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学后：儿童时间的分配和控制——以T市学龄期儿童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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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放学后：儿童时间的分配和控制以T市学龄期儿童为例 摘要：近年来为了响应教育部门给儿童“减负”、“增添快乐”的号召，各地学校纷纷实行了“弹性放学时制”，旨在将课堂时间还给儿童，给予其更多的课余时间自由分配，但奇怪的是，课余时间更多的孩子们却有了更多的烦恼。本文通过考察学龄期儿童的时间分配对减负后又补充的种种安排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减负”并不意味着激发儿童天性使其自由地成长和发展，而是通过更精细、更隐秘的方式实现对儿童时间的分配和控制，现代社会正以一种更精密、更理性的方式实现着对儿童的掌控。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参与时间分配的主体多样化并相互叠加；(二)课余时间内的作息安排更加细致，同时也赋予了

2、更重要的价值，呈现出“个性化”、“细致化”、“理性化”的特点以及“学社融合的趋势”。研究表明，现代社会对儿童的治理方式正在悄然地转变，在此过程中，关于儿童减负与增负、期望和负担、自由与规训的讨论正是生动的写照。当下的学龄期儿童正面临一种“理性的驯化”，其童年处于危机之中。关键词：学龄期儿童;课余时间；时间分配；儿童治理；童年危机After school: distribution and control of childrens timeAn investigation of school age children in T City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 in

3、 response to the call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to reduce the burden and increase the happiness for children, schools around the world have implemented the flexible after school system, which aims to return the classroom time to children and give them more free distribution of after-school time. H

4、owever, it is strange that children with more after-school time have more troubles. This paper criticizes and reflects on the arrangement of time distribution of school-age children. Reducing the burden does not mean to stimulate childrens nature to grow and develop freely, but to realize the distri

5、bution and control of childrens time in a more subtle and secret way. Modern society is realizing the control of children in a more precise and rational way.(1)The subjects participating in the time distribution are diversified and overlapped with each other; (2) the work and rest arrangement in the

6、 spare time is more detailed, but also gives more important value，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tion, meticulous, rationalization and the tre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ociety.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odern society is quietly changing the way of childrens governance. In this process, th

7、e discussion about childrens burden reduction and increase, expectation and burden, freedom and discipline is a vivid portrayal. At present, school-age children are facing a kind of rational domestication, and their childhood is in crisis.Keywords：school-age children；time after school；Time allocatio

8、n; Child governance；Childhood crisis.第一章 绪论（一）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在我国现行的工作时制和学校时制下，学龄期儿童放学时间和家长下班时间之中存在着较大的空档期，如何对儿童的课余时间进行分配和管理成为了困扰社会各界的难题。计划经济时代，儿童在课后时间中主要由行政力量主导的学校进行统一管理，学校采取教授课程、辅导作业、开展体育活动等方式对儿童进行托管，待到家长下班后再将孩子遣散，呈现出单一的特点。现在绝大多数公立小学都实行了“弹性放学时制”，使得孩子有了更多的课余时间；同时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涌现出了大批校外教育机构，而众多社会组织也响应号召参与到儿童看护中，

9、儿童的课余时间又被各种计划所填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受本次疫情影响学校无法正常开学，但线上教学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学校对儿童时间细致且理性化的分配控制依旧有条不紊地延续着；而家长们也积极响应学校号召进行监督，并给居家的孩子们制定相应的作息计划。据不少儿童反应，其课余时间的分配存在着不平衡的状况。家长和学校不断施加着学业上的压力，自己缺乏足够的时间自由支配，兴趣爱好得不到充分发展，无法满足学校和家庭的高期望；而另一方面家长们则吐槽着孩子们学业成绩不理想，自立能力和责任感缺失，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控制和培养。二者在时间分配和控制上经常产生冲突，而孩子们往往迫于权威选择服从，由此常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

10、。(二)研究目的和意义本研究将以儿童的时间为载体，调查T市内部分小学“弹性放学时制”的实行状况；再访谈其中一些儿童及其家庭，收集他们在课余时间内所选择的管理方式和具体内容，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现代社会对儿童时间分配方式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并联系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进行解读。随后以此为基点，考察现代社会中的儿童治理方式。本文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学校、家长等主体为科学的治理儿童而进行的探索和实践，而是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展现他们在周密安排下所面临的压力和困境，并指出当下的童年正遭受一种理性的“驯化”。时间的合理分配对个体的生活具有着重要意义。而考察儿童时间的分配和控制，则为我们了解儿童行为和心理状况提供了一个良

