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法说理：《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裁判法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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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释法说理：名公榔靖明集中的掰肱理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裁判文书是记录和呈现司法裁判活动的直接载体。与此同时，推进 司法改革，促进公平正义，建设法治国家，都对裁判文书的书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2018年6月1日，最高人 民法院专门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对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 其中特别指出要做至阐明事理”“释明法理”“讲明情理”与“讲究文理”协调统一。其中，“释明法理”之法理，既是“法理学的 中心主题”，又是“法学的共同关注”，（1）参见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载清华法 学2017年第4期，第5-40页。

2、这不仅体现在法学研究领域，还直接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法治建设的全过程。 其中，“司法中的法理”，以法治实践为指向，具有重要意义。（2）张文显教授指出：“法理在司法实践中到处显现，其 意义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司法提供补充法源或兜底法源，二是增强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的理论依据，三是增 强司法文书、特别是裁判文书的说理性、说服力和可接受性。”同上注，第28页。研究由司法裁判活动全过程特别是裁 判文书直接反映出来的裁判法理，对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工作、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裁判文书 中的法理问题，学界已经有所关注。（3）参见郭栋：法理概念的义项、构造与功能：基于120108份

3、裁判文书的分 析，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5期，第182-201页。在有关“裁判的法理”（4）刘风景教授在论著中对“裁判的法理” 的探讨主要包含“人民”法院、法官的角色定位、接受裁判权、审判独立原则、权利语境中的审判公开、最高法院司法解 释、法律原则的功能、刑事庭审方式之比较法考察、不同意见制之构想、刑事庭审方式改革等内容。参见刘风景：裁 判的法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的研究基础上，将裁判法理的概念界定为司法人员在处理具体案件过程中最终由 司法裁判文书体现出来的法理，主要包括法律职业基本准则、司法政策、裁判法源、司法理念等方面。当前司法实践中 部分裁判文书还有“附带”或者“法官后语二这是在裁

4、判文书之外强化说理，对其地位和功能，学界多有探讨。（5）参见 资琳：我国裁判文书制度的法理检视与体系重构，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45-197页；刘星：判决书“附带”: 以中国基层司法“法官后语”实践为主线，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1期，第144-159页；邱昭继：论判决书中“法 官后语”的语篇分析语用学“目的原则”视角，载修辞学习2006年第4期，第29-32页；玉梅：试论“法官 后语”，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68-71页。对于裁判法理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当下， 也要关注过去。与裁判文书“附带”或者“法官后语”不同，类似功能的内容在传统中国裁判文书中是以正文的形式呈现

5、的， 是裁判文书有机且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中国的一些判牍案例可以说是“释法说理”的典范。因此，全面总结和分析传统 中国判牍案例所蕴涵的裁判法理是必要的。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司法文明中汲取有益经验，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改革和完善。裁判法理：传统中国判牍案例蕴含的基本原理司法公正首先要求国家司法机关“释法”，但“释法”不只是简单地归纳案件事实、罗列法律条文、作出司法裁判，还 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通过“说理”使当事人信服而自觉履行，并通过裁判文书公开等形式使全社会知悉并认可。总体上，司 法裁判文书中的“释法”能够发挥定分止争等法理功能，而“说理”则能够发挥彻底解决矛盾等社会功能。（

6、6）参见孙笑侠: 论司法多元功能的逻辑关系兼论司法功能有限主义，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6期，第5-21页；孙笑侠、 吴彦：论司法的法理功能与社会功能，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第73-88页。但是，在某些裁判文书 中，却存在“法理依据蓄积深藏”的情况，与“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公正”这一理念相违背。（7）参见夏锦文、徐英荣: 裁判文书法理依据蓄积深藏之缘由以民事疑难案件的裁判为分析对象，载法学2012年第10期，第127页。 因此，司法裁判必须处理好“释法”与“说理”的关系，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传统中国的判牍案例反映出蕴 “情理法”于一体的中国传统司法在“释法”基础上特别重

7、视“说理”，强调法理功能与社会功能的整合，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 效果的统一。关于情理法的具体含义，学界多有探讨，（8）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张晋藩：论中国古代的司法镜鉴， 载政法论坛2019年第3期，第3-13页；张中秋：传统中国法理观，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张中秋：传 义，闻者至于泣下。天理之在人，其不可泯灭也如此使郡之父老子弟相与周旋揖逊乎其间。”（92）名公书判清 明集卷十人伦门乡里，“勉寓公举行乡饮酒礼为乡闾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95-396页。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人情社会一词经常被现代研究者使用，指的是“由人情关系支配社会生活的一种特具的 体系工93）王洁：从“人情社会”到“

