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乡土小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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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本科生课程论文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与构建“民族国家想象” 课程名称：_中国现代文学名著选讲_ _ 姓 名：_林嘉钰_ _ _ 学 号：_17307090137_ _ _ 学 院: _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专 业：_国际政治_ 联系方式：_17307090137 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与构建“民族国家想象”摘要：现代民族国家被认为是“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最初产生并实践于西方国家。二十世纪初，内外交困的局面是现代中国的“国家想象”诞生的原初背景，而文学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建构的重要形式之一。在鲁迅等人的影响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界掀起了乡土小说创作的热潮。“文

2、学是民族之声”的信念深深激励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包括沈从文。尽管提及他时，人们多会用狭隘的目光看待他的“乡土立场”，但实际上他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沈从文乡土小说中，民族国家的建构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个人苗族族群身份认同的建立和强化、苗族族群记忆及文化的民族冲澡、中华民族集体认同的上升。同时，他的民族国家想象与鲁迅不同，二者分别从正面和反面来实现自身的想象建构。关键词：乡土小说 沈从文 民族国家想象 现代民族国家被认为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文学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建构的重要形式之一。文学的想象化、审美化和情感化实现了人们在美学中想象自己民族身份和自我身份的功能。在近

3、代中国，出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紧迫性，中国现代文学与民族国家想象被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内外交困的混乱局面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启寻找“新中国”的路途。在鲁迅等人的影响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界掀起了乡土小说创作的热潮。由于乡土小说的特质和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乡土小说成为了知识分子们完成“民族国家想象”的载体。一、 民族国家和乡土小说的概念界定（一） 民族国家当下对民族国家最为普遍的一个概念就是采用安德森的定义，即现代民族国家被认为是“想象的共同体”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页。，这一概念最初产生并实践于

4、西方国家。使得中国的文人们不得不去寻找一个“新中国”。在历史层面上，当西方侵略者敲响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瓦解了。但是，古老的“天下”破裂后，中国却没能即刻建立起一个新的现代秩序去应对“现代世界的诞生”，内外交困的局面是现代中国的“国家想象”诞生的原初背景。由于在不同的具体语境下危机的表现是不同的，同时对于危机的看法和理解也存在着个体间差异，因而由新的“民族国家想象”而产生的不同的危机解决方案以及国家建设的话语和实践也是形态各异的。因此，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也可以读解为多种为了实现新的“国家想象”的方案与实践相互竞争，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刻产生出不同的主导性方案的历史。 罗岗：现代国

5、家想象、民族国家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构J，文艺争鸣05期，第6-7页。当然，文学不可能自外于这一历史，与之相反的是，文学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建构的重要形式之一。在近代中国，出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紧迫性，中国现代文学与民族国家想象自初就被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自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和蔡元培的新年梦等晚清小说始，到鲁迅的狂人日记和老舍二马，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们开始用自己的方法对“新中国”进行设计。在鲁迅等人的影响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界掀起了乡土小说创作的热潮。“文学是民族之声”的信念深深激励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缔造出既具有民族性和乡土性，又具有世界性和现代

6、性的新文学，这一类型的文本也在1935年被鲁迅正式命名为“乡土小说”。（二） 乡土小说作为中国乡土小说的开创者，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第一次提出了“乡土小说” 赵家璧，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的概念：尽管鲁迅并没有给“乡土小说”下一个严格的定义，但是我们仍能从中窥见早期乡土小说的一些特色。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四点四大特点：一是乡土小说的作者大多数旅居外乡，特别是在都市而非乡村、城镇之中；二是无论作者自称是主观还是客观，文章中都会隐现着“乡愁”这一大主题；三是乡土小说与侨民文学所不同之处在于其含有的“异域情调”，以更加中国本土化的语言来

