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关于浅谈契约精神与中国税法之现代化fbc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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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valuation Warning: The document was created with Spire.Doc for .NET.浅谈契约精精神与中国国税法之现现代化浅谈契约精精神与中国国税法之现现代化作者者李 刚内容容提要：本本文指出了了中国传统统税法学理理论与实践践所存在的的根本问题题，即过分分强调税收收与税法的的“义务性性”与“无无偿性”的的特征，为为了与之形形成对比，作作者主张借借用西方以以“社会契契约论”为为基础的税税收本质学学说“交换换说”和“公共需要要论”，以以其合理因因素“契约精神神”为支点点与核心，对对我国传统统税法学理理论进行全全面的反思思与重构，在在其中贯彻彻契约

2、精神神的具体体体现，即公公平价值和和平等原则则，并以此此初步构建建了我国现现代税法学学理论的基基本框架。主题词：契约精神神 公平价价值 平等等原则 税税法之现代代化引 言言税法学与与其它法学学学科相比比较，还是是一门比较较年轻的学学科。即使使是美国、德国等法法律制度和和法学研究究较发达的的国家，将将税法作为为法学的一一门独立学学科进行研研究和教学学，一般说说来也才开开始于第一一次世界大大战以后；在日本，对对税法的正正式研究则则始之于二二十世纪五五十年代。而在新中中国，法学学研究自二二十世纪三三十至四十十年代起步步后，遭受受了五十至至六十年代代的挫折，在在七十年代代以后才进进入现代法法学的复兴兴

3、和发展时时期。其中中，税法学学研究更是是晚了近十十年，从八八十年代中中期发端，至至今也不过过十五、六六年的时间间；加上在在研究方法法和研究人人员的知识识结构等方方面的原因因，中国税税法学研究究目前还存存在着不少少问题和亟亟需改进之之处。 纵观新中中国税法学学研究有史史以来的研研究成果，其其赖以建立立的理论基基础是马克克思主义国国家学说中中的国家分分配论和国国家意志论论，而马克克思主义的的国家学说说是与“阶阶级斗争”、“强制制”、“义义务”等名名词和观念念紧密相连连的，由此此这些名词词和观念亦亦进入税法法学理论，成成为其内在在的、被认认为是完全全合理的本本质因素，进进而影响乃乃至主宰了了税法学基

4、基本理论和和具体制度度的方方面面面。此其其一。其二二，税法学学理论研究究者由于其其自身知识识结构的局局限，并受受长期以来来注释法学学和服务法法学的驱动动，以及依依附于税收收经济学研研究的惯性性作用，偏偏重于对税税法作制度度层面上的的建构和释释义，淡化化、忽视甚甚至回避了了有如税法法的起源和和本质等根根本性的基基本理论问问题，更遑遑论与其他他法学学科科的交叉、融合分析析与研究。时至今日日，在新中中国建立和和发展以“公平、自自由和效率率”为内在在理念和价价值追求的的社会主义义市场经济济的新形势势下，税法法学理论研研究和实务务操作由于于上述两大大根本原因因而有陷入入难以为继继之虞，仍仍然仅作制制度层

5、面上上的注释甚甚至创新，以以及实务操操作方面的的改进乃至至完善，亦亦难救其于于困境之中中。一、契契约精神中国税税法之现代代化的支点点与核心（一一）契约精精神虽然已已有不少税税法学者对对西方的税税法理论和和制度作过过介绍和研研究，谓之之“借鉴和和参考”。但多数仍仍然只是制制度层面上上简单的“移植和借借用”，并并未从深层层次的理论论角度去考考察西方税税法理论的的合理性，进进而以此反反思我国税税法基本理理论的不足足和欠缺之之处。笔者者经过认真真、慎重地地比较研究究，认为，我我们可以借借鉴和参考考西方以“社会契约约论”为理理论基础的的税收理论论如公共共需要论和和交换说等等中的合合理因素，来来修正、完完

6、善我国税税法的基本本理论。这这一合理因因素，概言言之，即为为“契约及及契约精神神”。“契契约精神来来自商品经经济（或市市场经济）所所派生的契契约关系及及其内在原原则，是基基于商品交交换关系的的一般要求求而焕发出出的一种平平等、自由由和人权的的民主精神神”。契约及其其所内涵的的契约精神神，不仅是是现代市场场经济本质质要求的最最佳体现，也也是现代法法治国家不不可或缺的的“灵魂”；其对“平等和自自由”的价价值追求，恰恰恰可以弥弥补传统税税法学理论论过分强调调“税收的的强制性和和义务性”等观念所所导致的不不足和欠缺缺，不仅可可以改善传传统税法学学理论中征征税主体和和纳税主体体相对立的的局面，而而使之趋