11、好的舞台，由此我们将更容易考察现代社会中儿童的生活状况。另外从教育学实践的角度来看，教育是以儿童的成长和发展为出发点，需要各方共同参与；而考察儿童时间的分配有利于探索良性的儿童治理策略，由此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发展。最后，儿童期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阶段，该阶段中个体在生理和心理上快速发育，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在对其进行合理的安排和控制之外，更需要给予其足够的空间来自我探索和磨砺，过度的控制则容易适得其反，这也是本文所反思的重点。（三）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有关学龄期儿童时间及其治理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向：从参与分配的主体（如学校、家庭、教育机构、社会组织等）来考察课余时间的具体安排，分析各主体托管时

12、间和方式中存在的优势与劣势；采用问卷调查和结构式访谈的方式，选取部分学生和家庭作为研究对象来调查课余时间的利用状况，理清儿童在各时间段内作息安排的主流情况；从学龄期儿童的生活入手寻找载体（如服饰、礼仪、游戏、儿童保险、食物等），分析现代社会对儿童的治理观念和其中存在的缺陷。 1.多元主体视角下儿童时间的分配方式在承担儿童时间分配的主体上，不断呈现出多样化和专业化的特点，同时托管内容也不再拘泥于单调的形式，这为有序及周密分配和控制儿童的课余时间奠定了基础。现代化学校制度形成和推广之前，儿童的绝大多数时间分配给了家庭，家庭承担着照顾和培育儿童的社会职能，这是每个家庭成员共同的责任。在育儿组织上，我

13、国家庭素有“严父慈母”的传统：母亲负责子女的“生理性抚育”，操持孩子的衣食起居并体恤孩子的需求；父亲通常负责孩子的“社会性抚育”，严格管教以发展道德、品格、知识和技能（肖索未，2014）。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大量的全职女性家庭，而在简单的照料外也增添了对孩子的个性化培育。同时，全职家庭里的祖辈也参与着儿童时间的分配。考察了北京市十三个城市家庭后，肖索未提出了现代社会儿童抚育中“严母慈祖”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祖辈作为权力边缘的协助者，负责孩子的接送和日常照料，监督孩子在课后时间内完成学业；待到父母归来后，再将权力交给这些“总管”，由他们依照专业的育儿观念进行决策，培养孩子的兴趣和能力，纠正孩子

14、的错误意识并筛选积极的价值观念，由此推动其良性发展（肖索未，2014）。而李芳和金科也强调隔代教育参与儿童时间分配的价值和意义（李芳，金科，2016）。学校是教育走向体系化、制度化、科学化的产物，在现代社会中，国家以行政力量为基础广泛建立起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至今行政力量引导下的公立学校依旧是儿童时间分配的主要承担者。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我国已经形成了完整且成熟的义务教育体系，由专职教师对儿童的日间时段进行精细化、理性化的管理，保障儿童基本的尊严和权力并初步顺应社会的发展（郝盼盼，彭安莉，2018）；在放学后，大部分小学提供了免费的校内托管服务，作为空档期时间的一种补充方式，但在服务

15、内容上较为单调。卫晨翔以太原市内的多所小学为主体，综合访谈了学校、家长和学生，发现校内托管服务依旧是家长们的首选；而在托管服务的具体情况上，学校因为经费和管理人员的限制，仅能提供看管照料、作业辅导、体育活动等简单性的服务，无法针对儿童的爱好和兴趣进行个性化的引导，这也是令家长长期担忧的问题(卫晨翔,2016)。为了有效解决儿童课余时间分配的难题，同时也立足于更特色化、专业化的托管服务，各类商业教育机构、社区中心、“四点半课堂”等应运而生。随着消费主义观念的崛起，各种私人教育机构早已充斥着市场的各个角落，并成为家长们分配孩子时间的又一重要选择。事实上，儿童消费文化并非只属于儿童世界，它还为成年人

