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义文稿】论风险社会中的危机意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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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义文稿】风随社中的危机只1摘要）今天的人类社会是以风险社会的形式出现的，虽然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所建构起来的诸多社会设 施从外表看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其适应社会生活和行动要求的特质，则流失了。工业社会的制度、观念以及行 动原则等，都在风险社会中显现出不适应的问题。其实，工业社会的政治乃至全部社会建构都不拥有危机意识，这是风 险社会出现的主要原因。工业社会的政治以及全部社会建构都是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展开的，所追求的 是一切设施的稳固性，特别当这种追求得以实现的时候，就不再会拥有危机意识。事实上，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 性条件下生活和活动的人们是不可能拥有危机意识的，

2、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特别是在风险社会中， 人们必须将一切社会生活和活动都建立在拥有危机意识的前提下。只有当人们普遍地拥有了危机意识，才能寻找和发现 风险社会中的生存之道。（关键词）风险社会;危机意识;民主政治;新冠疫情;工业社会风险社会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降临的，这场运动发生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就历史 的连续性来看，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许多东西仍然会具有它得以产生时的形式，但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改变。正如吉登 斯所说的，“在每一个地方，我们能够看见，许多制度从外表看与过去完全相同而且有着相同的名字，但是其实质内容却 完全不同。我们继续谈论国家、家庭、工作、传

3、统和自然，就好像它们与过去完全一样。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外 表还在，但实质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们是一些已经变得不能充分完成它们被要求执行的任务的制度” （D o也许 是因为原先的那些东西外表没有变化，才会有那么多人依然在旧的观念中去想象这个世界，才会按照旧的思维方式去提 出解决新问题的方案。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往往是把一些解决起来并不困难的问题转化成社会风险和危机事件。在 一些基本方面，旧的观念的影响可能带来无比惨重的族群和国际冲突。比如，国家的形式仍然存在，但整个人类已经成 为命运共同体，如果囿于旧的国家观念去处理那些影响广泛的事务，就有可能把各国引入敌对状态中。在这方面，原先 的一些

4、霸权国家做出了极其恶劣的示范。其实，我们已经走进了风险社会，这个社会是以危机事件频发来表现自己的。 生活和生存于这个社会之中，拥有危机意识是最为重要的。无论人们开展什么样的活动，都需要带着危机意识，否则， 就会在危机事件袭来时变得手足无措。比如，在2020年的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如果美国拥有危机意识的话，就 不会用国际和国内斗争的方式对待疫情，也就不会导致大规模的生命灭失。一、危机意识缺失引来了风险社会对于工业社会而言，在自由与理性应当作为前提还是结果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理论取向：一种是自由主义的， 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是把自由与理性作为前提的，基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建构和从这种社会

5、建构中生成的行 动逻辑是不适应于风险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是把自由与理性作为结果看待的，希望通过社会行动去实现自由和理性。由 于自由与理性并未在现实中得到实现，所以，它们在可见的未来都不是以结果的形式出现的，而是应当作为目标看待。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把自由与理性作为目标的行动逻辑在理论上展现出了某种魅力。即便从理论上推断人们不可能 在风险社会中获得自由，而且我们已有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把自由作为目标仍然是有感染力的。在自由与理 性相分离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行动原则本身也是理性的，而在自由作为目标的问题上，恰 恰是需要通过理性的安排去行动的。对于抵御风险社会中的

6、社会风险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行动原则 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事实上，在风险社会中，当人们基于风险社会的现实而获得了危机意识的时候，自由的问题也许就 会游离出人们的视线，至少也不再是作为一个主题对待了。显而易见，在瘟疫流行期间，为了自由的名义而拒绝戴口罩 本身，就是不理性的，带着危机意识戴口罩，也就不会关注自由的问题。在风险社会中，特别是在危机事件袭来时，如果人们申述自由的主张而放弃应对危机事件，那是非常危险的。可 是，当社会建构把自由作为前提而不是结果看待，在任何时候，都会申述自由，而不是根据实际情况去开展行动。从2020 年的这场全球性瘟疫大流行期间的情况看，西方国家，特别是在

