社会开展方 向，无论混合现实技术、人工智能还是近期热议的元宇宙等，只要能够合理开发利用，无疑都能给公共考古带来更广阔 的前景。四是要在公共考古实践中鼓励更多的公众参与。公众的广泛参与是公共考古更好实现目标的基础，因此需要采取 多种方式吸引和鼓励方方面面的力量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