7、向向于和谐一一致，还可可以赋予税税法学理论论在跨世纪纪进程中为为适应经济济、政治和和社会关系系的变革而而必备之调调适能力和和创新性。更为重要要的是，在在中国法学学现代化的的大背景中中，以“契契约精神”为支点和和核心，反反思和修正正我国传统统税法学理理论，可以以为我国税税法之现代代化提供一一条理论上上可能的途途径，或者者至少有一一定的参考考意义。（二二）税收与与税法概念念新说社会会契约论认认为，国家家起源于原原初状态下下的人们相相互缔结的的契约；当当国家作为为一个政治治实体产生生以后，人人民与国家家又缔结了了一个规定定彼此基本本权利义务务的契约，这这就是宪法法，其中有有关税收的的条款，可可以认为

8、是是人民与国国家之间的的“税收契契约”。西西方以社会会契约论为为基础的税税收本质理理论主要有有交换说和和公共需要要论。交换换说认为税税收是人民民获得国家家保护所应应付出的代代价；国家家征税和人人民纳税是是一种权利利和义务的的相互交换换，通过这这种“自愿愿”进行的的交换，不不仅社会资资源得到充充分、有效效地利用，而而且交换双双方都认为为其利益会会因为交换换而得到满满足，从而而在对方的的价值判断断中得到较较高的评价价。公共需需要论则认认为，由于于人民对“公共物品品（或服务务）”的需需要“公共需要要”无法通通过“私人人生产部门门”来满足足，只能由由“国家和和政府”作作为集体的的代表来承承担公共物物品

9、生产者者的责任，其其资金即通通过税收制制度来筹措措。马克思思主义的国国家学说和和国家分配配论则认为为，国家起起源于阶级级斗争，是是阶级矛盾盾不可调和和的产物，是是阶级统治治、阶级专专政的工具具；税收就就是国家凭凭借政治权权力对社会会产品进行行再分配的的形式；税税法则是国国家制定的的以保证其其强制、固固定、无偿偿地取得税税收收入的的法规范的的总称。虽虽然，马克克思也指出出“从一个个处于私人人地位的生生产者身上上扣除的一一切（即税税收引引者注），又又或直接或或间接地为为处于社会会成员地位位的这个生生产者谋福福利。”我们从中中也可以看看出纳税人人和国家在在某种意义义上的权利利义务的对对应。但是是，在

10、过分分强调税收收的“政权权依据”及及其“强制制性”和“无偿性”特征的情情况下，纳纳税人的义义务被“充充分”强调调，而与其其形成巨大大反差的是是国家的“义务”被被弱化，甚甚至忽略；导致了在在税收活动动中纳税人人与国家（及及其税收征征管职能部部门）法律律地位的极极度不平等等。经过比比较，可以以发现，马马克思主义义税收学说说始终是从从“国家本本位”，即即国家需要要的角度来来阐述税收收的缘由，从从而说明税税法的本质质；而交换换说和公共共需要论却却主要是从从“个人本本位”，即即人民需要要的角度，并并结合国家家提供公共共需要的职职能来说明明税收的起起源和本质质，而税法法不过是以以人民的授授权为前提提，将其

11、意意志法律化化的结果，从从而保证其其对公共服服务的需要要能够得到到持续的、有效的满满足。由此此来看，后后者应该更更符合我国国“人民当当家作主”和“人民民主权国家家”的实质质。所以，在在“人民主主权国家”思想总的的指导下，贯贯之以社会会契约论中中的合理因因素契契约精神，笔笔者将税收收概念定义义为：税收收是人民依依法向征税税机关缴纳纳一定的财财产以形成成国家财政政收入，从从而使国家家得以具备备满足人民民对公共服服务需要的的能力的一一种活动；进而将税税法概念定定义为：税税法是调整整在税收活活动过程中中国家、征征税机关和和纳税主体体等各方当当事人之间间产生的税税收关系的的法规范的的总称。上述概念与传统

