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单独二孩_政策执行效果看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_乔晓春.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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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效果看 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 乔晓春 【摘要】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到 2014 年底全国有 106.9 万对 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国家统计局也公布 2014 年我国出生人口为 1 687 万， 比 2013 年多出生 47 万，有学者根据这两个数据得出单独二孩政策基本 符合预期的结论。但文章认为单独二孩 政策存在遇冷问题，基本符合预 期的判断是不合适的；调整生育政策的真正预期应该是使生育率回升到更 替水平甚至更替水平以上。 【 关 键 词 】 单 独 二 孩 普 遍 二 孩 生 育 率 出 生 人 口 【作者】 乔 晓 春 北 京 大 学人口 研究所，教授。 、问

2、题的由来 2014 年下半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全国陆续公布提交单独二孩生育申请的数量， 人们普遍感觉实际申请数量与预期申请数量差异巨大。各家媒体报道几乎一边倒地反映出 二孩申请数量过少。2014 年 12 月在复旦大学召开的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 三次生 育政策研讨会上，参加会议的人口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单独二孩政策 遇冷。然而 ,2015 年 2 月媒体纷纷报道或转载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教授在中国人口 形势分析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观点。他认为有人说单独二孩政策遇冷，这是一 种误读 ，并认为全国各地的单独两孩 政策落地时间集中在2014 年 3 月底和 4 月，到

3、目前仅仅 9 个月。截至 2015 年 3 月的一年间，预计申报数量 120 万对至 130万对，政策开 局是基本符合预期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其他专家的认同 。他指出，从 2011 年出生人数开 始连续回升，虽然平均每年只有十几万人的小幅增长，但 2014 年出现了跳跃式上升，比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新社会问题研究 （ 项目编号： 14ZDB150) 的阶段性成果。 国家卫计委 :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系误读，人民日报 ,2015 年 2 月 11 曰。 我国会陷人低生育率陷讲吗，光明日报， 2015 年 2 月 10 日。 26 从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效果看未来生育政策的选

4、择 2013 年增加 47 万人 ，达到了 1 687 万人的数值 。他还指出，如果按照 2015 年 1 800 万的 年度出生人口数量推算， 2015年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 1.7左右。总和生育率上升 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以上报道所反映的结论是，单独二孩政策正在导致生育反弹，该政策的实施基本符 合预期。本文的目的是要通过讨论到目前为止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到底是遇冷还是 基本符合预期，进一步分析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生育水平和人口问题，以及未来生育政 策应该如何选择。 要想判断到 2014 年底有 106.9 万人申请再生育或 截至 2015 年 3 月的一年间预计 申报数量120 万对至

5、 130 万对是否基本符合预期，首先必须看预期是什么、预期的 数值是多少 ;如果这个判断标准错了，判断结论就是错误的。翟振武教授的预期是 :根据 全国 6.4 万户抽样调查显示，在符合条件的目标人群中，有生育愿望的夫妇约占 60%。据此 新增出生人口的总量大约为 660万人，但是这一人群不可能在一年内申报生孩，生育愿望 会在四五年间缓慢释放，据此算来 ,平均每年新增出生人口大约 130 万人至 160 万人 。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几个月前翟振武发表的文 章还强调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 的 5 年时间内，尽管中国的出生人口和总人口数量都会有所提升，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数 大约为 200 万左右

6、(翟振武、赵梦晗 ,2014)。与此同时，官方也曾认为这确实和预期有一些 差距 。为什么突然间将这个预期值从 200 万改成 130 万至 160 万，结论也变成基本符合 预期了？二是这里给出的预期值为 4 5年内的年平均值，这是典型的统计误导。翟振武 等 （ 2014)曾强调出生人口在未来各年的分布是不同的 ,还曾假定妇女将在政策放开后的 4 年内逐步完成二胎生育，每年进行二胎生育的妇女 比例分别为 .2、 0.35、 (X25、 0.2 。 尽管 这一分布比例的假设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但至少假设分布不均勻还是合适的。那么，为什 么在这里他不仅做了分布均匀的假设，而且还把分布时间拉长到 5 年

