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诗经》早期书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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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土文献与诗经早期书写随着出土材料的增多，早期中国经典书写日渐成为学术界关 注的热点。而诗经尤为学者所关注，其原因大抵有三：一是 出土诗经材料多；二是出土诗经显示出文本形态的多样 性，尤其是异文丰富；三是诗基于讽诵所呈现出的文体特征。 缘此，有学者认为中国早期诗歌文本缺乏稳定性。他们认为，单 个诗歌文本是理念和表达之“共享整体”的诸多具体表现之一， 诗歌创作则是利用主题和表达之“诗歌材料”和“素材库”来不 断生成新的文本。不仅如此，我们平常所认为的文本族谱只是基 于总体上相似的主题、意象以及一套有限范围的表述所构成的一 组平行文本，它们中没有所谓的唯一原初文本（亦即“祖本”）， 也没有与之相关

2、的原初“作者”及“诗歌创作时间”。这不仅消 解了作为独立文本的诗以及文本间关系，也使包括诗在内的 早期经典文本形成及形态充满不确定性。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众所周知，关于早期诗歌文本具有较大流动性的判定多是依 据口头诗学理论得出的。诚然，口头诗学理论对于早期文本的分 析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尤其是长篇叙事性的史诗的分析。因而 也有学者借助口头诗学理论研究早期中国文本，比如王靖献的钟与鼓。我们同意诗经中的某些作品具有口头属性，尤 其是风小雅中部分作品，但这并不等于说口传诗学对于诗经所有作品都具有绝对的解释力。比如作为仪式文本的 颂常常和具体的仪式行为相关联，关乎身份认同，并借助表 演性的“重复”等方式

3、保持其作为神圣性文本的一致性和排他性。 再比如诗中和具体历史事件相关联的诗（亦即“献诗”）也 不适合用口传诗学理论来分析，如十月之交。这样的文本一 般不见程式化套语和共享型主题，因而其文本独特性特征是显而 易见的。此外，因为诗是音乐性文本，其四言构型和周代以“乐悬”为主体的雅乐制度密切相关，四言代表的是编钟四声调 式结构及其规定性，也涉及大师“审诗商”等其他周代乐官制度。 因而诗是非常复杂的文本工程，单一阐释模式并不能解释早 期诗本所有问题。口传诗学之外，鲍则岳提出了 “模块理论”，用“合成文本” 的思路解释中国早期文本的形成。他举证的文本是周易老 子礼记缁衣等，而他所谓的“模块”其实就是中国

4、传统 术语“章”。对于老子缁衣这样的文本来说，“章”既 是文本的构件，其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意义单元。所以即便改变 文本内部“章”的顺序，并不会对整个文本的表达产生太大影响。 但对于同样称“章”的诗来说，“章”意义单元的大小及其 组合要求并不一致。换言之，某些诗的“章”不仅是构成文 本的单位，也同时需遵从“秩序”的规定。我们以诗绸缪 为例，与毛诗绸缪相比，安大简绸缪第三章少了两句, 也调换了第二、第三章的顺序。这显然有悖于常理。绸缪是 一首咏唱婚姻的诗，并以“在天”“在隅” “在户”等词语标明 婚姻时间。诗中的“三星”为作为晋星的参三星，其“在天”“在 隅，在户，分别对应黄昏始见于东方、深夜见于

5、东南方和夜半 见于南方三个时辰，或十月、十一至十二月、正月等月份，是合 理的空间标识。而安大简绸缪的空间顺序为“在天”“在户” “在隅”，是无序的移动，显然是误书或误记。我们并不能因此 断定绸缪是合成文本，而“模块理论”和“合成文本”并不 适合分析绸缪这样有秩序的文本。概言之，我们并不认为诗篇是一种可以借助“公共素材 库”随意拼合的文本，它具有高度稳定的文本形态以及稳定的意 义所指。如果诗能随意拼合，就不仅是文辞共享问题了，也将消 解诗主旨的确定性。如此，我们几乎无法理解春秋时人赋诗如何 达到交流的目的。事实上，春秋赋诗恰恰证明诗是有确定所 指的文本。左传记载秦国先蔑入秦迎公子雍，荀林父以同寮

