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意愿研究,理论与实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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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育意愿研究,理论与实证人口衰退、老龄化和超低生育率构成了 21 世纪的人口危机，而生育赤字和超低生育意愿是这场危机的原爆点。近年来，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中国也出现了生育意愿探讨热潮，本探讨的作者对生育意愿的理论演化图谱和实证探讨发觉进行了全面评介请看下文：摘要 人口衰退、老龄化和超低生育率构成了 21 世纪的人口危机，而生育赤字和超低生育意愿是这场危机的原爆点。本探讨围绕生育意愿，从生育意愿与生育率关系的稳定性、生育意愿改变规律、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生育赤字、家庭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等方面勾画出 20 世纪 80 年头以来生育意愿理论的图谱和实证探讨的发展脉络，探讨了中国生育意愿探讨

2、存在的几个相识问题。中国的生育意愿已低于更替水平，这无疑是生育危机的前兆，须要引起高度重视。关键词生育意愿；超低生育意愿；低生育率；生育赤字；家庭政策引言 生育意愿是生育探讨的重要领域，自 1936 年美国学者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在一项民意调查中首次运用志向子女数（ideal family size）这个概念之后，生育意愿就进入了生育探讨的视野（Trent, 1980）。生育意愿是一个多梯度的概念，依据与生育行为关联的亲密程度，生育意愿可以分为三个层次：（1）志向子女数，指在不考虑本人状况下的志向子女数。这事实上是一种生育看法（attitudes toward fertil

3、ity），主要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并且改变缓慢。（2）期望子女数（desired family size），指本人希望生育的子女数。这个概念通常用来反映生育需求水平（McCleland, 1983）。（3）准备生育子女数（fertility intention or intended family size），指考虑到影响自己生育的各种因素状况下准备生育的子女数。在生育意愿探讨中，这个概念运用得最多，因为它与实际生育行为的关系最为亲密（Ryder Westoff, 1971）。此外，生育意愿概念体系还包括生育时间支配、对子女的性别偏好、夫妻（伴侣）生育意愿的一样性等。 生育意愿两度成为生育和

4、人口政策探讨的热点。第一次探讨热潮出现于 20 世纪 60 年头和 70 年头，其次次探讨热潮兴起于 20 世纪末。这两次探讨热潮都把生育意愿探讨推上了新的高度，并且对一些国家的生育政策及相关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两次探讨热潮的时代背景原委有什么不同？与第一次相比，其次次探讨热潮原委发生了什么改变，取得了哪些进展？这些发展具有怎样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涵？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中国也出现了生育意愿探讨热潮，并具有显明的政策需求导向，但只有少数学者切入到更深的层面（郑真真，2014；风笑天，2017），而且，学界对生育意愿水平的性质推断仍存在分歧。一些学者对低于更替水平的生

5、育意愿表示担忧（郭志刚，2010；顾宝昌，2011），也有学者认为平均 1.8 个孩子的生育意愿属于较高水平（靳永爱，2014；周爽、黄匡时，2015）。前者的担忧是从生育意愿的人口学后果考虑的，而后者的乐观则以生育政策为推断标准。这两种不同的推断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政策导向。假如对生育意愿缺乏正确的理解和深化的理论相识，生育意愿探讨的科学性和政策意义都会大打折扣。笔者认为，中国的生育意愿探讨不仅须要问题导向和政策需求导向，同样也须要理论引领，正确的探讨策略应当是问题导向与理论引领相结合。鉴于此，本文对生育意愿的理论演化图谱和实证探讨发觉进行了全面评介，以期为中国的生育意愿探讨供应一个理论和实证探

6、讨的参照系，并在国际阅历和中国情景下探讨中国生育意愿探讨的几个关键议题。生育意愿探讨再度兴起的背景和缘由 一个理论的产生或者一个探讨领域的出现都是现实社会情景的镜像，因此，对生育意愿问题的相识和对相关理论的理解都不能脱离其产生和演化的历史背景。生育意愿探讨的两次热潮是在完全不同的人口改变背景下发生的。第一次探讨热潮有三个重要背景：一是二战结束后出现了全球人口增长浪潮，缓解人口增长压力和防止过度生育或生育过剩（excess fertility）成为探讨者、政策制定者和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二是从 20 世纪 60 年头起先，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了生育率转变，到 70 年头末，生育率转变发展成全球