7、？实际上，意愿生育 时间分布是有调查数据的。在翟振武所提到的全国 6.4 万人抽样调查中，询问了单独一 孩夫妇对生育下一个孩子的期望时间，其中回答准备明年、后年和大后年生育的比例分别 为 20.5%、12.1%和 8.4%;还有 59.0%的夫妇回答未确定 （ 庄亚儿等， 2014)。如果假定回 答未确定的 夫妇生育时间分布与已经回答了具体时间的人分布一致，那么正好是 50%的 我国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吗，光明曰报 ,2015 年 2 月 10 曰。 2015 将迎人口出生小高峰预计比去年多 100 万人，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5 年 2 月 10 日。 东方网：卫计委： 70 多万人申请单独

8、两孩和预期确有差距（ 1:/116 双 8.683118)13 !11/：/20141105/111& 8429137.html)， 2014 年 11 月 5 日。 参见翟振武等：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 ，人口研究 ,2014 年，第 2 期。这里原 文二胎用法不准确，应为二孩。 27 中国人口科学 2015 年第 2 期 人期望在政策放开后的第一年生育；若把这个结果看成是政策放开后第一年提出再生育申 请的人数，那么期望在第一年提出申请的人应该是全部符合单独二孩政策育龄妇女人数 的一半，即这个预期提交申请的人数应该是 330 万 ，而不是 130 万 160 万；即使到 201

9、5 年 3 月会有 120 万 130 万对夫妇申请再生育，其申请人数占预期申请人数的比例也只在 36.4% 39.4%之间。此结果根本得不出基本符合预期的结论。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这 106.9 万只是申请再生育的人数，那么申请人中有多少是被 批准生育的 ?被批准生育的人中有多少人开始做怀孕的准备，这其中又有多少人能够怀 孕？怀孕的人中又有多少人能够顺利生下孩子？即使孩子出生也未必是在申请后的第一年， 仍然可能分布在未来各年中。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实际能够在 2015 年生育的人数 占预期生育人数的比例会更低。没有充分考虑上述因素，而且在由单独二孩政策直接导 致的符合该政策的新出生

10、人数还没 有统计出来之前，就做出了基本符合预期的结论，似 乎有些操之过急。 另外，据财经杂志透露：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出台前 ,一份由 20 多名国内人口学者 编纂的中国人口发展报告 2011/20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对决策起了关 键作用 。在这份报告中，人口学家预计 :符合单独条件的全国妇女总数有 3 300 多万人， 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预计 3 4 年后可增加 1 000 万 1 200 万名新生儿。其中，峰值年 份总新增人口将达到 2 600 万，总和生育率将由现在的 1.6 左右提高至 2.4。很明显 ,这个研 究结论是非常脱离实际的。笔者的研究结果是 :符合单独二孩条

11、件的妇女总数为 1 117 万 (乔晓春 ,2014)，这一数量只是那份报告中给出的 3 300多万的 1/3;更为奇怪的是这个报 告甚至还能做出单独二孩政策会导致总和生育率上升到 2.4 的结论。翟振武教授也认为 2015 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 1.7 左右。但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是基于这个研究做 的决策，为什么后来又不用它来作为预期的结果呢？如果用这个研究结果作为预期的 标准 ,单独二孩政策显然是遇冷了。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雛是 2014 年中国出生人口为 1 687 万，比 2013 年多出生 47 万 0那么， 能否根据这个数据得出出生人口跳跃式上升，一定程度上表明单独两孩政策效果

12、正在 显现的判断呢？很明显，结论是否定的。因为出生的 47 万只占全年出生人口的 2.7%,如果 说出生人口有所增加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得出跳跃式上升的结论就有些言过其实。 首先 ,2012 年生育政策并没有调整时，当年出生人口仍然比 2011 年增加 31 万，那么，怎 根据翟振武教授预测的新增出生人口为 660 万人计算。 根据国家卫计委 2015 年 1 月 C 日新闻发布 会上公布的结果：截至 2014 年 12 月，全国有近 100万 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其中 92 万对获得批复 (http:/ 财经杂志 （ http:/ 28 从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效果看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么能

13、把 2014 年比 2013 年多出生的 47 万都归为单独二孩政策的结果呢？其次 ,2013 年 11 月国家公布了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是计划生育从控到放的一个方向性调整，而且 2014 年正值全国各地在进行卫生和计生机构调整，从而导致各地计划生育工作明显放松， 一些不符合生育政策的人 趁机搭车，还有一些以前出生的孩子为了避免征收社会抚养费 申报为 2014 年出生，也有 2014 年空档期 （ 指从国家公布单独二孩政策到各省正式实 施政策之间的那段时间）生育的二孩由于不征收社会抚养费也都被申报出来，这些情况完 全可以导致出生人口的小幅增长。最后，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是在 2014 年 3 月份