6、 尽心相助为由劝阻之，并赋板之三章。试想，如果诗不是稳 定的文本，则左传记载“板之三章”有何标识意义？当然，相对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更加直接的 证据。我们以大家比较熟悉的唐风蟋蟀为例。到目前为止, 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到三种名为蟋蟀的文本：即传世的毛诗、 清华简和安大简。其中安大简蟋蟀和毛诗蟋蟀明确属 于诗本，两者文本差别不大，主旨也一致。清华简蟋蟀 出现在一个故事类文本中，属于叙事的一部分。就文本来看，清华简蟋蟀在文辞、章节等方面都和诗唐风蟋蟀有很 大的不同。因此引起大家的关注，焦点问题是它和唐风蟋蟀 之间的关系。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它们是否属于同一首诗。如果不是同一首诗，则所谓

7、版本关系，文本流动等等都无从谈起。有学者认为清华简蟋蟀和唐风蟋蟀是各自独立完成文 本，但又认为它们之间构成资源共享关系。这事实上有一个预设 前提，即清华简蟋蟀和唐风蟋蟀是大致相同时代的作 品，否则就谈不上“共享”的“素材库”。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这一点，这也和鲍则岳讨论老子缁衣文本形成的历史语 境不同。所以，清华简蟋蟀作为一个拟写文本，或许可以透 露一些它所仿拟对象的文本信息，但并不能和它所仿拟的文本构 成“版本间”关系。目前真正可以确证为诗文本的只有毛 诗唐风蟋蟀和安大诗简蟋蟀，而二者主旨及文本 的高度相似性有利于证明先秦时期诗蟋蟀是稳定文本。关 于这一点，文献记载之蟋蟀评价亦可佐证。上博简

8、诗论评曰“知难”，“知难”于主旨层面对应蟋蟀“好乐无荒”之执中而行，于文辞层面则对应诗中“良士瞿J野等，此所谓“为之难，言之得无切乎”。孔丛子记义曰于蟋蟀见陶 唐俭德之大”，盐铁论通有“孔子曰：不可大俭极下，此 蟋蟀所为作”都和诗序一致，和“知难”也有内在联系, 符合孔子执礼不取俭奢的中庸思想。此外，左传记赵孟评曰 “保家之主也”，也符合蟋蟀对良士的称赞。当然，安大简蟋蟀和毛诗蟋蟀章序之别极有可能属于抄手误记或误 抄，但二者并非随意拼合文本之关系。文本整体性之外，诗的文字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 并引发口传与书写之争。中国文字历经甲骨文、金文和简牍文字 等不同阶段，文字构型及意义传承方面具有较

9、大的稳定性，所以 书写文本一定是早期文献传承的重要载体形态。但书写还是口传 其实对于文本的稳定性而言，并不是决定性要素，书写文本的稳 定性并不一定优于口传文本。以安大简诗经为例，简文中的 形近错讹文字、倒文以及重文、合文等都有利于说明这是一个书 写文本的复制，而非听音记录。兹举一例，安大简兼葭除文 字错讹之外，诗文也少了 “宛在水中诋。兼葭采采，白露未己。 所谓伊人，在水之滨。溯涧从之”计25字，约当一枚简的字数。 出现这种错误，应该是抄手少抄了一枚简。但作为借助视觉复制 的文本，安大简与毛诗相比较仍有大量异文。解释这一现象, 既有文献学的问题，也有方法论的问题。从文献学角度，我们可 以认为包

10、括诗经文本在内的简帛异文是各自复制了它依据的 底本。虽然最初的底本是依据声音或记忆记录下来的，但它们却 最终形成了各自小的文本谱系，并被不断传抄。所以，我们既不 能在历时性的角度设想每个文本都是依据声音或记忆记重新制 作独立的事件，也不能在共时性场景中设想这些文本同时出现且 彼此互参，它们只是复制了各自此前的“声音”或“记忆”。以 外，我们还要关注到两个基本事实。一是这些字形不同“声音”背后的意义是一致的，这是文本稳定性的表现。二是从较长的时间段来看，异文关系逐步趋近于古今字、异体字、正俗字。总之，早期经典书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诗尤其如 此。除了关注文本本身，我们也需要关注与文本相关的其他问题, 比如其使用问题。目前发现的早期文本皆出土于墓葬，其是文本, 也是随葬品。这提醒我们在关注其文本属性的同时，也要对材料 文化属性及丧葬功能有所警惕，不能简单平面化处理。（作者：曹建国，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202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