16、如何做“好父母”设定了文化边界，并据此来建构父母身份（林晓珊，2018）。在分析了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基线调查数据后，林晓珊指出：在当前城镇家庭消费结构中，儿童教育消费已经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支出；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投入体现了家长们工具理性和情感表达的双重特征；独生子女家庭、双亲同局家庭更倾向于为儿童进行校外教育的投资，而在女孩身上更为普遍；在校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选择上更存在着较大的阶层差异(林晓珊，2018)。另外，社区组织、社工机构等主体也联合起来，共同参与到儿童的管理中。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M社区依托专业社工和机构，为居民开创了“四点半课堂”，但存在着参与人员单一、

17、服务资源匮乏、管理模式缺乏创新等不足（张智辉、林昂婵，2018） 儿童时间分配和控制中存在着各社会主体之间的博弈和协作，而共治的理念已经成为了学界和民间的共识。李杨分析了日本放学后“儿童计划”的实践，提出以“学社融合”（即学校社区化和社区学校化）为指导，让学校和社区之间实现无缝对接和资源共享，同时联合家庭的职能，探索共治的方式(李杨，2018)。而欧美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儿童治理主体上经历了“管理一体化”、“去集权化”、“私利机构参与”的变迁（刘昆，郭力平，2017）；褚宏启提出以共治求善治是教育治理的必由之路，多元主体为典型特征的共治是路径，而追求有效性、回应性、稳定性的善治是目标

18、，重要的是善治本身也不是目的，最后的目标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褚宏启，2014)。2.学龄期儿童课余时间内作息安排的经验研究以儿童一天的作息时间为考察点，大致可以将其时间分为两大部分：即在校时间和课余时间。针对学龄期儿童而言，在校时间占据了日常的大部分，期间的主要安排是完成学业；而课余时间则较少，大部分儿童需要听从家长的安排，只有少部分能够自由支配，一股无形的压力萦绕在课余生活中。徐计之以郑州市一些初中生和学生家长为对象进行访谈和调查，指出：课余时间在3小时以上的仅占11，课余时间内学生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匮乏；课余时间安排不合理，学习自修占据了大量的比重，而休闲方式也表现单一，大部分集中在上网和手

19、机游戏上，缺乏培养个人兴趣爱好，拓展人际关系的意识。对课余时间的这种安排，近五成表现出不满意。最终作者从教育实践的角度指出了问题及其来源，提供了一些可行的建议(徐计之，2019)。部分人的调查更为细致，杨雪以时间为线索，考察了低年级小学生一日的作息时间：起床时间早，睡眠时间不足；在校时间长，学娱时间分配不均衡；课余时间少，孩子难以自由支配，辅导班和作业成为闲暇时间的主流；以上都是存在于儿童时间分配和管理中的问题。最后从学校、教师、家长、教育部门等不同主体的角度提出了改进的建议(杨雪，2014)。而张晓静以课余时间的分配为载体，重点分析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压力。从2009年进行的“大连市义务

20、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抽样调查”出发，依托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数据库中的数据，她考察了睡眠时间、作业时间、自习时间、辅导班/家教时间、娱乐时间的分配和安排状况；同时又通过文献广泛收集美国中小学生时间的分配数据，随后将二者进行详细对比后指出：两国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睡眠时间和学业时间并无大异，但是在课余时间里中国学生的重心更偏向学业，而这也常常给他们带来较大的压力(张晓静，2010)。3.儿童治理观念和方式的研究儿童并非诞生起就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宠爱和尊敬，最初他们只是作为家庭和社会的附属品，其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确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传统社会看不到儿童，甚至更看不到青少年，儿童期缩减为儿童最为脆

21、弱的时期，一旦在体力上勉强可以自立时，儿童就混入成年人的队伍，他们与成年人一样地工作，一样地生活（菲利浦阿利埃斯，2013）。国内外众多学者以历史为基点，从儿童生活的各个领域考察了儿童生活方式和公众对儿童价值观念的变迁。计划经济体制下全职父母在育儿方面普遍存在着困难，而为缓解托管难题出现的行政托管机构在管理上存在着极大的缺陷，社会在育儿观念上也普遍存在着一些扭曲的意识：养育孩子是私事、家庭的利益便是孩子的利益、吃好穿暖有人管、孩子小是包袱，带孩子是家务。儿童被视作家庭的附属品，因此转变育儿观念成为了刻不容缓的任务（熊景明，1990）。陈桃兰也提出：功利主义导向是我国传统儿童教育观的目的，智育是