7、性趋势，成为人口探讨最重要的领域；三是随着平安、有效、简便、低成本的现代避孕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人们的理性生育（rational fertility）具有了技术基础，使避开非意愿生育（unwanted birth or untended birth）成为可能，生育意愿成为可以进行规范性分析的可操作概念，实现了与生育决策、生育行为之间的逻辑对接。这一时期探讨生育意愿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生育率转变的缘由和微观机制，在政策上关注如何防止生育过剩以及帮助人们避开非意愿生育。这次探讨热潮在理论上明确了生育意愿的概念和测度方法，扩展了生育率探讨的视野，揭示了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路径，创立了生育决策理论

8、。 20 世纪 70 年头末和 80 年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完成生育率转变，加之对生育意愿反映生育行为效度的质疑始终存在，生育意愿探讨进入了低潮。但相对寂静了一段时期之后，生育意愿探讨在 20 世纪末再次成为生育问题探讨的热点。生育意愿探讨再度兴起的人口背景与第一次完全不同。首先是世界人口增长趋势出现了重大转折，世界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从 1965-1970 年的 2.06%降至2010-2015 年的 1.18%，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降到了 0.29%；进入 21 世纪以来，已有将近 30 个国家和地区在和平环境中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或零增长。其次是全球老龄化浪潮到来，2015 年世界人口中 65

9、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了8.3%，发达国家老龄化水平达到了 23.9%，人类整体进入了老龄化时代。最终是超低生育率出现，2010-2015 年已有 37 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低于 1.6，其中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低于 1.4（United Nations, 2015）。人口衰退、老龄化和超低生育率成为 21 世纪的人口危机，干脆影响甚至冲击到一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平安。生育率的长期低迷是导致人口衰退和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干脆缘由，而提高生育水平是解决人口危机的重要途径。因此，生育意愿问题重获关注，成为近年来发达国家生育率探讨的核心问题。下文对生育意愿再次成为人口探讨热点的三个

10、干脆缘由绽开分析。 （一）超低生育意愿的出现 就一个人口群体的平均生育意愿而言，少于两个孩子即为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意愿（sub-replacement fertility intentions）。国际阅历表明，在后生育率转变时代，平均准备生育子女数少于志向子女数，平均生育孩子数少于平均准备生育子女数（Bongaarts, 2001）。尽管表 1 中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志向子女数都高于更替水平，但其实际生育率都处于超低水平，而那些平均志向子女数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这意味着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意愿属于超低生育意愿，是生育危机的根源。低于更替水平生育意愿的出现标记着一个新的人口发展阶

11、段（Goldstein et al., 2003）。 奥地利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超低生育意愿的国家，年轻人的平均生育意愿在1985 年就低于更替水平（Sobotka, 2009）。2001 年欧洲公众舆论调查（Eurobarometer Survey）结果显示，奥地利和德国年轻人的平均志向子女数只有 1.7，20 世纪 90 年头末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年轻人的平均期望子女数也降到了 2 以下。这个现象也出现在欧洲以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见表 1）。悲观的观点认为，在生育意愿大幅度下降的状况下，生育率回升的可能性很低，甚至会进一步下降（Sobotka, 2009）。因此，生育意愿被认为是后生育率转变时

12、期影响生育率的最关键因素（Bongaarts, 2001）。 （二）经典生育率理论受到挑战 经典的生育率理论对生育意愿的分析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关注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旨在揭示生育率下降的动力机制及生育率差异的缘由；另一条路径是微观分析，强调个体和家庭因素的作用（Vitali et al., 2009）。微观生育率理论主要有两个探讨范式（Miller Pasta, 1993）：一个是社会心理学范式，另一个是家庭经济学范式。前者关注导致孩子的价值出现差异或孩子价值降低背后的心理动机（Hoffman Hoffman, 1973），后者则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家庭生产和消费者行为理论