7、说，就是具有“地方特色”，而“地方特色”在中国的多民族背景下，又可以被上升为“民族特色”；四是乡土小说“眩耀他的眼界”的功能，这六个字体现了乡土小说的作者通过故乡与现居地即乡镇与都市的对比，怀念“故土”或者美学意义上的“故乡”，并且体现其社会中所存在的难得可贵的精神，批判受到荼毒的都市的萎靡的精神，体现出一种对于中国社会和未来的忧患和关怀，这也是五四时期的一大重要的文学母题。因此，乡土小说并非只是简单的对于风土人情的描写，这仅仅只能提供“特殊性”，满足异乡人的好奇心，不过是一本“游记”；在此之外，兼具普遍性的，能够使读者产生共鸣的具有共同的思想的文章或书籍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一部“乡土小说”。茅盾

8、也在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将作者用“一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抒写“运命的挣扎”放置在了一个更高的地位。 茅盾：关于乡土文学J，文学第6卷，第2 号，1936 年。与鲁迅相比，茅盾的界说将乡土文学提升到了价值观的层面，是对这一界说的完善。除此之外，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也被深深镶嵌在独特的地方风貌和心理之中，以此来展现人物的性格和故事，在这一过程中人物和景物在独特的乡土氛围中融合为一体。作家个人所持观点也通过乡土小说呈现给读者，其形式内容多样，10-30年代较为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四种：（1）对国民劣根性的剖析和批判，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2）对腐败无能的政府的谴责和厌恶；（3）对腐朽文化浸淫都市

9、社会的叹息；（4）对童年的追忆，对故土的怀念。总而言之，鲁迅和矛盾对“乡土文学”的界定，揭示了现代文学前二十年间乡土小说的含义和特点，是当时主流的乡土小说作者普遍观点的凝练和代表。由于本篇文章中讨论的沈从文的作品也大多数是这一时间段的，因此本篇文章中所论述的“乡土小说”也以鲁迅和茅盾为标准。二、 沈从文的民族国家想象建构当提及沈从文时，人们很少会讨论他的民族国家想象，而更多是有关他作品中的“乡土立场”。当提及这一立场时，又不免地含有狭隘、偏颇、保守的批判意味，认为这是与都市生活与工业文明的对抗。然而，与故乡的亲密并不必然意味着这种狭隘、偏执的立场和视野。实际上，他不仅是在整个民族国家的广阔视野

10、里看待和思考地方性、乡土性的问题，而且他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想象，并不与对地方性、乡土性问题的倾心关注相对立；相反，他企望能够在矛盾纠结中清理出内在的一致性。 张新颖：沈从文精读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10页。在沈从文乡土小说中，民族国家的建构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个人苗族族群身份认同的建立和强化、苗族族群记忆及文化的民族冲澡、中华民族集体认同的上升。（一） 租界生活：苗族身份的归依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新文化运动在北京的热潮退却，加之国内政治局势持续的动荡，大量早期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纷纷离开北京南下。而当时“卖文而生”的沈从文也迫于生活压力，踏上了南行的道路，并来到了

11、上海。他在上海的租界寓居了大约两年。而租界恰恰是西方霸权国家殖民的痕迹，是中国痛苦的烙印。在这两年中，他创作了最早的以湘西苗族风土人情为内容的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在这部小说中，他将湘西看作是“中国的中心”，将苗族人民看成是“象征性主人”，原文如下；除此之外，他还赞颂了苗人所具有汉人不具备的道德品格和良好特质，认为苗人虽然“野蛮”，但是“谦虚”、“和气”并且“省俭”，而暗讽异族人的“虚伪”和“诡诈”。粗浅的从表面上来看，沈从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苗族优越至上者”，但只要联系到他的苗汉混血背景和其它作品，就可以知道这一认识是并不正确的。实际上，被描述的湘西以及苗族是在沈从文于租界生存环境中生成的“内

12、部东方主义”视野的产物，体现了作者对自己苗汉双重族属身份的复杂心态，并且流露出他对殖民文化的强烈反感。租界的殖民者习惯于在时间上把“被殖民者分析为在种族根源上是退化的种群” 章辉：抵抗的文化政治：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第62-69页。，他们“对于中国人的宗教视为是野蛮的，对于中国人的一切习俗视为是近乎儿戏的”。 霍塞：出卖上海滩M，越裔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1页。赛义德在东方学之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美赛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看回本书就会发现，小说的故事是以两位来自大英帝国的阿丽思小姐和