14、以后开始 正式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符合政策且通过正式申请并能够在 2014 年生育的人很少，所 以新增的 47 万人不一定是直接由单独二孩政策导致的新出生人口。 这里还有一个令人置疑的问题。原本是担心羊年 出生孩子少，担心出生人口数少会 掩盖人们真实的生育行为，并强调最少到第二年、第三年，才能看到整个生育水平是否有 一个大的变化 。然而 ,现在却出现了 180 度的反转，不仅得出 2014 年出生人 口跳 跃式上 升，而且还得出 2015 年会再度大幅度跳跃的结论。 2015 年的出生人口数据还没公布就 得出如此肯定的结论，明显是为了强化生育形势严峻而做出的判断。 讨论单独二孩政策是遇冷还是遇

15、热，就是讨论对单独二孩政策的期望值是高 还是低了，以及期望值与实际出生值相差了多少人。然而 ,讨论期望值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 在这一政策下到底能生出多少人。如果在该政策作用下每年只多出生 100 万人，实际上也 只占正常年份出生 1 600万的 6%。只增加这么少的出生人口，对缓解低生育水平作用不大。 尽管目前对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到底是生育遇冷还是符合预期的讨论纠缠的只 是数据或对数据的解释，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人口运动规律，以及如何看待人口变 动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从长远发展看，什么样的生育水平对中国更有 利？为了驳斥低生育率陷阱的提法，翟振武教授指出 2012 年我国育

16、龄妇女的总和 生育率 约为 1.499,2013 年提高至 1.513,2014 年又提高至 1.579,如果按照 2015 年 1 800 万的年度出生人口数量推算 ,2015 年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 1.7 左右 。由此得出 的结论是总和生育率上升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总和生育率从 1.499 上升到 1.579,绝对 水平只上升了 0.08,相对水平只有 5.3%，不能称为十分明显。这一结论的另一个问题是， 国际上公认总和生育率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为低生育水平，而此时给出 2015 年估计的最 高生育率也只有 1.7,此结果已大大低于 2.1 的更替 水平 ;讨论这样一个低水平下

17、的波动是 没有意义的，我们关注的是中国能否走出低生育水平，即何时能够使生育水平回升到更替 中国新闻网：卫计委官员回应普遍放开二胎：目前暂无时间表(http:/www.chinanews.eom/gn/2014/l 1- 05/6754058. shtmI) 国家卫计委：单独二孩政策遇冷是误读，人民日报 ,2015 年 2 月 11 日。 29 中国人口科学 2015 年第 2 期 水平，甚至到更替水平以上。 根据人口运动规律，最理想的生育水平是 2.1 的更替水平 ,相当于平均每对夫妇一生生 育 2.1 个孩子，若长期保持这样一个水平，父母 一 代人和子女一代人的数量正好相等，人口 规模将处于

18、不增不减、人口年龄结构长期保持不变的静止状态。世界上无论是生育水平高 于或低于这一更替水平的国家，特别是与更替水平 (2.1)距离较大的国家都在制定相应的 人口政策，努力使本国的生育率向更替水平靠近。然而，也有个别国家由于担心生 育率反 弹，在生育水平已大大低于 2.1 之后才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结果是政策取消后，生育水平 继续降低，最典型的是日本和韩国。 韩国 1995 年总和生育率为 1.63,19%年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原本期望政策取消后总 和生育率能够回升到更替水平，其结果是总和生育率一直持续下降 ,2000年为 1.47,2002 年为 1.17,2005年下降到 1.08,成为当时全

19、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韩国学者和政府对此 非常后悔，普遍认为如果是 1990 年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而不是 1996 年，超低生育水平很可 能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尽管 1996 年时韩国也有很多学者反对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但政府 的决策还是得到社会的高度赞誉。然而，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如此之低，此时还在论 证总和生育率已从 1.499 提高到 1.513,再提高到 1.579,还有多大意义呢？韩国和日本的经 历提示我们，当生育率已经进人 1.6 以下低生育水平时候再去调整生育政策，将无济于事； 换句话说，只有在生育水平高于 1.6 的时候放开生育政策，才有可能使总和生育率明显 反弹。调整政策的时