22、主要内容，重灌输、重权威是教育观，这些阻挡了儿童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陈桃兰，2015)。菲利浦阿利埃斯广泛收集了中世纪的历史材料，深度考察了四个世纪的绘画服饰，以及游戏、礼仪、学校的演变，由此来追溯儿童的历史和儿童形象的变迁。从在艺术中缺失到自成一体的艺术类型，儿童形象得到不断丰富；从穿着体现社会等级的成人服饰到专门为儿童设计独特的服饰，社会借此表达着新的情感关怀；从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无年龄差异的游戏到两种态度实现妥协，公众将有害的游戏列为禁忌并向孩子们推荐公认的益智游戏，以展现对儿童遵守道德顺应社会发展的期望；从在儿童面前表现得不知羞耻、放诞无礼到克恭克顺以保护儿童的天真无邪，大众对儿童的道德

23、观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儿童不再是附属品和玩物，而是具有杰出潜力且需要认真教导的个体；而将学校从教授神学的学院里分离，并按照年龄划级对儿童进行集中托管，则最能体现儿童观念和管理行为的变迁(菲利浦阿利埃斯，2013)。维维安娜泽利泽考察了18世纪到20世纪美国童工行业、儿童保险、儿童意外伤亡司法赔偿和儿童市场的变迁，展现了美国社会对经济上“无用”而情感上“无价”的孩子进行重新定价的过程。剥削儿童经济价值的功利行为受到了广泛的批判和摒弃，儿童成为了不容亵渎的“天使”，其情感价值得到了释放和发展；但司法实践中儿童意外伤亡的“零赔偿”、儿童保险行业的崛起和儿童家庭角色地位的变化又将儿童价值的议题提上了日程

24、，综合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成为了儿童社会价值解读的新模式。正如泽利泽指出：到了1980年代，神圣的、经济上无用的孩子可能已经成为了一般的当代家庭不能再估价而且事实上也难以负担的奢侈品；人们对于创新性地将儿童重新纳入到社区的生产性生活之中抱有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有关儿童在家中具备潜在有用性的观点也开始流行(维维安娜泽利泽，2018)。乔治娅古尔丹（2019）和伯娜丁徐（2019）考察了市场经济浪潮下中国政府和家庭抚养观念的变迁，以提供给儿童的更优质丰富的食物为载体，展现了社会对儿童价值的珍重和发展前景的热切期盼；郭于华（2019）调查了家庭中的餐桌状况，指出食物消费观念的变迁承载着不同代际的饮食和社

25、会文化，现代社会中的儿童消费者正成为消费文化的产品和践行者；马丽思（2019）、罗立波（2019）和华琛（2019）分析了现代食品的特征及内涵，提出了食物实用性衰减及符号意义增强的趋势，儿童对食品的消费日益成为其寻求同龄群体的互动和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展现；景军（2019）以甘肃省大川村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时代变迁下行政力量、民间信仰、市场文化对村民育儿观念的重塑，儿童不再属于传统意义上家族的附属品。 4.小结从上述教育学管理和实务研究中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中儿童时间的分配呈现出个性且周密的特点。历史学、经济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丰富的研究展现了儿童价值和地位不断提升的进程，由此我们更容易考察现代社会

26、中儿童治理观念和方式的发展。在儿童治理观念和方式上，从实践出发对家庭和教育部门的研究已经鳞次栉比，强调共同参与协作治理也成为教育界共识；而本文关注的重点并非如何探寻合理的儿童治理方式，事实上儿童的治理方式与社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在工业化、理性主义等社会文化的推动下，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一套固定且秩序化的儿童治理方式。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但事实正是如此，儿童如流水线上的产品，正按社会所需要的型号和要求批量生产着，其处于被驯服的状况下。以儿童为中心，考察儿童在被理性治理观念和方式驯化下遭受的困扰将成为本文的深究之处。（四）研究方法和内容1.研究方法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三种：参与观察法、访谈