8、法治社会”，载人民论坛2015年第32期，第106页。因此，人情也具 有规范属性，特别是对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特殊功能。“人情法则不仅是一种用来规范社会交易的准则，也是 个体在稳定及结构性的社会环境中可以用来争取可用性资源的一种社会机制。”（94）黄光国、胡先缙等：面子：中 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人情含义丰富，有人的感情、人的常情、情面等。人情 在清明集中多表述为“情”“人情”等。概括而言，“情”多是如下两层含义。一是指人之常情，这是最为通常的用法。如 “产钱比白脚一倍歇役十年理为白脚”这一判词中，审理者除依据法律规定，还根据人之常情来确定由师承之充役，

9、“以人 情法意论之，合当差师承之充应目今役次”。（95）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三官吏门限田，“产钱比白脚多一倍歇役 十年理为白脚”，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3页。二是指当事人的现实情况和案件事实本身，即案情。如吴恕斋在处理 毛永成取赎毛汝良典卖于陈自牧、陈潸的屋宇田地时，两次使用“人情”这一语汇，前一人情，指的是当事人陈自牧、陈 潜的现实情况；后一人情，则更具人之常情的意蕴；而这二者构成了本案的裁判理据，“据永成诉，汝良所卖与陈自牧屋 一间，系与其所居一间连桁共柱，若被自牧毁拆，则所居之屋不能自立，无以庇风雨，此人情也。又据永成诉，汝良将 大堰桑地一段、黄土坑一片，又童公沟水田一亩、梅家园桑地一段

10、，典卖与陈潜，内大堰桑地有祖坟一所，他地他田， 不许其赎可也，有祖坟之地，其不肖者卖之，稍有人心者赎而归之，此意亦美，其可使之不赎乎？此人情也。”（96） 同上注，卷六户婚门赎屋，“执同分赎屋地”，第166页。需要注意的是，人情不等于私情、私利。名公们指斥因 私情而废公法的行为是悖逆天理、枉顾国法的，“亦不可散公法以狗人情然人之情每以私胜公者，盖狗货贿则不能公, 任喜怒则不能公，党亲戚，畏豪强，顾祸福，计利害，则皆不能公居官临民，而逆天理，违国法，于心安乎？雷霆 鬼神之诛，金科玉条之禁，其可忽乎？故愿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汩乎私情，不挠于私请，庶几枉直适宜，而无冤抑 不平之叹。（97）同上注，

11、卷一官吏门申儆，“谕州县官僚”，第6-7页。也就是说清明集中的人情带有社会 共识的特征，“代表着社会接受的、正确的人际行为”，（98）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 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而非存在于个人之间的私人之情。（二）国法、天理、人情俱得其平：宋代的司法理念及其实践国法、天理、人情构成宋代的裁判法源体系，但在实践中它们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有时也会涉及适用先后顺序 问题，而顺序问题的背后，实质上反映的是价值取向问题，也就是司法理念问题。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在南宋司法 裁判中，法律受到相当的重视，但这种重视往往从属于更高的价值取

12、向所预设的前提”，“如果从各种裁判依据及其相互 关系入手来进行分析，这一司法裁判中的根本价值取向就更为清晰可见”，“法律与伦常等其他裁判依据在书判中的交互 作用，构成裁判的根本价值取向，这便是情理”（99）王志强：南宋司法裁判中的价值取向南宋书判初探， 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第120-121页。对“情理”的探讨也成为中国传统司法文明研究的焦点。“情理”一 词是偏抽象的价值层面，“但是，在中国传统的法制和司法审判实践中，情理却是制定、修改、运用和评判所有实证的法 律以及审理和裁断各个具体案件的价值基础和判断依据，是潜存于人们内心的是非正误观念，是公平正义的感觉工（100） 苏亦工：清代

13、“情理”听讼的文化意蕴兼评滋贺秀三的中西诉讼观，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3期，第180页。 而“公平正义的感觉”即司法理念。国法、天理、人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清明集中的体现可以概括为俱得其平，这是 中国传统司法理念在宋代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国法、天理、人情的相互关系具体包括天理与国法具有内在一致性， 人情与国法的辩证统一关系，三者在具体案件裁判中的统合关系。1 .“违法悖理”：天理与国法的内在一致性在理学视域下，则天立法可以表述为则天理而立法，也就是以天理作为立法的根本遵循。因此，在名公们的理解 和表述中，天理与国法是统一的，二者常常并举。名公们认为悖法的行为本身即背逆天理，如蔡久轩指斥余自强盗