13、分析生育需求、生育成本和生育决策（Becker,1960；Easterlin, 1969; Willis, 1973）。但是，低生育率时期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格局与生育率转变时期完全不同，在生育率转变时期，生育意愿普遍低于实际生育水平，而在后生育率转变时代，即使生育意愿已经处于特别低的水平了，实际生育水平还是低于生育意愿（Bongaarts, 2001）。在落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中，1950 年以来的各诞生队列终身生育率都低于生育意愿（Goldstein et al., 2003）。在法国一项 1998 年的调查中表示打算生育的被访者在 5 年之后再次被调查，但有 40%的人没有生育

14、（Testa Toulemon, 2006）。一项 2004 年对 21 个国家 18-40 岁女性和 18-44 岁男性共计 1.6 万个样本的探讨结果显示，只有 27%的女性和 22%的男性准备或确定在将来三年内生育一个孩子（Billingsley Ferrarini, 2014）。2001 年奥地利年轻女性中不准备生育的占 10%，比 1986 年调查的数据高出一倍（Testa, 2007）。欧洲一些国家 1965 年诞生队列中终身未育女性比例超过 15%，奥地利、英国、西班牙、荷兰甚至超过了 18%（OECD, 2011）。 （三）激励生育政策的需求 在老龄化压力不断加剧的形势下，几乎

15、全部低生育率国家的政府都实行了激励生育政策（United Nations, 2017）。较为乐观的观点认为，只要生育意愿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上，生育率就有可能出现回升，前提是社会环境有利于生育（Sobotka, 2009），但超低生育意愿的流行使得政府激励生育的努力遇到了困难（Goldstein et al., 2003）。了解超低生育率形成的缘由对于政策制定特别重要，因此，关于家庭政策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影响的探讨成为生育意愿探讨的一个热点。生育意愿理论发展与 和实证探讨发觉生育意愿探讨在 20 世纪 60-70 年头的生育探讨领域中处于次要地位，新一轮的生育意愿探讨则成为生育探讨的核心问题。2

16、0 世纪末以来，生育意愿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关键的基本理论问题上。 （一）生育意愿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稳定吗？ 以往生育意愿探讨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通过分析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差距来推断生育率下降的空间，二是为生育率预料供应依据。但一些学者对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水平之间关系的稳定性存在疑问，甚至怀疑生育意愿探讨的价值（Hendershot Placek, 1981），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生育意愿探讨的深化。 近些年的一些实证探讨发觉，在低生育率社会，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关系。海福特（Hayford, 2009）以全美青年追踪调查（National Longitudinal S

17、urvey of Youth）1979 年调查时 14-22 岁女性受访者为探讨对象并追踪到 2002 年，发觉她们平均生育子女数与最初的平均生育意愿相差 0.3。索博特卡（Sobotka, 2009）对奥地利的探讨发觉，1948-1966 年各诞生队列女性的生育意愿与终身生育水平之间只差 0.1。 有探讨者认为主动生育意愿不肯定能够实现，但消极生育意愿（不想生孩子或者不准备再生孩子）却通常都可以成为现实（Noak Ostby, 2000）。主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一样性虽然与消极生育意愿不同，但仍具有显著相关性，即使限制了背景因素和生命周期变量，正向的生育意愿仍旧可以预料生育行为（Domme

18、rmuth et al., 2015）。也有探讨者认为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率之间的差距是系统性的，并将其视为低生育率的一个重要缘由（Morgan Taylor, 2006）。因此，探讨者普遍认为生育意愿能够作为预料生育率的依据，而且在短期内更为精确（Kuhnt Trappe, 2016）。在牢靠的避孕方法已普及的状况下，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必定的逻辑关系(Demeny, 2003)。低生育率条件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率之间关系稳定性的证明提升了生育意愿探讨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 （二）个体的生育意愿如何改变？ 早期观点认为人们的生育意愿高度不稳定（Freedman et al.,1965

19、），但如何改变是探讨者更关切的问题。在低生育率社会，生育意愿的改变有规律可循，例如世界价值观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明显低于年龄更大的人（见图1），一些基于截面数据的分析也发觉了同样的证据（Gray et al., 2013），表明生育意愿水平代际递减。 从生命周期来看，一些探讨发觉年轻人的生育意愿通常是不确定、不稳定的，但一般的改变规律是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特斯塔（Testa，2007）基于奥地利调查数据的探讨结果显示，女性年轻时的生育意愿比较高，但随着年龄增长不断降低。利夫布罗尔（Liefbroer, 2009）对荷兰社会一体化追踪探讨（PSIN）数据的分析表明，虽然不同年龄群体的生