27、法、问卷调查法（1）参与观察法 参与式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里，从他们的立场来对事件的发展过程、人和事件的关系及组合、个体的行为及其缘由等进行考察和分析，从而为研究提供材料和依据等。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公开式参与观察法，即参与到儿童的日常生活中，考察儿童在校时间和课余时间的分配方式，记录儿童课后具体的作息安排；征得同意后再通过学业辅导、课外活动等方式进行沟通和互动，为进一步分析提供材料。而且笔者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关注儿童们的文娱生活安排，曾多次以志愿者或旁观者的身份参加图书馆、博物馆、社区机构等组织的儿童课外活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感触。（2）深度访谈法深度访谈法是对访谈对象

28、个人采用直接的无结构式访谈，通过双方深入交流、自由讨论来对所关注的主题进行探究，解析某些问题、行为等蕴藏的动机、信念和情感等因素，由此来为调查研究提供信息。本次调查中笔者与T市多位儿童及其家庭进行了多次接触，期间就儿童时间的分配、分配方式背后的考量、对现存时间分配状况的满意度及建议、家长对儿童的期待和要求、儿童健康发展的必要因素等一系列进行了细致的讨论，以此为基础来解读儿童时间管理的发展趋势，并进一步展开评论。（3）问卷调查法受此次疫情影响，调查中期难以同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因此笔者设计了调查问卷并通过家长微信群的方式进行发放，以此作为补充资料，进一步了解放学后学龄期儿童时间的分配和控制

29、状况。主要内容包括：课余时间里儿童的托管主体、儿童作息时间的安排、疫情期间儿童时间的分配状况、儿童自由时间的支配方式、家长对儿童的期望和要求等。最终共收到答卷75份，其中有效问卷70份，涵盖了小学一到六年级各个阶段的儿童及其家长。2.研究内容第一部分：从管理时间的主体和具体作息安排两个视角出发，结合笔者曾经的生活经历，并选择T市内部分儿童及其家庭为研究对象，采取深度访谈、观察法、问卷调查等方法，详细调查放学后参与分配儿童课余时间的主体和其采用的管理方式，同时对学龄期儿童课余时间内具体的作息安排进行详细的调查和整理。第二部分：基于笔者的调查结果和访谈经历，并结合笔者参与儿童治理的经验，从上述两个

30、视角对学龄期儿童课余时间分配方式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行总结和分析。第三部分：在儿童价值和地位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指出与之相应的儿童治理方式也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并给童年期的孩子们带来极大的压力和挑战。随后以儿童时间分配为载体，解读并讨论其中蕴含的现代社会中儿童治理观念和方式，同时重点关注儿童所遭受的麻烦和困扰。第四部分：最后进行小结并展望未来儿童治理的方式。第二章 两种视角下学龄期儿童课余时间分配状况的调查儿童作为新生群体，承担着社会代际转移的功能，因此儿童的照顾和教育问题一直是教育学领域所关注的热点，而儿童时间的分配方式与能否顺利实现社会的代际转移有着密切的联系(熊景明，1990)。对此，笔者从参

31、与分配时间的主体和课余时间内儿童具体的作息安排两个视角开展了调查，由此展现出儿童在课余时间内的生活状况。 (一)参与时间分配的主体在现代社会对儿童时间的安排表中，我们能轻易搜集到各类主体参与的影子，但参与主体的多样化也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历程。改革开放前，受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因素的影响，管理儿童时间的主体主要是学校和家庭，忙于工作的家庭选择将儿童托付给全日制学校，待到下班后再将孩子接走，由家庭接替进行管理，一些家庭甚至选择了寄宿制学校的封闭管理方式。而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改革，校外教育机构、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才逐渐成长发展并参与到儿童管理的实践中，直到如今，学校和家庭在儿童时间的分配仍占

32、有巨大的比重。受工业化浪潮、核心家庭扩张、学校“一费制”减负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大部分家长的下班时间同学龄期儿童的放学时间存在着明显的空档期，空档期内儿童的管理方式呈现出病态的状况（部分表现为无人看护和监管；更多的则由学校、老一辈家庭成员负责监管和辅导功课，儿童的课余时间很少由其自主支配，由此给孩子带来更大的压力）。从笔者所进行的问卷调查来看：下午放学时间在四点半之前的占近五成，相较于笔者的小学生活提前了45分钟，课余时间的延长似乎给孩子带来了更多的自由。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笔者所访谈的对象中能够脱离束缚并完全自由支配课余时间的寥寥无几，而在这段空档期内，由老一辈家庭成员监管及由学校和老师管理成