14、卖本 生位业是违法悖理的，“设使余自强不曾出继别位，而瞒昧母亲出卖，犹合钱归官，业还主，而况为他位之子，乃盗卖本 生位之业，违法悖理，莫此为甚”；（101）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违法交易，“出继子卖本生位业”，中华 书局1987年版，第298页。齐元龟侵占养父之业，而归本生父家是“于法有碍，而于理亦有碍，使人不知有父子之大 伦”的行径。（102）同上注，卷九户婚门违法交易，“卑幼为所生父卖业”，第298页。清明集中的许多判词 更是直接表明作出裁判是准法据理的，如在朱先妄告丁昌户绝一案中，叶宪主张自己的裁决是准法据理的，“本司所断， 系据理据法”；（103）同上注，卷八户婚门户绝，“夫亡而有养

15、子不得谓之户绝”，第273页。韩似斋在处理郑良 子婚嫁事宜时，同样主张“为官司者，便当据条任理而行之”；（104）同上注，卷七户婚门孤幼，“官为区处”，第 231页。等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天理和国法在司法中虽惯常并举，共同维护司法公正，达致政平讼理，但是在其中发挥的作 用却不尽相同。其一，天理主要用于判断案件中当事人的是与非，而国法则是衡量当事人的罪名与具体刑罚，“公事在官, 是非有理，轻重有法殊不思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轻重之不可瑜者，国法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则逆乎天 理矣！以轻为重，以重为轻，则违乎国法矣！居官临民，而逆天理，违国法，于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诛，金科玉条之禁, 其可忽乎

16、？故愿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汩乎私情，不挠于私请，庶几枉直适宜，而无冤抑不平之叹庶几政平讼理, 田里得安其生。”（105）同上注，卷一官吏门申儆，“谕州县官僚”，第6-7页。其二，为了鼓励人们改过自新，司 法官员多以天理开导、劝谕，或主张天理为私欲所蒙蔽，可以讲明义理以恢复，而国法多为威慑之用，即天理始终不彰 时，才断之以法，“私欲既炽，天理益昏所当开明义理，反复敷陈，良心一还，则百念皆正，岂有天理终于晦蚀者哉 官司为国家行法，从公定断，自当听从如更不体官司告戒之意，三尺具存，自当施行。”1106）名公书判清明集 卷十人伦门兄弟，“兄弟争葬父责其亲旧调护同了办葬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

17、76-377页。2 .“法意、人情，实同一体”：人情与国法的辩证统一关系今人提及人情，常用“人情文化”贬之，认为“以关系为纽带，推己及人，公私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107）王自 亮、陈洁琼：科层理性与人情社会的冲突与平衡，载浙江学刊2016年第6期，第138页。林语堂甚至认为： “中国人之讲情理的精神与其传统的厌恶极端逻辑式的态度，产生了同等不良的效果，那就是中华民族整个的不相信任何 法制纪律。因为法制纪律，即为一种机械，总是不近人情的，而中华民族厌恶一切不近人情的东西。”（108）林语堂： 吾国与吾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而纵观清明集可知，名公们主张的

18、人情并不是私人之间的简单情感，强调的是公心、共情。至于人情、国法之间的关系，胡石壁的概括可谓精辟，“殊不知 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 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109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取赎，“典买田业合照当来交易或见钱 或钱会中半收赎”，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11页。梳理清明集中的判词可知，裁判结果的作出基本都是在遵循 法意和人情的基础上，二者之间是有机统一的，在判词中用简洁明了的“以人情法意论之”（110）同上注，卷三官吏门 限田，“产钱比白脚多一倍歇役十年理为白脚”，第83页。“揆之法意，揆之

19、人情”（111）同上注，卷四户婚门争 业上，“随母嫁之子图谋亲子之业”，第125页。“酌以人情，参以法意（112）同上注，卷五户婚门争业下，“受 人隐寄财产自辄出卖”，第137页。“从公尽情”（113）同上注，卷五户婚门争业下，“典卖园屋既无契据难以取赎”, 第150页。“揆之条法，酌之人情” （114）同上注，卷六户婚门争屋业，“叔侄争再判”，第190页。“酌情据法” （115）同上注，卷七户婚门立继，“立继有据不为户绝”，第215页。“务当人情，合法理” （116）同上注，卷七 户婚门孤幼，“房长论侧室父包并物业”，第233页。“情法两尽”（117）同上注，卷八户婚门立继类，“命继 与立继