20、育意愿改变存在差异，但平均而言，生育意愿呈现降低趋势。影响年轻人生育意愿改变的主要因素包括配偶、教化经验和职业生涯。海兰特等人（Heiland et al., 2008）利用 1988 年和 1994/1995年两轮西德家庭调查数据建立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总和期望生育率（total desired fertility）的稳定性，发觉不同人群和两轮调查之间都存在明显差异，50%的人在两轮调查中报告的总和期望生育率并不一样。这些差异主要是由背景因素（成长期是否与父母一起生活、兄弟姐妹数量、宗教信仰、生活经验等）导致的，并且这些因素在生命周期早期阶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大。海福特（Hayford, 200

21、9）对全美青年追踪调查1979-2002 年多轮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女性在青年时期平均期望生育子女数为 2.3，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降低。格瑞等人（Gray et al., 2013）发觉，生育意愿并非在生育期结束时突然下降，而是随着年龄增长渐渐下降，女性生育意愿降低幅度大于男性。关于生育意愿随年龄增长渐渐减弱的缘由，有学者用社会心理学的目标调整理论进行说明，即人们会随着经验、发展目标和环境的改变而调整生育意愿（Liefbroer, 2009）。上述探讨发觉的意义在于：在低生育社会，青年人的生育意愿及其改变对生育率的影响至关重要。 （三）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原委有哪些因素确定或影

22、响生育意愿？这是生育意愿探讨的关键问题之一。关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探讨，主要有三个理论视角。 1.结构主义分析视角结构主义分析方法(structural approach)在生育率和生育意愿探讨中始终都是重要的探讨范式（Vitali et al., 2009），该探讨视角关注社会经济、制度、文化和宗教信仰等结构性因素对个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图 2 呈现的是 38个国家不同社会阶层生育意愿的显著差别，可以在肯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经济结构性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生育率转变阶段，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方面，对于后现代化社会的生育意愿，则是从文化和价值观系统改

23、变中找寻缘由（Lesthaeghe, 1983；Vitali et al., 2009）。马森等人（Marcen et al., 2017）针对 6 岁之前移民美国的女性生育率与其迁出国生育率所做的对比分析表明，在限制了法律、制度和经济等条件后，这些移民的生育水平与迁出国的生育水平正相关，这反映出文化因素对生育的影响。其次次人口转变理论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个人主义和女权主义兴起、社会性别同等、婚姻和家庭观念转变是造成低生育意愿和低生育率的重要缘由（Lesthaeghe van de Kaa, 1986）。有关低生育意愿产生的缘由，主要有三个假说：女性赋权假说、文化代际传递假说和社会网络影响假说

24、。女性受教化水平的提高、经济独立、决策实力和政治权力的增加共同构成了女性赋权，这些赋权是女性生育意愿下降的重要缘由（McDonald, 2000）。女性赋权假说认为，倾向于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性别角色的女性的生育意愿低于那些以家庭为中心、受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影响的女性（Miller Pasta，1993）。与以家庭为重（family-oriented）的女性相比，以事业为重（career-oriented）的女性更倾向于少要孩子（Vitali et al., 2009）。女权主义被认为是降低女性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哈特韦尔等人（Hartwel et al., 2014）对美国 352 名 18 岁

25、及以上未婚、未育、非同性恋女性的调查发觉，女权主义者的生育意愿明显低于非女权主义者。 教化是女性赋权的重要方面，因此有许多探讨关注女性受教化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与生育率转变阶段相比，低生育率时期女性受教化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改变。一项对澳大利亚的探讨表明，1966-1976 年结婚的女性平均生育意愿与受教化水平呈负相关，而 1977-1986 年结婚的 20-24岁女性生育意愿与受教化水平呈正相关（Bracher Santow, 1991）。索博特卡(Sobotka，2009)利用奥地利 2001 年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显示，26-30 岁不同受教化水平女性的生育意愿几乎没有差