12、税法学理论相比，简单来说，至少具有如下三点不同：（1）涵盖了三方主体，即人民、征税机关和国家，并且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性；（2）表明了税收的两重目的，即其直接目的是“形成国家财政收入”，而其根本目的则是“使国家得以具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税法则是这双重目的得以实现的有效法律保障；（3）强调了人民纳税必须“依法”且仅“依法”而为，内涵了“税收法定主义”之因素。（三）公平价值与平等原则契约精神的体现契约精神作为一个高度抽象的范畴，包括了自由、公平和人权等价值内涵。由于前述原因，传统税法学显现出“不平等”、“强调义务”等明显表征，对税法之本质偏差较大，故笔者提取出契约精神内涵中对传统税法

13、学具有根本改良意义的公平价值加以探讨；而公平价值在税法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平等原则。税收活动与国家的产生相伴相随，并且直接涉及人民与国家之间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人民和国家之间其他的行为相比，税收或税法对契约精神的贯彻应当更为直接和深刻。我们可以借助几乎涵盖了税法主要特征及内容的“税收法律关系理论模型”来探求公平价值与平等原则在税法中的具体体现。笔者将税收法律关系概括为以三方主体间的四种法律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三方主体是指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四种法律关系是指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其中，构成第一层，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

14、法律关系，构成第二层，是潜在的、深层次的，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税收法律关系，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下面，笔者就上述四种税收法律关系逐一分析其中的公平价值和平等原则。1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将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界定为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这就已经是对传统税法学认为的“纳税人又称为义务主体，征税机关又称为权利主体”观点的突破。纳税人因其公法上债务的清偿纳税，不仅享有要求查询和对纳税信息保密等程序上的权利，还享有因还付金、超纳金和误纳金而产生的还付请求权等实体性权利；征税机关同时也就负有相应的程序义务和实体义务。既然是一种（来源于民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

15、，尽管其具有公法性质，但也不可避免地内涵有“平等”的因素。但是到此为止，我们只是解释了税收法律关系表面上或形式上的平等性，至于其本质上的、深层次的平等性，还有待于笔者在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二层次上阐明。2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税收行政法律关系是税法与行政法的交叉领域；在日常的税收活动中，如果不考虑税法的宏观调控职能的话，税法的行政法属性更为明显。而在行政法领域，早就有学者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地位不平等性”提出了质疑，主张应当“确立行政法中公民与政府的平等关系”；甚至已有学者直接就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问题作出了理论尝试。实际上，行政法学者的讨论对我国传统的“命令与服从”的行政模式也提出了

16、极大的挑战，向“服务与合作”观念的转变同时也说明了在行政法领域引入“契约精神”的可能甚至必要。有的行政法学者就论证了“行政法领域存在契约关系的可能性”。还有的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精神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而且在国家行政管理领域也体现得最为充分和浓重；基于对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的可变性需求，随着契约原则的普遍贯彻和契约精神的扩张，通过“社会合意”建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毋庸质疑，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一种，必然也属于为契约精神所渗透的范围。3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它是指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就国际税收利益进行分配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对于公平价值和平等原则，在税收法律

17、关系类型中，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从形式到内容体现得最为明显。首先，参与分配的各个主权国家的地位是互相平等的，其税收管辖权是相互独立的；其次，法律关系的各方平等地参与对其相互之间税收利益分配问题的协调过程；最后，各方达成合意，签订条约或协定等具有国际性的“契约”，彼此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其实，不独国际税法领域内如此，国家“也是世界社会经济这一最大契约关系中的一个部分”11，也是按照具有契约精神的平等原则来处理其相互之间事务的。4税收宪法性关系。它是指人民（纳税人的代名词）与国家之间就税收的宪法性条款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宪法性税收条款可以认为是人民与国家就征纳税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等事项达成合意的

18、“契约”表现形式。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这一形式在宪法中的最佳表述就是“税收法定主义”。概言之，人民根据宪法性税收条款，同意并实际让渡其自然财产权利的一部分给国家，正是为了使国家（通过政府）能够运用集体力量来保护人民所有的更为重要的其他权利；而人民实际上在因这种保障而产生的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状态中获得了比其转让给国家的利益更多的补偿即获得了公共需要的满足，并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利益、争取更广泛的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从资源的有效利用的角度来看，人们原本是分别运用自己独自的力量来专门保护也只能保护自己的，这部分力量成为人们必要的利益支出的一部分，但这种保护并不一定就是有效的；税收使得人们用于自