20、不同”，第265页。“下合人情，上合法意”（118）同上注，卷九户婚门违法交易，“业未分而私立契盗卖”， 第303页。“断之以法意，参之以人情（119）同上注，卷九户婚门婚嫁，“诸定婚无故三年不成婚者听离”，第351 页。“以法意人情论之”（120）同上注，卷十三惩恶门妄诉，“姊妄诉妹身死不明而其夫愿免检验”，第501页。等 等来表述。情法两尽在司法上的目的之一便是希望彻底地解纷息讼，如翁浩堂在处理方文亮位下分家一事时就强调他所作出 的判决是酌情据法的，而这种结果“可以永远无所争竞”。（121）同上注，卷九户婚门违法交易，“业未分而私立契 盗卖”，第303页。但是现实情况纷繁复杂，人情与国法很

21、难始终保持同步，二者出现冲突时，原则上是不能悖法而从 人情，尤其是人之私情，“不可孰公法以狗人情。诸葛公有言：吾心有秤，不能为人作轻重。此有位之士所当视以为法也。” （122）同上注，卷一官吏门申儆，“谕州县官僚”，第6页。不过，在特定情况下，名公们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 曲法以原情。其一，当某一案件可采用多条律文来裁断时，为求最大限度的情法两尽，名公们会有意拣择合于人情的条 文来判处，如在处理“江瑞、江禧争继江齐戴之后”一案中，鉴于词讼纷纷，司法官员再三拣择法律，考察人情，从而作 出判决，“准台判，察推拟呈，窃谓立继、命继皆有条令，揆之于法，江禧之继，昭穆不顺，诚不当立，其可立者江瑞而 已。然

22、察之众情，侍郎为江渊、江齐戴之外舅，方不平江渊之所为，而不愿与其争。江刘员乃齐戴之亲兄，方历举江渊 之过，而不愿立其子，盖自可见矣欲合情，欲息讼，必当酌其法之中者而行之，斯可矣庶几觊觎之望寒，争竞 之心思，人情、法理两得其平，而词诉亦可绝矣。”（123）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八户婚门立继类，“命继与立继 不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6-267页。其二，初步审理意见已经当于人情、合于法理，但当事人深感不平仍缠 讼不休，名公们也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屈法以伸情，如为丁立嗣意见三分，争讼不已，审理者方铁庵尽管认为立贵 奴之子合情合法，但从长远计，考虑宗族的意见，方铁庵作出两立的裁断，“贵奴之子虽异姓

23、，方在襁褓，而一鹑、一夔、 邓氏皆所愿立，固非所由尊长。参之人情法意亦近之，然使独立，恐不能绝丁僖之词。莫若照条检校，先立贵奴之子, 仍俟丁族子孙之生者，择昭穆相当而并立之而欺孤灭寡之徒，可绝觊觎之望矣。”（124）同上注，卷八户婚门 立继类，“先立一子俟将来本宗有昭穆相当人双立”，第268页。其三，从和亲睦族、维护公平正义等角度出发，司法 官员可能会徇人情而屈国法，如陈文卿死后，其妻吴氏为亲生子和抱养子分家的行为是有违国法的，于法应当合并产业, 但是考虑到抱养子陈厚已将分到的家产破败殆尽，从公平计则不予归并，“准法，父母在，不许别籍异财者，正欲均其贫 富，养其孝弟而已若以法意言之，谦、寅两户

24、亦合归并，但陈厚既已自卖其所受之产，不欲归并，以遂陈厚重叠分 业之科，此又屈公法而徇人情耳。”（125）同上注，卷八户婚门分析，“母在不应以亲生子与抱养子析产”，第279 页。3 .天理、国法、人情在裁判中的统合关系清明集中反映出的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关系可以用统合来概括，在不同的案例情境中需要具体分析。综合来 看，国法是圣人则天而制，因此，国家所立之法必须合天理，当人情，否则很难经久，“祖宗立法，参之情理，无不曲尽。 傥拂乎情，违乎理，不可以为法于后世矣。”（126）同上注，卷十二惩恶门奸秽，“因奸射射”，第448页。是故, 在司法层面被认定为违法，通常也悖逆天理、人情，如曾文明与曾秀郎意欲全

