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科历史教学要鼓励学生“较真”.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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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论文之历史教学要鼓舞学生“较真” 历史教学要鼓舞学生“较真”从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所想到的湖北省咸宁市赤壁市蒲圻高中田孝忠在讲到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时，大多数同学往往会有如此一种观点：司马光是个守旧派，他反对变法，是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罪人。也有同学提出疑征询，为什么小学课本里的司马光那么聪明伶俐，等到老了就顽固守旧了呢？学生有如此的观点主要来源于人教版选修里面的如此一句话：“宋神宗死后，司马光任宰相，最终废除新法。”如此简单的一句话确实容易让人产生以上那些方法。那么，历史上的司马光是不是确实反对变法，是个顽固守旧的人呢？我们组织学生课下搜集司马光的相关历史材料，对这一征询题做了相关讨论。一、司

2、马光其人司马光（1019-1086），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字君实，宝元元年（1038）进士，授武成军签书判官，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被荐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后历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权御史中丞、翰林兼侍读学士等官。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和出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15年。哲宗即位，复出为相，主持朝政，罢黜变法派，废除新法。去世后，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终生著述甚丰，主要有资治通鉴稽古录和后人编成的温国文正公集等。从他的简介来看，司马光从政时间特别长，可谓三朝元老，且位居高位，在位时正是北宋中期，统治危机较为严峻的时期。那么，位居高位且从政经历丰富的司马光是否觉察了当时的危机

3、呢？司马光传家集中记载到“自景祐以来，国家怠于久安乐，因循而务省事，执事之臣颇行姑息之政”“方今天下之势危于累卵”。治平二年（1065年）六月，司马光在给宋英宗的一份奏章中指出：“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骄惰，将帅乏人，而戎狄犯边，事之可忧，孰大于此？”宋神宗即位后，他给这位新皇帝的上书中写道：“今灾异屡降，饥馑荐臻，官多而用寡，兵众而不精，冗费日滋，公私困竭，戎狄桀傲，边鄙无备，百姓流亡，盗贼将起，朝廷夙夜所忧，宜以此数为先，而以余事为后。”由这些文献记载来看，司马光关于当时北宋面临的严峻的社会政治征询题，已经有了比拟深化的认识。司马光认为“国家承百主之弊”，统治者应该“欲振举纪纲，一新治道，必当

4、革去久弊”。以此来推断，司马光应当是认为当时变法革新已是大势所趋。既然司马光认为要变法，他又为何要与同样要求变法的王安石走向历史上的结局的呢？这要从司马光的变法思想上来讨论。二、司马光的政治思想第一，从司马光的施政思想上来看，司马光继承了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怀民以仁”，为了防止激化社会矛盾和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把是否顺乎民心作为制定政策和施政的出发点。反对对农民的过度苛扰和盘剥，反对官府与民争利，主张藏富于民，要求把对劳动群众的剥削限制在他们能够忍耐的限度之内，关怀他们的疾苦。司马光屡次上书，向皇帝反映下层民众的生活情况，呼吁协助他们处理消费生活中的困难。第二，从司马光的理财思想上来看，

5、司马光信仰“百姓足，君孰与缺乏”的理论，认为国富必须建立在民富的根底上，因而他把理财的目的定位为首先要“富民”。他曾说“古之王者，藏之于民。降而不能，乃藏于仓廪府库。故上缺乏则取之于下，下缺乏则资之于上。此上下因而相保也”，因而他特别反对以牺牲百姓利益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的做法。这一点上就与王安石的以增加财政税收来富国的方法有特别大的不同。要“理财”必先“生财”。关于宋王朝来说，当时有两种“生财”之道：一是开展消费，繁荣经济，修养和培植社会财富；二是通过增加税收工程来增加财政收入。司马光的生财之道偏向第一种。他强调经济增长主要依托农、工、商各业的积极消费，主张通过开展各业来增加社会财富，从而增加