7、美国，当人们为了自由而无视新冠病毒构成的威胁时， 造成了大量生命灭失的后果。这充分说明，追求自由是有条件的。在近代早期，当人们需要从神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时候, 当人们需要从封建专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时候，自由是有着无穷魅力的理想。然而，在凰险社会中，人们则无法在自 由的感召下去行动，而是需要带着危机意识去开展行动。可是，在自由被作为社会建构的前提看待时，特别是将自由作 为一种普遍性的原则和优位价值时，就不可能拥有危机意识，即便是在风险社会中，也会申述自由优先性的主张。如果 对自由的理解具有某种庸俗性的话，就会反对根据实际情况而限制了自由的行动。考虑到政治反映出了社会行动的基本 逻辑，或者说，政治

8、是社会行动的典范化形式，把自由作为前提的社会建构原则使得政治本身成了风险社会中的行动障 碍，对根据现实要求去行动的做法形成阻碍。其实，对于风险社会的出现来说，政治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虽然我们认为风险社会的生成是一个总体性的社会 过程，也就是说，风险社会的生成应当被看作一个非政治的过程，但在以自由为前提的社会建构中定型了的政治中都不 包含着危机意识，都不可能意识到风险社会到来的必然性，更不可能采取任何控制、阻止风险社会生成的措施。这就是 贝克所说的，在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的演变中，“社会变迁以一种非政治的方式发生。在这种意义上，对政治的不满不 仅是一种对政治自身的不满，而且源自以下两者不成比例的

9、关系：一方面是政治性的行动权威以及它逐渐失去力量的过 程;另一方面是脱离了社会决策的大规模社会变迁，这一过程是在非政治的掩盖下不可阻止但又无声地到来的（2） o也 就是说，工业社会的政治根本就没有关注过风险社会生成的问题，以至于风险社会的生成表现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 在现代性的方案中没有列出防范风险的条目，没有提醒人们去关注社会行动、社会生活等会产生社会风险的问题，更没 有在阻止社会风险汇聚到一起生成风险社会方面提出防范措施。人们没有意识到的事项是不可能引起行动的，是因为工业社会中的理论及其社会建构中缺乏危机意识，才会缺乏 防范社会风险的行动，以至于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了社会风险，并让社会风险累

10、积了起来，把人类引入了风险社会。当然, 这不能由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负责。那是因为，在启蒙时期，社会虽然走上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长的道路，但那种复 杂性和不确定性还不可能进入启蒙思想家们的视野，他们在设计政治以及社会建构的方案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把人从 自然的和社会的压迫之中解放出来，没有关注社会风险及其危机事件的影响，没有考虑是否要带着危机意识去开展社会 建构的问题。所以，人类是在缺乏危机意识的情况下开展现代性的政治和社会建构的，并在政治活动以及几乎所有的社 会活动中不断地生产社会风险，而且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风险社会。其实，在工业社会已经成型的时候，人们是应当从 现实出发去对启蒙思想作出反思的

11、，是需要对那种旨在从自然与神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的。如果这 样做的话，也许就会走在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上。但是，主导了话语权的整个西方世 界并未做这项工作，而是在18世纪启蒙思想所开辟的道路上步步前行。结果就是，在启蒙思想开辟的道路上一步一步 地走进了风险社会。在政治上，人类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是，确立起民主政治模式，从理念到行动以及包 括程序、规则等在内的几乎全部政治设施，都要求反映民主精神。所以，民主成了人们坚定的信仰，一切社会问题的解 决，都希望诉诸民主。显然，在社会发展中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而人们却不认为新的问题需

12、要通过新的方式或途径去 加以解决，而是坚持将新的问题纳入到民主的运行模式之中。比如，在20世纪后期就出现了所谓生态民主理论，也提 出了对民主模式加以变革的想法，并要求将生态民主建立在虚拟化的民主行动主体介入之上，认为在场的和不在场的人 都应当成为民主行动的主体，不仅过去曾经存在过的人以及未来将要存在的人，甚至动物，都应被作为民主行动的主体 来看待。这可以说是对既有民主模式的一种改革构想，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非要在民主的框架下去考虑人类面 对的生态风险以及生态灾难呢？显然受到了民主神话的束缚。如果把人类今天面对的生态问题与其他各种各样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看，就会看到，这些问题是在后工业化过程