25、部占有曾千钧的产业，审理者吴恕斋指责 他们“何其不近人情如此！于理可乎? M （127）同上注，卷七户婚门女受分，“遗嘱与亲生女”,第237-238页。 配吏程伟横征暴敛、凌虐百姓，审理者蔡久轩认为“情理尤为深重”。（128）同上注，卷十一人品门公吏，“责县严 追”，第420页。王震乘酒醉让阿张为之缴面的行为，审理者视为情理俱蠹，“男女授受不亲，正欲别其嫌也，男不许共 女争，亦懵其倚强凌弱也况王震自号日时运先生，亦须稍识义理，何为酒醉不检，勒令阿张缴面，拒嫌不允，又从 而辱骂之，其情理可谓强暴。”（129）同上注，卷十四惩恶门斗殴，“卖卦人打刀镶妇”，第530页。名公们在具体裁判过程中有时会明

26、确表示行为人的行径是对天理、国法、人情的三重违背，如在处理赘婿梁万三 占据刘传卿位下产业因而与阿曹争讼一案中，审理者吴恕斋指明判决是根据天理、国法、人情作出的，“所有梁万三已据 占典卖田业，仍合理还，庶几天理人情，各得其当。如梁万三尚敢恃强，欺凌占据，即请申解，切将送狱研究，照条施 行。”（130）同上注，卷七户婚门孤寡，“宗族欺孤占产”，第237页。而在特定情况下，尤其是查无实据或者难 以查明案情时，名公们往往会根据人之常情来推断案情，以法律威慑健讼的当事人，以天理、义理来处断他们之间的争 讼，如在审理李五乘饶操死后而冒认为别宅子一案中，范西堂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即根据人情判断李五身份的真伪

27、， 以具体律条来威慑李三、李五父子，以义理出发来裁决案件，“饶操无子，养应申以为子，傥果有庶出之亲子，不自抚育， 并母逐去，以嫁其仆李三，非人情也准法：诸别宅之子，其父死而无证据者，官司不许受理夫大义所在，古今 不易之理，家国虽异，其理则同，以义断之，何所容喙。（131）同上注，卷八户婚门别宅子，“无证据”，第293 页。五、结语法理，既存在于静态的法典之中，亦存在于动态的司法裁判之中。裁判文书是司法裁判过程的结果性载体，释法 与说理同等重要。与现代裁判文书的规范形式有所不同，以清明集等判牍案例为代表的传统中国裁判文书，虽然欠 缺规范性，但在内容上重视释法说理，融国法、天理、人情于一体。对传统

28、中国裁判法理的研究，能够为当前加强和规 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工作提供有益参照。通过考察清明集所记载的宋代判牍案例，我们可以发现蔡久轩、真德秀等 南宋诸名公在具体的判词书写中，不仅依据宋刑统等法律去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案件和纠纷，还极为强调阐释裁判背 后的法理。前文以清明集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法律职业基本准则、司法政策、裁判法源、司法理念等角度对其中蕴 含的裁判法理进行了初步分析。综合来看，基于不同类型的纠纷和纠纷的实际情况，南宋名公会准法援情据理裁判，从 而实现个案正义、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的衡平。统中国法的精神及其哲学，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第92-104页；张中秋：中国传统法理学的精髓及其 当

29、代意义，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15-24页；张中秋：中国传统法本体研究， 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1期，第96-117页；范忠信、郑定、詹学农：情理法与中国人（修订版），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崔明石：话语与叙事：文化视域下的情理法，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梁治平：寻求 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俞荣根：天理、国法、人情的冲突与整合 儒家之法的内在精神及现代法治的传统资源，载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第12-19页；霍存福：中国传 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与文化追寻情理法的发生、发展及其命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

30、3期，第1-18 页；邓勇：论中国古代法律生活中的“情理场”从名公书判清明集出发，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5 期，第63-72页；张杰：中国传统情理法的法理重识与现代转化以驳案新编为切入点，载北方法学2020 年第4期，第151-160页。而其对“理”“法理”等的各种研究，大都以律典、判牍案例为基本依据，对律典本身的研究主 要是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切入，而对判牍案例的研究则不仅要关注其中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9）参见潘萍：宋代民 事诉讼中的法律适用以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为中心，载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第101-109页。 更要分析司法官员作出相应裁判所蕴涵的“理”问题。总体上，传统中国