6、财政收入。早在仁宗末年，他就提出当务之急在于“务农通商，以蕃息财务”。他还注重在“养”的前提下去“取”，“生生之资，固人所不能无”，提出“养其本原而徐取之”，以此鼓舞各业开展。他认为“夫农工商贾者，财之所自来也。农尽力，则田善收而谷有余。工尽巧，则器斯坚而用有余矣。商贾流通，则有无交而货有余。彼有余而我取之，虽多不病矣”，如此“生财”则财用不匮。在司马光看来，“假设农工商贾皆乐其业而安其富，则国家何愁不获乎？”反之，假设只顾眼前利益，竭泽而渔，就会“拾麻麦而丧丘山”，因小失大。司马光认为造成北宋入不敷出的罪魁祸首是开支过大，用财无度，主要反映在“用度太奢，恩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

7、，此五者”，因而他主张压缩不必要的开支，“多求不如省费”、“减损浮冗而省用之”。面对当时从帝王到大臣的奢侈之风，他强调要从统治阶级本身做起，压缩宫内开支，减少恩赐等。司马光身体力行，领先垂范，个人生活特别朴素。这与王安石的“开支”的思想又有所不同，而且王安石的这种思想在后来还被宋徽宗等作为挥霍的借口。同时，司马光还主张从财政治理方面完全整顿现有的机构。鉴于当时负责财政的“三司使”，无权过征询由太府寺主管的供给宫廷生活的内藏库和奉宸库，皇帝和后宫能够自由支配、挥霍财政收入，而兵、工各部官员也能够随意开支。这种财政开支失控的场面，导致“互相侵夺，又人人得取用之”。因而司马光提出财政统一治理的思想，

8、要求“财有专主”，即对全国的财政收支进展统一核算，曾建议设立“总计使”来协助宰相工作，“置总计使之官，使宰相领之”，而“凡天下之金帛钱谷，隶于三司及不隶三司，如内藏库、奉宸库之类，总计使皆统之”。这种财政统一治理的思想有助于处理当时财政多头治理、支出混乱的征询题。在统一治理的思想下，司马光又提出分级治理，事分巨细，“小事则官长专达，大事则谋于总计使而行之”，改变了过去“三司鞭一胥吏，开封府补一厢镇之类，往往皆须奏闻”的做法。关于每个分管部门，要求他们年终统一呈报收入和支出的情况，假设支出多于收入，就要“察其因而然之理”。司马光的这个观点关于财政权的独立是特别有启发的。第三，从司马光的变法思想来

9、看，他与王安石倡导效法尧舜先王不同，主张回到太祖、太宗时期比拟稳妥的统治方针上去。司马光坚持法变而道不变，他认为“道”与“法”是有一定差异的，“法久必弊，为民厌倦”，制度、法度执行的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弊端，需要进展革正。“圣人守道不守法，故能变通。”这里“守道”指的是顺应历史开展的趋势。因而司马光是赞成变法的。司马光曾提过“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主张，而这句话产生的详细情境在宋史司马光传中记载：“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迩英进读，至曹参代萧何事，帝曰：汉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帝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

10、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由此，能够看到，司马光所说的“祖宗之法”是指的先贤圣王的珍贵的治国经历，而非没有任何区分的“祖宗之法”。这事实上是司马光变法思想中的“继承”的一面，继承圣王的治国经历，同时，这里的“祖宗之法”还指的是宋太祖、宋太宗的治国经历。他认为宋初以来的政策是确信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冗杂，因而要重新进展梳理整顿，但根本上不用改变，主要是部分性的征询题进展适当调整。因而，综合以上历史材料，司马光并不是一个顽固守旧的人物。相反，他是支持变法的，只是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有所不同。但是，宋神宗死后，司马光不分青红皂白，全部废除了王安石的变法措施，难免让人对他的度量产生不虞之感。通过对司马光变法思想的讨论，不仅让学生扩展了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不能简单地给历史人物，包括现实中的人贴标签。应当全面、系统地对待某个人、某件事，不要简单地相信教材或材料，只有带着敢于“较真”，敢于质疑的精神才能看到更多不一样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