13、 中出现的，或者说，这些问题意味着人类社会已经走到了工业社会治理框架的阈限，就不会停留在对工业社会治理体系 的修补要求之中了，就不会受到既有的观念和原则的束缚，就会去创造性地构想属于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就会谋求 超越民主的行动方案。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在政治生活中，人们过多地表达了对传统的衷情，致使传统成了偏见。人 们带着这些偏见去在新的条件下开展行动，虽然也表现出了在解决问题方面的效果，但其收效可能是以制造出了更多的 问题为代价的。在风险社会中，即使我们并不把来自于作为工业社会传统的民主政治观念当作偏见看待，也应当看到民 主政治的观念及其所有安排都因为危机意识的缺乏而导致了行动模式上的不适

14、用问题。也就是说，对于民主的行动模式 来说，如果不根据危机意识而加以重建的话，就无法适应风险社会中的行动要求。然而，一旦把危机意识引入民主模式 的建构中来，也就必然会走向否定传统民主政治模式的道路上去。因为，传统民主政治模式恰恰是在与危机意识无涉的 情况下建构起来的。一旦触及到危机意识的问题，整个民主政治模式中的一切设置也都无法成立了。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一种缺乏危机意识的政治，尽管它在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对于处理利益关系 有着极大的功能优势，却不能够在风险社会中发挥作用。可以认为，在20世纪后期流行起来的协商民主主张代表了民 主理论发展的最高成就，尽管它在实践上的可行性一直未能得到

15、验证。然而，即便是这一民主理论，也会在逻辑上遭遇 利益关系方在民主协商过程中的相互排斥问题，不仅缺乏危机意识，还有可能制造出风险。正如艾丽斯杨在分析协商民 主理论时所看到的，当人们围绕着某个问题的解决而进入一个协商系统时，这个系统就会遭遇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或两 种类型的排斥。对于外部排斥，受排斥者通过抗议等斗争方式而要求和争取他们进入公共场合参与议事的权利，但当他 们参与进来之后，就会感到那些有权势者往往会无意识地运用一些新的排斥方式，诸如“对于他们的陈述与表达会采取忽 视、不予考虑或者以庇护者自居的态度。尽管人们被正式地包括在某个论坛或者过程中，但是，他们发现，他们提出来 的各项主张并没有被

16、认真对待，同时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平等的尊重。那种占据支配地位的心理倾向可能会认 为他们的观念或者表达模式是无知的或愚蠢可笑的，同时也是不值得予以考虑的。他们可能会发现，他们所拥有的那些 与讨论议题相关的经历与公共场合中的其他人的经历大不相同，从而导致他们的观点被忽略（3） o艾震斯杨将此称作 为“内部排斥”，这种内部排斥也同样是根源于不平等的。只要在人们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问题，就会有排斥，除非出现了某种危机而让人们忘却了不平等，或者说，在危 机面前，人们变得平等了，才会不再有排斥。总之，外部排斥与内部排斥是同源的，而且是民主政治无法避免的。也就 是说，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由于社会

17、分化为不同的阶层、阶级和群体，由于存在着有权有势者，人们的经济不 平等和政治不平等也就必然会反映在政治生活中，有权有势者就会通过排斥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民主政治，以求得自 身的利益最大化。也许有些排斥是制度和议程设计无法解决和无法避免的，也许有些排斥表面上看来是无意的，但是， 究其根源，无论是文化上的、地位上的任何一个方面的优越感，无论是制度和议程设计上的技术不可能性，都是因为人 的不平等而造成了人们利益实现的能力较量上的差异，进而导致了排斥的事实。不平等导致了排斥，而排斥又呼唤着民 主。民主政治是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而解决不平等的问题的，但民主政治又同时生产着不平等，从而在“不平等一排斥一 不

18、平等再生产”的循环中维护着民主政治的魅力和权威性。可是，在这种循环中，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了社会风险并将其积 累起来，最终形塑出了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人们平等了，但那是一种消极平等，并不是人们所追求的平等。可是，当人们已经置身于风险社 会中的时候，当人们的利益关系的不平等造成的排斥消失不见了的时候，民主政治所形塑出来的观念却没有改变，人们 在人类已经结成了命运共同体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声言和捍卫自我的利益，希望把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利益损失都转嫁给他 人，努力去与他人进行竞争、斗争，试图通过这种竞争、斗争去争夺某个属于他的虚幻的利益。比如，在2020年的全 球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危机事件中，美国把精力投入