19、我保护力量消耗的那部分利益集中起来汇合成为集体力量；更何况，这一集体力量还发挥了远远超过“保护”的作用即成为满足公共需要的来源。因此，集中起来的资源就比分散于纳税人手中的资源能够得到更充分、有效地利用。税收的交换学说就很能够说明这种权利和义务在纳税人和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债权债务关系性质以及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根本内容就在于：经由宪法的形式，国家和纳税人根据税收法定主义，通过“税收法律”（以及作为中间主体的征税机关）建立其相互之间以征税和纳税为外在表现形态、而以满足和要求“公共需要”为内在本质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一关系所内涵的“契约精神”要求在调整纳税人分别与征

20、税机关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贯彻和体现“公平价值”以及“平等原则”。二、中国税法之现代化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是在中国法制之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所谓法制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转化的过程；简言之，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就是“法治”(rule of law)的实现。因此，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简单来说，就是“税收法治”（Rule of Tax Law）的实现。具体而言，笔者以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在理论基础方面，以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契约精神”与国家意志论和国家分配论的有机、合理结合为基础，形成从规则注释到原则分析、再到价值研究的完整的基本理论体系；（二）在思想

21、条件方面，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税收法治”的实现创造人文环境；（三）在立法保障方面，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为立法基本原则，并坚决一以贯之；（四）在制度运行方面，实行包括上述三方面内容的依法治税；（五）在最终目的方面，实现“税收法治”的状态。中国税法现代化的模式属于应激型，即一个较落后的税法系统受较先进的税法系统的冲击而导致的该税法系统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其推动力量来自对社会契约理论中合理因素的参考和借鉴，并以此对传统税法学加以反思与拓新，从而指导对税法实践的修正与完善；这其中，传统税法学理论得以在跨世纪进程中嬗变、革新，进而发展为现代税法学的支点和核心，就是“契约精神”（Spirit of C

22、ontract）。（一）由依法治税到税收法治中国税法现代化的实质内容如果用最精练的一句话来概括“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实质内容，那就是“通过依法治税，实现税收法治”。笔者认为，在贯之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的现代税法学的基础上，可以将依法治税定义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

23、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2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

24、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但在一般意义上而言，“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不过是同一命题的两种叫法。值得注意的是，已有学者对所谓的“依法治税”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论和交换说出发，分析了长期支配我国“依法治税”思想的理论根源国家分配论的不足和传统的“法治”、实则仍是“人治”的观念对“依法治税”思想的必然负面影响；主张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权利

25、义务对等的思想来加以弥补。当然，这些学者并非否认依法治税；只是在他们看来，以国家分配论为理论根源、受传统“法治”观念影响的此“依法治税”不同于以权利义务对等观念为思想基础且在现代法治观念指导下的彼依法治税。13事实确实如此，在传统税法学的理解之中，“依法治税”只是指“征税机关（税吏）通过税权来治理纳税主体，使之依法纳税”，同时淡化或回避“征税机关是否应当依法征税”的问题。然而，依法治国的实质乃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为何到了与其一脉相承的依法治税中，就变成了简单的“依法治民”呢？因此，这些学者才指出：“依法治税这一口号则明确地将纳税人推到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治的对象”。14在传统的依法治税理论中，

26、法治的主体与对象颠倒了，纳税人人民（从最广义和集合的角度上理解的纳税人）成了对象，税吏仍然是主体。然而，在现代税法学的公平价值理念指导下，不仅征纳税活动是基于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动作用而产生的，而且在包括依法治税在内的几乎所有税收活动中，人民都是最重要的主体，起着主动的作用。实际上，征税机关本身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自1998年开始，从国家税务总局至以下各级税务机关，在每年例行的“税收宣传月”活动中，开始提出了“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征税”的口号。当然，从口号到行动还需要不断的、切实的努力，否则就只是又一个“迷惑”纳税人的“障眼法”。（二）税收法定主义中国税法现代化的立法保障税收法定主义，又称为税收法律

