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宋代士大夫群体的天下情怀和现实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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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论宋代士大夫群体的“天下”情怀及其现实意义1.历史背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代不乏荡气回肠的政治理想，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其一表现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宋代政治的鲜明特点和基本架构，北宋甚而有不杀大臣言事官长达三百余年1，尽管统治者有处于巩固政权的考虑：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赖于军权的拥立，因此他从执政之初就明白军人对政权的威胁不容小觑，因此他转而重视文臣，以维护宋代江山的稳固。但不得不承认，这种优待文人的政治环境对士大夫群体展现了极大的信任，无疑促长了士大夫群体的“天下”情怀。其二体现为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宋代帝王为了抑制“氏族”的形成，

2、有意识地让大量寒门学子步入仕途，家境贫寒的学子一旦通过科举考试则出将入相，甚至位至显赫。譬如欧阳修、范仲淹等一代名臣均出身微寒。为了能够便于分析，我们先辨明士大夫与“天下”情怀的含义。士大夫含义颇多，有指“将帅之佐属”，有指居官之人，有指“文人士族”，亦有指“内外在官之人”等等2，据儒家提出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本文讨论士大夫时，取其文人士族之意。天下情怀者，修己以安民，修己以安天下。以政治思维论，宋代士大夫从最初就要求重建一个理想的人间秩序，当时称之为“三代之治”。再以行动风格论，范仲淹处发轫的“以天下为己任”可以用来形容宋代士大夫的基本特征。他们已隐然以政治主体自待，把建立

3、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肩上。在政治领域，赵宋王朝的特殊历史处境为士阶层提供了较大的政治空间。在文化领域中，民间对于文治的普遍要求，因而开启了儒学复兴的契机。宋代士大夫的思维方式与行动风格是和这两大领域中新动态相互关联的。2.宋代士大夫“天下”情怀表现宋代士大夫参政议政，建言献策颇为积极。纵观历史，宋代士大夫比专治强化时代下的明代官员要积极得多1，“上可与为善，若常得贤者辅导，天下有望矣3”，开明的政治环境是滋养宋代士大夫“天下”情怀的理想土壤，由于宋代君王重文抑武的统治思想，文人志士由以往的社会旁观者转而变为参与者，他们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热情得到肯定，在这样的环境下，宋代士大夫自然产生了“以天下为己

4、任”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他们不仅敢于谏言民生之事，甚至能够挑战皇权，制衡皇权，比如宋代士大夫陶宗仪的：“朝廷一黜陟不当，一政令未便，则正论辐辏，各效其忠，虽雷霆之威不避也”，而宋代君主对士大夫地位的推崇与尊重又使得他们的抗争常常以胜利为终4，这更加强化了他们的政治意识和主人翁精神，许多士大夫一生始终忧国爱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体恤民间疾苦的欧阳修，为民变法的王安石等等。宋代士大夫对政治的热情空前绝后，他们自觉地把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许多学者将“以天下为己任”看为宋代士大夫的最鲜明特征。可以说，宋代士大夫的“天下”情怀是在宋代

5、君王开明的政治环境中被激发出来的文人志士的社会担当精神。宋代士大夫的天下情怀更体现在他们面临失意与逆境时的选择。宋代士大夫已经摒弃了“穷则独善其身”，是穷是达，兼济天下。宋代士大夫大多出生贫民，有别于贵族，他们更接近也更了解民间疾苦，更能在浮沉的仕途中保守本心。官场沉浮不定，人生变幻无常，哪怕是倡文的宋代亦逃不过。朋党之争被称为是“宋代士大夫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5”，“天子无一定之衡，大臣无久安之计，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诸膝，旋坠诸渊，以成波流无定之宇”，党同伐异危机四伏的政治格局下，士大夫一有不善，很容易被贬官流放甚至弹劾罢免，比如秦观“岁七官而五遣”、范仲淹则遭遇过连续三次被贬，被称“

