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集》的音乐性解读.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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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乐府诗集的音乐性解读【摘要】“乐府”是我国汉朝的音乐机构，此音乐机构的官员收集、整理很多民间的诗歌。老百姓通过这些诗歌，表达自己对爱情的渴望，对理想的追求，对客观环境的认识，对社会的态度等。乐府诗集也就是指汉朝时期收集整理的民间诗歌集。本文对乐府诗集的音乐性进行解读。【关键词】乐府诗集；音乐；汉朝诗是语言艺术形式之一。它以无声的文字诉诸视觉，以有声的吟咏、诵读诉诸听觉，从而得以传播。但是，纵观古代诗的传播的全貌，一个特点鲜明的规律性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诗的传播与音乐关系至为密切，诗是与乐相合而广泛流传开去的。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的百卷巨著，专注于“乐府”诗作，肇始两汉，终迄西蜀，上溯先秦远古，下

2、系南唐两宋，涵盖了古代诗传播的最主要阶段之一。乐府诗阶段是先以楚、秦等地方乐曲，后以南方乐调为主要乐调的歌诗时代，可视为歌诗的第一个阶段。而燕乐乐曲广泛流行于歌诗是第二个重要阶段。这是对乐府诗集所布列的诸多诗作和其前后长远历史阶段中的诗作存在情况做宏观考察，并以流布之广泛性为尺度所得出的合乎实际的结论。一、乐府诗集与李白乐府第一,乐府诗集对李白乐府的首次全面整理,成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文献及理论基础。乐府诗集在每类乐府下的大序,每曲下的题解中,对大至各类曲部之源流、历代乐府之沿革,小至乐府诗的曲辞、本事、体制、演变等,都作了极为详尽的评析,对李白乐府的整理、研究就包含其中。如据时代特点划分出

3、“近代曲辞”与“新乐府辞”,收入与汉魏古题相对的新题乐府,为后人确认李白新乐府的范围与篇目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同时,在乐府诗集对每一曲辞的详细题解与收录中,李白古乐府的源流、对汉魏古辞的模拟与新变都得到清楚展现,为后人研究李白乐府与汉魏乐府的关系提供了极大便利。第二,乐府诗集对李白古乐府的推崇,启发了后人进一步关注、阐发其乐府诗的古典特色,促成了此后李白乐府为古乐府顶峰之定评的形成。乐府诗集出现后,以李白乐府为古乐府第一、且发掘其与汉魏乐府关系的评论逐渐增多。胡震亨进而深入论述了李白古乐府的独造之处在于对汉魏古辞的创造性继承。李白乐府从古题本辞本义妙用夺换而出,离合变化,显有源流。清人田雯古欢

4、堂集卷十六总结:青莲善用古乐府,昔人曾言之。上述评论,应多得益于乐府诗集系统整理李白古乐府与汉魏同题诗作关系的启发。第三,乐府诗集对李白乐府的界定及定位观念延续到“终明之世,馆阁崇之”的著名选本唐诗品汇中:唐诗品汇李白的乐府、歌行均单独列出,处理特殊。唐诗品汇以分体编次为特点,对唐代名作迭出的歌行体却极为忽略,仅在七古类末附骆宾王帝京篇等3首,可见已将其并入七古。与此相应,入选的李白诗却在五古、七古类下都另立“乐府”、“歌吟”的小类目,这在全书中极为罕见。以杜甫、王维、王昌龄、白居易等唐代其他乐府大家为例,仅杜甫诗中出现了“乐府”类目,而“乐府”“歌吟”类目均出现的仅李白一例。李白“歌吟”类收

5、入16首之多,且在七言古诗叙目中赢得“长篇短韵,驰驾气势”的称誉,被作为盛唐七古的代表。这种在体裁上严格区分李白的乐府与歌行,同时又肯定其歌行新变特色的观念,与乐府诗集遥相呼应。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推崇李白。,这也与乐府诗集对李白“古典代表、盛唐大家”的定位一致。盛唐是乐府诗史演变中新旧交替的转折点,李白以其乐府拟古之神妙对汉魏乐府的古典传统作了出色总结,而杜甫则以其新题乐府的创造性成就下启中唐新乐府运动,导源乐府诗体之发展新变。著名典籍乐府诗集首次对李白乐府加以全面整理,并在乐府诗史的高度上肯定了李白为“古典代表、盛唐大家”;选择李白之古典而非杜甫之新变为盛唐乐府的典型,对乐府诗史作出了侧重

6、古典的解读与判断。这一经典判断对李白乐府的经典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二、诗与乐的结合体乐府,首先是一种歌诗,是诗与乐的结合体。编撰时代距唐代较近的乐府诗集收五代以前历代乐府作者560余家,唐代占了二分之一强,有290多家。至于作品所占的比例,较这更大。尽管随着历史的推衍,诗于乐的关系逐渐复杂化。但郭茂倩在编撰过程中自觉地从音乐曲调形式着眼,根据音乐不同类型及产生时间先后将乐府诗集中的作品划分为十二部类。除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外,“张王乐府”遍布于余下的十部类之中,王建乐府作品36首,从整体土看,“张王乐府”占乐府诗集中唐人乐府第一。因而,“张王乐府”是唐代乐府、特别是中唐乐府极有代表性的作品。从

