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治研究论文:直接道德教学的德育价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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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德与法治研究论文:直接道德教学的德育价值摘要 在教育中的道德原理中,杜威对直接道德教学的评断似乎成了现代德育课程设置的“悬案”。杜威道德教育思想再认识与高德胜教授商榷一文提出,杜威“归根结底认为直接道德教学有必要、有价值并且可以有实效”。但在理解杜威所言的直接道德教学是什么的问题上,在阐释杜威的道德观、道德教育观及杜威来华演讲的内容上,该文存在诸多有待商榷之处。以杜威1893年、1897年、1909年刊发的三篇有关学校道德教育和道德教学的论文为线索,以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直接道德教学理论和实践探索为背景,以杜威的道德观和道德教育观为基础,可以发现杜威否定那种直接教授道德的道德课程。杜威
2、的否定既是针对当时教育实践层面的偏颇而具有现实必要性,也是基于其道德理论而具有理论必然性。然而,杜威对直接道德教学的否定论断值得再思,其道德理论中克服知识与行动的二元论问题的方式有待进一步探讨。关键词 杜威;道德理论;直接道德教学;否定态度作者简介 唐燕/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南京 210097)引论刘长海教授在教育研究2020年第10期上发表论文杜威道德教育思想再认识与高德胜教授商榷1(以下简称“刘文”)。论文所商榷的“高文”是指高德胜教授在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上发表的对杜威道德教育“根本问题”的再认识2一文。从内容上看,刘文意在全面驳斥高文的观点。本文的意图不是站在某一立
3、场“全面驳斥”刘文的观点,而是讨论这场论争中的一个学术理论问题杜威对直接道德教学的看法和态度。高文的论点是,杜威在教育中的道德原理(Moral Principles in the Education)(下文简称“1909年论文”)中,因其思想上的一个逻辑罅隙,其对直接道德教学的否定态度是成问题的;而刘文认为,杜威肯定直接道德教学的“有限价值”,并提出有效开展直接道德教学的“细致建议”。刘文虽反驳高文的观点,但从两篇论文的论证结果来看,二者却有着殊途同归的诡异效果。二者的最终立场都是为直接道德教学辩护,肯定直接道德教学的德育价值。差异在于,高文认为在杜威的思想中,杜威忽视了直接道德教学德育价值的
4、可能性;而刘文认为,杜威并没有忽视这种可能性,而且早在其1893年的作品中,就探索并展示了直接道德教学的德育价值。刘文与高文所争论的议题,是值得深思的德育学术理论问题。因为这一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既牵涉道德是什么、道德在现代社会的获得方式等德育基本问题,又关涉我国德育学界对杜威德育思想的认识问题,以及我国德育课程设置的合理性问题。对德育课程设置的合理性问题,鲁洁先生也曾表达类似的关切。“自杜威提出专门的德育课程只能教授与儿童道德行为没有什么关系的关于道德的知识著名论断之后,德育课程的设置在世界范围内都成了一个悬案。”3没有弄清楚杜威对直接道德教学的态度和看法,德育课程的设置在理论上始终存在合法
5、性危机。从国内研究来看,杜威对直接道德教学的否定看法,并非始于“高文”。关于杜威对直接道德教学的看法和态度,陈桂生先生曾写道:“依杜威之见,直接道德教学充其量比较地在数量上是少的,在影响上是微弱的。因为这种教学的智力成果同学生的品格脱节,故所教的,只能算是关于道德的观念,不足以形成学生道德的观念,故提倡间接道德教育,并把它作为着重探讨的课题。”4从陈先生的表述来看,杜威提倡“间接道德教育”,正是因为直接道德教学的不足。颇为奇怪的是,刘文也引述陈先生这篇论文,但并不提及陈先生的这一论点。黄向阳教授在其德育原理中提出“直接的道德教学作用相当有限”的观点,其使用的佐证依据正是杜威“1909年论文”中
6、的观点。5此外,在近期研究中,黄教授进一步提出“杜威始挺终弃直接道德教学”的观点,并详论其思想根源。6这是国内学界的看法。曼彻斯特大学的萨德勒(M.Sadler)在其论文中介绍了1908年召开的“第一届国际道德教育大会”的会议情况,提到当时人们对直接道德教学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是那些受过训练的、赫尔巴特学派的教师的态度。他们支持直接道德教学,认为确定的道德课有助于学生形成清晰的道德观念。当时许多法国和德国的学校教育实践就在践行这种德育途径。二是以杜威为代表的一派的态度。他们否定直接道德教学,认为道德课过早地把成人抽象的道德观念灌输给学生,没有与具体的学生经验相联系。所以,像杜威在芝加哥创办