33、为频次最高的两种选择。出于孩子安全和学业的考虑，同时也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许多家庭中的老人会在课余时间里负责带孩子，而管理的内容也呈现出单调的特点：多以生活照顾和学业辅导为主。以笔者曾就职家教的一个家庭为例：每天下午放学后，奶奶负责将孩子接回家，回家后进行清洗，随后监督其完成功课并进行复习，待到饭点后再给孩子制作晚饭。另一方面，对于愿意接受课后校内托管的儿童，学校会组织老师进行管理，限于人数和设施等条件的限制，这段时间内托管的内容也以学业辅导为主，待学业任务完成后会进行一些简单的课外活动，仅有一些办学条件优越且师资力量雄厚的学校才会针对儿童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培育。不可置否，学校和家庭是儿童时间分

34、配中两个重要的主体，对儿童的成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图1-1 学龄期儿童的放学时间图1-2 空档期内常选择的儿童托管的方式但是仅仅依靠家庭和学校来分配儿童的时间显然不够，同时也无法满足孩子个性发展的需求和家长的期望。如今协同治理的观念已经成为了教育界的共识，各类盈利或非盈利的社会组织机构也参与到儿童时间的分配中来。在笔者所进行的访谈中，部分基础设施良好的街道和社区为儿童提供了“四点半课堂”服务：即依托社区或街道的活动中心，广泛收纳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为儿童提供作业辅导、兴趣爱好培养、游戏活动、成长计划等多种形式的服务，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儿童和家长的需求。但受限于资金、基础设施、人员等因素，短

35、时间内“四点半课堂”还难以推广(周双燕，2014)。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社会机构如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在儿童时间的分配中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并收获了广泛的回应。依托自身的设施和资源，以儿童的兴趣和发展需要为出发点，上述机构因地制宜地为广大儿童提供着丰富的课外活动（如讲座、读书会、展览、兴趣小组、社区公益活动等多种形式）。笔者曾访谈的某位教师这样介绍道：她要求家长每个月带领孩子参与至少两次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培养其能力和素养，最后以文字和图像的形式加以反馈。S省图书馆和美术馆也经常开展读书会、绘画展等多种活动，并邀请媒体机构进行宣传和渲染，最后对表现出众者予以嘉奖，因此吸引了众多儿童和家

36、长慕名而来，甚至出现了一座难求的现象。某个参与活动的少年群体提到：他们很乐意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每次活动的海报发出后，他们便会邀请父母和同伴一同前往，获不获奖无关紧要，值得享受的是能和同龄群体积极互动和分享。在学校和家长的眼里，学业是学龄期儿童的主要任务,对于儿童而言也是其主要压力。而在周末、节假日等课余时间里，课外辅导机构成了孩子们的主战场，家长们也乐此不疲。近七成访谈对象给孩子报有周末辅导班，超八成的儿童表示自己有参与周末辅导班的经历，而其中是自愿参加的寥寥无几。某位在周末英语辅导班前接受访谈的家长曾经这样说道：“我总感觉自己的孩子学习效率低，成绩也总是落在后面，我觉得为了孩子的将来考虑必须

37、得给他报这些辅导班，时间就是金钱不能浪费。”而她的孩子则更多地表现出参观少年宫、科技馆和投入社区活动的愿望，但迫于家庭的压力只得选择妥协。（二）课余时间内的作息安排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笔者收集了几十个家庭对孩子放学后时间的作息安排情况，时间节点设置为18：30-22：30；同时为了更详细地分析现代社会中的儿童治理方式，笔者也对其在校课堂时间、周末、节假日等时间的分配状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考察。资料收集完毕后通过细致的整理，笔者发现儿童的课余时间大致被分成了四个部分：完成和巩固学业（该部分占比最大）；发展个人能力和特长；扮演并适应社会角色；自由支配，其中每个部分都与儿童的治

38、理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每个部分里儿童和家长的表现也成为关注的重点。课余时间的四种分配方式1.完成和巩固学业受我国教育界里长存的应试教育制度的影响，考试和分数成为长期以来测评和选拔人才的标准，而对于学龄期儿童群体也不例外。家长和学校都希望学生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达到标准的孩子经常获得各方的嘉奖，而辜负了期望的孩子则经常被作为反面教材，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完成和巩固学业成为了学龄期儿童的主要任务。在学校里，通过课堂教学的方式，儿童的时间得到了机械化和细致化的安排：每天该学习什么课程，课程的内容包括哪些，如何安排课程进度，课程持续的时长，课后作业和考核方式等各方面都形成了一个理性化的系统