19、到了如何从中国获得它的经济损失的补偿，而不是去应对危机事件。 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缺乏危机意识的问题了，而是在制造危机和加重风险。表面看来，这是人的行为上的特征，实际上， 却反映了和代表了民主政治。这充分证明，作为典范性的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美国所拥有的是竞争、斗争意识而不是 危机意识，哪怕它深陷于危机状态之中，也要把民主政治所形塑出的利益竞争行为模式诠释到极致。就民主政治是竞争 的政治而言，必然要通过人们之间的竞争和斗争去诠释民主的内涵。然而，在风险社会中，竞争、斗争等则对人类命运 共同体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所以，我们认为，风险社会中的政治如果依然是民主政治的话，那么，这种政治的建构思路 将不同于

20、工业社会的民主政治，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在每一个环节中都贯穿着危机意识，是从危机意识出发而实现的民主 政治重建。总体看来，工业社会的社会建构和行动模式建构是在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的。在这种条件下，也许个人在与陌生人交往的时候会生成危机意识，但在社会建构中，显然是缺乏危机意识的，而且在民主政治这种 行动模式中也必须排除危机意识的干扰。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一步步地走向了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 特别是社会风险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并逐渐显现出风险社会的迹象时，已经定型了的社会框架和行动模式显得不再适 用，从而使改革成为时代强音，甚至像奥巴马那样凭着一个“改革”的词语就获得胜选

21、而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总 统。但是，从20世纪以及21世纪前期的经验看，是很难对所开展的改革作出过高评价的。因为，虽然许许多多的改革 措施在局部性的问题上取得了积极效果，而社会在整体上却出现了更多的问题和陷入到更大的麻烦之中。为什么会走到 了这一步呢？我们认为，第一，是因为工业社会的社会建构方案中缺乏危机意识而使整个社会变成了生产社会风险的大 工厂;第二，已经做出的改革尝试中都因为缺乏危机意识而停留在对问题表象方面的关注。今天，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 中的时候，缺乏危机意识的社会行动将会把人类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二、危机意识缺失的原因工业社会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追求稳固性，人们总是努力去消除一

22、切脆弱性。也许对稳固性的追求包含着某种危机 意识，但这种追求得以成功的时候，也就消除了危机意识。事实上，追求稳固性并不是根源于危机意识，而是低度复杂 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的行为惯性。即便认为这种行为惯性中包含着危机意识，那也是极其淡薄的。作为概念的 稳固性和脆弱性都只有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才适合于描述系统、事物等的存在状态，对于高度复杂性和 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系统，无论是用稳固性还是用脆弱性的概念来加以描绘，都显得不合适。如果我们用风险社 会的概念来表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的话，其实是隐含着脆弱性的判断的。但是，对于这种状态中的社会， 使用稳固性和脆弱性都不能做

23、出准确的描述。那是因为，只有对于具有静态的实体性特征的存在而言，才会有稳固性和 脆弱性的问题。事实上，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社会系统是可以用稳固性与脆弱性的概念加以描绘的。 不仅社会系统，而且一切社会性的系统，或者说，一切人造的和人能够施加干预的系统，都会被人们用稳固性与脆弱性 的标准加以审视和作出判断。但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风险社会中，如果我们有着对时间轴线上 的未来的关注，就不应把眼光放在当下的稳固性还是脆弱性上，而是应当放在危机意识的培育和拥有上。在科学研究中，组织是被作为微观社会系统看待的，工业社会中的所有组织都会表现出对稳固性的追求，正是这 种追求使得

24、组织缺乏危机意识。以官僚制组织为代表的工业社会的组织形式是缺乏危机意识的典型表现，因为它所拥有 的刚性的规则、程序、分工协作方式等，都没有为危机事件出现时应当如何行动留下余地。显然，一切社会活动都必然 是通过组织的形式进行的，应对危机事件的行动更需要通过组织。从既有的组织来看，特别是在作为工业社会典型的组 织形态的官僚制组织这里，几乎所有行动都是朝着某个预先设立的目标前行的。就目标的实现而言，在风险社会中，社 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组织运行中的任何事先谋划都不会有多大的价值。组织可以制定计划，若要达成 计划目标，却是不可能的，那是因为，在行动中会遭遇什么样的新情况，基本上是不可能预