7、的实验学校、海恩斯师范学校所践行的都不是直接的道德教学。71911年,丘布(P.Chubb)提到,在直接道德教学遭到的理论反对(theoretical objections)中,哈佛大学的帕尔默(G.H.Palmer)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威的反对最具影响。8诺丁斯(N. Noddings)在1998年发表的论文中,讨论了杜威1897年发表的教育中的道德原理(Ethical Principles Underlying Education)(下文简称“1897年论文”)。诺丁斯认为,杜威以平缓的方式反驳了我们今天称为“品格教育”的东西。这种“品格教育”就是杜威所否定的“孤立的道德课”9。怀特(B.W
8、hite)提出,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杜威的德育思想削弱了某种可以发展学生品格的道德教学理念,从而导致了北美学校和社会的道德危机。10赖特(S.Wright)在其研究直接道德教学议题的专著中写道,对道德教学联盟(The Moral Instruction League,见本文第二部分)所推崇的直接道德教学方法,杜威是最为突出的批评者。11上述国外研究者更为明确地表达了杜威否定直接道德教学的观点。杜威在“1893年论文”中提到,哈佛大学的帕尔默1892年在论坛(The Forum)上发表了学校能教授道德行为吗一文。本文虽未找到这篇原文,但找到了帕尔默的专著学校中的伦理与道德教学。书中,帕尔默明确反对
9、学校中的道德教学。他认为,学校课堂上教的是伦理,不是道德。这些内容不可能变成一个人的道德实践和道德行为。想要像教学生地理那样教学生道德,完全是一种不可行的幻想。参见:Palmer,G.H. Ethical and Moral Instruction in Schools M. Boston,New York and Chicago: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09:7-10.看来,国外研究认为杜威否定直接道德教学的看法由来已久。那么,刘文在挑战高文的观点,其实也是在挑战一个学术界的“共识”。这个挑战如果成立,当然很有意义。这种意义尤其体现在刘文引用了一篇国内学术界不常
10、提到的杜威早期作品中学的伦理课教学(Teaching Ethics in the High School)(下文简称“1893年论文”)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罗尔斯顿(S.Ralston)也单凭这份作品提出了“杜威支持在高中设置道德课”的观点;同时,认为杜威的教育哲学为那些支持在高中教道德课的人,提供了理论工具。12此外,笔者还看到了沈艳艳、杜时忠两位研究者持与刘文同样的观点,提出“杜威没有否定直接道德教学”,“杜威认为直接道德教学是有存在价值的”。13上述内容便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杜威的直接道德教学的态度和看法的相关研究。为了理解我国的德育课程设置及其合法性基础,本文在商榷刘文观点的基础上,重新
11、回到杜威的论域,再察杜威对直接道德教学的认识和判摄。具体的研究思路是,先缕析刘文对高文关于直接道德教学问题的反驳,再通过分析杜威的思想文本,梳理美国直接道德教学的相关历史脉络和细节,缕析杜威的道德观、道德教育观,揆诸杜威对直接道德教学议题的思考历程,及其对直接道德教学的实质态度。 一、 证据“说话”:杜威到底是审慎地肯定还是否定直接道德教学 高文和刘文所讨论的杜威对直接道德教学的看法和态度,主要涉及杜威的三篇论文“1893论文”“1897年论文”及“1909年论文”。刘文在辩驳“杜威是否否定了直接道德教学的有效性”部分,提出三个反驳。这三个反驳主要针对杜威原文的翻译和理解。其中,刘文在第三个反
12、驳中亮出了论点。刘文认为,杜威“审慎地肯定直接道德教学的有限价值,并且提出提升直接道德教学之德育功能的具体建议”。最终,刘文得出杜威“归根结底认为直接道德教学有必要、有价值并且可以有实效”的结论。限于论文篇幅,下文聚焦刘文的第三个反驳,重审其论据。(一)“杜威审慎地肯定直接道德教学”的论据 在第三个反驳中,刘文主要提出了两个论据。论据A是对杜威原文内容的阐释而形成的证据。这是指杜威“1909年论文”中的那句话:“当我们考虑到通过教育使道德成长的整个领域时,直接道德教学的影响,充其量说,比较地在数量上是少的,在影响上是微弱的。”刘文所引的中译本内容,出自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学校与社会;