20、间选择成为生育政策调整是否能够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 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不论采取什么政策，是否能够 使总和生育率长期保持在 2.1, 甚至是高于2.1 的水平。在某一个阶段高于 2.1 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 定水平之后，生育率的自发下降是一件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生育政策放开的初期应该期 望生育水平能尽量高一点，这是为了避免未来生育水平过早地降到超低水平，过早地落人 超低生育率陷阱 ;这无论是对国家还是老百姓都是一件好事情。如果按照这样的目标，目前 实行的单独二孩政策即使效果明显，生育水平最高也只有1.7,离 2.1 甚至是高于 2.1 的 目标仍然相差甚远。 将妇女总和生育

21、率稳定在或略高于更替水平，不 仅是人口发展的最理想的选择，也是 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理想的选择。实际上，目前人们对生育政策的争论，实际上反 映的是对中国人口问题在认识上存在差异。现在已经到了转变人口观念的时候。 到底中国是人多一点好，还是人少一点好？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的看法并不一致。为什 么中国要搞计划生育？这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曾经被当时的学者论证过并 已经回答的问题，即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人的生产要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因此人 的生产也要有计划，当时中国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人口的快速增长既影响 经济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影响到环境的改善。

22、人口过剩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30 从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效果看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在这样一种理论或观念的指导下，中国计划生育制度的设置均是按照人太多的理念构建 的，所有制度和规定都是为严格控制人口服务的，政府有关部门把控制人口的具体措施 落实到人们生育过程的每一个具体环节上，节节设卡，从孕前检查到孕后补救，从计划生育 一把手负总责到政府考核的一票否决，从民政、公安、社保等部门政策到孩子 上学、就 业、宅基地分配等制度均与计划生育政策相配套。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往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矛盾已不复存在、人口与环境 之间的矛盾也有所缓解。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经济，即人口增长过快与物质供应

23、不 足的矛盾，已经转化成生产能力过剩而消费能力不足的矛盾，此时适度增加人口已经成为 化解这一矛盾的重要举措 ,人口增长的正外部性已远大于其负外部性。另外，由于经济实力 增强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力和可容性在加大，人口的适度增加不会对环 境产生过大的压力。实际上，在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下推行生育计 划，本身就存在着理念和制 度上的矛盾 ,这也是导致计划生育工作很难执行，以致带来老百姓对计划生育工作方式、方 法和政策十分反感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在理论上我们没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发展与 社会经济发展关系问题搞清楚气才导致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上、在制度上、在行动上出现大 幅度的、甚至是长期的偏误

24、。 严格控制人口的观念在一些官员和某些学者的头脑里已成为一种习惯。尽管从 2013 年底国家已经提出实行单独二孩政策，这是从 1984 年以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第一次转 向，即从过去控到现在的放，但一些学者仍然担心怕 放得太多、口子开得太大，从 而影响人口控制。政策在转，但工作思路、工作方式和方法并没有转。中国人口政策到了该 转变的时候，也就是要从过去降低生育水平转变到提高生育水平，从控制人口增长转变到 适当鼓励人口增长 ,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也有利于社会和家庭的发展。 1991 1992 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实际上这个时候国家就应该开始考 虑适时、逐步调整生育政策。然而，遗

25、憾的是 20 年后生育水平已低至 1.5 时，国家才开始真 正考虑调整生育政策。2011 年初，原国家人口计生委已明确宣布，当年要在几 个省进行调整 生育政策试点，并邀请专家学者对此进行论证。翟振武教授的论证结论是 :如果全面放开二 孩政策，中国年度出生人口峰值会达到近 5 000 万，总和生育率会高达 4.5(翟振武等， 2014)。然而，中国历史上生育水平最高的年份是 1963 年，当时的总和生育率为 7.5,当年出 生人口也不到 3 000 万人。尽管当时出生人口数不是很多是由于人口基数还不够大造成的， 实际上人口学界曾经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非常重视 ,尽管一些