25、先知道的。即便通过诸如大 数据技术去进行预测获得了某些支持计划的变量，也不意味着就能够知道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组织下一 刻会遭遇什么问题。组织的未来是难以预知的，通过组织的行动只能致力于承担当下的任务，并在对当下任务的承担中 增益于人的共生共在，至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将在下一个时点上把什么样的新任务投向我们，是不可能 通过制定计划去认识和把握的。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通过组织而开展的集体行动具有随机性的特征， 所反映出来的是一个应变能力的问题，而不是在预先设计好的行动路线中去实现机械性的能力。如果封应急性的行动进 行评价的话，可以认为，当随机应变的行动构成了

26、一个连续的过程时，是能够显示出组织的强大能力的，所取得的成果 也是可嘉的。要想使组织获得应变能力，就需要拥有危机意识，并基于危机意识去对组织的各个方面进行设计和安排。在工业社会中，一切社会安排都是基于利益意识作出的，利益意识的主导作用却排斥了危机意识。在人们有着“宝 贵险中求”的心态时会倾向于冒险，这可以说是风险意识的某种表现，但这种风险意识是不同于危机意识的。也许人们会 说，出于利益实现的要求也会生成危机意识，但这种危机意识其实是一种从属性的意识，而不是与利益意识有着同等地 位的。相反，在人们的利益追求中往往会生产风险和制造危机。基于21世纪初的一些基本的经验，萨弗兰斯基描述了 恐怖主义与媒

27、体共同打造出了风险社会的状况，这可以说是人们在不自觉中生产社会风险的典型案例。萨弗兰斯基说： “一段时间以来，属于全球的风险和属于操心之现实文化的，还有恐怖主义。它是从人的险恶一面出发来威胁人的罪恶。 恐怖不具备战争行动的可预估性。敌人无形无影。它突然出现，出手打击。恐怖主义者不仅杀戮和破坏，尤其是要散布 不安全。他在具体的以及象征性的层面采取行动。这涉及行动自身，然而也牵涉恐怖信息的传播。恐怖主义者生产恐怖 匕怀期待，媒体会散布恐慌由此导致了恐怖主义者与媒体的罪恶同盟，而正是后者照料着对于危险的无所不在 的感觉。” （4）显然，媒体是出于自身利益的目的而扩散恐怖的，大众则有着对轰动性事件的天

28、然偏好。在某种意义上，媒体是 利用了公众的某种非理性偏好而在谋利，有的时候，媒体是通过有意识的和有计划的行动去引导公众偏好的，而且在这 种对公众偏好的利用中最大可能地使媒体的利益得到了实现。媒体的这些做法在工业社会法治的框架下是允许的，甚至 可以解读成是得到鼓励的。因为，法治的理念往往将大众的偏好解读为“知情权”，而且也尊重媒体的所谓“新闻自由权”, 并用相应的法治设施为媒体制造恐慌气氛保驾护航。结果却是，风险社会首先是投射在人们心理上的阴影。当这种心理 阴影再度反映在人的行动和生活中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恐慌气氛也就得到再度增强。“在此，风险增加的自身活力不仅由 此产生，即生态学的、经济学的、金

29、融学的和恐怖主义的风险增大，而且风险的定义以及由此而来的对风险的感知也发 生改变。风险最初是危险、损害、事故，它们可以作为无意的、不管怎样一次行动之不得不承受的附带后果出现。但在 此期间，风险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得到大幅扩展。它不再仅仅涉及某种危险的、孕育事故的行动。”（5）这样一来，风 险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状态，而且是一种社会整体状态。所以，被称为“风险社会”，而且是总体性的风险社会。进入21世 纪后，当人类被投入在风险社会中的时候，这种状况并未改变，反而呈现出了某种变本加厉的状况。这说明媒体的利益 追求排斥了危机意识，既然如此，也就更不可能期望媒体帮助公众树立危机意识了。总之，由于整个社会的危