13、明日之学校14。刘文认为,杜威的这句话“揭示直接道德教学功能有限、学校不可以执迷于直接道德教学”的“警语”。这一警语“总体上来说,与直接道德教学和间接道德教育的育德实效相匹配,因而得到学界普遍认可”。从刘文对杜威这句话的阐释来看,刘文并不是从杜威的原话来推断杜威对“直接道德教学”的看法,而是借助自己的“阐释”。这个阐释就是刘文仅把杜威的这句话理解为一个“警语”,而从这个“警语”中,刘文认为无法推导“杜威认为直接道德教学是无效的这一结论”。从这些论述来看,刘文在没有任何其他研究证据的支撑下仅凭自己的阐释,提出了杜威“审慎地肯定直接道德教学的有效价值”的观点。接着,刘文又给出了论据B,试图进一步推
14、论杜威“归根结底认为直接道德教学有必要、有价值并且可以有实效”的观点。论据B包括三个小论据:论据b1、论据b2、论据b3。论据b1:在“1909年论文”中,杜威“在举例中也触及直接道德教学,如他从数学地理、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商业地理的统一性出发分析地理学,在历史学中强调培养学生对当今社会结构和运转情况的洞察力”。论据b2:在“1893年论文”中,杜威“旗帜鲜明地强调开展伦理学教学的必要性,其基本主张与原理中关于课程之道德意义的观点非常一致”。论据b3:刘文根据杜威在华演讲内容中提到了“从做戏(drama)的行为上,也可以养成道德的习惯”的内容,得出了杜威“形象地指出将戏剧教学法运用于直接道德
15、教学具有帮助学生理解社会人生、学会选择沟通并承担责任等育人效益”的论点。以上就是刘文针对高文观点提出的反驳。(二)重审论据:确凿的证据抑或巧妙的修辞术就论据A而言,刘文的异议在于对杜威原文内容的翻译和理解上。其实,刘文所引的这句话仅是杜威“1909年论文”中的一个分句。这句话的完整内容如下:“Without discussing, therefore, the limits or the value of so-called direct moral instruction (or, better, instruction about morals), it may be laid down
16、as fundamental that the influence of direct moral instruction, even at its very best, is comparatively small in amount and slight in influence, when the whole field of moral growth through education is taken into account.”15(下文简称“杜威论点P”)刘文认为,这句话“揭示直接道德教学功能有限、学校不可以执迷于直接道德教学”的观点。对此观点,笔者部分同意;不同意的地方是,由此
17、论点并不能推出杜威“审慎地肯定直接道德教学的有效价值”的观点。对此,刘文除了对文本的阐释外,鲜见其他论据,其说服力有限。就笔者的理解而言,杜威的这句话在文本论述脉络中恰是在“审慎地否定”直接道德教学(本文将在第二部分作进一步论证)。刘文对高文的反驳,具有实质性反驳意义的论据是论据B。然而,这一论据并不有效。首先,就论据B中的论据b1而言,刘文认为杜威在“1909年论文”中例举的地理、历史就是直接道德教学。问题是原文所指的地理和历史主题的内容真的就是杜威所认为的“直接道德教学”吗?杜威不知道直接道德教学是指什么吗?对此,刘文没有清楚交待。反而,从刘文随后提到的“这些内容与我们当下直接道德教学的内
18、容紧密相连”的论点来看,“地理、历史就是直接道德教学”的观点恰恰是作者自己的观点。翻看我国当前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的教材,尤其是五年级上、下册和六年级下册的教材内容,的确涉及了许多历史与地理的内容。但是这样的德育课就是杜威当时所认为的直接道德教学?杜威在民主与教育中最后一章写道:“关于道德的课程,是表明其他人设想的德性和义务是什么的课程。”16可见,在杜威那里,直接道德教学就是直接教授德性、义务等道德知识或道德观念的课程。以此观之,刘文在论据b1中把杜威所推崇的具有道德意义的地理课、历史课视为道德课,显然不成立。这属于“间接道德教育”的内容,即通过学科教学对学生进行道德渗透。所以,刘文以杜威原文中