27、主义、税收法定原则等，其基本含义是指，征税主体征税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主体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在作为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的税收法制建设的诸环节中，最需要、也最难体现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的环节就是立法。所谓“最需要”，是因为“将法的价值主体与法的价值客体连结起来的是人的立法活动”15；所谓“最难”，是由于一般大众并不直接参与立法活动，与其发生直接联系、触及眼前的切身利益更多的是执法或司法活动，所以，人们一般只强调执法和司法中的公平问题。但实际上，同时作为税收法制建设的起点和终点的税收立法才是根本体现公平价值观念的关键环节。正如笔者前文所述，人民同意纳税、同时要求国家承担一定义务

28、的意志在宪法中的最佳表述就是“税收法定主义”；而“税收法定主义”恰恰就是税收立法最基本的原则。1.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对税收法定主义在含义上的要求。笔者尝试对“税收法定主义”逐词加以语义分析，结果发现，“税收法定主义”在含义上主要是以其“税收”和“法”这两个词来回应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的要求；其中，“税收”一词，笔者在第一章中已有界定，此不再述。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要求“税收法定主义”中之“法”必须仅指法律，即最高权力机关所立之法。至于为何非得以法律的形式，而不以法的其他形式来规定税收，笔者以为，起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税收对人民而言，表面上或形式上表现为将其享有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无偿”地转让给

29、国家和政府，实质上则表现为人民因这一转让而获得要求国家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这恰是税法的本质公平之所在），因此，以人民的同意代议机关制定法律为前提，实属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否则便是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非法”侵犯。第二，政府是实际上税收利益的最终汇总者，并且作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又是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的实际执行者，倘若仅依其自立之行政法规来规范其自身行为，可能会导致其征税权利（力）的不合理扩大和其提供公共服务义务的不合理缩小的结果，以其权利大于义务的不对等造成人民的义务大于权利的不对等，从而以该不对等的表象而掩盖政府（征税机关）与人民（纳税主体）之间平等的实质。故必须以法律定之，排除

30、政府侵犯人民利益的可能性哪怕仅仅是可能性。第三，从历史来看，税收法定主义确立的当时，尚无中央与地方划分税权之作法，将税收立法权集中于中央立法机关，乃是出于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需要，并且排除以税收地方性法规开征地方性税种的可能，以免因税源和税收利益划分等原因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相互之间的冲突而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当然，在现代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授权立法已为普遍之现象，尤其是在我国的税收法律法规方面，大量的、占主体的是国务院根据1984年和1985年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两次授权而颁布的税收行政法规。这一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中国向法治国家迈进的道路上，应逐

31、步加以改正，否则就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背离。2.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对税收法定主义在具体内容上的要求。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学者们概括表述不一。经过比较分析，笔者将其归纳为税种法定原则、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和税收程序法定原则共三个部分。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于其中亦或多或少有所体现：（1）税种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种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一个税种必相对应于一部税种法律；非经税种法律规定，征税主体就没有征收权利（力），纳税主体也不负缴纳义务。这是发生税收关系的法律前提，是税收法定主义的首要内容。税收法定主义是模拟刑法上罪刑法定主义而形成的原则。因为，国家和政府如果没有相应的税种法律依据而向人民征税，

32、意味着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非法侵犯，就如同未依明确的法律规定并经法定程序便对犯罪嫌疑人定罪处刑无异于对人民的人身权利的践踏一样。因此，税收法定主义与罪刑法定主义在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中分别担负起维护人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重任。（2）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收要素须由法律明确定之。在某种意义上说，税收要素是税收（法律）关系得以具体化的客观标准，各个税收要素相对应于税收法律关系具体运作的各个环节，是其得以全面展开的法律依据，故税收要素确定原则构成税收法定主义的核心内容。传统税法学认为，税收要素包括：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期限和地点，减免税，税务争议和税收法律责任

33、等内容。但现代税法学则认为，税收要素还应当包括税种16和征税机关。后者正是应税法之公平价值观念的要求而确立于税收要素之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基于税法平等适用的价值观念，当然应当在税法中同时规定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更何况，税收法定主义本就源自于对征税主体的征税权力的限制，又怎能将其排除在应由税收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的税收要素之外呢？再者，并非所有税种的形式意义的征税主体都是一致的，虽然其中大部分为税务机关，但也包括海关和非税务机关的财政机关等，有必要在税收法律中具体指明。（3）税收程序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实体权利义务得以实现所依据的程序性要素须经法律规定，且征纳主体各方均须依法定