30、机意识的 缺乏，使人类在风险社会的未明水域中一步一步地走向更深处。吉登斯认为，“在大部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中，是否存在风险甚至都会受到怀疑（6）。人们以为为了某个明确的 目的去生产、制造等，却不知道那些社会性的活动为自己带来了风险，甚至到了灾难降临的时候，也不愿意承认是自己 的行动带来了灾难。如果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之目的而做了那些生产、制造等，则会通过撒谎、造谣而把人们的视线引 到其他方向上去，以求逃避自己应为那场灾难负有责任。从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流行期间的情况看，美国的政治家们 因为某种傲慢而在“抗疫”方面不作为，也因为这种不作为而制造了风险，使危机状态变得更加严重。当情况变得不可收 拾的

31、时候，这些政治家们为了逃脱责任而开展“甩锅”行动，试图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中国。为了使寻找“替罪羊”的做法达 成期望，就不顾事实地撒谎、造谣，甚至以一副强权话语的姿态同科学家们进行较量。之所以美国会在2020年的这场 瘟疫流行中陷入失控的境地，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公共卫生设施和医疗条件一流的国家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不 难理解的是，因为政治家们是在竞争政治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和运用这种环境所形塑出来的行为模式去开展行动的，即 热衷于政治斗争和缺乏危檄意识等。正是这些，是瘟疫在最不可能爆发的美国演化为大规模灾难的原因。也就是说，对 于美国这样一个霸权国家来说，并没有认识到人类已经陷入了风险社会，而

32、是让政治以及社会治理活动在传统竞争政治 的轨道上运行，政治家们热衷于按照强权可以控制和支配一切的思路行动。从美国总统在新冠病毒流行初期的一些发言 中就可以看出，所谓“我非常熟悉病毒”“只不过是一个大号的感冒”等等，都处处透露出霸权心态，以为病毒也会像世界上 的其他国家那样听从他的支配。当一个人变得狂妄的时候，不会有危机意识。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当它拥有霸权意识的 时候，也就不会有危机意识。霸权意识与危机意识是不相容的，不可能为人们同时拥有。在没有危机意识的情况下，危 机的到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三、危机意识与风险社会中的生存之道奈特重复了无数理想主义者一再申述的一种观点，那就是，“人生的重要意义

33、是，发现生活的乐趣，而不仅仅是： 消费最大数量的财富。那些变化万千、标新立异、出人意料的事物给人们带来的价值，我们必须给予极大的重视我 们心中的愿景是，不管人类是否有普适价值（尽管这个问题在任何生活中都难以分离），人们都应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同 世界里，在那里人们相互认可，相互尊重，互敬互爱。这样，每个人担当责任，自由选择，最大可能地实现自我（7） o 虽然这种表述仍然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做出的，却是必须加以倡导的一种人的生存原则。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 条件下，特别是在风险社会中，人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出于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人们也许可以不去考虑自我实现的 问题，但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则是必须通

34、过他人而实现的。这样一来，担当社会责任、自由选择就不再是一种说教，而 是一种生存法则，是人们必须加以承担的。也许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但当每个人都通过合作而与他人共同行动，就能 够汇聚出在风险社会中生活和生存的力量。就个体的人来看，或者说就个人的环境适应能力来看，这种适应能力的提升也是一个渐进的社会过程。虽然20世 纪的科学技术发展使这个进程呈现出惊人的加速态势，但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这样一场社会变革运动之中，肯定会产生 人对社会发展的严重不适应问题，即人的能力的提升往往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从后果上看，这种不适应往往引发诸 多社会震荡，因为不适应而产生的许多非理性的行为会造成社会失序和不同族群的

35、激烈冲突，从而增加了社会风险。这 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更是一个需要我们必须正视和加以解决的问题。在对各个方面进行思考后，我们认为，确立起 新的观念，探寻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生活及其行动模式，是首当其冲的准备工作。其中，人们的合 作行动就是人们应对风险挑战的唯一出路。应当看到，在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类受到自然的奴役，自然风险是人无所回避和必须面对的。工业 化提高了人类抗御自然风险的能力，但在人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得到提升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生产出新的风险，而且这些 新的风险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实际上，人们在工业社会中提升了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却在此同时不断地生产 社会