13、约翰傩喜先生的视角进行叙事描写，文本中所提及到的关于中国和湘西的民俗描写，例如中国过旧年时的磕头作揖和湘西社会野蛮愚昧的习俗都是以阿丽思和傩喜为第一主语所呈现给读者，这在他们严重恰恰就是具有东方色彩的“怪异的快乐”。二人为了满足自我对中国殖民的优越心态，居高临下“俯视”这些习俗，但却从不介入。这一内容也恰好印证了东方的习俗是“被观看”的这一结论。在租界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地位差距处处都可以体现。以租界里十分稀缺的属于自然资源的公园为例，多数公园都存在着准入规则，比如“华人除西服或日本装者不得入内。”、“本公园仅供外籍居留者休息”这些规则明显包含了种族、阶层和文化的偏见，因此在租界居住的作家几

14、乎都有着深深的“屈辱感”。显然沈从文不是崇洋媚外的人，他对中国的深深情感与这种屈辱感纠结在一起，不得不去寻求另一个可以使得他“恢复自尊”的精神家园，而沈从文就将目光投向了他的苗族身份，这一次他不再像在北京时期那样，对苗族族属血缘身份是一种感性的模糊认同，而是更加理性和清晰。他在两年的租界生活中写完了阿丽思中国游记，传递出了他因殖民文化而产生的愤慨情绪。在这之后，沈从文转向了鲜明的“苗本位”立场，创作了一系列明显赞颂苗族人群体性格的小说，包括龙朱、媚金豹子和那羊、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神巫之爱。这些小说都体现了两年的租界生活对于沈从文对自身文化血缘的自豪感的刺激和促进。（二）、神话传说：族群

15、记忆的书写“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民族意识中的文化认同符号以语言、宗教、道德、风俗、礼仪作为民族象征。” 郭洪纪：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观念及类型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3页。而这些文化认同符号恰恰为人们的自我认同提供了一个 “泊位和属员的安全感” 加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M，郑红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在没有文字的民族之中，以故事形式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无疑是一种经典的族群记忆形式。“故事与媒介物都将从选择性与偶然性中脱颖而出，进人到该族群共同的社会记忆和价值认同中，并得以代代传承，相沿成习。” 唐启翠：歌谣与

16、族群记忆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因此，有关于族群记忆的民族传说和神话故事在构建苗族人民的族群身份认同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民间传说隶属于民俗文化，指的是由在特定地域生活的民众将其生活和想象诉诸于口头语言系统并进行创作和流传的口头文本。这一文本对族群生活具有“言说”和“解释”两大作用，并且能够在族群内部被不断地流传，最终在心理上被族群内部所有的成员所认同。因此，民间传说很大程度上展现了这一族群群体成员共同的意识与文化，是族群一致的族群记忆与价值认同。 任晓兵：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3卷第6期，第25页。沈从

17、文的媚金豹子和那羊就直接选材自苗族的民间传说，他在小说的序言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5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53页。中写道：在这篇小说中，沈从文对苗族的民间传说进行再创造，其间描绘的民俗生活，例如男女对唱的传统场面，以及族群的信仰及其仪式的描写都可以成为苗族内部成员识别区分“本族”和“异族”的文化认同符号，成为他们一致的族群记忆，并最终上升为心理上的族群身份认同。无独有偶，在其另一部代表作神巫之爱中，沈从文对苗族特有的 “傩事”进行了细致且生动的描绘：油烛、鼓声、篝火、火把、神巫及其夸张的身体动作、民间歌谣，以及在神巫面前表达爱意的苗族女子这一个个具有苗族族群特色的文化符号

18、正是沈从文对自己心中的湘西苗族的再现。实际上，沈从文已经十年没有回过湘西，这些意象和画面的构建来源于他的记忆，即属于每一个苗族人的心中的一种共同的族群记忆。（三）、集体认同：民族国家的建构在上海寓居的两年，沈从文创作了大量关于苗族民俗文化的作品。他通过对苗族的神话传说、歌谣和信仰活动的重点描写中，实际上是为了建构并向外界特别是西方殖民者展示一种优质的族群文化。尽管他所展示的是苗族的优质文化，但由于苗族也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个部分，因而这一属于苗族的优质族群文化也可以映射到“中华民族”这一庞大的“想象共同体”之中。 任晓兵：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