6、三光”、王禹偁为官被贬三次，感慨“一生几日，八年三黜”。士大夫忧国忧民，怀抱救世理想投身滚滚洪流，仍难逃仕途坎坷的悲剧。尽管如此造化弄人，仍有相当一部分的宋代士大夫由始至终天下之心未改，诚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相较于以往的文人士族，宋代士大夫更加旷达和豁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苏轼。“奋厉有当世志”的苏轼充满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胸襟坦荡，正气凌然，踟蹰满志，然而因朋党之争遭乌台诗案，随后一次次被贬，自嘲地写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反而是这种自嘲让我们看到了即便多次被贬，几乎心灰意冷的苏轼在政治上却

7、从未马虎，凡所到之地都得到当地老百姓的爱戴，哪怕年岁不轻被贬至“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洗澡无浴室，更无书籍和笔墨”的举无所有之地，他不但能够超然自得，不改其度，还仍怀有“天下”情怀，进退一如，为民分忧。当时的海南维持着极其低劣的生活水平：“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当时的海南还有妇女承担繁重的生产劳动而身强体壮的男人却在家中赋闲的陋习。苏轼为之痛心，同他在惠州时一样，不断写信给亲友，从内地求购药材，施舍给黎明。劝告当地百姓，垦荒种植，发展农业，改善妇女的生存状况。他深知移风易俗必须先改变文化落后的局面，苏东坡对海南教育贡献巨大，琼台记事录记载：“宋苏文公之谪儋耳，讲

8、学时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苏轼是宋代士大夫“天下”情怀的完美体现，居高位时忧民间之疾苦，被贬谪时亲力亲为改善民生，与民同苦，亦与民同乐。可以说宋代士大夫为后世的文人士族树立了真正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典范。尤其南宋时期，国破家亡，山河破碎。“天下”情怀即是抗金救国，恢复失土，轰轰烈烈，可歌可泣。6 宋代道德生活的一个特点是士大夫精神和伦理道德主体性的彰显。有宋一代，士大夫道德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试图通过自己的道德价值追求和行为实践去影响社会的道德风气，建构理想化的政治伦理秩序，开出立于内圣基础上的外王事业。宋不同于魏晋隋唐之处，在于统治者和士大夫都有一种强烈的拨乱反正情

9、节，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匡正世风、变革政治的道德使命和责任担当意识。推崇“以天下为己任”的阔大胸襟，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试图用自己的天下情怀、天下眼光改造政治、转换风气，建设合乎理性、适乎长远的政治伦理秩序，成为有宋一代诸多士大夫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理想。宋代士大夫对于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的强调，产生于对唐末五代世衰道降、道德生活乱象丛生教训的总结之中。唐末五代的军阀混战不仅使武夫专横跋扈，拥兵割据，而且也使思想文化失序，伦理道德颓落，价值理想迷失，“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宋朝建立后的几代君主都十分注重总结唐末五代十国天下纷争、道德沦丧

10、的教训，不仅确立了重文抑武的立国方略，而且在儒、道、佛诸家的比较中选择以儒治国的路径，渴望能够建立稳定有序的政治秩序和伦理文明。宋太祖赵匡胤认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进而推崇儒家宣传的伦理道德，力图通过弘扬儒家伦理道德来整顿吏治，建构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统治者以“文德致治”治国方略的确定以及“不杀言官”等制度的建立，极大地调动了士大夫阶层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积极性，他们渴望通过自己的内圣及德能作用于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从而使得“以天下为己任”成为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的群体意识或共同价值目标。 3.宋代士大夫“天下”情怀之现实意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植根于漫长的历史，我们当

11、下的政治不是这个时代孤立的政治，而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再创造。宋代士大夫的“天下”情怀所体现出的政治文化对我们当下的实践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发展史上，宋代的士大夫形成并发展起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不仅使华夏民族数千年伦理文化达致“造极”境地，而且把“得君行道”、“共治天下”、“导民于善”作为一种外王事业，开启了士大夫内圣外王并重的人生价值追求。王国维曾经有言：“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汉唐、元明之所以不能与天水一朝在“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媲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汉唐、元明没有宋代那样的士大夫及其伦理精神。宋代的士大夫所