36、风险，并使这些社会风险累积了起来。当人们面对那些由人的活动生产出来的社会风险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获得 的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和技巧已经失去了应用价值。我们相信，社会风险肯定是可以应对和克服的，但我们需要努力寻 找和发现的是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和技巧。在某种意义上，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和技巧是由危机意识形塑出来的，人们 只有有了危机意识，才会随时准备应对突然出现的危机事件，才能在风险社会中努力去发展驾驭风险的能力和技巧。人类在工业社会中的生活和活动经验越来越让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传统的生活领域以及生产领域也在人类进入 风险社会中遭遇了风险。比如，在农业社会中，农业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靠天吃饭”的范畴

37、，但总体上从耕种到收获 是可以预期的，而且人们在农业社会中也一直努力通过发展农业技术去应对自然的不确定性。但是，在农业工业化的过 程中，因为农业生产的诸多环节需要在市场中实现，使不确定性程度得到了增强，而且这些不确定性也会以风险的形式 去加以表现。我们看到，当农民不再能自己为自己的再生产准备种子、肥料以及各种各样的作业工具时，也就意味着农 业已经具有了工业的属性，从而成为工业社会的构成部分。如果说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还仅仅是把农业拉进了消费链中， 那么，到了 20世纪后期，农业在消费链上的角色已经不能充分证明它是工业社会的一部分，而是用它在生产链上的角 色去证明它从农业社会中遗传而来的所有特征都

38、被彻底地剔除了。结果，农业可以从“靠天吃饭”的状态中走出来了，来 自大自然的风险被降低到了最低程度，可是，来自社会自身的风险却增大了，受到人为建构的风险的袭击，受到市场力 量的骚扰，农民被置于不确定性之中，无法对自己的收益抱定合理的期望。即便对于农产品的消费者来说，“蒜你狠”“姜 你军”“豆你玩”等，也是在流通环节中所制造出来的风险。所以，对于农业这样一种具有稳定性的产业来说，在风险社会 中也是需要拥有危机意识的。就个人而言，“在不确定性面前阐明风险、采取措施和接受风险的意愿和能力被认为是一种特别的优势。虽然一些 冒险后来被证明是不明智的，但是没有冒险，就是对现状的含蓄接受。不愿意接受不确定性

39、的激励，才是前进的真正障 碍”（8）。这就是工业社会从个人那里获得进步动力的奥秘。对于陌生人社会而言，每一次与他人的交往，每一项竞争 活动，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同样，每一位科学家在面对着未知的领域或问题时，也都意味着研究活动是充满不确定性的, 接受不确定性的挑战，只有迎着不确定性前行，才能创造出有益于个人也有益于社会的成果。但是，当我们置身于风险 社会的时候，个人能够单凭自己的勇气去面对不确定性吗？如何去迎接不确定性的挑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会形 构成一种完全不同于工业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和活动态度。在我们进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状态中的时 候，首先，我们认为个人已经失去了单凭勇气

40、去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资格淇次，在工业社会为我们准备的工具箱中， 也不再能够找到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思想、理论和行动方案了。这就是风险社会的现实，面对这一现实，唯有基于 危机意识的随机反应行动才是我们在风险社会中的生存之道。贝克也指出，在风险社会中，“工厂时代，那工业时代的大教堂可能不会终结，但其对未来的独占正在被打破。这 些服从于机械节奏指挥的巨大的等级制组织，也许适合于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业环境中不断地生产同样的产品并完成同 样的要求，但借用一个与这些组织一起成长起来的词来说，因为很多原因，今天这些组织已变得功能紊乱，它们不再与 工业化社会在其中，自我的发展侵蚀着工作世界的要求和谐一致了

41、。作为组织巨人，它们不能灵活地对快速变 化和自我变革的技术、产品变更和受政治和文化条件制约的市场波动在一个对风险和损害敏感的公众领域中作 出反应。它们的大规模产品不再能满足还在细分的亚市场的需要，它们无法恰当地运用个体化生产和服务的最先进技术” （9） o人们已经不能再按照工业社会的思维在风险社会中开展行动了，而是需要更多地考虑到具体性。人们面对的所 有事物、问题都是具体的，是无法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普遍联系的，找不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因为，当我们置身 于风险社会中，如果希望在联系的意义上根据关系的状况进行分类并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而对那些关系进行控制，如果 希望通遇把握当下与未来的关系去预