31、司法官员作出裁判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是法，同 时在裁判文书中则是充分阐释作出相应裁判的法理。具体到宋代裁判法理研究，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清明集）是当前可见的最主要的判牍案例汇编。 清明集所载判词大部分来源于宋代司法官员的真实裁判，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当时的裁判法理。“法理”一词在清 明集等宋代判牍案例中多次出现，具体来说，有“法律条文”“天理、国法”“法律的价值或法意”等多种含义，这是宋代法 学日益成熟的重要体现。（10）有关宋代司法中的“法官”“司法”“法理”等词语的研究，可参见陈景良：宋代“法官”、“司 法”和“法理”考略兼论宋代司法传统及其历史转型，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第137-

32、146页。关于清 明集的裁判法理或者裁判要旨，盛时选曾言：“明无一毫之蔽，清无一点之污，然后能察其情，民受祥刑，斯为哲人。 清明集之作，义或肇于是乎。” （11）名公书判清明集附录一清明集后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64页。 此处，“义”是对清明集中裁判法理的凝练，可作公正、合理、公平之意，具体在裁判层面则是查明案情，善用刑罚， 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正义观（12）参见张中秋：中国传统法律正义观研究，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3期，第 41-57页。的集中概括体现。正如有学者指出，宋代判词“不仅需要文采斐然，更需要通过叙述案情和论证法理，最终书 写出一个合乎法理人情的案件决断”。（13）张中秋、朱

33、仕金：从“文学”到“吏事”唐宋判文演变的法律文化探析， 载法学2016年第6期，第92页。关于裁判法理的内容，清明集亦有具体的彰显。清明集记载的裁判与现代司法裁判文书有明显差异，没 有统一的格式或者样式，内容也详略不一，除部分虚判外，其他书判大都能概括出案件的裁判主旨。书判均由名公作出， 首先，需要考察名公群体对法律和司法裁判的基本认知，这属于司法官员这一专门法律人群体职业基本准则的范畴，是 对司法官员“人”的研究。宋人辑录汇编清明集的一项重要潜在功能是引导、宣扬恪守法律职业基本准则的名公代表, 进而有助于全面提高司法官的职业素养。其次，司法裁判深受当时司法政策的影响，涉及国家运用司法手段达致

34、的治理 目标。根据清明集所载判词，结合宋代司法文明与实践，本文将宋代司法政策归纳为“以明刑弼教为先”。再次，司 法裁判依据何种规范作出，这属于法理研究中的裁判法源问题。宋代的裁判法源呈现“情理法”的多元特征，即国法与天 理、人情多元共存。最后，宋代名公在处理国法与天理、人情的关系方面也努力实现“俱得其平二而这是宋代司法理念 的集中体现。行“四事去“十害”：宋代名公的法律职业基本准则“清明”二字本身蕴含着中国传统司法所要达致的理想状态，父母官们应以之为目标，在提高自身儒学素养的基础上, 增强法律素养。清明集中判词的撰写者被视为“名公”，这一称谓是对他们的肯定性评价，而这些书判本身即对其他 司法官

35、员的裁判具有榜样、示范、指导作用。清明集共计收录书判473篇（以一案作一篇），未直接注明作者名 号的有107篇；直接注明作者名号的有367篇，共计49人，其中事迹可考可循的有19人,这些人员尤以具备深厚 理学素养的官员为主，如朱熹、真德秀、蔡久轩等。（14）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附录七，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 680页。需要注意的是，清明集收录的不仅有实判，还有申儆性文告，对官员特别是司法官员的素质作了要求。其 中，真德秀所作咨目呈两通判及职曹官，要求属官行“四事”、去“十害”正是确当概括。四事即“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 心以公”“莅事以勤”，十害即“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叫惨酷用

36、刑”“泛滥追呼”“招引告讦”“重叠催税”“科罚取财”“纵吏 下乡”“低价买物”。（15）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官吏门申儆，“咨目呈两通判及职曹官”，中华书局1987年版， 第2-3页。而这也成为司法官员的职业基本准则之所在，在此要求下，具体表现如下。（一）司法者“代天纠罪” “一从条令”，维护法律权威在立法层面，名公们认为宋代法律是祖宗们在体悟天地规则、参照情理的基础上制定的，“照得天地设位，圣人则 之，制礼立法”（16）同上注，卷七户婚门立继，“双立母命之子与同宗之子”，第217页。“祖宗立法，参之情理， 无不曲尽”。（17）同上注，卷十二惩恶门奸秽，“因奸射射”，第448页。虽然名公们以继承道