12、形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既是对儒家“仁以为己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砥砺并催逼着士大夫鼎新政治、敦睦风气、激扬学术，并把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建功立业、创业垂统视为一种道义担当和人生使命，开创了宋代道德生活史的崭新篇章。其一，重视文人，鼓励谏言。宋代为士大夫实现政治理想提供了十分宽容的环境，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文人的政策措施。在这种宽容的政治文化环境下，士大夫被激发出知恩图报和舍我其谁良性政治抱负。而反观当下文人似乎出世多于入世，当代中国文人志士的以天下为己任之社会意识相较宋代的士大夫们明显淡薄了许多。他们既是学习之典范，同时亦是自省之铜镜。为何当代文人身上似乎不再有积极入世的参政姿态，我

13、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其二，不向世间争窟穴, 蜗牛到处是吾庐。宋代的士大夫身上体现了极为有趣的对立，一方面他们积极入世，渴望救世救国，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淡泊明志，随遇而安。这种对立看似奇怪，实际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令人赞叹佩服的人格。“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宋代士大夫的人格是真正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然物外。华夏之史久矣，历史长河中苏轼、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其名熠熠生辉，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今日我们身上是否还留有这些名人志士的精神，当一日三省。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对社会起主导作用的精英阶层。他们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14、所取得的成就，与这三大精英群体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这个精英群体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主导型作用，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与发展。按理说，他们应该是这个社会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和表达者，是社会思潮和风尚的引领者，是社会责任和使命更大的承担者，他们应得到社会民众的普通尊敬。然而，事实却恰好相反。普通民众对这个所谓的精英群体非常不满意，而且还有一种对立的情绪。究其原因，这与当代精英阶层普遍性精神迷失有关。许多政治精英，不是用公共权力来服务人民，而是用其满足个人的无穷利欲;许多文化精英，不是在传承精神文化，而是利用精神文化来达到其他目的;许多经济精英更是缺乏精神追求，往往靠炫耀性消费来体现自身

15、的价值和身份。这个群体整体丧失了对普通民众的人格吸引力量和道德表率作用，非但不能得到大众的尊敬，反而和大众对立了起来。引路者迷惘困惑，跟随者自然也无法清晰明白。普通大众有了钱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地消费，辛辛苦苦挣来的财富却换不来心灵的幸福与安宁。所以，普通大众的精神状况也令人堪忧。宋明士大夫追求一种既执着又超脱的精神，也就是把入世精神和出世事业结合起来的精神。他们总是以出世的情怀做入世的事业。他们在承担救国救民的责任的同时，又追求超脱的心灵自由。晚清士大夫精神将圣贤与豪杰结合起来，圣贤是对于文化理想的追求，豪杰是一种经世事功的追求。那么，士大夫似乎应该是这样一个群体：作为一个文人学者，应该有一种超

16、脱现实的文化理想;作为一个官僚或社会管理者，又必须要面对现实，要有务实的事功追求。可见，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也是一种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的精神。这是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的。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建国前30年和后30年，似乎具有这样的特点：前30年往往是追求很高的理想，不务实，国家搞得非常贫穷。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追求功利、财富和事业的成功，又显得过于现实、过于功利。所以，当代人，特别是当代中国精英所迫切需要的，就是这种既务实又有理想的精神状态。如果真能在当代社会继承和弘扬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中国一定会发生一个惊人的变化。中国当代精英要承担很多社会责任，要有很强的忧患意识，要有很强的道义情怀。如

17、果只有社会责任，只有忧患意识，只有道义情怀，常常就觉得痛苦和烦恼。如何化解?那就需要有一种超脱的精神，一种出世的情怀。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自我的修炼，在保持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同时，还能保持自我心灵的自由与平和。参考文献1 欧阳辉纯. 以道事君、移俗教化和献身爱国政治伦理视野下朱熹为臣之忠的主要内涵J. 唐都学刊. 2018(01): 66-75.2 张其凡.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06): 114-123.3 罗大经撰宋. 鹤林玉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1, 391.4 郭学信. 论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的时代特征J.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1): 48-58.5 丁为祥. 余英时“政治文化”的特色及其形成再读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J. 哲学分析. 2012(03): 176-196.6 诸葛忆兵. 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1(01): 107-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