26、研究 方式和方法不同 ，一 些结论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但研究比较充分， 而对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与社 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很薄弱 ,对于国家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人口到底应该如何发展，没 有一个明确的思路。 31 中国人口科学 2015 年第 2 期 但中国目前的情况是人口基数大但生育水平低，特别是现实已经证明实际生育人数比意愿 生育人数更低的情况下 ,更需要及时完善生育政策。 笔者注意到，翟振武教授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把年度出生人口峰值改为 3 100 万 (翟振 武、李龙 ,2014)，这一数据之所以与 5 000 万不同，是由于改动了两个假设 ，一个是将原来 假设目标人群中生育二孩的比例

27、从 70%改为 40%;另一个是将政策调整后的 4年中生育分 布是不同的假设修改为生育分布是相同的，即各年出生人数相等然而，这两个结果的二孩 政策目标人群并没有改变，都是 1.5 亿育龄妇女。很明显，修改生育二孩比例是无依据 的 ,修改为分布均匀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笔者曾强调如果生育政策长期不变，或者在群众的生育意愿已经非常低的情况下再调 整生育政策 ,就可能导致放开生育政策后，生育水平不能反弹 ,此时的政策调整就失去了意 义 (乔晓春、任强， 2006)。中国生育政策调整 是否有效，取决于实际生育水平是否能够回到 更替水平以上。目前担心的不是生育率反弹，而是担心反弹的高度不够。如果不能及时调

28、整 和完善生育政策，中国可能会重蹈日本和韩国的覆辙，最终落人低生育率陷阱。 人口问题永远不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是一个战略性问题 ;生育政策影响的主要不是现 在而是未来。能否制定一个符合国情的生育政策，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关系到中国的国 际地位，关系到中国梦能否最终实现。作为具有后发优势的中国，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已 经过来国家的经验教训。 国际上的学者几乎普遍认为，日本经济的衰退、欧 洲经济增长的低迷，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长期生育率过低、人口结构老化过快、老龄化程度过高导致的。中国目前 65 岁及以上老 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 10%,而日本已达到 26%，欧洲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是意大利 和德

29、国，为 21%。日本养老保障采取的是现收现付制，然而，由于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少子 化 ;政府在保持养老福利水平和缴费难以提高的情况下，导致养老基金账户不断亏空，政府 不得不动用大量资金来弥补养老基金缺口，从而大大影响了经济发展。为了解决财政来源的 不足，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征税的办法，特别是提高消费税来增加政府 的财政收入。第一次征 收消费税是 1989 年，开始为 3%，结果导致前首相竹下登的下台 ;第二次 1997年从 3%提高 到 5%,导致桥本龙太郎下台 ;2002 年桥本龙太郎再次提出提高消费税，一个月后下台 。安倍 政府预计在 18 个月内将消费税从原来的 5%提高到 10%，并分两个阶

30、段完成。第一阶段从 5%提高到8%,2015 年 10 月再提高到 10%。由于出现了问题，又将第二阶段时间推迟到 2017 年 4 月。由于提高消费税导致 2014 年经济出现快速下滑，第三季度经济增长为 0.4%，按年率算 为 -1.6%，最终导致 2014 年11 月 21 日安倍晋三在国会宣布解散议会提前大选 D李光耀 32 参见 PRB: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2014。 参见安倍强推提高消费税第四支箭能射多远，证券时报 ,2013 年 8 月 9 日。 从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效果看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在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谈到，日本将慢慢走向平庸 ,其核

31、心的问题是出生率太低及人口 老化 他还认为欧洲的衰落无可避免。李光耀的一贯观点是：人口统计会左右人们的 命运。这里的 人口统计指的是人口数量和结构，这里的人们隐指国家。 欧洲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生育水平低和人口老龄化有关。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 国家的退休金都是由税收中支出，当领取退休金的人口大幅上升，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的 税收会随之攀升。要保持退休金不减少的方法只能依靠再加税，这无疑又会引起纳税人的 抗议，进而引起国家的动荡。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两位高级智库专家内“豪威和理查德“杰克逊在他们 2008 年 出版的大国的银色浪潮 :21 世纪的人口学和地缘政治一书中强调：没有人对人口规模

32、和经济规模共同组成一个 国家实力的双引擎表示怀疑；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不仅在减少 而且在老化，并进一步强调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储蓄率、消费力都在下降，年轻人负担 加重、老年人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等。他们在认真研究了中国的人口问题后，得出的结论是 : 中国将面临巨大的老龄化浪潮，它将拉低经济增长速度。他们认为，除了以色列和冰岛 以外，在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的总和生育率为 2.1，或处在更替水平以上 ;人口状况显示， 正像上个世纪一样，本世纪美国仍将在维护世界秩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里的观点 很明确，那就是只要美国能够保持总和 生育率处在更替水平或更替水平以上，美国在国际 上的地位就不会下降。欧洲、韩