34、程序行事。其实，“程序法定”作为一个单独的原则，和税收法定主义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程序的实体意义最初表现在起源于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正当过程（Due Process）”条款，其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这一原则经过历代国王的反复确认，到14世纪末成了英国立宪体制的基本标志，其实质在于防止政府专制。17由此来看，程序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甚至可以认为，当程序法定或程序正义作为一个单独的更高层次的基本原则，作为法治体制、社会正义及基本价值的核心的时候，税收法定主义不过是其延伸于

35、税法领域的一个产物罢了。3.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要求在宪法中确立税收法定主义。我国宪法第56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的规定，并没有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因为税收法定主义的本质和最主要的作用仍在于对征税主体的权力的限制，弃此不言，而仅规定纳税主体的依法纳税义务，依然是传统理论中征、纳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的观点的体现。然而，在传统税法学以“契约精神”的导入与渗透为契机而向现代税法学转变的过程中，税收法定主义作为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宪法性税收契约”，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此，我国宪法应对税收法定主义予以明文准确规定。目前需考虑如下三点：（1）从立法技术的角度，应当用怎样的立法

36、语言在宪法条文中将税收法定主义明白无误地准确表述；（2）如何选择适当时机，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规定税收法定主义的条文补进现行宪法中，考虑到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一味要求尽快规定税收法定主义，或者是单独就税收法定主义对宪法进行修正，都是不妥当的；（3）在目前一时难以对宪法加以修正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由全国人大对宪法第56条进行立法解释的方式或在即将制定的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的方式来确定税收法定主义。（三）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中国税法现代化之思想条件和观念基础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或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观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法治观念既进入部门法的税法中，就必有其在部门法中的具体体现。1997年4

37、月，著名税收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18；将其引入法学领域，即为“税收法律意识”。笔者以为，现今欲行依法治税，必须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观念基础；否则，依法治税仍然只会是“空中楼阁”。1.反映实在税法既存价值观念的税收法律意识的误区。笔者之所以提出“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乃是因为，基于对实在税法的价值认知而体现出的税收法律意识，与建立在税法应有的公平价值基础上理应反映出的税收法律意识之间存在着不相吻合、甚至背离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 “税收意识”的表述问题。不论是在传统理论界还是实务界，

38、使用的都是“纳税意识”的表述，特别是作为主要征税机关的税务机关在进行税法教育和宣传时；而这一片面的表述本身就包含了“人治观念”和税务机关“不公平”的法律意识因素在内。高培勇教授在论及“税收观”时说：“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两个方面。”19同理，税收法律意识也应包括“征税法律意识”（以下简称“征税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以下简称“纳税意识”）两个方面；笔者之所以提出“税收法律意识”这一概念，目的就在于促使人们在单方面强调“纳税意识”的同时，不要忽略还有另一方面、其重要性可能更甚于纳税意识的“征税意识”。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产生正确的税收法律意识；而且还必须在征

39、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的税收意识中同时贯彻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其次，在对我国税收法治状况不良好的众多原因分析中，一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所谓“公民意识和自觉纳税意识薄弱”。固然这的确可能是现实的。但同时不要忘记，作出这种单方批评的前提是“征税主体的征税意识良好”；否则就不应该片面地只批评“纳税意识”而不对“征税意识”是否良好的问题作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总的反映。一个国家法制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社会法律意识的水平。”20在目前的税收法律意识和税收法治状况中，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税收法治状况不良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税务人员的职

40、业法律意识不强，与群众法律意识处于同等水平甚至可能因“自我优越感”的心理因素的误导而表现得还不如群众法律意识，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权力意识”。当然，最后，纳税主体的纳税意识也的确是个问题。纳税人通常都认为纳税仅是被强加的义务，而非如同孟德斯鸠所说：“因为国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21所以，造成传统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出现偏误的原因不仅有来自于征税机关一方自以为的“优越地位”的意识因素，也有纳税人一方长期被强加以至于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劣势地位”的自我观念的影响。究其根本，就在于作为纳税主体的人民的税收法律意识仅停留在“法律情感”和“法律认知”的层次上，还没有上升到“法律理念”的

41、理性层次，对深涵于税法中的公平价值观念尚未清醒地认识和理解。正如笔者前文反复论证的那样，就税收对纳税人的意义或价值而言，表面上看来是其部分既得利益被“强制地、无偿地剥夺”了，税法对纳税人呈现出一种“无价值”甚至“负价值”的表象；但从实质上来看，纳税人才是税收活动中最重要的主体，税收活动的全部和最终意义无非就在于为广大纳税人人民享受公共服务而筹集资金，这其中，“政府的征税权是与其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相对称的，老百姓的纳税义务是与其享用公共物品的权利相对称的。”22 2.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所谓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来“重构”人们的税收法律意识，是指：首先，要以“税收（法律）意识”来统领“征税（法律）