39、。即使是在疫情期间，这个稳定的系统也维持着持久的运行。通过钉钉、腾讯课堂、直播平台等各种方式，老师和学生们打破了空间的限制实现了线上的交互，而交互的内容依旧遵循在校的模式，并且家长们也积极参与到筹划和督促的进程中。从家长和孩子反馈的信息来看：大部分学校要求儿童在7：30-8：00间起床并进行晨读活动，9：30-10：00则是体育锻炼的时间，上午剩余的部分以40分钟为单位进行课程的教学；中午吃过饭和午休后继续延续，待到下午放学前的半小时里开展音乐、美术、阅读等活动；而疫情期间这样的安排一直有条不紊地执行着。另一方面，为了督促孩子完成学校布置的任务，同时也希望在同龄人的比拼中能够技高一筹，家长们在

40、放学后要求孩子认真完成作业并进行检查，结束后还需要温习当天所学的功课并详细记录，之后又伴随着未来课程的预习；部分期望高的家长还聘请家教，额外安排了奥数、诗文鉴赏、英文口语等课程，所有项目完成下来通常要花费2-3小时，占据了课余时间的半壁江山。只有当孩子们完成和巩固学业的状况令家长满意后，他们才能征求家长的意见出门与同龄群体玩耍。2.发展个人能力和特长发展个人能力和特长是儿童课余时间分配中的另一个重点。不少接受访谈的家长们已经注意到：唯分数论英雄,只沉浸于学业培养孩子的应试能力远远不够，儿童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尤其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需求以及弱点，而这些对其性格和未来的职业取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必

41、须重视其特长的发展和各项能力的培养。另外，快速变迁的现代信息社会也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重视能力和特长的培养才能脱颖而出，而这样的竞争从儿童时期就已经开始。以笔者曾经担任家教的两个家庭为例，他们都重视孩子个人能力和兴趣的培养。家庭A：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离异，儿子正在上三年级，目前由父亲和奶奶照顾。父亲职业是医生，因工作忙碌陪伴孩子的时间较少。早期孩子因父母离异而缺乏安全感，因此依赖性强、存在一定程度的自卑心理、对接受新事物存在一定的抗拒心理，这是他们家庭一直以来的心病，为此也制定了许多的对策。在放学后的课余时间里，父亲要求孩子协助奶奶制作晚餐，晚饭结束后还要一起洗碗、擦桌子，完成一些力所能

42、及的家务；完成当天布置的作业后，家教和奶奶会给孩子安排奥数、益智游戏、挑战任务等活动，并对成效和收获即时反馈；每天晚上入眠前，孩子需要整理自己的房间，保障其干净整洁，待到验收后方可入睡。通过以上举措，其父亲希望孩子的自立能力、探索和挑战意识能够得到培养。同时，他也十分注重孩子特长的发展，每周四、周五晚完成学业后，孩子会前往辅导机构，进行时长一小时的书法和绘画培训（周四书法、周五绘画），对社区为孩子举办的各种兴趣活动他也常常关注。家庭B：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皆为文艺工作者，女儿正在上四年级。受自身职业的影响，在访谈中其父母曾不止一次提到希望把女儿培养成歌手或舞蹈家的想法，甚至做了众多的准备工作。每

43、周二下午放学后，母亲会亲自开车接女儿前往芭蕾舞辅导班，稍事休息后开展两小时的培训课程；父亲则表现得更为热切，每周日下午尤其亲自督阵，手把手教孩子练习钢琴；对学校和社区举办的晚会、节目秀等文艺活动，他们也会引导孩子积极参与，从不缺席。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活动简直是一举两得，一方面能够培育孩子的特长，另一方面孩子的表达能力、交际能力、抗逆力等也能得到长足的培育。 3.扮演并适应社会角色社会角色是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而扮演并适应给自的社会角色是个体社会化进程中的主要任务。对于学龄期儿童来说，