7、诗乐合一的角度看,“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乐辞曰诗,诗声曰歌。”诗与乐所用媒介有一部分是相同的,即声音。音乐只用声音,诗用语言,而声音也是语言的一部分。诗与乐还有共同的命脉节奏。这样,即使音乐流失了,那保存在书面的文字却是它的化石。句式的改变、篇幅的长短以及押韵的方式等语言变化都可反映出音乐相应的变化。因此,从语言形式角度反向探求其音乐形制,对“张王乐府”的研究来说也是可行的。据统计,“张王乐府”中以七言为主要形制的作品占有二分之一强的比重。因而,以七言形式入乐是“张王乐府”的一大特点。其次,乐府作为一种文学文体,其最显著的一大核心规范就是具有确定

8、的诗题,并且诗题关联着一定的乐曲形式,也关联着一定的情感内容,具有相对稳定性。可以说,乐府诗题是词牌的原始雏形阶段。郭茂倩在乐府诗集的编撰过程中也是自知地将同题作品、或有传承关系的相近诗题之下的作品收集在一起。并且,虽未明言却很鲜明地以诗题产生的时间为界,将各乐府作品分为两类:一类是隋唐以来出现的诗题,包括近代曲辞和新乐府辞,也即“新题乐府”;一类是隋唐以前出现的诗题,包括剩下的十部类作品,也即“旧题乐府”(或又称“古题乐府”)。从诗题产生的时间角度看,“张王乐府”中“旧题乐府”创作占二分之一强的比重:张籍旧题乐府有33首,王建旧题乐府有21首。可见,大量创作旧题乐府是“张王乐府”的又一大特点

9、。三、历代流布于各地的民歌在乐府诗集所编辑的12类作品中，郊祀歌辞、燕射歌辞和(舞曲歌辞收载了汉至五代的庙堂乐歌，或用于祭祀典礼，或施于朝会宴享。这种乐歌方式，所用之乐有雅乐之称，且有舞容相随。此种形式至于明清未绝，且时有新变，但价值不高。“、所谓雅乐、雅舞，本纯粹封建文艺，向与广大社会无关，其辞之内容，无非滥颂滥祷、奉行故事而已，并无真正生命，历代皆然。、除汉初的极少有若干价值的作品之外，这个评价恰如其分。乐府作品中极有价值的是历代流布于各地的民歌。汉代的一些作品，是由军乐来传布的，如战城南之类，列于(鼓吹曲辞中;一些十六国北朝时代的民歌是被马上演奏的军乐传扬的，如救勒川、木兰词之类。在相和

10、曲辞和杂曲歌辞中收集了大量的两汉民间歌诗，所谓“街陌讴谣”、之类，其中也有文人创作的乐歌。所用乐调，有楚调和由此而派生的乐调，有秦调，、有各地与各代流传的乐调，由于“闻者莫不感动”、以之为传播媒介的歌诗，流传也广。如清商曲中所收集的吴歌、西曲之歌诗在南朝就十分盛行。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人乐府的演进过程:东汉时，文人乐府出现，如辛延年羽林郎等作品。到东汉末建安时代，曹操的流传至今的全部诗作也都是乐府，而且“披之管弦，皆成乐彰。曹植除为庙堂之用所写的诸如稗舞歌之外，只有少数几首借乐传播，多数乐府作品已成徒诗。至于西晋乐府作品多，但几乎不借乐流布。东晋、南朝文人所制以汉乐府旧题所写的作品已不入乐，

11、仿吴歌、西曲的作品除外，已被新声而传布。唐代，李白的诸多乐府诗、杜甫的新题乐府及至白居易、元镇的新乐府诗不借乐流传。文人乐府写作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大致如此。乐府民歌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一个重要原因自然是传播的介质:音乐。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广泛存在的客观现象。通过音乐的介质、加强诗的传播效果，在汉代已成为朝廷的自觉行为，并不仅仅是依先秦时代诗要伴乐而行的形式化举动。正因为如此，乐府的流行成为有目的、有推动力的现象。宋人郑樵的论断，精辟地揭示了这一基本状况。以后的不少诗乐研究者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论断，强调了音乐在传播上的巨大推动作用。或从宏观角度看，乐府则是诗传播广泛、深远的基础原因。乐府诗的流布

12、，归功于汉武帝时代建立的乐府官署。汉代以前，我们从左传、国语到礼记、汉书等典籍的记载中，看到当时，尤其是周代朝廷和诸侯采诗、献诗和进行音乐加工的情况，是否真实，难得确证，而汉武帝时代在太乐令的基础上设官府机构则是有案可稽的史实。东晋与南朝，有流行于建康的吴调歌诗，流行于荆州的西曲歌诗，见收于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中;十六国与北朝时代北方的民歌也见收于乐府诗集横吹曲词之中。汉乐府这一机构此时是否有继，必须探讨。结论：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搜罗丰富,解题详确,为最重要的乐府诗歌总集。但其唐代乐府的分类存在若干问题,主要是其中“新乐府辞”的界定远较新乐府定义宽泛,模糊了新乐府讽谕性与时事性的特质,以致无法突显新乐府在乐府诗史及唐诗史中的新变意义,也未能呈现唐乐府以声诗表现音乐性,以新乐府表现社会性的功能分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