33、国和日本等国家在尽一切努力企图从低生育率陷阱中解 脱出来。目前中国人口的有效生育意愿还没有过低，但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已经导致人们 生育意愿在迅速下降，要避免中国掉人低生育率陷阱 ,对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十分关键。 参考文献： 1. 李光耀 (2014):李光耀观 天下 ，海峡时报出版社。 2. 乔晓春 （ 2014):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会带来什么？ 2013 年生育意愿调查数据中的一些发 现 ,人口与计划生育，第 3 期。 3. 乔晓春、任强 (2006):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市场与人口分析，第 3期。 4. 翟振武等 (2014):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人口研究，第

34、2 期。 5. 翟振武、李龙 (2014):单独二孩与生育政策的继续调整完善，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 5期。 6. 翟振武、赵梦晗 (2014):单独二孩政策的前因与后果，人口与计划生育，第 3 期。 7. 庄亚儿等 (2014):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 基于 2013 年全国生育意愿调查，人口研究， 第 3 期。 (责任编辑 :朱犁） 参见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预测未来的世局，羊城晚报 ,2014 年 7 月 26 日。 实际上美国 2013 年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 1.9,参见 PRB:Worid Population Data Sheet,2014。 (3) Neil Howe and

35、Richard Jackson (2008), The Graying of the Great Powers ： Demography and Geopoli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CSIS. 33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A bimonthly No.2 April 1,2015 ABSTRACTS Rethinking the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of China s Family banning Policy Adjustment By examining the issues

36、 about data source, mathematic models, parameter assumption and different views in the research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djust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has pointed out that the population census and sampling survey data have some problems in estimating the indicator of total fertility rate, popula

37、tion size of only-child and the birth age women. It finds out that the macro simulation model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two children policy adjustment and suggests that micro stochastic simulation model be used for the interval estimation and to improve data quality. Furthermore, the p

38、aper has explained the peak of new birth under the two children policy for couples. By rethinking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policy adjustment, this paper has discussed basic issues of future research and provided some possible solutions. Childbearing and Family Planning from Perspectives

39、of Family and Women Zheng Zhenzhen *16 Eveiy family has its demand, plan, and decision on childbearing, and a woman is the center of childbearing. Family demand and woman * s decision on fertility lead to childbearing behaviour and outcome in the low fertility era in China. This paper thinks that th

40、e perspectives of families and women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family planning policy reform. Although the variation is only one or two children per family, public polic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family demand and be favourable to childbearing as planned by a family to create a childrearing friendly en

41、vironment. Public policy should also support women *s balancing family and career. The Choice of Coming Fertility Policy through the Effect of the New Policy Qiao Xiaochun *26*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issued that *there were 1.069 million couples with one of them coming from o

42、ne-child family applying for having second childM, and National Statistical Bureau also issued that total number of births in 2014 was 16.87 million, 0.47 million more than that of last year， Some scholars concluded that the results from the two data accorded with the expectation. However, the concl

43、usion in this paper i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policy has really met a coIdM response, and the judgment of accordance with expectation is not appropriate. The real expectation should be at replacement level or higher. Addressing “De_specialization” of the Policy of Families Lost Only Chil

44、d: Based upon Rethinkiiig Media Construction of such Families Ci Qinying Zhou Dongxia *34* By analyzing relevant reports on families lost only child by news media and by focusing 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n the image of the families, this article finds bias of the reports which have partially cons

45、tructed a “media image” of the families as “Unsolv able， “Suffering” and “Specialized”, and implied that single child policy leads to the fact of “lost the only child”. The labels about lost only child families delivered by the media are supported by some researchers in their academic position, valu

46、e orientation and policy suggestions. The specialized construction of the families by both the media and the academia may prevent these families from recovering from the loss of the only child and integrating into the society, which may also results in a misreling and criticism of the family plannin

47、g polic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media reports should remove the “labelized” image of these families, the academia should study these families based on the general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the special support policy for the families lost only child should inteate itself into the community-based relief system. The life education and care for the single child should be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