26、别，平均在 1.7-1.8 之间。在北欧和西欧一些国家中，与受教化水平较低的女性相比，受过更好教化女性的生育意愿水平更高（Testa, 2007）。也有探讨发觉，受过高等教化女性的生育意愿下降的速度更快（Miettinen Paajanen 2005; Liefbroer, 2009）。因此，受教化水平更高的女性实际生育水平之所以低于受教化水平低的女性，并不是因为她们的生育意愿更低，而是因为接受教化和职业发展而推迟生育（Sobotka, 2009）。 低生育文化代际传递假说认为长期低生育率环境会形成一种低生育文化，年轻一代见证了父母一代的低生育率，受其影响，也会降低自己的生育意愿（Goldst

27、ein et al., 2003）。换言之，年轻一代的低生育意愿是其在儿童数量不断削减环境中的社会化结果（Sobotka, 2009）。鲁兹等人（Lutz et al., 2006）把这种低生育文化的代际传递视为导致低生育率陷阱的三个重要机制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假如低生育文化具有代际传递性，超低生育意愿的逆转就须要更为深刻和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变革。 社会行动理论和社会生态学认为，个体行为受所处社会环境的期望和预期反应的影响（Weber, 1978；Bronfenbrenner, 1979），后来一些学者关注到社会网络对生育意愿的影响（Bühler Fratczak, 2005；Phil

28、ipov et al., 2006），把社会网络机制，如社会学习、社会压力、社会濡染、社会支持等作为理解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间关系的关键因素。社会网络假说认为社会网络对生育意愿具有主动影响（Lois Becker, 2014），主要通过社会学习、社会影响和社会支持三个机制发生作用（Rossier Bernardi, 2009）。社会网络成员倾向于遵守共同的信仰和实践，更简单认同和共享阅历，并以此强化归属感和身份感，因此社会网络中主流生育观念对其成员有显著影响。一项利用德国 1679 个已婚或同居样本构成的面板数据的探讨表明，一个人的社会网络中有年幼子女的成员数量对其生育第一个孩子有主动影响，而当

29、其行为与社会网络大多数成员不一样时会感到压力（Lois Becker, 2014）。此外，社会学习可以降低个人在决策时所面对的不确定性（Kohler, 2001），社会网络成员间的互动还可以形成一种参照群效应（reference group effects），假如一个人的社会网络成员中有许多人怀孕或生育，该人就会受到激励做诞生育决策（Keim et al., 2009）。社会网 络 成 员 在 儿 童 照 料 上 的 相 互 支 持 也 可 以 直 接 影 响 生 育 意 愿 (Bühler Philipov, 2005)。 2.社会心理学视角早在 20 世纪 70 年头就有学者关注

30、到社会心理因素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关系的影响。20 世纪末以来，生育意愿的心理学探讨发展出三个主要理论，包括安排行为理论、动机序列理论和接合行动理论。 安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是社会心理学用来说明和预料人类行为的理论（Ajzen, 1991），后来应用于生育意愿探讨。该理论把生育看作一种有安排的行为，以对三个因素的评估为基础：一是依据对孩子的成本与收益评估而确立的生育看法，二是其家庭成员或挚友关于生育的主观规范，三是个人有意识限制生育行为的实力。简言之，生育意愿取决于生育看法、主观规范和行为知觉限制这三个基本因素（Ajzen Klobas，2013）

31、。 动机序列理论（Traits-Desires-Intentions-Behavior framework）强调性格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该模型把生育意愿看作一个困难决策过程，生育是一系列因素递次转换的结果。学者们区分了三个层面的生育动机（Miller Pasta, 1993）：一是一般动机，指一般的生育看法或者说生育或不生育的一般倾向；二是中间动机，即一般动机的详细化，它促使人们生育或避开生育；三是特定动机，即生育价值观或生育看法，特定动机一旦形成，就会转变为生育期望（desire）。米勒等人（Miller et al., 2010）认为，从生育动机到生育行为包括三步转换，第一步是性格