42、谋对未来的控制，就会堕入空想。面对具体性的事物和问题，只有在其出现了某种 端倪的时候，才能作出应对的选择。因此，我们提出的是即时行动的构想。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需要行动 的时候是否能够立即作出反应，是什么因素为此提供支撑，显然是危机意识。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只有当我 们拥有了危机意识，才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当风险以危机事件的形式出现的时候立即作出反应。应当说，20世纪后期以来，关于风险管理的观念已经确立了起来，事实上也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付诸行动了。但是， 这种管理依然具有明显的控制特征，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也就是说，这种管理是服务于既有秩序的稳定，是在用控 制风险的方式去应

43、对根本不可控制的社会风险，而不是根据社会风险的实际情况去应对风险。所以，它的表现总是反映 在对指出了风险的人的控制和压制上。就如贝克所说的，“精确的风险管理工具正被磨得锋利，斧子正被抡起来。那些 指出风险的人被诽谤为杞人忧天和风险的制造者。他们所表明的威胁被看作是未经证实的（10） o虽然这显得有些荒 唐，但在现实中却屡屡发生，风险往往受到忽视，而指出了风险的人往往受到压制、摧残等。在很多情况下，这样一种 风险管理等于是为危机事件的袭来和爆发提供了一张头等舱的机票，所以，说这种风险管理呼唤出了危机事件也不为过。 从进入21世纪的经验来看，这样一种风险管理往往是在危机事件到来后而摇身一变成为应对

44、危机事件的行动，最后取 得了胜利，但那是一种惨烈的胜利，付出的损失往往是非常巨大的。然而，这似乎又是我们在风险社会中生活和生存必 须付出的代价，类似于蒙昧时期的人们的宿命观中的映象。在风险社会中，一切面向未来的前瞻性研究都是非常困难的，就如贝克所说的，“追踪早已伴随着陈旧事物的衰亡 而开始出现的新范畴，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11） o风险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意味着无论我们采取什 么样的手段，都无法预知危机事件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形式袭来。既然我们无法预知危机事件到来的时间、地点，也 不知道危机事件以什么形式出现，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随时应对危机事件的准备。这种准备的具体内

45、容也许 并不清楚，但是，拥有危机意识，则是这种准备中的最基础性的因素。当然，社会科学代表了人类的心智。如果把人类 比作个人的话，就会看到，在他年幼时离不开父母，在对父母的依赖和崇拜中通过想象性的思维拓展而把父母神化，从 而获得一个可以依偎的地方。就社会而言，这个阶段就是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创造了神与宗教。 当个人的成长进入一定的时期能够玩游戏了，也开始思考问题了，因而会围绕着怎么玩游戏的问题进行争论。所以，我 们才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看到“集权”“民主”等词语常常挂在人的口头上。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也许意味着人长大 了，需要去找份工作干，负起一些责任。但是，在人类成长到了

46、这个阶段的时候，社会科学家却拖了后腿，仍然停留在 少年时期的那些争论中。就此而言，社会科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为人类心智不成熟的标志，让人类在风险社会中耽 于那个怎么去玩那些游戏的争论中，而不是去考虑如何应对风险、危机，即如何在风险社会中生存下去。与之不同，如 果社会科学能够代表成人的心智的话，那么，就应当把危机意识注入社会科学之中。就如人长大成人进入社会和工作场 所并与陌生人开展交往和互动的时候需要有危机意识一样，如果他在社会过程中仍然像依偎在父母的怀抱中一样有着盲 目的安全感，或者围绕着如何玩诸如民主、集权的游戏那样而争论不休，风险就会在他享受着父母怀抱的温暖时积聚起 来，就会因为如何玩那

47、种游戏的争执而生产出风险，并有可能以危机事件的方式降临到他身上。总之，在风险社会中， 从个人到社会，从政治到管理，都需要拥有危机意识，这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也应当成为一种科学原则。特别是社 会科学，应当在培育危机意识方面发挥作用。（参考文献）（1） （6）（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14, 27. （10） （11）（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28, 273, 51, 5.（3）（美）艾丽斯M.杨.包容与民主（M）.彭斌，刘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68.（4） （5）（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时间它对我们做什么和我们用它做什么（M）.卫茂平译，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81-82, 82.17）（美）弗兰克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郭武军，刘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272.（8）（美）亨利N.波拉克,不确定性的科学与不确定性的世界（M）.李萍萍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5： 6.