19、的历史课、地理课作为杜威肯定直接道德教学的证据,实质上是张冠李戴的无效论据。详见:鲁洁.义务教育教科书道德与法治(五年级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4491.鲁洁.义务教育教科书道德与法治(五年级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4495.鲁洁.义务教育教科书道德与法治(六年级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2857.就论据b2而言,有三点令人生疑之处。第一点,如若杜威真如刘文设想的那样,肯定直接道德教学的德育价值,也提出有效发挥“直接道德教学”的“细致建议”,那么,他在“1893年论文”中的观点为什么没有明显地体现在“1897年论文”中,反而只能以刘文所误认为
20、的那样以地理课、历史课的形式出现?第二点,刘文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就是在杜威全集中,除了在“1893年论文”中设想过道德课的设计和建构问题,杜威在随后的学校课程的讨论中再也没有论及此议题,反而常常指出道德课存在的问题。第三点,刘文还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杜威1896年在芝加哥创办的实验学校中,并没有设置道德课。1897年,芝加哥大学大学校讯刊发了一篇杜威介绍实验学校的创办历程与特点的文章。文中,杜威提到实验学校设置了手工训练、文学、历史、科学、家政方面的课程。设置这些课程的主导性道德动机,就是培养学生的社会精神。如果杜威真如刘文所言如此看重直接道德教学,那么,杜威为什么不在他的实验
21、学校设置道德课?看来,强调杜威看重直接道德教学,这是不符合杜威教育实践的历史史实的。以上三点是对刘文观点的间接反驳,虽然还不彻底,但足以让人怀疑刘文的论据b2有可能是在没有整体把握杜威的道德观、道德教育观前提下,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而断章取义。对此,还需要具体回到杜威的文本中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将在第三部分中处理)。在后来的著作中,杜威常常讨论历史、地理、算术、几何、物理等课程的设计问题。详见:Dewey, J. Some Remarks on the Psychology of Number A. Boydston, J.A. The Early Works of John Dewey, 188
22、2-1898(vol.5:1895-1898) C.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2:177-191;Dewey, J. The Psychological and the Logical in Teaching Geometry A. Boydston, J.A. 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 1899-1924(vol.3:1903-1906) C.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
23、rsity Press, 1977:216-228;Dewey, J. The Purpose and Organization of Physics Teaching in Secondary Schools A. Boydston, J.A. 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 1899-1924(vol.4:1907-1909) C.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7:198-200. 杜威提到的这些课程不同于以学科知识体系为基础的学科课程,更像人们今天所说
24、的“活动课程”。杜威阐述实验学校的课程设计时,主要论述了像厨艺、缝纫和木工等手工训练中涉及的活动,是如何自然地与化学、植物学、历史、地理、数学、文学的学科内容联系在一起。科学主要是自然现象的观察和实验工作,而这些学习也可以和手工训练结合在一起。像阅读、写作、拼写和算术等在杜威学校中不是独立的课程,而是作为工具,与手工训练、文学、历史、科学等内容联系在一起。相关内容参见:Dewey, J. The University Elementary School:History and Character N.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cord(Vol.2), 1897: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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