32、特质（如性别角色看法）转换为生育愿望，但生育愿望通常不会干脆导致行动；其次步是生育愿望转变为生育意愿，这种转换是基于个人对现实的评估和行为责任的承诺；第三步是生育意愿转变为生育或者不生育的行为。 安排行为理论以理性算计为前提，把生育行为视为一种深思熟虑的结果，但事实上有很多人怀孕和生育并非按意愿行事，安排行为理论无法说明这种现象。有学者指责安排行为理论强调以个人为中心，并只受感知到他人看法或看法的影响，而没有把物质约束和激励的影响考虑在内（Morgan Bachrach, 2011）。为了弥补安排行为理论的缺陷，约翰森汉克斯等人（Johnsen-Hanks et al., 2011）提出了接合

33、行动理论（theory of conjunctural action）。该理论基于社会心理学和大脑神经系统特质，从个体的心理结构与宏观结构性因素之间互动的角度来分析生育行为，认为生育行为是由特定社会环境（例如规范期望和结构性因素）与图式（schemas）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图式是人类大脑用来代表四周世界和处理信息的心理结构，大脑通过阅历获得图式，而阅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塑图式，因此，图式具有路径依靠特性，并受到生命历程的影响。接合（conjuncture）是指角色、情景、社会结构约束和规范期望在特定环境中相互接合，生育意愿和行为都在接合中被锚定。因此，人们在许多状况下是遵循自己属意的图式行事（

34、Kohler et al., 2006），许多行为是自动的、潜意识的或者习惯性的（Balbo et al., 2013）。 3.生物人口学视角生物人口学认为，人类行为是受基因限制的生物学过程，生育行为也不例外。最近 20 年，利用生物学方法说明基因、环境与生育之间关系的探讨渐渐增多。行为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的证据表明，生育动机和生育结果都受遗传因素的影响（Rodgers et al., 2001），生物倾向可以通过潜意识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Foster, 2000）。米勒等人（Miller et al., 2010）依据 1979-2002 年全美青年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模型对生

35、育意愿和生育结果的行为遗传学分析发觉，一个或多个基因及其网络对期望生育孩子数具有累加效应（additive effects），这种效应会进一步影响预期生育孩子数、生育时间和最终生育孩子数。他们同时还发觉，一个或多个基因对性别角色看法也具有累加效应，并会影响生育时间和生育数量。换言之，全部与生育意愿相关的基因差异都是通过生育期望呈现的，而不是干脆影响生育意愿（intentions），因此，基因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序列呈现为基因→期望→意愿。这个关系序列与动机序列理论相像，只是把序列起点前推至基因层面。 （四）低生育意愿条件下生育赤字为什么普遍存在？ 许多探讨结果显示，在低生育率国

36、家，人们终身生育率都低于生育意愿水平（Goldstein et al., 2003；Harknett et al., 2014）。这意味着低生育率社会的婴儿赤字是由普遍存在的家庭生育赤字所导致的（Morgan Rackin, 2010）。为什么在低生育意愿条件下还普遍存在未满意的生育需求（unmet need for children）？是什么缘由阻碍了人们实现生育意愿？探讨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找寻缘由。 第一，结构性因素的约束。在不同的国家，生育意愿的实现程度并不相同，这意味着结构性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实现程度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形势恶化、收入不足、住房惊慌、失业、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等都会影响生育

37、意愿的实现（European Commission, 2005）。阿德塞拉（Adsera, 2011）依据 13 个欧洲国家 5 万个女性样本分析了 20 世纪 80、90 年头失业率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发觉持续的高失业率会使女性推迟生育。微观分析结果表明，在公共部门就业的女性要比在私有部门工作或失业的女性更早生育二胎和三胎，兼职工作的女性会相对更快地生育二胎，但南欧国家只有临时工作的女性生二胎的可能性最低。这个探讨结果表明，失业率和劳动力市场支配都会对生育产生影响。一项对匈牙利年轻人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 3 年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也发觉，失业是影响生育意愿实现的最大障碍（Speder Kapi

38、tany, 2009）。导致生育赤字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生育与其他活动之间的竞争性，邦嘎茨（Bongaarts, 2001）认为，生育意愿与最终生育水平之间的差距是个人生育偏好与工作和闲暇活动冲突的结果。 其次，人口学因素，主要是年龄和婚姻或伴侣关系状况。在低生育率国家中，受教化时间延长和劳动参加使女性的生育时间延后，进而导致两个后果：一是最初的生育意愿降低（Liefbroer, 2009），二是不孕不育症发病率上升（Rindfusset al., 1996）。此外，没有结婚对象或没有关系稳定的伴侣、离婚或与伴侣分手等也是影响生育意愿实现的重要缘由（Rossier Bernardi, 2009）