37、统自居，以三代圣 王之治为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已然意识到宋代社会情态迥异于三王时代，“世降俗薄，名分倒置，礼义凌迟”。（18） 同上注，卷九户婚门坟墓，“主佃争墓地”，第326页。纯粹依靠圣王垂训、周孔之礼来治理国家显然过于理想， 必须仰仗国家法律，如马本斋在判词中强调：“世降俗薄，私欲横流，何所不至，所藉以相维而不乱者，以有纪纲法度耳。” （19）同上注，卷十二惩恶门豪横，“何贵无礼邑令事”，第470页。当然，强调纪纲法度并不意味着否定圣王垂 训、周孔之礼，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守护黎民苍生，如范西堂在判词中强调：“守令亲民，动当执法然断天下之讼， 尽于舍法而用礼，是以周公、孔子之道，日与天下磨

38、碧浸灌，为羲皇之世矣。两造具备，岂复有人。敕令格式之文不必 传，详定一司之官不必建，条法事类之书不必编，申明指挥之目不必续，文人儒士固愿为之圣王垂训，所以经世， 祖宗立法，所以治讼，二者须并行而不悖也。”（20同上注，卷十二惩恶门奸秽，“因奸射射”，第449页。需要注意的是，南宋名公们所秉持的是一种无异于以往任何朝代的工具主义法律观，但其重视法律的程度远超之 前，最高统治者皇帝亦是如此。（21）如宋太祖主张：“王者禁人为非，莫先于法令”；宋太宗主张：“法律之书甚资政理”; 宋神宗主张：“法出于道，人能体道，则立法足以尽事”；等等。参见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二百政事五十 三刑法上，“改窃盗赃

39、计钱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39页；（宋）李攸：宋朝事实，卷十六，四库全书本；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九十九刑法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964页。具体到司法层面，则要求 以“狱事”为先。对于忽视狱事的官员，多大加斥责，如胡石壁曾以于公、诸葛亮等先贤为鉴，申斥不以狱事为重的属官， “以狱事为等闲，以六、七无辜之人累累然械系于吏卒之手，淹时越月，押上押下，以饱诛求，以厌捶楚，仁人君子其忍 之乎？ ”（22）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官吏门儆饬，“具析县官不留意狱事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页。并 且，名公们是代天罚罪，具有神圣性和正当性，“刑者，国之典，以代天纠罪”。（23）同上注

40、，卷一官吏门申儆， “咨目呈两通判及职曹官”，第2页。具体执行而言，需要准法而判，其法律依据是宋刑统中的“断罪引律令格式”条， “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二十”。（24）（宋）窦仪等撰：宋刑统，薛梅卿点校，法律出版 社1999年版，第549页。准法而判不仅彰显了程序正义，还有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如范西堂在“处分孤遗出产”判词 中强调：“户绝之家，自有专条，官司处置，一从条令，非惟绝讼，死者可慰舐犊之念，生者可远兼并之嫌，纵有健讼， 奚所容喙。”（25）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八户婚门女承分，“处分孤遗田产”，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9页。 但需要注意的是，审理骨肉亲戚之间的诉讼时

41、，名公们在依法审判的同时需要格外关注其中的人伦之情，注意以教谕或 劝谕的方式调解，拒不悔改者方断之以法，如真德秀在劝谕州县官僚时强调：“遇亲戚骨肉之讼，多是面加开谕，往往幡 然而改，各从和会而去。如卑幼诉分产不平，固当以法断，亦须先谕尊长，自行从公均分。或坚执不从，然后当官监析 民间争讼，官司所当明辨是非，如果冒犯刑名，自合依条收坐。”（26）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官吏门申儆，“劝 谕事件于后”，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15页。也就是要求司法者不能将“民间争讼”简单地以“刑名”处理，要辨明 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和是非，从而以教谕、调解、裁判等方式达到案结事了。（二）“国家法禁，一视同仁”，法律面

42、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是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27）参见李步云、刘士平：论法律 平等，载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34-38页。但是在中国传统司法语境下，其表现是极为复杂的。甚至 有学者主张：“中国古代法学或法律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平等或者平等很少”。（28）周永坤：寻求法律平等的基础， 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60页。当然，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总体上看，宋代法律 仍归属于伦理法范畴，“维齐非齐”，具有等差性，但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讲求公平、平等的。并且，阶层或阶级之间的 差距虽然一直存在，但渐趋缩小。（29）参见潘萍：天圣狱官令与唐