42、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其次，是要在两者的结构关系上将征税意识置于比纳税意识更为重要的地位，回复法治之本意在依法治税中的“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真正含义。再次，是要开始培养征税主体之征税意识和重新培养纳税主体之纳税意识。征税意识应当建立在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的公平价值观念基础之上，彻底改变征税主体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如果说，这里存在着“不平等”的话，也应该是纳税主体的地位优于征税机关，而非相反。纳税意识之重新培养，不是“增强”原本偏误的所谓“纳税意识”，而是使纳税主体确认自己作为税法公平价值主体的地位，认识到自己在征、纳税活动的背后所享有的更广泛的、

43、更重要的权利。否则，“不知权利只知义务，只能产生子民意识、臣民意识，在只有臣民意识的公民身上能产生具有现代公民特征的自觉纳税意识岂非咄咄怪事。”23最后，要明确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二者之间不可割裂、协调一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对应和必然结果。我们难以想象由纳税主体首先来完成这种观念意识上的转变而征税主体依然维持原样；同样，只要征税主体树立起了正确的征税意识，并以此指导作用于实践，同时相应修正税法教育和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比如不妨以“非直接偿还性”取代税收的“无偿性”特征的表述，24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而与征税意识协调一致。当然，我们无法强求所有作为个体的纳税人

44、的税收法律意识和对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乃至税法价值观的认识都能够达到理性认识的水平，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始终不能放弃孜孜不倦地引导人们这样去做。换言之，我们应当以从整体上重构税法主体的税收法律意识为主，同时辅之以对税法实践中具体的、单个的税法主体的税收法律意识的培养和修正。如此这般，才能为我国的依法治税创造良好的思想条件和观念基础。结 束 语对中国传统税法学根深蒂固的理论基础加以改良，或曰促进其现代化进程，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寻求一个理论上的突破口，这时，税法的公平价值研究就凸显其举足轻重性；这也是笔者全文集中对税法之公平价值加以论述的主因。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实质上是“标明中国

45、社会法律系统由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人治型法律价值规范系统向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法治型法律价值规范系统的历史转型过程。”25税法的公平价值由其第一层次的形式正义，渐次至第二层次的实质正义，再进而至第三层次的本质公平，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传统税法囿于“人治法”之局限，只能停留在形式正义的层面上；而在中国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整体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开始经由实质正义的阶段而向本质公平的最高层面突破，最终必将确立由三个层次共同构建起来的、完整的税法公平价值系统，并为“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研究提供最急需、最关键的理论支持。26当然，“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是一个大题目，同时也限于篇幅，

46、笔者只是在此表达一些粗浅的看法，至于其体系的形成，还有待于日后循序渐成。(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见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参见刘剑文、李刚：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税法学，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第3839页。 马新福：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弘扬契约精神，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第4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92100页。 参见向群雄、徐银华：“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地位不平等”质疑，载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第8285页。 参见崔卓兰：论

47、确立行政法中公民与政府的平等关系，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第6165页。 参见陈少英：试论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法律地位的平等性，载法学家1996年第4期，第6872页。 参见余凌云：论行政法领域中存在契约关系的可能性，载法学家1998年第2期，第9094页；以及余凌云：论行政契约的含义一种比较法上的认识，载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3期，第3035页。 参见注，第4046页。11 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潘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1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中国税收与法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考察报告（1993），王裕康等译，载许善达等：中

48、国税收法制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13 参见宋德安、邢西唯：论“依法治税”从契约论角度看国家分配论之不足，载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第6264页。14 同上注，第65页。15 卓泽渊：法的价值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16 传统税法学理论之课税要素中不包括税种，笔者认为不妥。因为，任何一部单行税种法律首先就要在名称中明确其为哪一个税种。当然，在此亦发生“税收要素确定原则”与“税种法定原则”的交叉；但并不能就此将“税种”排除在税收要素之外，而破坏其完整性。17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86页。18 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第2版。19 同上注。20 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21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1页。22 同注18。23 同注13，第65页。24 参见杨秀琴主编：国家税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