39、。 第三，生理和心理因素。生活经验、工作经验和生育经验都有可能影响人们的生理和心理，进而变更生育意愿。当限制性因素增加、处于不利环境、生育与其他活动的竞争性加剧时，人们倾向于降低生育意愿（Morgan Bachrach, 2011）。霍尔顿等人（Holton et al., 2011）从 2005 年澳大利亚选民名单中抽取了 569 名 30-34 岁女性作为样本，发觉生理和心理因素会干脆影响生育意愿的实现。怀孕、分娩和抚幼的经验给身心造成的负面影响会降低再生育意愿（Newman, 2008）。 （五）激励政策能否提高生育意愿及其实现程度？ 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的生育赤字被认为是对家庭政策的

40、潜在需求，也是政策行动的机会窗口（Chesnais, 1999）。激励生育政策基本都嵌入在家庭政策框架中，主要包括了育儿补贴、家庭补助、产假、育儿假、税收实惠、弹性工作支配、婴幼儿正式照料服务等，但不同国家的政策内容、政策力度和实施效果不尽相同（Caldwell et al., 2002; McDonald, 2006）。从政策制定者角度来看，须要获得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激励生育政策如何影响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能否使生育意愿得以实现？能否提高生育意愿？能否变更消极生育意愿？一般认为，家庭政策可以从三个方面影响生育行为，一是影响生育时间，二是提高生育意愿，三是帮助生育意愿的实现（Th&eacut

41、e;venon Gauthier，2011）。但是，关于家庭政策对生育率是否具有影响或者影响程度有多大，相关的探讨结论并不一样（Gauthier, 2007）。 有学者曾对有关欧洲和 OECD 国家的家庭政策影响生育率的实证探讨结果做过一个归纳，发觉家庭政策虽然对生育率有影响，但程度有限，而且不同政策的效果也不尽一样。例如财政支持对生育时间具有确定性的影响，但对队列生育率的作用不太确定，工作家庭平衡政策对生育具有主动影响，综合性的家庭政策可以影响终身生育率，至少可以减弱晚育对终身生育率的不利影响。不过他们认为，家庭政策的作用可能会被低估，因为很难评估其一样性和长期性的影响。政策的有效性还取决于

42、其长久性和经济环境的稳定性，稳定的政策也可以减轻经济衰退对生育率的不利影响（Thévenon Gauthier, 2011）。也有一些较为乐观的探讨结论。一项基于 18 个 OECD 国家 1982-2007 年的宏观面板数据的探讨探讨了家庭政策与生育率的关系，发觉一揽子家庭政策中每一项政策工具（带薪假、婴幼儿照料和财政转移支付等）都对生育率具有主动作用，而且综合运用这些政策的效果更好（Luci-Greulich Thévenon, 2013）。在限制了生育推迟、内生性、滞后期及不同国家背景（如女性劳动力市场参加、失业、劳动力市场爱护和非婚生育比例）等因素后，这些结

43、论也是稳健的。他们还发觉，在不同的国家，每个政策工具的详细效果不尽相同。一些国家更倾向于支持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另一些国家则倾向于支持性别同等的工作家庭平衡。这两类家庭政策对男性和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意愿都具有主动作用，以工作家庭平衡为导向的家庭政策对生育其次个孩子的意愿也具有主动影响（Billingsley Ferrarini, 2014）。北欧国家是典型的以支持工作家庭平衡为家庭政策导向的国家，生育率在欧洲属于较高水平。例如，瑞典带薪育儿假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主动影响（Andersson, 2008），另一项探讨也显示瑞典家庭政策可以提高生育水平和缩短生育间隔（Björklund，