19、学版），第33卷第6期，第26页。而将苗族族群直接上升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代言者，是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对“中国”这一民族国家进行认同的全新想象。 同上因此，沈从文的苗族族群的记忆，实际上是代替被建构为中华民族集体认同。他在对苗族族群身份的集体认同的基础之上，实现了民族国家的想象完成民族性格的重造。与在上海创作的乡土小说相比，他在离开上海后再次以湘西人、事、物为写作对象的小说中，几乎不再在文章中表现自己的苗族立场，并且擦掉文章中关于苗族族群身份符号的任何鲜明外在表征。边城正是这一转变的代表作之一。在边城中，不同于此前对汉苗文明的不同态度，沈从文在文中描写的民风民俗不再局限于苗族族群，而是描绘例如端午龙

20、舟比赛、婚俗丧葬仪式之类的具有“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特色，它们是属于中华民族文化而不再仅仅是苗族文化。汉苗文明由对立转化为统一。同时，他还采用润饰性的描述对这些民俗进行描写，剔除了其中所含有的消极评价，而是将其所隐含的积极向上、团结一致的精神展现出来，并且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品性以及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融。他试图通过小说中所描绘的人、事、物、景的融合，展现出他所想象和构建的国民性并且重塑民族品格。沈从文将特定的乡土和地域归依于一个整体的“民族国家”，一个特定的“族群”被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概念所取代。这与鲁迅对于国家集体的想象和建构是十分不同的。鲁迅直指国民劣根性，颠覆中

21、国传统价值观念，将丑恶和腐朽展现给处于蒙昧的民众，通过对这一“伤疤”的深刻反思，将民族灵魂的解剖与民族灵魂的建构紧密相连。 耿庆伟：关于民族国家想象的反向叙事-以刘鹗、鲁迅、老舍为例J，文艺评论理论视野，2015（01），第43页。他创作了一个又一个阿Q正传中阿Q这般的人物病态，麻木，腐朽，希望用“疼痛”来使中国人清醒。然而，由于鲁迅及其跟随者的影响十分之大，在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生活在“阿Q”这一人物形象所隐喻的民族形象的自我焦灼中。这个本就不自信的“新生国家”更加丧失了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生存的信心和勇气 。而沈从文的则是在小说中塑造了活泼、强健、积极乐观的中国人形象，这无疑是唤醒

22、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想象的崭新形象，是对鲁迅的想象的补充，是有利于塑造中国的国民自信和提升国际形象的。沈从文直接塑造“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想象使得他的乡土小说对民族国家想象构建的最终完成，对于中国的民族国家想象建构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三、小结“从抗战以来到差不多整个四十年代，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一直盘踞在这个“乡下人”的思想中，甚至产生切身的精神痛苦。 同5”沈从文一直自称“乡下人”，尽管他大半生都寓居在大城市之中，但是他对他的家乡始终抱有深厚的感情，湘西是他的故乡更是他的精神家园。在他的回忆里湘西永远都是“世外桃源”的景致，苗民也是真诚善良；为了照看生病的母亲，他重返了离开了十年的湘西，那里的景致使他震愕湘西也染上了城市的陋习，他的担忧被印证了。加上日本于1931年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再一次陷入生死存亡的境地，构建民族国家想象、团结各族人民是重中之重。因此，沈从文在外部社会环境和个人内在写作思想沉淀的互动之下，在以湘西为写作对象的乡土小说中，从最初的个人苗族身份认同，并用苗族本位立场进行写作；再到进行苗族族群身份建构，间接映射整个中华民族的身份特征；最终走向将特殊的乡土和地域上升为普遍的“民族国家”的特征，淡化苗族意识，直接建构关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和集体认同，为 “民族国家想象”这一主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