43、宋司法理念之变以官员、奴婢的司法 待遇为视点，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6期，第39-51页。在名公们的判词中最为允当的表述即是“国家法 禁，一视同仁”。（30）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坟墓，“一视同仁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29页。“国家法禁，一视同仁”落实在具体听讼环节，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审理者应固守至公之心，不存偏私之意，“听 讼之法，公则平，私则偏。所谓私者，非必惟货惟来也，止缘忿嫉多而哀矜少，则此心私矣，所以不能作平等观” （31） 同上注，卷十人伦门母子，“母子兄弟之讼当平心处断”，第361页。“代天纠罪，岂官吏逞忿行私者乎”。（32）同 上注，卷一官吏门申儆，“咨目呈两

44、通判及职曹官”，第2页。第二，审理者不应好高鹫远，应着眼于眼前狱案的裁 决，“法不行于近，何以及远，耳目所及，犹置不问，则一道哗徒奸民相视而动，岂不重为一道害，不容不与严行”。（33） 同上注，卷十一人品门宗室，“宗室作过押送外司拘管爪牙并从编配”，第399页。第三，审理者不应惑于财货之 利，对贫富区别对待，如真德秀就曾专程行文约束，“民间争讼，官司所当明辨是非，如果冒犯刑名，自合依条收坐。今 闻属县乃有专事科罚者，遂使富民有罪得以幸免，贫者被罚，其苦甚于遭刑。” 134）同上注，卷一官吏门申儆，“劝 谕事件于后”，第15页。第四，审理者不应以仁恤为名，枉顾案件事实，只知怜贫扶弱，“一时官司又

45、但知有怜贫扶弱 之说，不复契勘其真非真是，致定夺不当，词诉不绝，公私被扰，利害非轻”。（35）同上注，卷五户婚门争业下， “物业垂尽卖人故作交加”，第152页。第五，同一案件的当事人不能因诉讼与否而区别对待，“若见得不可去，则当条 具利害，申闻上台，不当泯泯而止免一家，而不免两县有词者则得免，无词者则不得免，则是吐刚茹柔，虐茕独而 畏高明也。”（36）同上注，卷三官吏门受纳，“义米不容躅除合令照例受纳二第71页。（三）遵循法律程序，愈发重视程序正义司法追求的正义，不仅是实质正义，还包括程序正义。而对于传统中国司法，学界一般认为讲求的是实体正义，“重 实体，轻程序”是其主要特征，甚至有学者主张，

46、“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其他社会条件却不利于法律程序观念的形成和发 展。”（37）季卫东：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载北京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109页。实际上，随着宋代社会的发展，立法、司法等技术日趋 完善，名公们在司法裁判过程中渐趋重视程序正义的实现，综合考量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的衡平。宋代名公对程序正义的追求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诉讼时效“已初具规模和体系”。（38）潘萍：宋代民事 诉讼时效论略，载古代文明2018年第1期，第104页。为了敦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交易秩序，名公 们在处理户婚田土类纠纷中熟练运用诉讼

47、时效制度，如一般田宅交易纠纷的诉讼时效为二十年，“诸理诉田宅，而契要不 明，过二十年，钱主或业主死者，不得受理”；（39）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四户婚门争业上，“王九诉伯王四占去 田产”，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6-107页。亲邻权的诉讼时效为三年，“典卖田宅满三年，而诉以应问邻而不问者， 不得受理”；（40）同上注，卷九户婚门取赎，“有亲有邻在三年内者方可执赎”，第309页。分家析产的诉讼时效 因情况不同为三年或五年，“已分财产满三年而诉不平，及满五年而诉无分违法者，各不得受理”；（41）同上注，卷十 人伦门兄弟，“兄弟论赖物业”，第373页。等等。第二，限制越诉，主张逐级上诉。尽管宋刑统天圣

48、狱官 令等均对上诉程序作了规制，并对越诉行为予以刑罚处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官员为了履行父母官职责、息讼解纷, 往往会受而为理，不过仍是在判词中严厉斥责这种越诉、滥诉行为，要求逐级上诉，如胡石壁对曾仕珍父子肆意滥诉、 上诉的行为予以严厉的批评，“曾仕珍父子狼戾顽嚣，犯义犯刑，恬不知畏。本府未及结断，而遽经漕司；漕司方为索案, 而又经帅司；帅司方为行下，而又经宪司。使其果抱屈抑，亦须候逐处官司施行了当，方可次第经陈，岂有首尾不及两 月，而褊经诸司者。”（42）同上注，卷八户婚门检校，“侵用已检校财产论如擅支朝廷封桩物法”，第280-281页。 第三，后一审判结果的效力高于前一审判。如在朱先妄告丁昌为绝户这一案件中，存在多次裁断结果，审理者叶宪认为 该县不遵当前最新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