44、他们刚脱离家庭的襁褓走向社会，许多事物对其而言都是陌生的，但同时在探索和交互的过程中他们也充满着强烈的好奇心，因此需要加以引导，为他们提供扮演并适应社会角色的机会。就学龄期儿童而言，其社会角色主要可以归纳为四个：学生、家庭成员、同龄群体中的朋友、国家公民。作为学生，他们需要花费时间完成学校布置的任务。作为家庭成员，课余时间里他们要遵循家长的安排，协助家长处理家庭事务，与家庭成员共同度过并满足其期望，部分有偏差行为的儿童还需要接受矫正。作为同龄群体的一份子，他们经常共同玩耍和沟通，分享各自的喜怒哀乐。作为国家的公民，不少父母会定期对其进行普法教育和爱国教育，引导他们养成合理的思维和行为；不少儿童

45、对自己所在的社区表现出一定的归属感，他们表示，作为社区的一份子，他们需要参与社区活动并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某位接受访谈的儿童向笔者倾诉自己的烦恼：“吃完晚饭完成作业后，奶奶希望自己一起进行户外运动，父母要求他协助处理家务，而自己最爱的还是和小伙伴一起玩耍，自己的课余时间本来就短暂，如何能满足这多方的愿望呢？”4.自由支配在儿童课余时间的分配中，自由支配的时间所占比重最小。从调查问卷所得到的反馈来看：儿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1小时以下的占24.29，1-2小时的比例最大为60，而2-3小时及3小时以上的仅为少数，分别占比11.43和4.29。自由时间少、无法有效舒缓自己的压力，这是许多儿童在访谈中不

46、断吐槽的。图1-3 学龄期儿童可自由支配的课余时间虽然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短暂，但其对学龄期儿童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从自由时间的功能来看，它是与“工作时间”相对应用来进行休闲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个人可以通过各种活动来恢复体能、愉悦身心、满足自我价值等，这是个人追求“人性”并成为“自我”的方式(张会霞，2010)。同样在马克思眼里，休闲时间具有重要的意义。休闲时间不仅是用于娱乐和休息的，而且也是个体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由、并追求自身价值和意义的；而对休闲时间与个体全面发展、社会进步的关联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马惠娣，2004)。对学龄期儿童而言，自由时间不仅可以用来缓解学业上和生

47、活中的压力，也是自己进行拓展人际圈、探索世界、追求自身价值等活动的主舞台。而有关自由时间里的活动，笔者也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调查，结果显示：孩子们普遍倾向于和同龄群体玩耍、进行户外运动、看电视以及看课外书和益智游戏。不少儿童表示这是他们一天中最欢乐的时光，所有的烦恼在此都被抛诸于脑后；希望以后的自由时间能够更多，这样他们的期待和愿望就更容易实现。第三章 儿童课余时间分配方式的特点及发展趋势（一）走向“个性化”、“细致化”、“理性化”的时间分配详细调查了课余时间内儿童具体的作息安排后，经过考量和分析，笔者总结出：现代社会已经摒弃了“粗放式”的儿童治理方式，各方对儿童的发展有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因此

48、儿童的时间得到了更精细地划分，在儿童时间的分配中呈现出“个性化”、“细致化”、“理性化”的趋势，每种趋势里都蕴藏着深刻的社会内涵。1.个性化所谓个性化，是指个体发展出相对于群体的异质性，其个体需求、目标、期望，性格等得到展现的状态。在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研究中，个性化与社会分工有着紧密的联系。社会分工未得到充分发展前，个体受群体的压制而表现出较强的同质性，通过集体意志、压制性的法律等方式群体维持着机械团结，个体的个性很难得到展现和发展，过分出众会受到群体的诟病，一些离经叛道的异类甚至会受到放逐等严厉的惩罚。但在近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各司其业的实践中个体的需求、期望、个性等逐渐表现出来，个性化的趋势开始显现(涂尔干，2017)；另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社会分工中的个性化趋势又在社会生活中扩散，某些个性化潮流的兴起已是司空见惯，并随时间不断更替着(王萌，2014)。在现在儿童课余时间的分配中，这种个性化的趋势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接受访谈的家长大多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回忆起自己童年的课余时间，他们表示主题大都一致：即学业和玩耍。每天在学校完成作业并吃完晚饭后，所有的孩子们成群结队地都聚集在一起，哼着相同的歌，玩着相同的游戏，就连回家的时间也大致相同，而每天的课余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