44、2006）。哈克内特等人（Harknett et al., 2014）基于欧洲社会调查最近两轮调查中 20 个国家的数据分析了支持性环境与生育之间的关系，发觉在支持性环境与二胎或更高胎次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中国生育意愿探讨 中国的生育意愿探讨基本上是以生育政策为导向的，所关注的是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之间的差距以及如何缩小这种差距，在独生子女政策时代是这样，在全面二孩政策时代基本上也是如此。生育意愿的探讨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其分水岭是双独夫妇群体的出现。在这个群体出现之前，关于生育意愿的探讨都集中在志向子女数和假设条件下的意愿生育子女数的调查和分析上（风笑天，2017），

45、探讨的导向则是如何降低生育率，使之符合生育政策要求。但这些探讨结论的可信程度始终受到质疑（顾宝昌，2011；风笑天，2017）。当双独夫妇群体出现以后，尤其是 2013 年生育政策调整以后，这种局面出现了改观，探讨者留意区分志向子女数期望子女数准备生育子女数等概念的不同含义（杨菊华，2011；郑真真，2014），并在生育意愿调查和实证探讨中运用准备生育子女数这个与生育行为关系最亲密的概念（郑真真，2011；石智雷、杨云彦，2014；张晓青等，2016；靳永爱等，2016；姜玉、庄亚儿，2017）。这些探讨有两个明显的进步：一是用准备生育子女数来定义生育意愿，提高了生育意愿指标的效度，并确认了超

46、低生育意愿在中国已普遍存在的事实，为分析生育率改变趋势供应了一个可信度更高的参照；二是把探讨推动到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之间的背离问题，尤其是关注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实现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关于中国生育意愿的主要调查发觉和结论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的背离关系发生了变更。从整体来看，过去十几年的生育率基本上在 1 6 左右，明显低于生育意愿（郭志刚，2010）。终身生育率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已经从较早诞生队列的生育率高于生育意愿（陈卫、靳永爱，2011）转变为较晚诞生队列的生育率低于生育情愿（王军、王广州，2016）。 其次，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都已低于更替水平。近年来的几项大型抽样调查

47、数据显示，平均志向子女数在 1.9 左右（庄亚儿等，2014；张晓青等，2016），平均生育意愿在 1.82-1.88，而且越年轻的诞生队列生育意愿越低（王军、王广州，2016；张建武、薛继亮，2013），流淌人口的生育意愿与城市居民几乎没有差别（廖庆忠等，2012），农村居民生育意愿也已与城市居民趋同（张丽萍、王广州，2015），但性别偏好仍是影响农村居民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廖庆忠等，2012）。 第三，与其他低生育率国家的状况相像，志向子女数、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依次递减（郑真真，2011）。张丽萍和王广州（2015）利用 2012-2014 年中国家庭华蜜感热点调查数据的分析发觉，全部育龄

48、人群的二孩终身生育意愿仅为55%左右，明确不准备生育二孩的单独育龄妇女超过 40%。其他调查也发觉了同样的证据（庄亚儿等，2014；张晓青等，2016）。由于年轻人的志向子女数和生育意愿降低，中国将来的意愿生育水平可能会更低（王军、王广州，2016）。 第四，很多家庭存在未能满意的生育需求，即生育赤字。诸多调查结果表明，降低生育意愿的主要缘由包括经济压力、照料负担重、工作家庭冲突等（石智雷、杨云彦，2014；朱奕蒙、朱传奇，2015；钟晓华，2016）。这反映出社会对家庭政策的需求重点。 在生育意愿理论探讨上，一方面有学者对生育意愿理论进行简要评介（杨菊华，2008；郑真真，2011），另一方

49、面，学者们也起先运用西方学者的低生育率理论、生育意愿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生育意愿及其与生育率的关系（宋健、陈芳，2010；茅倬彦、罗昊，2013；靳永爱等，2016）。国内学术界在生育意愿探讨上还存在两个主要不足。一个是对于中国生育意愿改变和低生育意愿缺乏深层缘由的发掘和深化的机理分析，对一些特别现象也没有说明，例如，中国人的志向子女数为什么低于更替水平？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为什么比超低生育率国家的生育意愿还要低？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差异性为什么比其他低生育率国家要小？另一个是探讨范式较为单一，多数探讨局限于家庭经济学分析范式，而不是像国际探讨那样形成一个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在内的跨学科探讨范式，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育意愿探讨的理论视野。导致这些问题的一个主要缘由是基础理论探讨薄弱，缺乏生育意愿理论的创新。 几点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